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國難”與“造國”——“思想界”的國家意識
1920年代，中國陷入了軍閥割據與混戰，地方自治的思潮大張旗鼓。在地方軍閥的支持下，省自治、聯省自治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正如杜讚奇指出的，在1920年代，充斥中國的政治方案是地方自治之“分權”，甚至遠超過了要求統一的民族主義。①羅誌田也指出，那是一個“五代式的民國”。②那時，聯邦製、新的“封建”理想曾一度使新舊知識分子趨之若騖。不可否認的是，1920年代前期國家意識在知識分子中是相對薄弱的。
隨著北伐的順利進行，統一的呼聲逐漸占據了上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在長期的分裂後，又具備了統一的堅實基礎。雖然國民黨政權最初的勢力範圍不過局限在江浙及其周圍幾個省，但是它體現出了統一全國的決心和實力。在此背景下，要求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的訴求，在思想界逐漸成為主流。③而“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難”危機，更是進一步增強了思想界的國家意識，探討193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狀況，國家意識的提升（從理性與感性兩個方麵來說④），是首先需要澄清的問題。
一、從“個體”到“國家”：時代意識的轉向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時代變了，所麵對的問題也相應發生了變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當對時代問題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努力把握時代變動的脈搏，並且把時代的問題轉化為自己的思考對象。同時那些曾經站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家，也自然是帶著個人的選擇以及獨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引發對時代問題的思索。因此，我們可以從那些著名思想家的問題意識和知識結構出發，來探討思想界所關注的時代問題的變化。
年代思想界“國家”意識的提升，我們可以從那些知識分子所關注的時代問題的變化中窺見一斑。下麵就以《獨立評論》的胡適和《再生》的張君勱為代表，來討論時代意識的轉向。⑤
胡適在1920年代曾積極介入政治，呼籲“好人政府”，然而殘酷的現實，使胡適不得不最終遠離政治。轉而辦《新月》的胡適，寄望於文藝與學術的努力，“憑這點集合的力量，我們希望為這時代的思想增加一點體魄”，這個時代是一個令人失望的時代，“但不幸我們正逢著一個荒欠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這又是個混亂的年頭，一切價值的標準，是顛倒了的。”⑥因政治上的失敗而對現實失望，悲觀的情緒由此而發。但由政治而轉向文藝，並不意味著胡適徹底放棄了對政治的關懷，《新月》最初確實是一份文藝的期刊，但是殘酷的政治現實使他不得不站出來說話。
年國民政府成立前後，國民黨推行“清黨”，並趁此機會在全國實行“白色恐怖”的政策，大肆逮捕和審判所謂的“政治犯”，從而使得個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這使得胡適等知識分子不得不考慮個體的生存權利和自由的問題。胡適和羅隆基等人先後在《新月》上發表了一係列的文章，批評國民黨的政策，從而引發了國民黨的口誅筆伐。胡適等人將這些文章彙編成為《人權論集》而出版，於是遭到國民黨各地黨部的“圍剿”，《新月》雜誌因此被沒收，《人權論集》被查禁。羅隆基因為抨擊國民黨，結果遭到逮捕。胡適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由上海北上北平。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以及隨之日益迫近的“國難”危機，是胡適思考時代問題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據蔣廷黻回憶，當時清華大學的教授，常常在飯後聚集在北院七號葉企蓀和陳岱蓀的家裏，討論和戰的問題。在清華俱樂部組織的一次聚會上，蔣廷黻提出希望能夠創辦一個刊物，係統地討論中國的問題，當時在場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等人，後來又經過幾次的聚會、討論，最終選定了胡適擬訂的刊名——這便是《獨立評論》的創辦過程。⑦
由於“國難”危機，胡適已經開始自覺地由《新月》時期對“人權”問題的探討，而更多地轉向了對“國家”問題的關注。如何“建國”成為了《獨立評論》討論的中心話題。1932年2月，獨立社聚餐，討論“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他們認為應該努力做到實質上的統一，推行“法治”，停止內戰。對於政權的分配，大家的意見也普遍認為，應取消“黨內無派”，使國民黨分化成政黨；應取消“黨外無黨”，使國民黨以外能有政黨發生；但又承認國民黨的專政，是事實上不能避免的。⑧此後在《獨立評論》上公開發表的文章，大體都圍繞這些基本的觀點展開。“人權與約法”的爭論，更多地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胡適對個體權利和自由的呐喊，而對於中國出路問題的關注，則更多地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胡適對國家意識和秩序建構的思考。個體自由的追求和對保障人權的呼籲，需要激情的力量和批判當局的勇氣；而“國難”之際民族前途的探索，則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對當局一定程度的支持與理解。1933年2月，身為“民權保障同盟”成員的胡適在《獨立評論》撰文，認為民權保障同盟要求釋放政治犯，“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並強調一個政府有權力鎮壓這樣的反抗活動。⑨這導致後來胡適被開除出民權保障同盟。由此可見，胡適所關注的中心問題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有了根本的改變。
隨著胡適所關注的問題的轉變，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也發生了轉機。從《新月》時期的“反黨分子”，胡適一變而成為蔣、汪的座上嘉賓。1933年3月，胡適偕翁文灝、丁文江赴保定與蔣會麵並討論內政和外交的問題。⑩而胡適與汪精衛則保持了更為密切的書信往來，在胡適給汪精衛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無論是批評還是建議，胡適的口吻都十分直接。胡適多次婉拒了汪精衛的邀請，不願意加入政府，“我細細想過，我終堅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並表示願“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此種諍臣、諍友的角色，正是從國家的立場出發，而為政府貢獻力量。
年代，張君勱所關注的問題也發生了變化。張君勱曾經強調，他的政治思想是英國的，而哲學思想則是德國的。1920年代後期，當時在上海的張氏對英國的“費邊社”政治理論很感興趣，尤其是對拉斯基的著作大力鼓吹。他以“張士林”的筆名翻譯了拉斯基的名著《政治典範》，在該書的序言中，他介紹拉斯基的學說：
一時代之政象，有其一時代之學說為之後先疏附。以陸克之《民政論》為十七世紀英國政治之代表，以邊沁之《政治零拾》與穆勒之《自由論》、《代議政治論》為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政治之代表，則現在之政論家可以代表英國者，舍菲濱協會之槐伯夫婦，工黨之麥克洞納氏，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之柯爾氏，與新進學者之賴斯基氏外，無可他求矣。我所以獨好賴氏者，槐氏等專為政治上一種主義鼓吹，而賴氏於政治學有全係統之說明，故繼承陸克邊沁穆勒之正統者，殆賴氏矣乎。
這裏，張君勱以拉斯基為繼承洛克、邊沁、穆勒之英國政治學的正統，評價很高。其時，拉氏剛剛嶄露頭角，屬於“新進之學”，張氏的這一番讚譽，代表了他對英國政治學的認可，同時也說明張氏力圖將拉氏放在英國自由主義的譜係中加以肯定。我們知道，以洛克、邊沁、穆勒等人為代表的英國自由主義傳統（今天一般歸為古典自由主義流派之列），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認為應該盡量縮小國家的權力，以保障個人的充分自由，斯賓塞甚至認為應該將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因此，站在個體的立場強調對國家權力的製限，是英國政治學的一脈之承，從這一點來看，拉斯基確實繼承了英國政治學的傳統。
世紀的20、30年代，對“國家權力”的製限體現為一種“主權多元論”的觀點。其時，在英國學者中間，頗有一些否定主權由國家獨占的看法，拉斯基早期的理論也主要反對國家為當然的主權者的“一元論”傾向。拉斯基說，“國家的意誌不偏向於一個方向，假定國家是一個把各項要求使之生效的組織，那末國家所遭到的力量，益是平均分配，國家對答的總合益加大。”也就是說，國家意誌不是絕對的，一國之內還存在許許多多的意誌力，國家隻是表現為各種力的總合罷了。《政治典範》一書的出發點，就在於澄清現實中國家的真實意義是什麼——它究竟是保護個人自由的工具，還是殘害個人自由的工具？拉斯基不同意將國家神聖化為十全十美，顯然針對的是德國哲學的一般看法，而是認為國家應該是滿足人民欲望的工具。一國之道德上勝任不勝任的標準，即在於它是否能滿足人民的欲望。因此拉斯基在該書（《政治典範》）中的“自由主義”立場非常明確。但是此後他的立場有了一定的轉變：
拉氏早年的著作，都是專為攻擊主權論而做的，所以都以主權論為名；《政治典範》（Grammar of
Politics）一書，則集合各派的長處，而自成一個係統，以個人道德為政治的鵠的，以權利為自我發展的條件，而認為國家之基礎在保障人民之權利……（因此）《政治典範》一書中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義，《現代國家中之自由》一書，則進一步把自由的意義，加以發揮，《在危機中之民主政治》一書中，思想漸漸轉變了，今年（1935年）出版的《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書中，更可見出拉氏的思想中，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消長了。
《政治典範》不僅是拉斯基的成名之作，而且是其思想曆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可以說，此前的拉斯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拉斯基，他反對當時世界範圍內國家權力絕對化的普遍現象。因此對於拉斯基的認可，說明張君勱1920年代末，更多關注的是“個體自由”，而到了1930年代，張君勱組織國家社會黨，創辦《再生》雜誌，宣傳“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時，他的思想資源已經由英國的政治學而變為德國的哲學了，他關心的問題也已經變為如何造就一個近世的中國。
張君勱指出，“中國的唯一問題是：如何把中國變成一個近世國家”，所以他提倡一種“造國”（Making of
Nation）運動。張君勱在國家社會黨的綱領和他1930年代寫的書中，一再強調了“民族—國家”本位的基本立場，他的研究興趣也轉向了“國家哲學”。1938年出版的係統闡述他的“造國”主張的書名就叫《立國之道》。張君勱認為，“民族國家”應該是唯一正確的立場，“我們相信民族觀念是人類中最強的”，而且認為民族立場符合民眾的“公意”，“我們說以民族為立場乃是注重民眾心坎中的真正要求”，“中國前途的一線出路亦就在於這個有民族自覺心的民眾”。不是以國家為個體欲望滿足的工具，而是要求個體以國家為歸宿的一體自覺，顯然已經是對拉斯基在《政治典範》中的“個體”本位的否定了。而張君勱無疑也反對“主權多元”的觀點。柯爾和拉斯基等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思想家，都認為主權不應該由國家獨斷，國內的各種團體和社會組織都是具有意誌力的實體，因而它們也應該擁有主權。1930年代，張君勱反對“主權”的分割，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抨擊，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認為馬克思是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截斷國家的主權，而不是以民族國家為最終歸宿：
馬克思想以階級作大的橫斷而有以打破民族國家的縱斷，實是一種迷夢。實際上已經屢次試驗了。隻有民族的縱斷而能衝破階級的橫斷，卻未有階級的橫斷而能推翻民族的結合。即以蘇俄論，他的成功處不在階級鬥爭的國家化，卻隻在社會主義的民族化。
以某一團體或者某一階級為基礎，都是否定國家本位的。在張氏看來，這阻礙了國家對內成為絕對的、不可分割的實體。國家本位對外則體現為與“世界主義”之爭鬥，張君勱認為國家本位必然是最後的勝利者。抗戰勝利後，他說：
俄國革命之初，共產黨認為非將各國現有政府推翻，全世界共產主義無法實現。如德、意的專政和匈牙利的暴動，都是世界主義的表現。但德國和意大利都從民族本位做出發點來刺激國內人民反對共產主義，同時俄國一九二八年史太林第一五年計劃頒布後，他覺得世界革命無希望，故標榜一國本位之社會主義的建設。中間經托勞斯幾與斯太林的鬥爭，實即世界革命派與國家本位派之勝敗所係。
俄國初時以階級鬥爭為手段，行世界革命之實質，而在斯大林之後轉向民族主義和國家本位，不再以世界革命相號召，以張氏看來，更能說明國家本位為世界範圍內不可逆轉的趨向。
總之，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思想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所關心的問題，大體上都由“個人主義”的立場而轉變為如何建立一個真正意義的現代國家，並且以國家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下麵我們分別來討論他們在“國家”問題上的具體看法。
二、“國難”危機與國家意識的增強
“九一八”事變對於知識分子和思想界“國家意識”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響。“九一八”以及隨著而來的“一二八”上海的戰事，打破了國家正常的政治、社會秩序，一時間“國難”危機的呼聲傳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國民黨政府召開了“國難會議”，思想界也開始紛紛思考解決國難危機的辦法，整個國家的憂患意識陡然提升。傅斯年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強調了“九一八”的影響力，“‘九一八’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機，也正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兩件自然一個是世界大戰，一個是俄國革命。”將“九一八”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相提並論，足見“九一八”日本的入侵對於知識分子的巨大觸動。
“九一八”使得中國喪失了東北的領土，“一二八”上海的戰事，更是動搖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1930年代初國民黨還沒能完成中國的統一。1930年蔣馮閻還正在打內戰，國民黨統治勢力所及隻是江浙及其周圍省份，尤其上海是南京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丁文江就指出，“‘九一八’以前，中央能自由運用的款項每月不到三千萬。上海的事件（二十一年一月一二日）一發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就落到二百萬，當時凡有靠中央接濟的機關，立時等於停頓。軍隊的餉項就沒有著落。”財政的困窘首先影響的就是軍事開支，以及教育經費的撥給，此後紛紛興起的學潮很多都和教育經費的支絀有關。程其保曾言及戰事對上海教育界的影響，“自暴日入寇，滬濱生命財產損失固無從計，而最可痛心者即教育文化機構之摧殘。計公私立之大學及專科學校直接受害者約十校，大學生因而失學者約一萬一千人之上。”上海當時還不是教育界的重心，北平才是教育的重鎮，當時重要的研究機構和大學幾乎都集中在北平，而北平正處在“國難”危機的最前線，大批的知識分子都切身體會到兵臨城下的感覺。翁文灝在1932年指出，“近來大家感覺平津有被侵略的危險”，進而擔心如何保存北平的文物和建築，雖然他認為在此危機之下，知識界仍然要“做一天工算盡一天責”，然而也需要作好犧牲的準備。可見東北失陷對於平津無異於唇亡齒寒。
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及其影響，《獨立》群體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其中頗有一些人將“國難”進行了長時段的曆史考察。胡適認為，“‘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他不過是五六十年的曆史原因造成的一個危險局麵的一個爆發點。這座火山的爆發已經不止一次了。”他將“九一八”與日本以及俄國曆次對中國的侵略相聯係。同時胡適強調了日本的入侵與中國的自救運動的起伏之間的關係，認為每一次危機的爆發同時也直接間接地刺激了中國的革命。將“九一八”事件放在遠東中、日、俄三國數十年來的外交關係的背景下考察，胡適多少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傅斯年對於“九一八”的觀察分為淺層次和深層次兩個角度，他雖然認為從淺的層麵看無疑應該表示悲觀，而從深入的層次看來，卻不得不對中國的前途持樂觀的態度，“假如中國人不是豬狗一流的品質，這時候真該表示一下國民的品格，假如世界史不是開倒車的，倭人早晚總得到他的懲罰。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淺看出來，我們正是無限的悲觀，至於絕望；若深看出來，不特用不著悲觀，且中國民族之複興正係於此。”傅斯年從長遠的曆史眼光出發強調，“中國人不是一個可以滅亡的民族”，“中國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勞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環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狀態中進展文化”，民族的這種生存能力在危機關頭體現得更為突出。最後他轉向了現實政治，“所以沒有辦法者，隻是政治，而政治之所以沒有辦法是沒有政治的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中國是能有大組織的。”在這裏，放長曆史的眼光，實際上就是試圖將日本入侵的突發事件，作為思考中華民族命運的一個契機。
於是，日本入侵實際上成為了中國的內政問題。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日本的入侵恰好成為了中華民族是否有能力存活於世界的試金石。國聯的調查報告是為調解東北問題的，不過它對中國內政的判斷顯然對於當時知識分子更具觸動。《國聯報告》以相當的篇幅論證了東北屬於中國的主權，然而報告關於中國內政的部分，留給知識分子普遍的印象是：中國還不具備一個近世國家的資格，於是才有將東北交予國際共管的提議。
思想界對國聯提議的反響頗有分歧。比如《獨立評論》內部的胡適和蔣廷黻就認為“國際共管”是可以接受的，而《再生》和《時代公論》的成員則大多持嚴厲的批評態度，認為“國際共管”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不過大家都承認“國聯”對中國之不成國家的判斷是準確的。在胡適和蔣廷黻看來，正因為中國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因此需要“國聯”這個代表世界公正的組織的幫助，因此胡適對國聯的調查舉動表示歡迎，並認為此舉體現了“國際的中國”之資格。而張君勱也指出，“中國尚未具實際上之國際人格（軍事的，非法律的），軍力不足與人比較，財政不足以圖遠大，雖欲與人聯合，而人視為決無可取。有外交問題生，皆人之助我，此種外交自為偏（片）麵的乞憐的。”張君勱抨擊了外交上的依賴心理。他認為不論是親英美還是親日本，於中國都沒有益處，因為中國缺乏近世國家的一些基本要素，體現在外交上就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國策，而專靠依賴外國勢力於世界各國中討生活。對於中國外交無出路，是源於中國還不成其為一個國家，楊公達的觀察最為獨到：中國的政客們不過滿足於把外交當作方法，於是便出現了親日還是親英美，抵抗還是妥協的紛爭。然而他指出，無論“親日”還是“親英美”，都非外交長久之策，“親日的代價，最高限度，不過求得一刹那的苟安，絕對的親英美，也隻能得現時的經濟上奧援，不可視作永久的打算”。現代國家的外交首先必須是“自主外交”，“‘自主外交’的首要條件在決定外交國策”，“外交國策，本諸時間性和空間性決定的，不得因人而更易，尤不得因個人的特殊目的而更易。如今的外交，隻有方術，而無國策。”這種外交無非是中國傳統的“術”的應用，而非現代國家意義上的外交。因此，外交政策的檢討，最終仍歸結到中國是否有資格成為一個世界承認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
不幸的是，日本否認侵略事實的言論，正與國聯報告對中國政治的判斷如出一轍。日本提交“國聯”的意見書中指出，“中國者，乃曾成為統一的國家之現在之廣大地域之名稱也”，進而為其侵略辯護，“夫領土不可侵之原則，雖應神聖視之，而在無政府之國家則不適用，蓋以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之國，已不成為國家故也。”對於“無政府”的國家，則一切現代國家間的基本原則全不適用，而“中國”不過是廣大地域的名稱罷了。這種論調對於知識分子的情感和理智兩方麵的刺激可謂深切而劇烈。中國遭遇“國難”的種種不幸，最後都歸結於中國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
年代外國學者、專家從局外人的角度對中國政治進行了觀察，他們大都承認中國經曆了長期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民族文化，但沒有建立起現代國家。英國政治學家陶鼐對東北問題發表看法：
東三省的命運最後不會在東京和日內瓦，是要在關內的中國決定的。因為東三省論文化和民族完全是中國的。如果日本能割據東三省，那必是因為日本能使用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的種種力量而中國不能。如果中國也能，那末，東三省一定要受中國的吸力，不受日本的吸力。一句話，就東三省論，中國本可拖延，隻要——這是很要緊的——在拖延的時候，中國能夠得到內部的安定和團結。
以陶鼐的看法，東北毫無疑問從民族文化的歸屬上應該屬於中國，然而中國必須首先成為一個“有組織的國家”，才能真正收複失地。最後東北的命運實際上全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從長遠來看，即要使得中國經過長期的發展，而成為有競爭力的國家。胡適對國家民族前途的謹慎樂觀，以及傅斯年深層次角度對複興民族的信心，都是看到了中國必須經過一個長時段的努力能夠建立國家的政治出路。正如格裏德指出的，“胡適認為，30年代的中國所麵臨的最嚴峻的危險並不是日本侵略的威脅。相反，他所焦慮的是，中國人可能會采取的將會把過去幾十年的物質和思想成就毀滅掉的抵抗方式。”國人必須從理性上認識到“建國”的長期性，而不能以短淺的目光而阻礙了中國向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點點滴滴的進步，這是《獨立》全體一再強調的主題。丁文江在提及青年在國難之際的責任時，不同意青年貿然赴死地犧牲自己，而是要求青年立足於建立國家的長遠目標，也正與胡適的主張相合：
今天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什麼？他們應該要十二分的努力，徹底的了解近代中國的需要，養成功近代國民的人格和態度，學會了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然後可以使他們的一點愛國心，成功結晶品，發生出有效能的行為。抵抗日本，收複失地，一定要到中國能有戰勝日本力量的那一天，才會得成為事實。要中國能有那一天，一定要徹底改造一個新式的中國。做這種改造新國家的預備工作，是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唯一的責任！
“九一八”以後的幾年中，國人對於“國難”大多持悲觀的論調，但是一些有識之士卻從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思想界的“國家”意識不斷增強是不爭的事實。即使在《塘沽協定》簽訂之際，即使在“中日親善”甚囂塵上之際，舉國對於外交大多感到失望的時候，胡適等知識分子仍然堅信“國家”意識的增強必然使中國走向複興。1934年的“雙十節”，在舉國一片悲觀的氛圍中，胡適也不忘“唱一些高調”，他總結了民國以來中國在教育、社會改革方麵的進步，“明白承認了這二十年努力的成績，這可以打破我們的悲觀，鼓勵我們的前進”。而作為《大公報》主筆的王芸生也在1937年的文章中寫到這一段時期知識分子的心態：
記得在二十四年夏天《何梅協定》之後，我悲憤極了……在那時期中，我給南方一位老朋友寫信，無意中說了一句最悲憤的話，‘尚冀及身的見國運之轉隆’，不料他回信說我‘其誌尚壯’，說他自己‘而今祈望能以中華民國國民了此殘生’。我在那篇文章中表現的卻沒他這樣悲觀，對於中日問題的認識，眼光放遠大些，我始終是樂觀的。我在許多篇文章中，一貫的指出九一八以來的結果，是喚起了中國人的國家意識，相反的，日本人在道德方麵確實墮落了。
“國家意識”的增強，確實起到了支持知識分子的心態在“國難”之際樂觀向上的作用。正如王芸生指出的，“九一八”成為促使中國“國家”意識提升的關鍵。
三、“建國”：“現代化”與理性製度
年7月號的《〈申報〉月刊》上，刊登了關於中國現代化問題的係列討論。陶孟和、諸青來、鄭學稼等知名學者，分別從教育、實業、農業的現代化，文化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方式、條件等多個角度，對現代化的方方麵麵進行了係統的思考。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兩個主要的問題：其一，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是什麼，促進現代化需要哪些條件；其二，中國的現代化需要采取什麼方式，“個人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外國資本所促成的現代化，或國民資本所自發的現代化？”以及實現的具體步驟如何。應該說這次對於“現代化”問題的討論，還是比較深入的，其目的正在喚醒民眾對經濟殘破現狀及其救治辦法的認識，“事實上，中國生產以及國防方麵的現代化，至今還是十分幼稚落後。到了現在，竟然國民經濟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於半饑餓的慘狀，對外防衛的實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籌的地步……須知今後中國，若於生產方麵，再不趕快順著‘現代化’的方向發展，不特無以‘足兵’，抑且無以‘足食’。我們的整個民族，將難逃漸歸淘汰，萬劫不複的厄運。”不過，參與討論的學者大都認為，隻要把握住“現代化”的方向，中國的全麵落後就有望一步步地改變。雖然，其討論的重點在經濟和軍事，但是現代化也可以說是一項如何建立現代國家的事業。胡適就指出，“今日當前的大問題依舊是建立國家的問題：國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衛國家的能力，其他的社會經濟問題也許有漸漸救濟解決的辦法。”國家的建立，有利於推動社會經濟各個方麵的現代化，同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每一項具體問題的解決，又必然有利於現代國家的完善。胡適對這次“現代化”的討論大加讚賞，“‘現代化’也隻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明白說法應該是這樣的：‘怎樣解決中國的種種困難，使他在這個現代世界裏可以立腳，可以安穩過日子。’中國的現代化隻是怎樣建設起一個站得住的中國，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裏可以占一個安全平等的地位。問題在於建立中國，不在於建立某種主義。”因此，“現代化”從根本上講，就是解決各種問題以建立現代國家（即“建國”）。
以胡適的看法，“建設”中取得的點點滴滴的進步，都應該使民眾對國家充滿信心。“建設”的成績可以成為結合民眾力量的黏合劑。他對中國政治的任何一點進步都大加讚譽：1932年5月，上海工商界組織了“廢止內戰大同盟”，胡適高興地指出，“這正是中國政治具體化的一個好現象”，體現了經濟界的政治覺悟，相信就此可以造成一種“道德的製裁力”。1934年底，蔣汪通電，對國事的基本原則發表聲明，胡適對於其中提到保障人民以及社會團體的“言論結社之自由”，表示歡迎。他似乎認為，中國隻要認清了整個國家努力的方向，並且不為其他的歧出因素所幹擾，就會在建國的道路上不斷地前進，這種點滴的進步又足以造成民眾信仰的向心力。這種看法，自然與胡適的“實驗主義”哲學觀念相關，整個社會的進步一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人為的主觀努力隻能體現為對社會進程洞察基礎上的“改良”，而不是徹底地改變社會結構的“革命”。胡適認為，一切的創新和進步，歸根結底都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礎上的，因此，從已有傳統中所獲成就出發，才能有不斷的進步。而已經取得的成就，也自然為繼續的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使得胡適對社會進步持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
當然，胡適的樂觀建立在整個國家必須有一種團結的機製，也就是他所謂的“社會的重心”。中國的種種病源之無從下手，在於有一大困難，“這個大困難就是我們的社會沒有重心”，中國政治出路就在於社會重心之創造，“既然沒有天然的重心，所以隻可以用人功創造一個出來。”“社會重心”的造就將有助於中國各種問題的逐漸解決。以傅斯年的看法，中國首先應該有一個中央政府，“所以好政府固是我們所希望，而沒有了政府乃是萬萬不得的，最可怕者，是中國此時大有沒有政府的可能”，而“此時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因此，他主張以國民黨為團結的中心。翁文灝顯然認為對中央的服從應該是不證自明的，主張樹立中央的絕對權威，“我們應該積極的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該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為它是中央。”傅、翁兩人是以權力的實際歸屬為社會力量服從的依據，而未曾考慮人們服從權力的原因，也就是權力背後的“合法性”依據是什麼。胡適的考慮則進一層，他固然同意建立一個中央，但是認為人們服從中央不是因為它握有權力，而是因為它是民眾信仰的“權威”。1932年底，在長沙的一次講演中，胡適指出：
今日的出路：
努力造成一個重心：國民黨若能了解他的使命，努力作到這一點，我祝他成功。否則又得浪費一二十年重覓一個重心；
努力建設一些可以維係全國人心的製度：如國會製度，如考試製度；
建立一種建設的哲學，“知難行易”是革命的哲學，不適於建設。建設的哲學要人人知道“知難，行亦不易”。明乎此，然後可望有專家政治。
這裏，胡適自然是要求由國民黨主導造就一個“社會的重心”，但是用來維係民眾信仰的必須是一整套現代的理性化的製度，即國會製度、考試製度，以及專家政治等。即以憲政而論，胡適認為，一切現代國家的基礎必須建立在憲政之上，憲政是一切政治得以開展的基礎：
第一，我們要明白憲政和議會政治都隻是政治製度的一種方式，不是資本主義所能專有……
第二，議會政治與憲政不是反對“民生”的東西……
第三，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辦法。
顯然，憲政是進入現代國家的基本條件，憲政可以包容其他的各種政治製度（社會主義的、獨裁專製的、統製經濟的等等）。胡適不象許多將民主理想化的知識分子那樣，認為民主製度是多麼崇高的價值理想，毋寧說他倡導憲政正是因為它是最便利的改造中國政治的工具。憲政是可以獲得政府“合法性”的有效的政治符號。在胡適看來，宣布憲政本身，就意味著整個國家走向政治軌道的開始，這在政治還未能上軌道的中國，誠然是可以具備號召力的、足以造成民眾信仰的“重心”了。同時，反對“知難行易”說，胡適意在破除國民黨的革命思維。以“建設”的眼光來看，“知”固然要緊，但是“行”的意義則更重要。胡適號召人們不斷地努力工作，“建設”當然是“幹出來”的。
蔣廷黻指出，“我們的出路，在對內對外兩方麵，均不能不求之於建設，所謂建設就是物質的和製度的創造與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換，就是國家的現代化。”在1930年代，“建設”已經成為了動員各個階層力量的有效的政治符號，“苦幹”、“實幹”等政治口號確實取得了對內維係民心的作用。而蔣廷黻認為“建設”更應該是博得國際同情的條件，“在最近幾年之內，我們外交活動的能力及我們的國際地位大半要靠我們建設的成績”，“我們以後要引起國際的同情也不在乎我們對日的強硬態度，而在乎我們建設的成績”。但是他感覺建設的號召力有所減弱，“三四年以前，全國幾是一致的篤信建設。最近風氣似乎又轉了，由篤信以至於懷疑、反對，建設的前途大有堵塞的可能。”以合理的製度來結合民心，就必須使民眾看到製度的有效性，因此“建設”的成績一旦不理想，就會引起民眾的懷疑。蔣也承認“人民對建設的反感由於以往的成績不良”，但是他相信通過一定的調整，可以使得民眾重獲對國家的信心。
附論：個體主義與國家意識
學界一般都把胡適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這裏有必要考察1930年代胡適對於國家和自由關係的基本看法，從而更好地考察中國自由主義的特點。
我們知道，“五四”時期胡適主要宣揚的是個體主義，他的自由主義很大程度上，是要求塑造一種“易卜生主義”式的人格理想，即強調個體的創造力和獨立特行的人格。但是到了1930年代，他卻更關注世界範圍內“國家意識”的增強。胡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