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的正標題是《“國難”之際的思想界》。本書所要處理的是1931年到1937年之間，由知識分子的言論所構成的思想界，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係統討論。這裏有兩個關鍵詞，其一是“國難”；其二，是“思想界”。“國難”指的是“九一八”以後日本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機。中國的領土完整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東北首先被日本占領，並且很快由日本人扶植了中國的最後一個皇帝溥儀“複辟”，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東北的淪陷對於知識分子的觸動是深切的。東北是中國工業的主要集中地，對於中國的工業化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後日本進一步擴大侵略的步伐，策動華北五省的分裂，這進一步加深了知識分子的危機感。華北是國民政府教育的重鎮，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都設在京津地區。思想界處於“國難”最前線，那種親臨危機的感覺與理性的思考相結合，更能促發他們對於如何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追問。
“思想界”的主體自然是知識分子，他們大都是大學教授，有正常的收入來源，有的還進入政府，有的雖然身在“朝外”，卻為政府提供著政策上的幫助。此外，知識分子還通過報刊和雜誌等輿論來表達他們的看法，這些製度性的傳媒使得他們的言論具有了公共性。近來史學界已經有人開始重視對於近代中國集團力量形成的研究，指出各種“界”的表述的出現表明了一些新的社會力量正在形成並且尋求著相互之間的“認同”——比如省界、實業界、政界、學界、教育界、思想界等等。①至於“思想界”的明確意識的出現，大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當時新思潮的倡導者希望通過全麵批判儒家倫理思想的鬥爭，弘揚“科學”和“民主”的新文化。這些努力在20年代，逐漸轉向了從學術上整理中國文化的思潮，並引發了大規模的對於中國上古曆史的全麵否定。②1920年代的思想界是一個“學術”與“思想”互相推動的進程，通過學術的討論以推進思想革命，是20年代思想界的主題。③到了1930年代，思想界則將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中國政治問題的討論。這種轉向一方麵正如上文提到的是“國難”危機的緊迫，促使知識分子們必須思考中國在政治上向何處發展，才能避免亡國的命運；另一方麵，也是國民黨政府在南京的成立，使得中國的政治秩序得到了基本的穩定，在此前提下，一切民主化和社會改造方案的討論才成為了可能。
國民政府在南京的成立，奠定了中國新的統治秩序。然而這個政權從其成立之始，就隻是名義上象征著全國的統一，各地軍閥仍然維持著他們實質上的割據。在國民黨內，汪精衛為首的黨政係統、蔣介石為首的軍政係統以及老資格的黨員胡漢民，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孫科在1932年宣傳民主和憲政，在黨內的呼聲一度也很高，而改組派、第三黨等蔣介石的反對力量也在1933年底的福建事變中，結成了“反蔣”的聯盟，再加上日本的入侵和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正如易勞逸所指出的，國民黨在1934年以前的處境非常困難。④在1934年，國民黨安全地度過了黨內反對派的攻擊，同一年蔣介石的所謂“剿匪”，也導致紅軍被迫離開江西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前途未卜的長征。蔣介石在南昌開始推行“新生活運動”，這是新政權試圖確立其意識形態的標誌。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混雜了許多複雜的成分：蔣通過“藍衣社”來推廣“新生活運動”，這是一個試圖向法西斯主義學習的組織；蔣本人則推崇清朝中興的重臣——曾國藩；他所主張的“力行”哲學又來自於陽明心學，他努力用陽明心學的東西來解釋孫中山的學說；他的姻親宋氏家族是基督教的信仰者，而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重要人物也在“新生活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⑤蔣在公開的場合從來都不承認有必要向法西斯主義學習，雖然當時法西斯主義被視為是塑造強大國家以應付危難的一個途徑。藍衣社確實企圖掀起一股崇拜領袖的風氣，不過蔣在它舉動過於激化時曾經加以阻止，他有意加強了CC係的權力，以求在兩者之間的平衡。在易勞逸看來，把國民黨看作法西斯主義的政權是不恰當的。⑥
國民黨確立了一種新的統治模式，這就是所謂的“黨治”。從某種意義上說，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屬於列寧主義的政黨，不同於西方國家以政見結合的政黨，它們都以一種意識形態來團結黨員的效忠和相互之間的認同。⑦兩黨都受到了蘇俄列寧主義政黨模式的影響。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在蘇聯的幫助下，改組並成立了新的國民黨，從而解決了長久以來困擾他的黨內團結的問題。費約翰研究了國民革命中所體現出的“民族主義”的政治文化意義。在他看來，中國近代以來誌士仁人都在試圖“喚醒”中國人民的自覺意識，他的目的是為了“展示一種‘喚醒政治’是如何在一場群眾運動中變得體製化的”，結果他發現“從部分知識分子的覺醒，到中國作為一個民族觀念的增長，到一個在中央政權領導下的民族國家的形成，最終到一個黨，一種聲音”，“民族覺醒的觀念從一種不成熟的衝動，最終演變為一種鮮明的、紀律化的大眾政治風格，並置於高度紀律化的訓導型國家的監督之下。”⑧費約翰的力作，為我們理解國民黨的“訓政”（即以政黨代替民眾來統治國家）體製，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的研究視野。國內史學界大都傾向於抨擊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對於國民黨的統治方式，鄒讜則試圖從一種“中性”的分析概念入手，他指出中國近代以來麵臨著全麵的社會危機，這一危機呼喚一種“全能主義”的政治。⑨國民黨確實試圖通過強大的黨的力量，來解決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雖然它的能力並不足以保障它那樣做。王奇生的一係列研究表明，國民黨黨的勢力在與軍隊、政府勢力的競爭中，並未能真正占據上風，甚至在地方國民政府有意抑製“黨權”而強調“政權”，因此它並未像蘇俄那樣真正達到黨對軍事和政治的全麵控製。⑩正如當時一些思想界的論者指出的，國民黨不過是“冒牌黨治”的政黨。因此，對於國民黨“黨治”的強度和影響，似乎也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但是國民黨的“黨治”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卻是極大的威脅，國民黨強調思想的控製和“黨化教育”，用嚴酷的手法壓製思想和言論自由，而“自由”是思想界的知識分子最珍視的價值之一。胡適在國民黨政府建立之初，曾經激烈地批評了國民黨侵犯“人權”的政策和所謂的“黨化教育”，這使得國民黨將胡適列為“反黨分子”。餘英時曾指出，正是“人權”運動初步確立了胡適自由主義者的形象。“九一八”前後，思想界開始激烈地批評國民黨的“訓政”思維，他們要求迅速實現民主化，胡適並且有明確的“憲政救國論”的思想。在“國難”背景下，國民黨不得不作出聽取民意以共赴國難的姿態，國難會議的召開、憲法草案的擬定和1936年“五五憲草”的通過，都成為思想界討論“憲政”問題的重要時期。
這裏有必要探討知識分子在民國政治中的地位。當然，對於現代知識分子的認識，難免會陷入一個概念論爭的困境。中國知識分子的前身無疑是舊式“士大夫”，但是現代知識分子卻同傳統“士大夫”有了根本的區別，在1905年科舉考試正式廢除後，那些保障“士大夫”特權地位的製度性機製不複存在了。餘英時先生認為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麵臨著“邊緣化”的處境。在軍人、工商等新興集團勢力崛起的同時，知識分子卻不再是社會的中心了。羅誌田則指出，在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同時，另一些邊緣知識分子也在逐漸興起，比如學生集團。確實，學生在現代中國成為了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以致各種政治勢力都試圖通過動員學生來打敗他們的政敵。思想界在30年代就非常重視青年學生中間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努力修補他們與學生之間存在的隔閡，他們非常擔心學生運動中爆發出來的“左傾”情緒。不過，通過對30年代思想界主體的考察，筆者認為知識分子都在通過發表對於現實政治的種種意見，來尋求重塑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毫無疑問，知識分子還保持了一些他們的前身（“士大夫”）的影響力，或者說政府還不得不顧及到來自“士人議政”傳統的壓力。以《獨立評論》群體而論，胡適等人在30年代都或多或少有“參政”的經曆，他們對於國民黨政策的抉擇或是維護、或是批評，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同樣，國民黨也非常重視對知識分子的利用，抗戰爆發後不久所成立的“國民參政會”，聚集了大量知識分子，它被視為一個準民意的機構。
如果說，知識分子已經“邊緣化”，那麼20世紀30年代思想界則用它特殊的方式，在重新塑造一個知識分子的“話語空間”。知識分子通過思想界的論爭，發表他們對於國家、社會各種問題的意見，從而確立了他們的“公共性”。從這一意義上說，“思想界”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的“公共領域”。這個領域是知識分子的獨占領域，其他各個階級和集團的力量是無法真正參與到“思想界”的話題中來的。首先，知識分子壟斷了“知識”資源，他們是一群“讀書人”，而且往往是有留學國外經曆的學者成為了思想界的主流人物。其次，知識分子還掌握了現代的傳媒手段，借此他們可以不斷擴大在社會中的影響力。近代以來，知識分子是辦報紙、刊物以及各種其他出版物的主要力量。本文所選擇的幾個主要的報紙、刊物都是由知識分子主辦，從其構成來看，絕大部分都是有留學經曆的大學教授，還有一些專業的記者和具有現代經營理念的“報人”。從其影響來看，以《獨立評論》和《大公報》為例，可以知道當時北方的輿論幾乎都被這兩個刊物所壟斷。其廣泛的讀者群體中有來自各個階層和不同行業的支持者，陳儀深對《獨立評論》讀者群體的研究，表明了這一點。《大公報》則是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而且它很好地保持了與知識分子的合作。至於《再生》和《時代公論》，雖然其影響稍遜，但也很有特色。《再生》是國家社會黨的機關刊物，《時代公論》則代表了首都思想界的主要傾向，遺憾的是對於《時代公論》的專門研究似乎還沒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