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認為中國文化中有與法律製度根本衝突的地方，即所謂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三諱主義，也是試圖從文化因素來探討政治問題。陳之邁很重視促使憲政運行的那些社會因素，比如國民遵守法律的習慣、國家經濟的發展、社會輿論的製裁力以及一國教育的普及。在對西方憲政考察之後，他指出中國現在實行憲政的條件還不具備。“憲政”不僅僅是一套政治製度，而且是與其社會條件和文化背景相結合的一個體係。總之，現在人們大多把政治問題的考察，首先著眼於中國曆史上所遺留下來的那些“條件”。
當然，思想界的人士也在積極地尋求可以促進中國政治改造的動力，這同樣根植於對中國社會現狀的認識。胡適和《時代公論》的幾個成員，似乎都在積極尋找中國最能產生現代政治意識的集團力量。薩孟武傾向於把國家政治的基礎建立在依靠某一個最有力量的階級之上，即依靠“資產階級”的力量；而張其昀主張“士治”，“教授與技師，博學與專精，好比是車之兩輪，前者供給深沉的思考，後者供給純精的法術。”實際上，這是主張由最有知識和最精通現代社會本質的人組成的“專家政治”。梅思平希望調和“資治”與“士治”，他認為中國轉向“有政治”的關鍵在於，“如何使國民黨或非國民黨能夠與資產階級相團結以製裁武力的問題”。他設想的是智識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掌握財政權，作為國民黨“黨治”的補充，以財力和智力的結合來共同製裁武力。無疑，“武力”決定一切正是中國“無政治”的表現，思想界在努力尋找現實社會階層中可以製約武力的力量。胡適非常高興看到社會集團力量的興起，尤其是那些各行業的聯合組織（這多少受到“費邊社”的影響）。近代以來的上海是中國最為現代化的地方，這裏從清末以來就形成了許多工商業的組織，他們聯合起來成為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薩孟武和胡適所寄望的社會力量，亦主要是指這些現代經濟勢力。1932年5月，上海市商會、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錢業工會以及銀行業工會掀起了“廢止內戰同盟運動”，“廢戰運動”使思想界看到了改變中國政治的希望。胡適“相信這個運動可以造成一種道德的製裁力”；天津《益世報》也評價這次運動的意義，在使人們認識“建設和平方式改換政權之政製”的必要。從中國現實社會中的階層出發，推動中國政治的改造，已經成為1930年代思想界關心的主要問題。
當胡適等人公開表示支持國民黨的時候，他們也是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的。蔣廷黻把中國近代以來混亂的曆史，明確地歸結為基於地緣和血緣的地方分裂主義，在他看來一切政治的問題都在不能“統一”。傅斯年則說的更明白，即中國現在的唯一出路是要“有政府”。當一個政府甚至無法達到“統一”的時候，它就不可能引導建立一種現代政治的秩序。丁文江在討論中國政治出路的一篇文章中，試圖向人們展示中國所麵臨的各種曆史的和現實的“條件”，這些決定了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是權力的“規範化”——即人們對中央政權的尊重以及明確的政權轉移的程序——而且采取的方式必須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丁的觀點受到了《國聞周報》馬季廉的強烈批評（馬相信“社會革命”）。在他看來，國民黨已經陷入了重重的危機，無法成為推動中國政治走向正軌的動力，他強調中國政治改造的動力是一種難以阻擋的“社會革命”。當國民黨政府已經陷入中國政治的傳統怪圈，而走向腐敗與墮落的時候，胡適等人還寄望於他們實現“憲政”無疑是不明智的。中國政治的動力究竟在“社會”的自發還是“政府”的主導？他們對中國政治出路的不同選擇，都源於對中國社會和曆史的不同認識。
當然，這些對於政治問題背後的社會因素的考察，隻是思想界思考中國政治出路的邏輯起點。在此之上，正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解決。然而，隻有在認識了“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之後，一切政治問題的解決才成為可能。如此，思想界的政治關懷才不是“空中樓閣”，才不會陷入單純的理論論爭和價值判斷中。
三、思想界的構成
關於1930年代思想界的主體，本文主要選擇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興辦的刊物。其中包括胡適等人辦的《獨立評論》，張君勱等人辦的《再生》，以及楊公達等人辦的《時代公論》，還有《大公報》和《國聞周報》。其中包括了當時不同取向的知識分子的言論，以及有影響力的報紙。下麵簡單作一介紹。
《獨立評論》：“專家政治”的實踐
年“人權運動”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胡適被貫以“反黨分子”的頭銜，並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於是，胡適北上北平，在北大謀得一席之地後，他也開始了改造新北大的計劃。1931年到1937年，在胡適的人生經曆中自成一個重要的階段。“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得“國難”臨頭的北平學術界，無法再專心於學術。胡適等人不得不站出來，為中國的政治出路而思慮。在1932年5月《獨立》正式發刊之前的一段時間，胡適等人經常組織一些聚會，來討論中日爭端，並且形成了關於中國政治問題的一些基本主張，經常參加這個討論的“八九個朋友”，也就是獨立社的核心成員，最終自酬經費促成了刊物的發行。這是胡適繼《努力周報》、《新月》之後，主導的另一個刊物，而它也深深帶著胡適群體的特色和那個時代的烙印。
定期的討論、聚會，知識分子自籌經費興辦刊物，以及以幾個主要朋友為核心開展刊物的日常工作，確實是胡適辦刊的一貫作風。在當時維持刊物的運作是相當困難的，陶孟和就以自己興辦《時代評論》的經驗為先例，最後他並未加入獨立社。然而在胡適等人的努力下，《獨立》以高效率的工作，贏得了巨大的成功。“獨立社”社員僅有十一個人，當時排字費用不算太高，胡適和章希呂則親自負責校對，而撰稿人一律沒有稿費，包括外來稿件。《獨立》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發表政見的舞台——胡適親切地稱這個時期為“小冊子的新聞事業（Parmphleteering
journalism）的黃金時代”。第一期《獨立評論》隻印發了兩千冊，而一年內發行量已經達到了八千冊，兩年之內達到了一萬五千冊，而隨著它的影響力和發行量的增加，最初需要社員捐款維持的局麵也得到改觀，兩年後社員捐款停止。到1937年被迫停辦，《獨立》一共出了244期。它成為當時著名的刊物，其讀者群體包括了學生、職員、軍人等，並且散布在全國各地。《獨立評論》的作者群體主要來自於大學教授、學生、公務員、研究員、中小學教師、助教、報人等各個職業團體，從地域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北方。
正如刊物的名字所宣示的那樣，胡適希望保持一種“獨立”的批評立場，“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希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隻期望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這種態度即胡適說的，一方麵“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另一方麵，“不依賴任何政黨，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獨立》群體的言論很好地體現了這種訴求。在一些根本的政治意見上，《獨立》成員基本保持了一致（比如國家應該尋求一個“社會重心”；實現全國的統一；以漸進的社會改良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但是這並不意味他們內部在具體問題上沒有分歧——蔣廷黻和丁文江都認為中國應該經過一個“獨裁”的階段，而胡適則堅持中國最適合實現民主政治；傅斯年對於胡適等人解決中日問題依靠“國聯”支持的言論極為不滿；而胡適的“民主幼稚論”、丁文江不惜一切代價換取和平的言論也遭到《獨立》內部許多人反對。《獨立》成員確實體現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傳統。胡適還指出，對於公開的政論必須持一種“無所苟”的謹慎態度，“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或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這種一言一舉都關係國家命運的自覺的責任倫理，體現了胡適等新式學人群體的“公共意識”，也是對於傳統儒家“天下興亡”道德責任的承繼。
一般都把胡適為首的學人群體，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如果“自由主義”是作為一種本質性的定義的話，那麼顯然給胡適等人貼上這個標簽，是大有問題的。如果我們隻是把它作為一個分析性的“指稱”，而尋求在曆史的考察中來不斷地規範它、修正它，那麼《獨立》時期則是胡適一生中最值得注意的。1930年代是一個國家危機的時期，胡適等人逐漸放棄了他們的“個體主義”的立場，而紛紛尋求塑造一個導向現代化的“權威”基礎。不論是提出以“建國”、“獨裁”，還是一整套理性化的現代製度（如民主、憲政、專家治國、文官製度等）來團結民心，都是出於對“秩序”的追求，甚至不惜在此前提下犧牲寶貴的個體自由。因此，於“獨裁”主張最力的，卻恰恰是這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胡適雖然表麵上主張民主，實際卻正是出於對“獨裁”政治效能的肯定。他的理由是“獨裁”是一種要求高度政治知識的政治，而中國政治知識的缺乏，隻適合於行“幼稚”的民主政治（詳見第四章）。因此，很難想象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胡適始終是一個“自由主義”的鬥士，至少1930年代的胡適表現出更多的民族主義和國家意識，這也是《獨立》的時代主題。關於1930年代胡適的政治態度，學界帶有太多的價值和道德評判的意味，而未能很好地表現出對曆史的尊重。
另一種看法是過於糾纏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把胡適當作國民黨的“同路人”。胡適同時代的其他反對者，已經持有這種看法了。張君勱等遭受政府打擊的知識分子，認為胡適是在為國民黨的無能而“痛哭流涕”。而建國後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運動，更是為胡適的這種政治角色定了性。確實，胡適在1930年代與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的要人保持了密切的關係。1931年底政府財政委員人選的名單上，作為學界的代表，“胡適”的名字赫然與馬寅初、顧孟餘等同列，但是胡適事先並不知情，這是國民黨主動向胡適示好。1933年，胡適與蔣介石會麵，並且就中日問題進行了討論。在胡適與汪精衛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胡適對汪精衛的外交和內政方針，不乏建議與批評。再加上蔣廷黻、何廉等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人們似乎有理由把《獨立》群體當作國民黨政權的“同路人”。然而胡適曾經激烈地批評過國民黨的極端民族主義，在他看來，必須把民族主義放在“理性”的基礎之上，才能保證它不被濫用。胡適認為必須建立一個長期的可靠的“社會重心”，這是一切社會改造得以開展的前提，任何破壞這個“社會重心”的行為都應該受到譴責——即使是借著民族主義的口號而推行的種種激進行為（比如“反日”情緒），都是對一個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有效“秩序”的破壞，從而毀滅了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長遠目標。國民黨政權正是由於它可以作為知識分子改造中國、尋求“秩序”的基礎，才得到了胡適等人的支持。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獨立》對破壞統一的“二等軍閥”的譴責、對“閩變”的批評、對共產黨的駁斥，以及對激進學生運動的失望等複雜態度的背後，所體現出的政治理念。而這些恐怕無法用國民黨的“同路人”，就可以解釋得清楚。
在筆者看來，《獨立》群體實際上是一批“專家政治”的實踐者。他們認識到現代政治必須與知識結合。當然，中國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的傳統道德責任，也要求新式學人群體出來為國家做貢獻。不過，學者參與“專家政治”的合理性，已經不在於他們是道德理想的化身，而在於他們擁有現代的專業知識和理性思考問題的能力。在儒家秩序崩潰以後，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已經日益成為現實，因此在現代社會中以“西學”知識——建立在專業分科的科學教育之上——來為現代政治服務，就無疑為知識分子找到了可以承擔的新的社會角色。《獨立》群體大多都有英美留學的經曆，而且從前表可以看出，他們來自農學、工學、文學、史學、哲學、地質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教育學、醫學等不同專業。他們不僅是現代研究機構、國內主要大學的核心與骨幹，他們更在政府教育部、實業部、行政院、國防軍事委員會等部門任職，或者擔任駐外大使。他們還是當時一些與國際勢力有著廣泛聯係的社會機構的主角（比如“中基會”），因此依靠他們的西學知識與政治的結合，《獨立》群體構成了一個“權勢網絡”。這使得他們可以在國民黨政府中擁有一席之地，使得“專家政治”成為可能。
《再生》：國家社會主義與修正的民主政治
《再生》創辦於1932年5月20日，同時它也是張君勱、張東蓀等人創立的國家社會黨的機關刊物。“國家社會黨”（簡稱“國社黨”）的前身，即康有為和梁啟超所創立的“保國會”以及“保皇黨”。民國以後二張跟隨梁啟超，是“研究係”和進步黨的主要骨幹，而“保皇會”殘餘則一直在海外發展，後更名為“民主憲政會”。1946年“國社黨”和“民憲黨”合並，成立了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二張仍然是該黨領袖。“研究係”在民初政治中曾經非常活躍，梁啟超雖然逐漸放棄了“保皇”主張，但是其主張憲政的立場卻被二張繼承了下來，這成為國社黨和民社黨的一貫標榜。1932年5月，在張君勱等人的組織下，國社黨在北平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了11位中央委員。其中有張君勱、張東蓀、胡石青、羅隆基、徐君勉、梁秋水、黃任之、諸青來、陸敘百、胡子笏等。該黨在北方保持了一定勢力，據稱其“主要的基礎是在大學教授、學者、‘下野名流’。”國社黨辦的《再生》雜誌，由神州國光社出版。陳銘樞1930年在這個出版社傾注了大量精力，該社從1931年開始出版了很多“社會主義”方麵的書籍，還辦有《圖書雜誌》、《文化評論》等刊物。在陳的資助下，這裏成為政府反對者的集中營，主要是托派分子和AB團的成員，他們在政治觀點上即不同於共產黨，也反對國民黨的統治。
張君勱從跟隨梁啟超開始，就一直致力於通過組織政黨來改造中國政治。在“組黨”這一點上，《再生》群體和胡適等人有著重要的區別，胡適一直堅持他不參加任何政黨的立場，實際終其一生也未組織過任何政黨。所以有人把張君勱、張東蓀歸入“黨派知識分子”之列。然而在1930年代，“國社黨”實際上隻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集合體，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政黨，這同改組後的“民社黨”有著明顯的區別。《再生》一直存在了很長時間，後來張君勱到台灣以後仍然延續了它的刊行，不過1932年—1937年可以說是《再生》雜誌的第一階段，1938年10月《再生》在重慶複刊以後，則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本文討論的正是第一階段，即北平時期的《再生》。這一時期的《再生》廣泛關注著中國政治的問題，它提出了“國家社會主義”和“修正民主政治”的基本主張，成為後來民社黨的綱領。這是《再生》“知識討論”的階段，1938年以後《再生》所關注的問題則逐漸變為如何展開政治的實踐。
《再生》所宣傳的主義是一個複雜的混合物。1920年代，二張跟隨梁啟超旅歐歸來以後就開始興辦《解放與改造》（後更名《改造》），宣傳各種社會主義思潮，他們主要信仰的是“基爾特（Guilt）社會主義”。當時英國的“費邊社”是這種社會改造運動的倡導者，他們認為社會改造的力量在於各種產業組織的聯盟，因此把“行會”組織視為推行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羅素在中國的演說和他關於“中國問題”的各種觀察，更進一步推動了這股思潮的影響力。費邊社的理論家，如柯爾、拉斯基的著作被廣泛翻譯和介紹到中國。1920年代張君勱以“張士林”的筆名翻譯了拉斯基的名著《政治典範》，柯爾關於社會改造的許多見解，也經常見諸《再生》發表的各種文章中。從張君勱的言論來看，1920年代，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頗有好感；同時作為德國哲學的推崇者，張君勱尤其對黑格爾的“國家哲學”具有濃厚的興趣，在《再生》上他曾對黑格爾的絕對的國家主義大加宣揚，並且因此和張穎等人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張東蓀也繼承了德國哲學中強調“精神”實體的一麵，在他的哲學著作中，各種社會價值都表現為人類的“精神力量”，民主、自由、公道、博愛成為了一組沒有矛盾衝突的概念群，因此他們根本上都合乎人類的理性。蘇俄在1930年代的成功，無疑也影響著《再生》的選擇，雖然他們極力抨擊蘇俄的極權政治和財產公有的社會政策，但是對於蘇俄的計劃經濟卻試圖加以借鑒，張君勱還認為中國的農業改革可以利用蘇俄成功的經驗，即“農業集體化”模式。德國的國家主義、英國的社會主義以及蘇俄的計劃經濟等因素的混合，構成了《再生》的基本政治主張。
張君勱曾經自述其立場為理性主義與德性主義的調和，“我之立場，謂之理性主義可也。我所謂理性，雖沿歐洲十八世紀之舊名，然其中含有道德成分，因此亦可逕稱為德智主義，即德性的理智主義，或曰德性的唯心主義也。”胡適也宣稱自己是“理性主義”者，不過他的理性基礎則建立在誇大“工具理性”的範圍之上，即使是道德的問題也必須由科學的理智來解決。在1920年代“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中，張君勱顯然為理智劃定了界限，“人生觀”問題關涉到人的信仰和道德領域，因此張君勱的調和論實際建立在“理智”和“道德”的區分之上。張君勱一直對中國的文化充滿敬意，他在宋明理學中發現了中國精神的核心，因此他在1930年代一直強調從本民族的經驗出發塑造現代國家的道德基礎。1930年代，張君勱所主導的國社黨的宣言，明確了他的立場主要在三個方麵：其一，國家本位主義，以對抗所謂的國際主義，要求在中國建立現代國家；其二，主張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對抗獨裁政治，他認為民主政治通過一係列的改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而無須效仿“獨裁”；其三，主張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既反動資本主義的“放任”原則，又不同於蘇俄的公有製度，而主張國有與私有的混合。張君勱說，“吾相信一方麵承認私有，一方麵承認公有，是一條無可逃的大道。但這不是調停兩可之詞，以後國有實業是應該一天一天擴大，私人謀利的動機是應該大加限製的，必如是，然後能增加民族資本，開發民族經濟。”總之，1930年代國社黨通過他們的綱領，向人們宣布了他們對塑造有效率和經濟自主的國家實體的信心。
《時代公論》：大學教授？黨派分子？
楊公達於1932年4月1日創辦了《時代公論》，擔任該社社長，當時他還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並且短暫擔任過中央大學法學院的院長。薩孟武和雷震也在法學院兼職。薩孟武時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兼任中央大學法學院的教授，雷震也是兼任法學院教授，當時他已經從政，是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委員。這三人是《時代公論》的核心成員。
《時代公論》是大學教授討論政治的公共舞台。正如短暫擔任該社總幹事的張其昀所說，“《時代公論》，公器也，大學教授之公開講座也。大學既以思想自由為原則，大學教授所發表之言論，自不受任何政黨之拘束。既在同一刊物之中兩相反對之論調，苟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暫不妨同時並存，而一任讀者之比較選擇，此其所以名為公論也。”除了法學院的教授為《時代公論》的主體之外，中央大學其他學院的教授也就政治問題發表意見。張其昀當時是理學院地理係的教授，已經在史地研究方麵暫露頭角，在中央大學期間，他多次到西北等地進行實地的研究考察，關注祖國的人文地理變遷。張其昀的論作最終彙集成《人地學論叢》一書，1932年由《時代公論》社出版。當時，楊公達任《時代公論》的編輯人，而張其昀任發行者，但是在雜誌發行到18期以後，張其昀因為忙於創辦鍾山書局，而辭去了在該社擔任的職務。柳詒徵和繆風林是文學院史學係的教授，程其保是教育學院院長。他們也都在《時代公論》上撰文，討論中國的政治和教育等方麵的問題。
中央大學法學院聚集了當時國內一批非常知名的政治學家、法律學家以及經濟學家。1928年法學院成立時，其下設三個係：法律學係、政治學係以及經濟學係。1930年，政治學係有錢端升、劉師舜、崔宗塤等人；其時，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的馬寅初為經濟學係的主任。阮毅成為法律學係的主任，他對憲法和法學的理論都頗有研究，《時代》社先後出版了他的論文集《法治論集》和《政治論叢》，胡長清則是刑法學方麵的專家。杭立武於1930年任政治學係的係主任，他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曾師從著名的費邊社政治理論家拉斯基。回國後，他大力宣傳拉斯基的政治學理論，在《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等刊物上發表多篇文章介紹拉斯基的學說。他還於1932年接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並於同年9月促成了中國政治學會在南京的正式成立，這對於促進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可以說，中國政治學會的成立和中央大學以及《時代公論》社有著重要的關係。學會在最初15年裏，由於中國政治現狀的擾亂，故而也較多關注實際的問題，比如外交政策、地方行政、憲法草案、非常時期國民教育、政治機構改革、地方自治研究、改進吏治等，這正與《時代》關注中國政治現實的宗旨相合。雖然存在時間比較短，《時代》也曾就上述一些問題進行了研究，如樓桐蓀的著作《均權的理論與實踐》、田炯錦的著作《聯邦製度概論》都關注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時代》還專門討論了國民代表大會和憲法草案等問題。
然而正如上表所示，《時代》的核心成員，如楊公達、薩孟武、雷震等人本身又是國民黨員，他們發言的立場很明顯站在國民黨的一邊。楊公達後來擔任過國民黨中央的黨部秘書，薩孟武後來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尤其是雷震在1926年冬回國後，開始從事政治、接近各種政治要人，先後在法製局、南京市黨部、教育部、國民參政會、政治協商會議，擔任編輯、秘書等職，由於他能縱橫捭闔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因此後來被稱為“各黨各派”之友。阮毅成也在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任上，大展身手。梅思平後來在“汪偽”政府的實業、內政等部任部長。可見，《時代》的核心成員都有在國民黨黨部和政府供職的經曆。從他們的職務來看，阮毅成和梅思平曾擔任過一些實際的職務，楊公達、雷震則更多的是充當政府官員的幕僚，以“智囊”的身份為國家政治出謀劃策。
《時代》成員大多是國民黨黨員，他們主要從國民黨的立場（而不是國家立場）出發來看待、思考中國的問題。因此，《時代》群體與胡適為首的《獨立》群體同樣是“參政”，卻存在一些重要的區別。楊公達等人大都是國民黨的黨員，他們一再強調，國民黨首先要意識到自己的危機，並積極地實現“自救”，然後才能挽救國家的危機。但是胡適等人的參政卻更多出於國家立場的考慮，是在民族危亡時期出來為國家做一些事情。這些當時頗有影響力的知識精英，大多都不願加入任何黨派，由對國家民族前途的考慮，進而認為“中國現在要有政府”（傅斯年語），從而支持國民黨。這是兩種思考中國政治的不同路向：一種從黨的生存利益出發，進而及於國家的改造，因而以黨在國家之上；一種以民族存亡為出發點，要求建立國家的秩序，認同黨為改造國家的工具。蔣廷黻曾批評這種“黨在前而國在後”的“訓政”思維，是把中國當作小孩子，而以國民黨為保姆，認為應該嚴格區分黨的製度和國家的製度。胡適在汪精衛的一再要求下也不肯進入政府，一方麵固然有其為國家考慮的因素，“我細細想過，我終堅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並表示願“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但更明確的是他始終持一種黨外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