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國難”之際的“思想界”（1931—1937）
1931年到1937年的中國首先麵臨的是“國難”危機，國民黨政權在其建立之初，就麵臨著內憂外患的危機，整個國家憂患意識迅速增強，這尤其體現在知識分子群體身上。知識分子構成了“思想界”的主體，而“國難”需要解決的各種政治問題，則是思想界的討論主題。討論是以公開的、論戰的方式展開的。知識分子群體興辦的各種刊物，成為了論戰的主要陣地。因此，在展開全書的論述以前，有必要對討論的範圍作一個基本的交代，具體分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什麼是“思想界”？第二，思想界所關心的時代主題是什麼？第三，本書主要圍繞哪些知識分子的言論展開。也就是說，哪些知識分子陣營，可以代表當時的“思想界”。
一、什麼是“思想界”？
“界”的觀念，代表了在我與“他者”之間進行區分的一種意識。晚清的社會變動，不斷動搖著舊的社會秩序賴以存在的價值和道德的標準，作為社會中的個體麵臨著重新界定“自我”
的過程。他們必須確立自己在變動的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和應該扮演的角色。各種“界”的觀念的出現，集中在20世紀最初的幾年，與19世紀末以來中國社會的激烈變化，尤其是知識分子群體作為覺醒的個體急需重新尋求自我認同（Identity）①的現實，有著密切的關係。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差序已經被打亂，新的社會劃分的標準在逐漸形成。
開始，在旅日學生中間開始有“省界”的鼓吹，歐榘甲、楊篤生等人開始倡導以“省自治”來重新建立中國。②當時旅日學生興辦的刊物無不以省為名，例如《四川》、《雲南》、《江蘇》、《浙江潮》等，而且都以本省為中國未來之希望而自命。此種基於“地緣”和“血緣”的認同取向，固然是出於對清王朝的徹底失望，而試圖以“省”的地緣政治的親和力來重塑強大的中國，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留學生尋求自我認同的需要。同時，“種界”、“國界”等提法也相繼出現，此中自然有反專製和反侵略的意味，標誌著一種民族國家意識的產生和強化。伴隨著新興商業階層、軍事階層和學生階層的出現，如何認識整個社會結構中各階層的地位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基於職業和階層對社會進行分層也在清末逐漸成為了知識分子思考的重點。章太炎對於社會分層的認識和評價，可為一例。因此，商界、學生界、實業界、智識界、政界等提法，也逐漸在新式知識分子群體中流行開來，成為他們分析、觀察社會，進而鼓動革命的概念工具和思想武器。③
然而，討論到“思想界”的產生，以及知識分子自覺地以“思想界”的一員而自任，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事情。1915年，《甲寅》雜誌停刊，黃遠庸在最後一期中說，“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說起……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④這是標誌時代風氣轉向的言論，陳獨秀已經看到政論批評已非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他指出，“吾人最後之覺悟”當為“倫理的覺悟”，因此以提倡“新文學”為解決政治、學術問題之根本所在。這樣《新青年》即轉向以思想文化的方式來解決政治問題。⑤這種時代的轉向最終造成了“思想界”的確立。甘蟄仙在1922年總結1918年以來的“思想界”動向的時候說：
就評論方麵看，覺得四年以前的中國思想界所評論的，多半是時事問題；近四年來的思想界所評論的，多半是學理問題。四年以前的時事評論，與時局最有關係的，第一部便要推《飲冰室政聞時言》。從晚清戊戌政變直到蔡鬆坡打倒洪憲以後的中國政局，殆無一不被飲冰所批評：這種批評時事的傾向在當時頗顯著；以夙昔好談“國故”之章太炎，在民元初年，也大發其政論。即嚴幾道王國維，在晚清時代，也似乎作過時論。到最近四年，我們青年所討論的，大半都是趨向於學理方麵了。⑥
清末以至民初，誌士仁人們為了革命的需要而展開各種政治思想的爭論，最為著名當屬《民報》與《新民叢報》關於“革命”還是“改良”的論爭。那時知識分子大多是以“政論”方式普及西方政治觀念為己任的，“民權”、“國家”、“群”、“國民”等觀念就是在此背景下在民眾間傳播開的。然而，民國成立後種種舊道德、舊倫理的“複辟”，使得知識分子大為失望，也使得他們看清在專製背後隱藏的是那些支撐其存在的各種道德、知識和價值體係。道德和價值觀念不更新，政治就沒有出路。因此，新文化運動就以激烈的態度開始批判中國傳統的道德和倫理，首當其衝的就是對家族製度、綱常倫理的衝破。於是就形成新、舊思潮之間水火不容的爭鬥。
這種思想的批判，更在1920年代發展為學理的批評。胡適曾指出：
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麵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麵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⑦
胡適在1920年代倡導以“科學的精神”來“整理國故”的運動，便是“研究問題”的具體表現。甘蟄仙認為思想界傾向“學理的批評”，也是指這種以“科學”精神研究問題的取向，“真理是學理的上乘，學理是真理所由出，而科學的方法尤是研究學理底工具。最近四年中國思想界，能受科學的洗禮，使思想受學禮底染化——思想底學理化——我們總應該認他是一種好傾向。”⑧因而，新思潮就是以科學理性的態度來看待所謂的經典。這樣新、舊思潮的鬥爭就由思想上的批判與對立，進而在1920年代發展為學理上的對立。新舊之間的爭論，集中在以什麼態度、應用什麼方法來研究經典，以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這是1920年代“思想界”的主題。周作人道出了“思想界”的這一趨勢：
我看現在思想界的情形……這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麵，它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複古與排外。那國粹派未必真的會去複興明堂或實行攘夷，但是在思想上這些傾向卻已顯著了。舊勢力的餘留如四存月刊等，可以不算，最重要的新起的那些事件，如京滬各處有人提倡孔門的禮樂，以及朱謙之兄的講“古學”，梅胡諸君的“學衡”，最後是太炎先生的講學。⑨
這裏是將“複古”和“排外”的傾向，視為思想界的反動，並直接與整理國故和新文學運動相對立。可見，當時思想界之一種對立，即為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鼓吹新文學運動與提倡國粹主義的對立，章太炎、朱謙之、“學衡派”都被歸入了反動之一列。而胡適（署名Ｑ.Ｖ.）甚至指出，“仲密還有一個大錯誤，就是把‘不思想界’的東西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他說那些參闡悟道者固然當不起“思想界之雅號”，即使是那些一心複興“古學”的章、朱、梅、胡諸君也不過是舊思潮“退潮的一點波，樂終的一點尾聲”，故而根本無須對這種傾向持“悲觀”的論調，而要對文學革命的前途充滿信心。⑩顯然，在周作人和胡適等提倡新文學運動的學人眼中，新、舊思潮的鬥爭是當時思想界的主題。
此種思想界的對立，集中表現為新派學者對所謂“東方文化”派的批評。隨著西方世界在一戰以後興起了大規模的對資本主義製度的反思浪潮，以及蘇俄十月革命的勝利對思想界形成的巨大衝擊，許多人開始懷疑西方製度的合理性，並且傾向於認可東方文化在道德層麵的成就。梁啟超從歐洲遊曆歸來以後，寫了《歐遊心影錄》，將他在歐洲所見資本世界的衰敗景象和伯格森、倭鏗等人“西方文明徹底失敗”的論調都記了下來，並且由此而轉向對中國文化的褒揚。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更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他看來，中國、印度、西方文化所走的根本是不同的路。言下之意，我們根本無須也無法走西方人走過的道路。以胡適為首擁護新文化的新派學者，則把人類文化看作必須經曆的同一種模式，隻是西方在這條路上早走了一些，而我們中國則落後了許多。在1930年代郭湛波寫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一書中，梁啟超和梁漱溟都被歸入了“農業宗法封建社會思想”的代表之列：
中國近五十年思想之第一階段，自“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至民國成立（一九一一年）是中國思想之最後一段，農業宗法封建社會之回光返照。其代表人物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這個時代思想之特征，是尊孔，擁護中國舊有之禮教、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要保存“國粹”，要發揚“東方文化”。同時排斥西洋之思想、學術、道德、習慣，菲薄科學，反對西洋文化——所謂“物質文明”。自辛亥起義到“北伐成功”（一九一一——一九二八年），為中國近五十年思想之第二階段，是工業資本社會思想輸入時期，所謂“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九年），“新文學運動”、“新思潮運動”都是這個時代的產兒。
郭氏這段對中國近代思想曆程的概括，帶有很深刻的1920年代思想界狀況的烙印。把“國粹主義”和“東方文化派”歸入封建社會的反動，而突出新文化運動的方向，與其說是對晚清以來思想界的曆史敘述，不如說是新派學者對當時思想界趨向的現實評價。康梁等人在清末是劃時代的人物，梁啟超說，“有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製考》。其第三部著述，曰《大同書》。若以《新學偽經考》比颶風，則此二書者，其火山大噴火也，其大地震也。”又說：“對於‘今文經學’為猛烈的宣傳運動者，則新會梁啟超也。”此當為公允之論，非自誇之言。以康梁對傳統學術的動搖，又如何可以被歸入“農業宗法封建社會思想”之列呢？至於梁漱溟，郭氏初稿將其安排在第一階段，因為他的思想雖然發表於“五四”之後，但是郭氏認為他代表了第一階段之思想，在胡適的建議下才於正式出版時，把梁漱溟放在“五四”之後來敘述。馮友蘭也認為，雖然梁氏思想受“五四”影響極大，“含西洋之成分甚多”，但仍是“五四”思想之反動。可見，1920年代思想界的這種對立，無疑是傳統、反動之思想與現代、文明之思想的對立。這從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一書的寫法中可窺見一斑。
以上簡單討論了192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態勢。然而新舊思潮的對立，可以說是思想界成立的“內容”。“思想界”的成立還必須借助其外在的“載體”，這就是“人”和“物”的因素。毫無疑問，參與思想界討論的自然是一些“讀書人”。到了1920年代一批有著留學經曆的知識分子紛紛歸國，並且逐漸在國內的思想舞台上開始占據主流的地位。胡適無疑是新派學者中“執牛耳者”。餘英時先生曾經探討了胡適為何年紀輕輕，就可以在中國思想界“暴得大名”的原因。在他看來，胡適的出現恰好填補了中國學術思想界的一個空白：
在五四運動的前夕，一般知識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對中西文化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他們渴望能突破“中體西用”的舊格局。然而當時學術思想界的幾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沒有人能發揮指導的作用了。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著繼起者來填補，而胡適便恰好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出現了。
到了1920年代，以胡適為代表的新式學者，已經成為了思想界的主流，而章太炎、梁啟超、嚴複等舊式學人不得不接受“邊緣化”的現實。因此，新、舊思潮的爭議，也體現了“學術範式”的轉換，以及新、舊學者群體之間“文化權勢”的交替。
需要注意的是，該如何看待學術和思想的關係。胡適曾對郭氏《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一書提出意見，“王國維在中國思想界沒有多大影響，不該寫了。”這裏自然是針對王氏的學術研究影響力有限而言。可見，思想界討論之範圍似乎應該限製在那些具有影響力的“公共性”的話題。對於學術界和思想界的這種有意的區分，在當時已有不少人關注。高名凱在評價郭氏該書的時候，對書中所選擇討論的事件和人物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書中對於學術與思想區分不甚明白，“我們於本書之中，又時常發現一些關於學術史的敘述，如史學史、考證學史之類。第六篇《三十年來中國古代思想之整理與批判》，可以一筆勾消，因為裏頭所說的差不多都是學術史，與思想史毫無關係。”而他認為思想史應該關注的是玄學思想、政治思想、人生思想、社會思想、宗教思想、藝術思想、經濟思想等。但是，學術與思想的區分並非如此絕對，1920年代思想界討論的主題幾乎都是以“學理研究”為後盾的。這裏麵既有學術研究的成分，又起到了強烈的思想解放的作用。以學術研究“範式”的轉換，而達到“思想解放”的目的，這就是1920年代所確立的“學術社會”的基本特點，因此學術與思想的會通是完全必要的。而學術研究一旦突破了其狹小的範圍，而成為有影響力的公共話題，那麼它也就成為了思想界的主題。1920年代的思想界正是以學術問題的討論為主導的。
胡適是“學術典範”轉移的核心人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標誌著一種新的學術典範的成立。正如蔡元培在該書的序言中總結的，其新意在於，一、證明的方法，包括考訂時代、辨別真偽和揭出各家方法論的立場。二、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三、平等的眼光，如對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四、係統的研究，即排比時代，以見思想演進的脈絡。胡適開辟的學術路向，有方法上的創新，即考訂和證明的科學研究和實驗主義的方法；同時又教人們“懷疑”的態度，以“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來對待自己的傳統和經典；尤其是對於一切古史的懷疑，更是對於傳統信仰有力的衝擊，已經遠遠超出了學術的範圍，而直指思想革命的核心內容了。在此立場下，1920年代所興起的“整理國故”運動自然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而顧頡剛所引領的“古史辯”運動，更是將“疑古”的風氣推向了高潮。學術借思想之力得以發展，如果沒有晚清以來今文經學對古史信仰的破壞，便不會有胡、顧等人在學術上的創新；思想也借學術之力而得以解放，如果沒有胡適等人以“科學”態度來研究問題，則思想上的破壞亦缺乏說服力。
思想界成立之“物”的因素，自然是知識分子所興辦的各種刊物。公開刊物的出版迅速擴大了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也使得他們的言論具有了“公共性”，因此也隻有在出版物盛行的時代，“思想界”的成立才成為可能。甘蟄仙列舉了他認可的代表思想界方向的刊物，“這種風氣（即學理的討論），《新青年》雜誌實開其先，《學燈》、《覺悟》、本刊（即《晨報副鐫》）則相繼而起，所載文字十有九是研究或討論學理的；其他報章，當分別論之；在雜誌界如《改造》（原名《解放與改造》），《東方》，《建設》，《新潮》，《少年中國》，《小說月報》，及最近新起的幾種佳作，多半是研究學理的。”文中所列刊物即構成了知識分子發言的“載體”，正是通過這些刊物，思想界開始發表他們對於學理和政治的意見。
二、1930年代思想界的主題：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
如果說，1920年代思想界的主題，在以學術研究的方式促進思想解放的話，那麼1930年代的主題，則在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思考，而尋求中國現代化的方向。也就是說，1920年代為新、舊思想之戰爭，1930年代則為救亡圖存之思考。“國難”危機成為促使思想界主題由學術思想轉向政治問題的關鍵。
年代的軍閥政治，使得許多人都對政治改造失去了興趣。民國之初造就的共和製度，被軍閥的腐敗、混亂和爭鬥破壞了。那時，在一般知識分子眼中，現實政治的黑暗使得他們灰心喪氣，許多人由於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引發對於民主製度在中國能否實現的懷疑，並生發出一種政治上普遍的“疏離”。魯迅就因對現實的失望，而以“抄古碑”的方式聊寄人生。更有知識分子在激烈的社會變動中，因為“意義”追求沒有著落，訴諸“自殺”的極端方式，以尋求解脫，梁濟和王國維的自殺就曾引起思想界極大的震動和關注。當然也有試圖在軍閥政治中尋求改造的嚐試，比如曾經堅持“不談政治”的胡適，卻也不得不在組織《努力周報》時期宣傳“好人政府”，為社會的秩序尋求製度上的保障。而老資格的革命者和經學家章太炎，則於軍閥勢力間縱橫捭闔。不過，此種種努力終究毫無結果。胡適很快就放棄了他的主張，寄望於“文學藝術”的改良了，而章太炎更是為個人牟利多，鮮有政治上的追求。總之，1920年代知識分子於政治的失望是普遍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他們改造思想的決心，也為學術上的努力創造了條件。
然而隨著國民黨“北伐”的節節勝利，中國麵臨著新一輪的政權更替。對於國民黨，思想界的態度是複雜的。一方麵他們非常反感國民黨的“訓政”模式，在孫中山的革命階段論中，認為國民黨在結束軍事統一之後，應該轉入“訓政”階段，在此時期內，國民黨代替民眾執掌政權，以待民眾具備了參政議政的能力，然後轉入“憲政”。由此確立的便是國民黨的“黨治”，也就是一黨的獨裁，民眾的自由在此統治下，必然要受到很大的限製，這對於思想界自由、民主的理想，無疑是一個嚴重打擊。“黨治”的力量首先就在國民黨“清黨”的過程中表現出來了，在一係列恐怖政策的壓製下，國民黨征服了資產階級奠定了它的經濟基礎，而通過“黨”推行的思想統製和“黨化教育”，也奠定了它的意識形態。當知識分子迎來一個新政權的時候，這個政權卻似乎距離他們民主、自由的理念更遠了。胡政之曾經指出，國民黨的“黨治”的結果，使“報人”可以發表言論的自由度比軍閥政治時期更小了。這自然引起思想界的極大不滿，胡適和羅隆基發起的“人權”運動，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
但是，在另一方麵，國民黨政權的出現畢竟使知識分子看到了國家統一的希望。在長期分裂和地方割據之後，思想界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初步願望，必然落在了國民黨的身上，雖然國民黨在1934年之前，仍然麵臨著嚴峻的政治形勢。無論胡適還是張君勱等人，都寄望於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胡適“實驗主義”哲學的背景使他認為，中國急需解決的仍然是那些老問題，社會的進步必然訴諸於點滴的改良。當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形成以後，社會似乎自發地會產生某種積極的力量，這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礎。因此那些善於洞察社會變動奧妙的政治家和學者，就應該千方百計地創造一個這樣的秩序，而任何試圖破壞這個秩序的行為都應該設法避免。胡適稱之為“社會的重心”。他指出，中國之所以數十年來沒有出路，就在於無法找到一個這樣的“重心”，而在國民黨的身上他看到了塑造這個“重心”的希望。張君勱則本著他的德國哲學的思想基礎，宣傳重建一種“國家主義”的意識。他宣傳費希特和黑格爾的國家哲學，從中國文化中提煉出了所謂的“民族精神”，這使得中國可以在承續自己的民族使命的同時，塑造出一種現代國家的意識。（詳見第二章）雖然表示支持國民黨，思想界的主要人物並沒有停止對國民黨的批評。胡適很不滿國民黨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張君勱則更是宣告了國民黨“黨治”的失敗。不過在民族的危難麵前，他們似乎隻有寄望於國民黨自身的改造。“九一八”以後，國民黨也迫於壓力，開始尋求民眾的廣泛支持，宣稱要縮短“訓政”的時限。孫科更是在1932年前後，成為了國民黨內主張民主的代言人，他希望能夠改變“黨治”的局麵，這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知識分子與國民黨之間的隔閡。
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展開了關於中國政治出路的全麵思考。當然對於中國政治出路的探討，首先要弄清楚中國問題的現狀是什麼。對於中國曆史與現狀的研究和評價，思想界從1920年代以來就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一切為1930年代的思考奠定了條件。
應該說，新文化運動所關注就是社會問題。知識分子越來越意識到一切政治進步的障礙在於其社會的根源，於是他們首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並且主要地集中於它的社會基礎，即家族製度。在此背景下，1920年代人們開始廣泛關注“社會問題”，那時的青年學生試圖投身到社會改造中來重塑新的自我，他們走出“家庭”、走向廣闊的“社會”。在此動力下，許多關於中國問題的社會調查開始推行。1920年代，到中國來講學的兩位思想界的巨頭，羅素和杜威，都在中國發表了他們對於中國問題的一係列看法，他們的觀察和思考無疑奠定了思想界的主調。胡適一直堅持著杜威的教誨，比如他對中國問題的概括（所謂“五鬼亂華”）；張東蓀則繼承了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的許多看法。羅素和杜威都把社會的變革視為一項講求謹慎和尊重經驗的事業。這些思想家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思想界對於社會改造的興趣。
此外，隨著國共合作和“北伐”的進行，新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這場革命背後是一種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它有著對中國的曆史和現實的係統判斷來支撐它對於中國革命策略的指導——正是由於民族主義革命的現實使得國共的合作成為當務之急。因此，馬克思主義借著新的革命運動，而逐漸擴充著它的“唯物史觀”的地盤，它用曆史來說明革命的合理性，用革命來證明曆史學說的真理性。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根據“社會—經濟”的變遷來解釋曆史的理論，它對於中國社會的有力解釋，推動了人們了解中國社會的熱情。1920年代末以來的社會史論戰，無疑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在曆史解釋方麵的優勢地位，無論是支持或是反對，學者都必須從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解釋中來尋求問題的答案。即使象張君勱、張東蓀等反對“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的馬克思理論的學者，也必須從中國曆史的解釋中來說明中國社會的現狀不具備革命的條件。馬克思主義決定了研究中國問題的方式、關注的對象甚至是得出的結論，從這一意義上，它無疑是一種新的“典範”（paradigm）。
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思想界在解決中國問題的時候，首先要麵對的也是“他們從過去都繼承了些什麼？”早在《新月》時期，胡適就彙集了“八九個朋友”對於中國問題的一係列討論，編成書出版。文章中提到，“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之間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個人隨他的專門研究，提出論文，供大家討論。去年（1929—1930）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討論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發去的……今年（1930—1931）我們討論的總題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分為許多子目，如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由個人分任。”由“研究現狀”到“解決問題”，胡適對於自己的任務非常明確。從這本取名為《中國問題》的書中所收錄的文章可以看出，胡適等人在尋求對於中國社會的準確認識。這為他1930年代討論政治問題作了準備。《再生》群體的馮今白也把“再生社”關於中國問題的看法，彙集成《中國往那裏去》一書出版，目的也是為中國問題尋求解決的辦法。陶希聖是“社會史論戰”的主將，亦在1930年編成《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一書，在書中他認為思想界關心社會問題與中國社會的變遷密切相關：
民國十七年秋到民國十八年現在，是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展望的時期。這個時期，一方麵過去革命高潮已成過去，他方麵未來革命戰鬥尚在未來，有形成理論鬥爭時期的定命。在其間，有許多刊物，定期不定期或以雜誌或以書籍而出現，若對於此其間在理論鬥爭之名下所發表的論文，加以概略的觀察，則可分為兩大部門。其一為原理的爭辯，若所謂唯物或唯心或心物二元論，又如所謂革命之階級基礎以及階級轉化等說。其二為曆史事實的檢討，首在認定中國社會形式為何物。
胡適等人在這一時期的思考，確實是處於一個革命的過去與未來的間歇期（革命推翻了一個舊政權，而一個新政權剛剛建立），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理論認識，也成為1930年代大規模政治問題討論的起點。
年代思想界在討論政治問題的時候，往往首先關注中國政治現實背後的社會根源。確實，當人們尋求政治改造途徑的時候，需要首先對於他們從曆史繼承下來的那些製約改造的社會條件，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當時流行的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尚處於“無政治”的狀態，換句話說，中國還沒能走上現代政治的軌道。人們在中國社會中發現了那些製約中國政治長期處於“前現代”狀態的種種不利因素，如果這些社會因襲的毒素還無法清除的話，那麼現代政治是無法實現的。《時代公論》的阮毅成有一段關於什麼是政治軌道的比喻，“政治軌道的鋼鐵，是人民政治智識與政治能力，必先有百煉不撓的人民，乃能錘煉出好的法律製度。這好的法律製度能載的了政治車廂的重量，能順利地助益於車輛的開駛。如其有不合適的車輛，軌道定不予以平安通過，非使其傾覆不可。”這正是在思考製約政治問題背後的社會和文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