致 良 知
丁大衛的名字我聽說過，他的事跡也約略知道一點兒，但一直沒往心裏去。直到編輯向我約稿，才第一次認真了解他的行跡，關注他的事跡。早在2000年錄製的那期《實話實說》我沒看過，但看了網上至今浩如煙海的帖子和留言，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
丁大衛是個美國青年，若幹年前來到中國，在一所最普通的郊區小學任教。因為做人和教學深受師生喜愛，後來當了校長。大概是在1998年底吧，想到西部看看的丁大衛來到蘭州，應聘當了大學老師。學校給大衛定的月工資是1200元。大衛了解到1200元在當時的蘭州算高工資，就主動找到校方，要求把自己的工資降下來，怎麼也不肯超過1000元。學校拗不過他，最終隻好給他950元。這樣一點錢大衛並不覺得少，麵對崔永元“每月工資是否夠用”的提問，大衛憨厚地說：“夠了，每月的錢除了買飯票，就是用來買些郵票，給家裏打打電話，三四百元就夠了。”
節目組特意讓大衛帶來他在中國所有的家當：一頂家鄉足球隊的隊帽；一本裝有親人、朋友和他教過的學生照片的相冊；一個用精致相框鑲好的一家人溫馨親昵的合影；兩套換洗的衣服，其中一件舊軍裝是大衛父親當兵時穿過的，整整40年了，大衛向觀眾展示時，很有些驕傲地說它漂亮啊。還有一雙雜牌運動鞋，以及飯盆、口杯、牙刷、剃須刀等生活必需品。最讓我動容的，是大衛的行囊中居然有一麵鮮豔的五星紅旗。大衛說：“我時時帶著它，就是為了提醒自己，我現在是在中國，我要多說美麗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間來，看到牆上掛著的五星紅旗，也會縮小我們之間的距離。看到這麵國旗，我就會告誡自己：你現在是一位中國教師，要多為中國教書育人。 ”
當崔永元問大衛在中國感覺苦不苦時，他說：“很好的，比如這次你們中央電視台就讓我這樣一個平凡的人來做嘉賓，而且還讓我坐飛機，吃很好的飯菜。”麵對自己“像雷鋒”的讚揚，大衛並不否認，隻是覺得“雷鋒挺平常的，他隻是一個憑良心做事的人，這樣的人不應該隻有一個，每個人都應該做得到的”。
從有限的資料中，我實在看不出大衛有什麼驚天動地的舉動，也看不出他作出了多麼了不起的貢獻。從外表到內心，從話語到行動，他似乎都是一個極其平常的人。但就是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用極平常的舉動和話語踏實工作、勤儉生活的人，讓我們特別感動。許多大衛的同事、他教過的學生，還有學生的家長交替出現在鏡頭前麵，一一訴說大衛的可敬與可愛，有的人情到深處，禁不住熱淚盈眶。一個女孩對著鏡頭說：“丁老師從來沒罵過我，但我真的好怕他啊，因為我怕看他因我而失望的樣子。”最後是大衛教過的那所小學的孩子們爭先恐後地搶到鏡頭前，流著淚喊：“丁老師，你回來教我們吧！”
在不少模範人物的事跡報道中，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話，叫做“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衛似乎並未獲得過什麼崇高的榮譽和獎勵，也從未戴上過耀眼的勳章。但透過這些普通人的真誠訴說，你不覺得那比任何獎勵都更有價值嗎？大衛的舉動的確是平凡的，但同時也是崇高偉大的。因為看似平常的舉動，大衛能夠做到，我們不一定能做到；大衛能長期堅持，我們或許隻能堅持五分鍾。大衛這個來自真實生活的典型，不是刻意製造的，不是人為拔高的，而是從生活的土壤中像莊稼一樣樸樸實實生長出來的。他離我們很近，感覺很親切，除了鼻子比我們高，好像其他方麵都和我們一樣平常。但他已經做到的事情我們甚至連認真想一下也沒有過，更不要說去做。因而我們為他而感動，在他麵前感到慚愧。對照他的平凡和樸實，越發見出我們“皮袍下的‘小’”來。在這個物欲橫流、唯利是圖的社會氛圍中，我們不僅體驗了久違的感動，而且開始重新思考關於人、人生意義和價值、人的幸福和尊嚴等問題。
丁大衛不是哲學家，不是倫理學家，他沒有一套一套的理論體係，也沒有成形的理論觀點，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宗教比如基督教的背景。當我試圖通過他平凡樸素的行動尋找這背後的思想動機和理論根據時，總是遭遇失敗。他似乎是一個僅僅憑借本能和良知行事的人，他的所有善舉似乎都是一種下意識的、自然而然的舉動。在他有限的話語中，絲毫看不出“有心為善”的主觀意向，更看不出刻意作秀的任何痕跡。受到讚揚時，他會像盧梭推崇的優秀青年那樣感到害羞，認為人們未免把一點平常的小事過分誇大了，賦予了有些誇張的意義。而當麵對中國國旗時，他的眼中所流露出的崇高與責任，讓我們這些華夏兒女不能不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