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見餘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收於氏著：《中國知識分子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羅誌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開放時代》，1999年第4期。
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章清用“權勢網絡”的分析工具，探討了《獨立評論》群體在政府和社會上的廣泛影響力。參見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近來引起了史學界的極大興趣，但是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種趨向是令人擔憂的，即習慣於把“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兩種西方理論混為一談。孔飛力曾指出，中國史學界對於“公共領域”的興趣，陷入了與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相似的誤區，即陷入一種“中國也有”的情節。孔的觀點以及魏斐德、羅威廉關於“公共領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討論，均收入鄧正來、J·C·亞曆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公共領域”理論的基本內容，參見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譯林出版社，1999年。一種比較妥當的做法是，把論爭“中國有沒有公共領域”的問題轉化為對曆史上“公”的觀念的研究。關於中國曆史上“公”、“私”觀念的討論，參見（日）溝口雄三著、索介然、龔穎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展開》，中華書局，1997年。（日）溝口雄三著、井口靜譯：《公私》，收於賀照田編：《在曆史的纏繞中解讀知識與思想》，《學術思想評論》第10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美）田浩：《陳亮論公與法》，收於氏編、楊立華等譯：《宋代思想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陳的著作對《獨立評論》群體（包括讀者群和作者群）的構成有著係統的研究。參見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
關於《大公報》的專著主要有，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2002年。方漢奇、吳廷俊：《〈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賈曉慧：《〈大公報〉新論：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任桐：《徘徊於民主與民本之間：〈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述評（1927—1937）》，三聯書店，2004年。另外有關《大公報》的各種回憶和資料也已經大量出版。主要有，《大公報曆史人物》，香港：香港大公報出版社，2002年。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方豪：《大公報與現代中國：1926年—1949年大事紀實錄》，重慶出版社，1993年。以及複旦大學選編的一套大公報資料（共5冊），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比如褒揚主張“民主”政治的能夠堅持自由主義的理想，而傾向“獨裁”政治的則被指責為缺乏遠見。涉及民主獨裁論爭的論著很多，主要的可以參見雷頤：《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困境——三十年代民主與專製的論戰透視》，《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顧昕：《民主思想的貧瘠土壤——評述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戰》，收於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
值得注意的是，餘英時和薑義華先生關於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的論爭，也牽涉到如何認識20世紀以來的“獨裁”政治趨向，當然也包括30年代的這場民主與獨裁論爭。餘先生以西方保守主義政治思潮為比較對象，認為中國各政治派別缺乏明確的保守傾向，隻是在激進的程度不同上有所區別；薑先生則恰恰相反，認為20世紀中國政治中保守主義是主流。薑先生傾向於把“獨裁”、“專政”的主張都歸入保守政治之列。關於“激進與保守”的論爭，收於李世濤編：《知識分子的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
關於中國是否有自由主義的傳統，雷池月和王彬彬持否定態度。雷的文章指出所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胡適、丁文江等人，雖然宣傳自由主義，但是在現實政治選擇中卻不是導向“左”就是導向“右”；王更是指出，自由知識分子往往在關鍵時候都是認同獨裁政治的。朱學勤和徐友漁等人則認為中國存在自己的自由傳統。他們的文章都收於李世濤編：《知識分子的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謝泳一直致力於重塑中國的自由主義的傳統。他認為胡適可以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郜元寶則傾向於魯迅。均收於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從書中收錄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們試圖清理胡適和魯迅所代表的兩種自由主義的路向，並且在誰可以代表中國自由主義這一點上，存在著爭議。
參見（美）阿裏夫·德裏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曆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的起源，1919—1937》，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關於胡適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參見羅誌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離合》，《學人》第4期，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關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參見章清：《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自由知識分子關於社會主義的曆史圖景》，收於《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台北：桂冠出版公司，2002年。有關《獨立評論》群體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參見張太原：《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獨立評論〉對中共的態度》，《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有關胡適研究的主要著作，參見（美）格裏德著、魯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複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餘英時：《重尋胡適曆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耿雲誌：《胡適評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羅誌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章清則對胡適群體作了考察，參見氏著：《“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參見（美）夏綠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186頁。
關於張君勱的研究大陸主要有，鄭大華：《張君勱傳》，中華書局，1997年。許紀霖：《無窮的困惑——近代中國兩個知識者曆史旅程》，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呂希晨、陳瀅：《張君勱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陳先初：《精神自由與民族複興：張君勱思想綜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台灣對於張君勱的研究非常重視，主要集中在張的憲政主張和儒學思想，參見薛化元：《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辨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楊永乾：《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傳》，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何信全：《張君勱論儒學與民主社會主義》，收於氏著：《儒學與現代民主——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將張君勱與“新儒家”相聯係在學術界是普遍的，比如黃克劍選編的《張君勱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是現代新儒家八大家選集其中的一本；呂希晨、陳瀅亦選編：《精神自由與民族文化：張君勱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的“當代儒學叢刊”也收入了一些有關張君勱研究的論著。但是正如餘英時反對將錢穆歸入“新儒家”、反對把“新儒家”概念泛化一樣，近來也有學者反對將張君勱簡單地歸入所謂“新儒家”之列。餘英時的文章《錢穆與中國新儒家》，收於氏著：《現代儒學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至於張君勱主張“憲政”和他對儒學的解釋之間的關係，仍然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他似乎沒有明確的“新儒家”的那種“開出說”。
有關張東蓀的研究，參見詹文滸：《張東蓀的多元認識論》，世界書局，1936年。左玉河：《張東蓀文化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左玉河：《張東蓀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