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幾個主要思想界的刊物集中於北方不同，《時代》所持的一些基本觀點，體現出南京思想界截然不同的取向和對政治的理解。當然在支持國民黨的態度上，《時代》似乎趨向“保守”，但是對於“獨裁”政治的公開倡導，卻不能視為其“保守”的理由。《時代》群體也不同於主要有著英美留學經曆的《獨立》群體。他們留學主要在三個國家：薩孟武和雷震都在日本的京都帝國大學攻讀過法學；楊公達、阮毅成、樓桐蓀、章淵若留學巴黎大學；葉元龍、何浩若、杭立武則屬英美派，而且主要學習的是政治學或經濟學。《時代》的核心言論大體出自前兩派人之筆，他們的專業都是法學。法國和日本的留學經曆，以及法學家的背景，決定了他們的政治言論。楊公達和阮毅成與薩孟武似乎都受當時“主權多元論者”影響。同時，他們主張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應該采取不同政體，並不存在普世的善政，則明顯帶有孟德斯鳩的色彩，因此他們認為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改造政治，而不是馬上實現民主政治。這被信仰民主、憲政的反對者，稱為“實際主義”（詳見第三章）。這些思想都明顯受到當時英法流行的政治理論的影響。
《大公報》與《國聞周報》：“社會輿論”的承當
討論1930年代的思想界，自然不能忽視《大公報》和《國聞周報》的言論。如果說以上討論到的刊物主要代表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那麼《大公報》則主動承當起了“社會輿論”的角色。《大公報》在1926年9月複刊的《本社同仁誌趣》中，吳鼎昌強調了他的辦報宗旨，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則。而1944年吳鼎昌也指出，辦報的目的在於“為新聞而新聞，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強調了它“為了人民全體利益”的公共的立場。從《大公報》在現代中國曆史上所起的作用來看，它基本上保持了這種“獨立”、“理性”、“公共”的輿論地位。
這家由私人出資興辦的報紙，在複刊後短短的幾年時間，就成為了全國知名的“輿論”彙集所在。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是報紙的創立者，吳氏最初投資了50000元，並且主要負責報紙的經營和管理，張氏和胡氏則專心辦報。胡政之曾經主持《國聞周刊》，1926年“大公報新記公司”成立後，原來胡麾下的《國聞周報》和“國聞通訊社”便成為了《大公報》的附屬機構。“國聞通訊社”曾經同“安福係”有著密切聯係。《國聞周報》存在了13年，出版了14卷，每卷50期，發行最多時每期達到了1.5萬份，在當時是出版時間最久、發行量最多的新聞周刊。《大公報》和《國聞周報》實際是一家，它們互相促進、互相依賴，其發表的文章基本來自同一個作者群體。
年代是《大公報》最重要的發展時期。1931年5月22日，《大公報》發行滿一萬號，國內外政界、知識界、新聞界的代表都發來賀詞。胡適在文中稱讚道，《大公報》雖然起步很晚，“比起那快六十歲的《申報》和那快五十歲的《新聞報》，真是很幼稚的晚輩了”，但是它卻無愧“全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這真是“後生可畏”了。他希望大公報再接再厲，在世界最好的報紙中占一個榮譽的地位。1936年《大公報》複刊十周年的時候，開辟了上海分社，津滬合計日發行量已經由1926年的2000餘份達到超過十萬份，並行銷除東四省以外各省1300餘處，《國聞周報》亦由兩千份增加到兩萬餘份，該社資產價值已達四十萬元，而且在人員削減的情況下由最初的虧本逐漸轉為盈利。1941年，《大公報》由於它的卓越貢獻，榮獲美國米蘇裏獎章，這使得它可以與《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世界知名報紙相比肩。正是有了獨立經營的實力和世界範圍內的聲譽，《大公報》的言論才能在國內有著廣泛的影響，並且對政府的行為有所監督。
年代麵對著“國難”的日益緊迫，《大公報》和《國聞周報》充分承擔了為國家政治尋求出路的社會良心。之所以選擇它們討論193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狀況，而不是其他同樣有影響力的報紙（比如《申報》），主要原因在於它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係統的關注。它們探索了“國難”之際國民和國家應盡的義務，討論了國家的憲政問題，參與了民主和獨裁的論戰，對於統一、地方製度、行政效率、國際形勢等問題都有所涉及。這些討論主要反映在《大公報》的“社論”和它的“星期論文”之中，《國聞周報》也主要以討論國家的政治問題為核心。《大公報》的“社論”堅持每天一論，既有現實的針對性，同時又能跳出就事論事的俗套，體現了敏銳的洞察力和主筆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現實關懷。最初“社論”基本上由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包辦，“九一八”以後楊曆樵開始寫一些國際問題的社評，此後王芸生、曹冰穀、張佛泉等人開始參與到寫“社評”的隊伍中來，這增加了“社論”的專業含量。王和曹是《大公報》第二代的主要領導者。王對於中日關係頗有研究，曹則在1930年代初到蘇聯遊曆，寫了關於共產主義的許多報導，張是美國留學歸國的政治學專家，他負責國內政治改革的評論。
《大公報》還通過興辦形式多樣的副刊，起到了與學術界溝通，並且向社會普及知識的重要作用。《大公報》的專業副刊有先後有20多個，包括了《科學周刊》、《社會研究》、《世界思潮》、《經濟周刊》、《軍事周刊》、《文藝周刊》、《圖書周刊》、《史地周刊》、《鄉村建設》等。這些內容豐富、專業性與普及性兼備的副刊大多由學術專家來負責編輯，比如“南開經濟研究所”負責《經濟周刊》，何廉等人舉辦的著有成效的中國經濟調查和研究成果，在《大公報》上與讀者見麵；張其昀負責的《史地周刊》於史地學的發展意義重大；《科學周刊》由清華大學的夏堅白等人編輯；清華大學哲學係的張申府主編了《世界思潮》；梁漱溟則是《鄉村建設》的負責者，主要探討中國鄉村的改革。可以說，《大公報》是依靠知識分子的一份報紙，它聯合了輿論界和知識界的力量。
年1月，張季鸞提出了創立“星期論文”的想法，他希望每周能有一篇社評由外麵的專家學者來撰寫。1月7日，胡適的第一篇“星期論文”——《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文》——發表，此後除非有特殊情況，“星期論文”每周都按期刊登。
“星期論文”最初主要由《獨立評論》的成員負責，在其最初商定的八位作者中，有七位是來自《獨立》群體，而另一位是梁漱溟，不過任鴻雋已經早於梁氏在“星期論文”上發表了文章。《獨立》與《大公報》的這種密切關係和重要地位，得到了北方思想界的認可。當時有一種說法，把《獨立》和《大公報》視為北方輿論之所在，張君勱就認為兩家其實就是一家，道出了兩者互相倚重的實情。胡適經常替張季鸞等人籌劃“星期論文”，他本人也確實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來準備“星期論文”，即使是出國在外或者臥病在床，他仍然不忘關心《大公報》的一舉一動。隻是到了後來，“星期論文”的作者才超出了最初的《獨立》的幾位成員，而逐漸成為各個專業方麵的學術專家發表對於政治觀點的公開舞台。從以上列出的表中可以看出，其作者群體大多有留學的經曆（主要是英美），而專業則遍及文、史、哲、工、農、理、政治、教育、經濟、軍事等多個領域，其中大多為北方的學者、教授，且主要來自北大、清華、南開等幾個院校，與《獨立》群體的主要構成有相似之處。
以上討論了“思想界”的構成。本文的主要內容將圍繞以上幾個刊物的言論展開，當然在論述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也必須參考其他相關知識分子的意見。考察1930年代思想界所關心的政治問題時，我們發現他們討論的範圍是廣泛的，涉及了國家問題、政黨製度、政治模式以及社會改造等幾個方麵。在以後的幾章中我試圖就這些問題作一個詳細的說明，以展示193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狀況。
注釋：
①張灝曾經指出，轉型時代的中國思想麵臨著嚴重的取向危機，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麵就是“認同取向”的危機，“中國人應該如何重新作文化上的自我再認與自我定位，這個問題在轉型時期自然產生普遍的焦慮與困惑。”參見張灝：《轉型時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收於氏著：《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另外，近來關於自我認同的研究成為學界關注的重點，這方麵的代表作，參見（加）查爾斯泰勒著、韓震等譯：《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譯林出版社，2001年。本文這裏討論的是知識分子在劇烈社會變動中如何為自己的社會角色進行定位，與上述理論稍異。
②歐榘甲：《新廣東》，以及楊篤生：《新湖南》，均收於張鰓、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三聯書店，1960年，269—312頁、612—649頁。
③關於清末以來知識分子對社會分層的認識，近來已經有不少的論著。可以參見章清：《省界、業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與難局》，《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④ 《通訊》（黃遠庸—章士釗），《甲寅》一卷十號，1915年10月10 日。
⑤參見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文學革命論》，收於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79頁、263頁。關於“五四”時代以思想文化解決政治問題，參見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 甘蟄仙：《最近四年中國思想界之傾向與今後革新之機運》，《晨報副鐫》，1922年12月3日。
⑦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第四卷，亞東圖書館，1921年。（民國叢書影印本，上海書店，1989年）。
⑧ 甘蟄仙：《最近四年中國思想界之傾向與今後革新之機運》。《晨報副鐫》，1922年12月3日。
⑨ 周作人（署名仲密）：《思想界的傾向》，《晨報副鐫》，1922年４月２3日。
⑩ 胡適（署名Ｑ.Ｖ.）：《讀仲密君〈思想界的傾向〉》，《晨報副鐫》，1922年４月２７日。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7頁。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71、75頁。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再版自序，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收於氏著：《重尋胡適曆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68—169頁。
梁啟超的情況比較複雜，他之所以能保持在學界發言的一席之地，也是在研究問題的方法和取向上，開始自覺地向胡適等新派學者看齊的結果。關於梁啟超在學術上所受後輩學者的影響，可以參見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於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再版自序，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高名凱：《評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大公報》，1936年7月3日。
餘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收於氏著：《重尋胡適曆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所作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關於報紙、雜誌等出版物的發行與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形成之間的關係。參見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六章，譯林出版社，1999年。
甘蟄仙：《最近四年中國思想界之傾向與今後革新之機運》，《晨報副鐫》，1922年12月3日。
當時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失望，被白魯恂形象地描述為“共和幻像”（phantom
republic）。參見關於梁濟自殺的分析，可以參見林毓生：《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一個道德保守主義含混性的實例》，收於氏著：《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對於王國維的心理分析，參見葉嘉瑩：《從性格與時代論王國維治學途徑之轉變》，收於薑義華等編：《港台及海外學者論近代中國文化》，重慶出版社，1987年。
《新月》發刊詞，1928年3月10日。
列寧有關帝國主義的筆記，參見《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參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參見（美）阿裏夫·德裏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曆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03頁。
胡適、羅隆基編：《中國問題》序言，新月書店，1932年。
早在1929年，胡適就希望仿照“費邊社”研究社會問題的方式，由社內同人分工協作完成關於中國各個方麵問題的研究。《中國問題》一書就是這些研究的總彙，其中收集的文章包括，潘光旦：《序》；胡適：《我們走那條路》；羅隆基：《我們要什麼樣的製度》；青鬆：《怎樣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劉英士譯：《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一篇外論》；吳景超：《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陸放翁：《製度與民性》；全增嘏：《宗教與革命》；潘光旦：《性，婚姻，家庭存廢問題》；沈有乾：《我的教育》；潘光旦：《優生的出路》等。參見胡適、羅隆基編：《中國問題》，新月書店，1932年。
其中收集文章包括，張君勱、胡石青：《我們所要說的話》；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記者（張君勱）：《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記者（張君勱）：《我們要什麼樣的製度》；張君勱：《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張東蓀：《生產計劃與生產動員》；記者（張君勱）：《我們與他們》等。在關注的問題以及研究的方式上，《再生》都與《新月》群體有非常一致的地方，似乎都受到“費邊社”研究社會問題的影響。參見馮今白編：《中國往那裏去》，再生社，1934年。
參見陶希聖編：《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編者小引，新生命書局，1930年。
阮毅成：《政治的軌道是什麼？》，《時代公論》第92、93期合刊，1934年1月1日。
張蔭麟：《中國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物》，《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二十六期，1933年7月3日。
陳之邁：《我國的憲法問題》，《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二期，1935年1月7日。
張其昀：《中國國民之分析與民治之正軌》，《時代公論》第6號，1932年5月6日。
梅思平：《再論黨治問題》，《時代公論》第2號，1932年4月8日。
“廢戰運動”主要反對蔣介石為籌集“剿匪”經費而向他們強行增加攤派的“國債”，這個本來出於資本家自身利益發起的運動，很快得到了社會各界團體的支持。不過，這個運動很快便在國民黨的高壓下歸於失敗。參見（美）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77—80頁。
胡適：《廢止內戰大同盟》，《獨立評論》第3號，1932年6月5日。
天津《益世報》社論，1932年5月27日。
馬季廉：《中國政治何以不上軌道》，《國聞周報》九卷一期，1932年1月1日。馬季廉：《中國政治出路商榷》，《國聞周報》九卷三十二期，1932年8月15日。
本文強調思想界在1930年代對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體現出一種難得的“現實主義”取向，即反對價值的論爭而體現出對事實研究的重視。隻有在這一前提下，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主”與“獨裁”論爭，詳見第四章。
這八九個朋友是指胡適、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後來陶氏並未參與，因此除外。參見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年，144—145頁。
胡適：《丁文江傳》，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3年，120頁。
以上數據可以參見《獨立評論》的相關統計。以及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
本表主要參考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12—13頁）以及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0—92頁），但是又有一些修改。表中人物的排列次序基本按照他們與《獨立》關係的密切程度，並沒有完全按照發表文章的數量的多少，排在前列的即是胡適所說的《獨立》創始者和核心成員的那“八九個朋友”。發表文章在10篇以下的都未收入，但是何廉、周炳琳、周詒春三人除外，他們三人都是後來加入“獨立社”的社員。陶孟和未能收入，他隻是最初參與聚餐的討論，後來並沒有加入獨立社。
《獨立評論》第一號，引言，1932年5月22日。
胡適：《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獨立評論》46號，1933年4月16日。
當前有一些論者為了維護胡適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中的領袖地位，顯然忽略了《獨立評論》時期胡適對“獨裁”的態度。他們的相關文章可見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
張君勱：《輿論的造成與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冊，1931年11月1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參見餘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收於氏著：《中國知識分子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參見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李家驤：《“國社”“民社”骨肉團圓》，引自方慶秋編：《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4—6頁。
參見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107—109頁。
全麵抗戰爆發後，張君勱和張東蓀與民主同盟關係密切。但是戰爭結束後，這種聯盟逐漸瓦解了。張君勱在1940年代達到了他個人組黨參政事業的高峰，民主社會黨參與了“國大”的競選，不過這也成為了他和張東蓀分歧的導火索，而民主社會黨也因此開始內部的公開分裂。參見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年代，二張在一些基本觀點上產生分歧，張東蓀似乎進一步被蘇俄在二戰中的成就所吸引，他認為蘇俄體現了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結合。參見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上海觀察社，1948年。
參見張君勱為張東蓀著作《思想與社會》所寫的序，收於《中西印哲學文集》，台北：學生書局，1981年。
年，張君勱和其他三位熊十力的弟子簽署了著名的代表“新儒家”誕生的文化宣言，因此被列入中國20世紀最著名的保守主義陣營。關於“新儒家”，參見張灝：《新儒家與當代中國的思想危機》，收於氏著：《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參見張君勱：《二十餘年來世界，政潮激蕩中我們的立場》，引自方慶秋編：《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87—95頁。
張君勱：《養成民族思索力》，收於《中西印哲學文集》，台北：學生書局，1981年。
通訊（陳豪楚—張其昀）：《讀了〈時代公論〉以後》，《時代公論》第8號，1932年5月20日。
《人地學論叢》由張其昀發表的一些論文和幾篇講演彙集而成，論文幾乎都在《東方雜誌》、《時事月報》、《地理雜誌》、《時代公論》等刊物上公開發表。其內容包括西北的開發、東北的地理與政治，以及作者對於國際形勢和中國民治的基本看法。詳見張其昀：《人地學論叢》，時代公論社，1932年。
《國立中央大學一覽：法學院概況》，民國十九年中央大學出版。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杭立武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6月，10頁。
按照杭立武的說法，中國政治學會的發起，最初由他征求了中央大學政治係同事陶希聖、吳頌皋、劉師舜、梅思平、楊公達等人的意見，然後再通函京滬平津武漢廣州等高校的政治學同人。參與政治學會成立大會的學者中，有相當多都是中央大學法學院的教授，而且很多都在《時代公論》上發表過文章。見杭立武：《中國政治學會成立芻言》，《時代公論》第23號，1932年9月2日。
《杭立武先生訪問記錄》，11頁。
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台北：政治大學曆史係，1999年5月，24—25頁。
中國社科院曆史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往來書信集》（1933年4月8日），香港中華書局，1983年。
“獨裁”政治在那時代表了世界之新趨勢。《時代》正是希望超越“民主”製度而尋求以“激進”的方式改造中國政治，因此他們主張不但不是“保守”而是“激進”的體現。詳見第四章。
當時“主權多元論”者大都在英法。薩孟武曾將反對國家主權的多元論者分為三類：其一，以法國狄驥（即戴雪）為代表，認為國家受法律約束，法律則以社會連帶關係為基礎。其二，認為主權不在國家而在法律。其三，英國的柯爾則認為主權不是國家所有，一切社團均有主權。薩孟武和阮毅成的觀點似乎更接近狄驥（戴雪）。參見薩孟武：《政治學原理》，黎明書店，1944年4月，18—19頁。
參見《本社同仁誌趣》，《大公報》，1926年9月1日。《大公報曆史人物》，香港大公報出版社，2002年，64頁。
胡政之：《回首一十七年》，《大公報》，1949年4月15日。
王鵬：《國聞通訊社·〈國聞周報〉·〈大公報〉》，收於《我與大公報》，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胡適：《後生可畏》，《大公報》一萬號特刊，1931年5月22日。
《本刊複刊十周年紀念之辭》，《大公報》，1936年9月1日。
參見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2002年，234—235頁。
參見方漢奇、吳廷俊：《〈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178—179頁。
在《大公報》1934年1月1日登出的廣告中說，“本報今年每星期日，敦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星期論文’，在社評欄地位刊布。現已商定惠稿之諸先生如下（以姓氏筆劃多寡為序）：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適先生，三；翁文灝先生，四、陳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楊振聲先生，八、蔣廷黻先生”，參見《大公報》廣告，1934年1月1日。
參見謝泳：《胡適研究二題》，收於氏編：《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146—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