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自由主義的問題集中在“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對於這場論爭該如何看待，學界一直以來似乎都陷入了“後見之明”的誤區，因此沒能很好地理解當時的曆史現實，以及思想界所最關注的問題。一般都把主張“民主”與主張“獨裁”者加以明確區分，甚至糾纏於一些政治價值理念的“先入為主”的判斷。30年代民主獨裁的研究，還同80年代末以來“新啟蒙運動”中一係列論戰糾纏在一起，在論戰中雙方都以“曆史”為論據，從而使得曆史經驗成為了政治理念鬥爭的工具，這自然影響了我們對這段曆史“同情之了解”。“胡適是不是始終堅持著自由主義的理念”，“中國自由主義者在關鍵時候往往會倒向獨裁政治”，這些疑問和結論，都是心中先有了一個政治價值的選擇才產生的。但是，30年代世界範圍內“統製”潮流是一種新的政治趨勢，即使是那些民主的故鄉美國和英國，也無不傾向於“獨裁”了（胡適等人稱之為“集團主義”），可見“獨裁”並沒有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種“反人性”的惡名，反倒是世界危機中的一條出路。如果說，政治上的“獨裁”還有人反對，那麼經濟上的“獨裁”（即“統製經濟”）則得到了普遍的擁護，這種將政府權力深入到經濟領域的趨向，還被認為可以解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無疑這和我們今天稱之為“極權主義”的體製，已經相去不遠了。當然，由於民族的危機、國家統一的需要和提高政府效率的呼聲等因素，也推動著思想界實際上認同了“獨裁”政治的效力，雖然有很多人“名義”上仍然堅持著“民主”政治，如胡適就是其中之一。
思想界在上世紀30年代還非常關注社會改造的問題，這與20年代以來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以及社會革命風潮迭起，而引發的國人對社會問題的關心是分不開的。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與革命的需要相結合，提供了解釋中國社會性質的一把鑰匙。社會史論戰使得從社會、經濟角度觀察和認識曆史，成為了思想界的一種自覺意識。在社會改造日益緊迫的時期，人們開始考慮改造社會的途徑，英美的社會主義新趨向和蘇俄共產主義的初步成功，提供了兩個可供思想版界選擇的路向。實際上，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往往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這從胡適和其他人的身上可以看得清楚。胡適在30年代一直對蘇俄道路表示了極大的敬意，同時他也把“羅斯福新政”當作了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思想界雖然還無法完全接受蘇俄的共產主義模式，但是對蘇俄所取得的驚人的建設成就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們紛紛到蘇俄實地考察。他們認為蘇俄的計劃經濟、農業集產化的政策可以為中國社會改造所借鑒。蔣廷黻和丁文江更是在尋求富強的理想感召下，認同了蘇俄的道路，認為中國應該采取“獨裁”的政治。總之，30年代思想界麵對蘇俄這個遠東崛起的新貴，態度是十分複雜的。
本書寫作的完成，要感謝那些前輩學者在中國知識分子方麵所作的具體研究。本文涉及了許多不同政治取向的知識分子群體，而有關知識分子個案和群體的研究，近來學界已有相當的成果。有關胡適、丁文江、張君勱、張東蓀等人的研究，都有專著出版。其他人物也有論文或相關著作問世。另外，本書的資料主要來自當時幾個知識分子群體所辦刊物，同時也包括了一些時人的回憶錄、日記、書信、論著等。
本書在討論20世紀30年代思想界的時候，主要以幾個重要知識分子群體所辦刊物的言論為中心。其中包括了胡適等創辦的《獨立評論》，張君勱等創辦的《再生》，南京中央大學楊公達等創辦的《時代公論》以及《大公報》和《國聞周報》等，這基本上構成了思想界的主體言論。但是並不是說除此以外其他的公開言論就不算“思想界”的一部分了。為免掛一漏萬，在全書的敘述中，我主要是以思想界所關切的問題的形式展開的，因此在涉及到相關問題時，會將關注此問題的其他有關言論也納入進來討論。在我看來，30年代思想界的主題是中國政治出路的思考，這包括了四個主要方麵，其一，“國難”之際國家意識的提升，這是“國家”問題；其二，對於國民黨“黨治”的批評和要求“憲政”的趨向，這是“政黨”問題；其三，有關民主與獨裁，究竟哪個是中國發展的方向，這是“政製模式”問題；最後，究竟該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社會改造”問題。這一係列問題意識構成了思想界的核心內容。本書第一章將簡單概述20世紀30年代的“思想界”，二到五章圍繞這四個具體問題展開。
注釋：
① 這方麵研究的代表，參見章清：《省界、業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與難局》，《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② 參見羅誌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五四前後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③關於1920年代的思想界的係統論述，參見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對〈新青年〉同人“後五四時期”思想分裂的追蹤》，《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2期。
④ 參見（美）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
⑤ 參見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Jean Chesneaux, Francoise Le Barbier and
Marie-claire Bergere, 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 (New York:
Rndom House, inc.,1977) pp.190-205.以及上引易勞逸書。
⑥ 參見上引易勞逸書。
⑦ 對於列寧主義政黨組織方式的高度評價，參見亨廷頓著、江炳倫等譯：《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⑧ 參見費約翰著、李恭忠等譯：《喚醒中國》，三聯書店，2004年。
⑨ 參見鄒讜著：《20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曆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⑩參見王奇生：《論國民黨改組後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王奇生：《黨政關係：國民黨黨治在地方層級的運作（1927—1937），《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關於國民黨組織運作的係統研究，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楊公達：《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時代公論》第4、7、11號，1932年4月22日、1932年5月13日、1932年6月10日。
國民黨借著“清黨”，實際上大肆逮捕和通輯了工商業界的許多無辜人士，這也迫使資產階級不得不臣服於新政權。科伯爾和易勞逸都認為，國民黨政權所重視的是自己的政治統治的利益，隻要需要它可以利用政治權力來對付任何一個社會集團的威脅，無論這個威脅來自地主、資本家、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還是學生。帕克斯·M·科伯爾的觀點，參見氏著、蔡靜儀譯：《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
參見羅誌田：《個人與國家：北伐前後胡適政治態度之轉變》，收於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參見餘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收於氏著：《重尋胡適曆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21頁。
年代學者曾經掀起一個研究“憲政“的高潮，由此可見知識分子推動“民主化”的熱情。這方麵的有關著作有，楊幼炯：《近代中國立法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謝正民編：《中華民國立法史》，上海正中書局，1937年。吳經熊、黃公覺著：《中國製憲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此外民國“憲政”研究的其他重要著作有，王世傑：《比較憲法》，商務印書館，1929年。平心：《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上海進化書局，1941。謝扶民、錢端升、薩師炯：《民國政製史》，商務印書館，1945年。荊仁知：《中國立憲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關於“知識分子是什麼？中國到底有沒有知識分子？”的論爭仍然是困擾學界的一個問題。這些問題還引起其他一些爭議，比如中國哪些人夠得上“知識分子”的稱號。關於知識分子的研究論著可謂汗牛充棟了，這裏隻列舉筆者認為重要的幾本。安東尼奧·葛蘭西著、葆煦譯：《獄中劄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賽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科塞著、郭方譯:《理念人》，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弗·茲納涅茨基著：《知識人的社會角色》，譯林出版社，2000年。關於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的研究主要有，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