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助學貸款業務上，成敗的關鍵在要千方百計地調動銀行的積極性。而且，此種積極性的調動不隻是強調銀行業的社會責任，而是要讓銀行看到在國家助學貸款業務上的商業利益。
美國最重要的助學貸款有兩種：一種叫做“帕金斯貸學金”。這種貸學金直接來自於政府，而不是銀行。
學校拿到政府發放的資金後，貸款給家庭經濟狀況困難的學生。學生在校期間，政府支付利息，利率為5%。一個本科生總共可以借1.5萬美元，（中國為每年5000元人民幣）研究生可以借3萬美元。學生畢業9個月後開始還款，還款期限一般為10年。（中國為4到6年）。
看看這個條款你就會明白，中國的助學貸款與美國的助學貸款差別有多大。
既然國家以《憲法》的形式，賦予了每一個公民的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那麼，國家就應當為此種權利承擔義務。
這就是建立“帕金斯貸學金”的法律基礎。
另一種叫做“斯坦福貸學金”，這是美國目前最盛行的國家助學貸款。“斯坦福貸學金”分兩種形式：
一種形式是資金直接來自於政府，政府承擔風險；另一種形式是由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由州政府進行擔保，聯邦政府進行再擔保。
如果學生違約沒有歸還貸款，或者由於死亡、疾病等原因無法還貸，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將向銀行賠付95%的拖欠貸款。於是，對於銀行來說，助學貸款幾乎是沒有風險的。這就從根本上解除了銀行的後顧之憂。
“斯坦福貸學金”的利率上限是8.25%，具體的利率都在每年7月1日，根據當年中央銀行的基礎利率進行調整。
由於美國過去幾年一直降息，所以“斯坦福貸學金”的利率目前非常低，2004—2005年的利率是在校期間2.77%，畢業後3.37%。一個本科生最多可以借4.6萬美元，一個研究生可借13.85萬美元。（可借的金額比“帕金斯貸學金”更大，這是它“最盛行”的原因。）學生從學校畢業6個月後開始還款，還款期限一般為10年，最長可以延長到30年。（還款期限也比“帕金斯貸學金”更長，這是它“最盛行”的第二個原因。）。
在取得“斯坦福貸學金”的學生中，家庭經濟狀況困難的學生，還能得到政府的利息補貼，自己不用支付大學期間的貸款利息。
由此可見，在美國的助學貸款中，政府和學生是主角，銀行是配角。銀行經營學生貸款，風險很小，卻能贏利，所以，這是一個三方“多贏”的遊戲。
降低貸款風險，重要的一環就是提高還貸率。中國幾家商業銀行的統計顯示，不少高校畢業生助學貸款的違約率超過了20％，有的甚至高達30％—40％。借出去的錢成了潑出去的水，銀行自然對此業務便退避三舍了。（需要指出的是，這個由承辦銀行所統計的數字，是個過於誇張的、注了水的數字）。
美國也經曆過類似的尷尬。
2003年9月16日，美國教育部長佩奇發表講話說：“在1990年，美國學生貸款的拖欠率達到了曆史最高峰22.4%。經過十幾年的努力，這個數字在2002年，下降到了5.4%的曆史最低點。”那麼，美國政府是如何作到這一點的呢？
首先，美國政府在防範風險上大做文章。政府規定了更加靈活的還款方式和非常多的優惠減免措施。
學生畢業後，可以每月還固定的數額；可以開始還得比較少，然後逐漸增加；還可以根據個人的收入增減，采取靈活的浮動還款方式等。總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畢業後的就業和收入情況，靈活采取還貸方式。
而且，學生畢業後，如果沒有找到工作，或者生病、受傷、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還可以申請延期還款。政府的各種減免措施更是格外人性化。比如，畢業後如果去中學當老師，教滿5年，可以免除1萬美元的貸款；如果去貧困地區去當教師，可以減免更多。
像美國一流的法學院、商學院等，讀完四五年的學業，學生常常欠債十幾萬美元，不過，水漲船也高，這隻相當於這些院校的畢業生就業的起點薪俸。
但是，如果學生願意放棄這樣的待遇，甘願拿3萬多美元的年薪，去給窮人當律師，貸款可以全部免除。紐約大學為此一年就曾免掉過250萬美元。當然，這些減免的費用，最終要由政府或大學來承擔，而不是由銀行承擔。
對於銀行，政府則利用經濟杠杆，讓它們更加主動地去收回貸款。雖然政府為學生貸款提供95%的擔保，如果發生拖欠，銀行自己要承受5％的損失。這就提高了銀行追討債務的積極性。
一家叫做“美國基金會”的金融機構，大規模地參與了助學貸款的追討業務。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卡爾說，這些年來，公司專門成立了防範拖欠委員會，並派代表和專家到各個學校，對學校的相關人員進行防範拖欠免費培訓。
該公司發放的學生貸款，2002年的拖欠率下降到了4.5%。另外，一旦發生拖欠，銀行可以要求政府承擔損失，但要求政府承擔損失時，銀行首先要提供自己已經盡了最大努力，確實無法收回貸款的證據———包括與拖欠者進行電話聯係的記錄、郵寄的追討信件記錄等等。
對於學校，政府也利用法律手段促進助學貸款業務的完善。
美國1992年《高等教育法》的修改法案規定，如果某個高校學生貸款拖欠率太高，教育管理部門會對其進行審查，暫停該校學生的貸款申請資格。如果拖欠率1年達到40%或連續3年達到25%，該校學生將失去獲得貸款的資格，這將嚴重危及學校的生存。
在防範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手段是“罰”。凡是拖欠貸款的人，銀行會把拖欠者的賬戶轉給專門的追款機構，不僅沒完沒了的電話、信件讓拖欠者永無寧日，各種滯納金、額外的利息、追討過程中所需的費用等，也將懲罰性地落在他們的頭上。
對於這一點，我們似乎也可以效法，免得楊白勞逼死黃世仁的鬧劇繼續上演。
銀行還會把惡意拖欠者的有關情況，報告給社會上的信用評級部門，惡意拖欠者的信用評分就會大打折扣，今後他要是想貸款買車、購房，就希望渺茫。這對於習慣於寅吃卯糧的美國人來說，是件很嚴重很嚴重的事。很少有人敢冒這個險。
而且，在美國的個人資信係統中，有兩個記錄———逃稅記錄和助學貸款違約記錄，會終身相伴，一輩子帶著這種汙點，將很難翻身。
對於那些惡意拖欠的人，最嚴厲的懲罰將是被訴諸法律，由法院強製執行，並由拖欠者負擔審判費、律師費等等。如此嚴厲的懲罰起到了殺雞儆猴的作用，既讓人們更加崇尚信用，也讓美國的助學貸款製度能像源頭活水，奔流不息。
將美國的國家助學貸款與中國的國家助學貸款加以對比，不難發現，兩者的差異還是相當明顯的。即使與新的國家助學貸款加以對比，兩者的差異也仍然是相當明顯的。
我們說中國的國家助學貸款的違約率太高，並非中國大學生的個人信用太差，而是我們的製度設計、履約條件太苛刻。
還有，在國家助學貸款的製度設計上，我們對銀行業的商業利益考慮得太少，而對銀行業的社會責任又強調得太多。
將兩種製度細細地加以對比，我們會發現，如果我們能在1998、1999年在國家助學貸款的製度設計之初，就作好這件事，我們就會少走許多彎路。中國的高等教育會有更大的發展，而中國的貧困生會少受許多苦。
年年新學年開學之際，我們的媒體都要發起為沒錢繳納學費的學生募捐，其實，如果我們作好了國家助學貸款，又何需去為窮學生募捐?又何必使家境困苦的學生，處在等人施舍的難堪之中?讓窮學生覺得自己低人一等。
而且，我們為什麼不問一句，既然這是一種國家助學貸款，為什麼隻有貧困生在能得到?既然是有借有還，為什麼不能讓想得到的學生都得到，就像美國的國家助學貸款一樣，複蓋麵達到在校生的80％以上?
還有，為什麼學生讀書的錢，一定要由學生的家長掏?這就難怪大家對學費的昂貴怨聲載道了。
當我們讀到媒體上報道的中國大學生中的窮學生，每到開飯時不敢去食堂，隻吃主食不吃菜，甚至像乞丐一樣，去揀拾吃別人拋棄的剩飯剩菜；當我們讀到陝西渭南師範學院物理係2000級女生興亮華，由於拖欠學費和生活費而被逼退學，以至於先是割腕自殺未死，後又跳樓自殺身亡。我們的心中該作何想?
我們能不為我們在國家助學貸款的製度設計上的缺陷而內疚、而自責嗎?
國家助學貸款的製度設計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經濟導刊》2005年第03期）
我們不能不嚴重關切這樣一組數字：中國的中小微企業為中國經濟的增長貢獻率為60%，為中國就業的貢獻率為80%，而獲得中國金融業的支持率為15%。對此，我們還能隱忍不發嗎？
民間信貸破冰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什麼？
新聞事件：首單私募債花落麗水或溫州
2012年5月23日，《溫州商報》報道說：《首單私募債花落麗水或溫州》。該新聞中說：
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口中經常提到的中小企業私募債，已成事實。首批中小企業私募債品種，有望於6月中旬推出。首單私募債將有可能花落浙江的麗水或溫州。
有消息稱，首批中小企業私募債試點設定在浙江、江蘇、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在內的，六個中小企業集中區域。首批中小企業私募債試點，已大致定了下來，而首單中小企業私募債花落誰家更引人關注。
而華寶集團董事長、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秘書長付祥隆更是在微博上表示，中小企業私募債第一單溫州即將啟動。
這個消息非同一般。
這是中國己呼喚了多年的打破中國金融業壟斷，開放民間資本進入中國金融業，現在終於有了準信兒。很準很準的準信兒。
開放民間資本進入中國金融業的實施細則己經公布，實施的日期也己確定，一切都成定局。而這個領域，自中國建國六十多年以來，是一桌國家獨享的滿漢全席，誰敢隨便伸出一雙筷子，大刑伺候。格殺勿論。
可問題是，自2010年以來，不斷上行的物價，不斷上行的CPI，逼緊國家放慢印鈔機的運轉速度，並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行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結果是：壓下葫蘆浮起瓢。
存款準備金率上行固然使不斷上行的物價受到抑製，但卻造成了中國成千上萬的、大批的中小企業倒閉潮，其後果比物價上漲的危害越發嚴重。吃差點兒總比沒飯吃強吧。與此同時，瘋狂的高利貸更是推波助瀾，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動蕩不安。
2011年，存款準備金率的高位上行，使銀行無錢可貸，抗風險能力弱小的中小微企業，遭受人力成本快速上行，人民幣升值快速上行的兩線夾擊，能活下來真不容易。
我們不能嚴重關切這一數字：中國的中小微企業為中國經濟的增長貢獻率為60%，為中國就業的貢獻率為80%，而獲得中國金融業的支持率為15%。對此，我們還能隱忍不發嗎？
說到此處，我們再來讀一則新聞.
從老佛爺不殺喬致庸到吳英免死
2012年5月21日，舉國關注的吳英一案，終於塵埃落定。
被最高人民法院死刑“不予核準”而駁回的吳英一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重新審理後，對被告人吳英集資詐騙案作出終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吳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其個人全部財產。
不殺吳英是一個訊號，中國將改善民間資本進入中國金融業的法製環境。
曆史常常會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而且那麼地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富有戲劇性。要不，人們怎麼會說，“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呢。
最高法院不核準吳英死刑，讓人想起的是兩次被押赴刑場問斬西市，兩次刀下留人的，老佛爺不殺的喬致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