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俄羅斯政府又進一步提出確立了全方位外交戰略，強調建立多極世界是時代發展的客觀趨勢，表示俄羅斯要在這個多極世界中發揮一個有影響的大國作用。此後俄羅斯展開了積極的全方位的外交活動，力圖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大國的角色。特別是2000年普京繼任總統後，著力重塑俄羅斯的大國地位。他上台不久就推出了《俄羅斯國家安全構想》、《俄羅斯軍事學說》和《俄羅斯對外政策構想》等戰略性法規文件，提出要以維護國家利益為核心，以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為宗旨，重振俄羅斯世界強國地位。
2003年5月，普京總統在國情谘文中明確提出，必須“建立強大的俄羅斯”，指出俄羅斯當前的三大任務為國內總產值翻番、消除貧困和加強武裝力量建設。普京作為一個強勢總統，決心要重振俄羅斯雄風，在國內在堅持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加強了國家的管製調控，使俄羅斯經濟近年來呈恢複發展趨勢，人民生活有所好轉；在國外開展靈活務實的全方位外交，在重點發展與獨聯體國家的睦鄰夥伴關係，鞏固傳統勢力範圍穩定後方的同時，優先發展與歐盟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希望最終能融入歐洲；改善同美國的關係，為俄羅斯的複興創造穩定的外部環境；加強同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戰略夥伴和友好合作關係，藉以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牽製美國。
總之，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企圖獨霸世界，對此俄羅斯當然心有不甘。無論國家利益、民族情感還是曆史傳統，俄羅斯都不允許有一個淩駕其上的世界霸主的存在。俄羅斯雖然不再擁有和美國兩分天下的實力和影響力，卻仍然是阻止美國稱霸的一個巨大障礙。
在當前多極化的世界潮流中，中國是反對霸權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國，16世紀前曾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富強的國家。15世紀初，1405—1433年，中國明朝派出由三保太監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浩浩蕩蕩，七下西洋，遍訪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抵達非洲東岸和紅海海口。這幾次遠洋航行要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航行早了近一個世紀，船隊規模比哥倫布的船隊大了幾十倍。鄭和下西洋帶去了中國的瓷器、絲綢、銅鐵器和金銀等珍貴物品和先進文化，這不僅顯示了“皇恩浩蕩”，更表明了中華民族對和平的熱愛。
16世紀，當歐洲西北角的一隅之地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的門檻時，中國仍停留在封建社會，裹足不前。中國從明朝中葉起，到鴉片戰爭，在300多年的時間裏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鴉片戰爭後，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宰割的對象。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民揚眉吐氣屹立東方，經過20多年的艱苦奮鬥，建立了自己獨立的工業體係，擁有了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令世界刮目相看。到70年代初連美國總統尼克鬆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成為世界的一個力量中心。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國民總產值以年均9%的速度遞增，國家綜合實力空前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據統計，中國的國內總產值已居世界第六位，進出口貿易額居世界第四位，家庭電視、電話、電冰箱擁有量居世界第一位，在校大學生人數居世界第二位。
中國在外交方麵也取得巨大成就。1954年，周恩來總理分別同印度和緬甸發表聯合聲明，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成為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也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所認同，產生了深遠影響。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決定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這是中國人民的一個曆史性勝利。
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提出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20世紀80年代，他又率先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我們加強了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正式成為不結盟運動觀察員。我們同各大國建立了新型的合作關係，同歐盟建立了健康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同俄羅斯建立了平等信任、麵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我們還不斷調整同美國、日本的關係。為扞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國政府先後於1997年和1999年順利恢複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經過長達15年的談判，我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在《聯合國憲章》精神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我國同165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參加了1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工作，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友好交流。
現在，中國無論就其人口、版圖而言，還是就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而言都是一個世界大國。中國人民一貫熱愛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冷戰期間就同霸權主義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冷戰結束後中國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極力倡導建立多極化的國際關係格局和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並為此做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中國正同俄羅斯、歐盟等其他主張多極化的國家一起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努力。
日本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大國。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武力脅迫日本開放國門簽約通商時，她還是一個尚處於封建社會的落後的農業國。之後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迅速步入資本主義行列，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她已發展成東方的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她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戰勝國，瓜分獲得了包括中國山東在內的德國在亞太地區的殖民地等戰利品，稱雄遠東。之後又與德意法西斯合夥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一敗塗地，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夢徹底破滅。
二戰後美國占領了日本，並在日本進行了一係列民主改革。之後美國長期駐軍日本，力圖把日本變成對抗蘇聯、中國的橋頭堡。在美國的卵翼下日本經濟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到1968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英、法和西德，躍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蘇聯解體後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1997年日本盡管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出現負增長，國民總產值仍占全球的16%，達美國的62%。
經濟上的崛起使日本不再甘於充當“政治侏儒”，而要向政治大國邁進。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多次明確表示，日本不能滿足於做經濟大國，還應謀求政治大國，在國際事務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為此，近二、三十年來日本煞費苦心，不擇手段。1981年日本鈴木首相訪美，在和裏根總統會談後發表新聞公報，首次宣布日美是同盟315美國———從殖民地到惟一超級大國關係，兩國將分擔適當的責任。1996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日，與橋本首相會談後共同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麵向21世紀的同盟》，對兩國軍事同盟進行了“再定義”，宣布對東亞地區的安全共同承擔責任。日本儼然同美國一起成為東亞和其他地區的“衛士”。90年代以來日本先後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安哥拉、紮伊爾等國派出了由自衛隊組成的維和人員或其他人員。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日本又不顧和平憲法的限製和國民及周邊國家的反對，向伊拉克派出了人數達近千人援建部隊。
為了成為政治大國，日本連年增加軍費，目前其軍費開支已超過500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日本擁有世界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亞洲最強大的海軍，陸上自衛隊人數超過英國陸軍與海軍陸戰隊人數的總和。據說也有隨時製造核武器的能力。日本正成為世界軍事強國。
為了成為政治大國，日本千方百計要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1991年9月，日本在第46屆聯大上表示了要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願望。在2004年的聯大會議上，日本和德國、印度聯名提出要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總之日本正成為當代世界一個重要的力量中心。日本雖然是美國的盟國，在不少國際問題上追隨美國，但在一些問題上也能不受美國製約獨立行事。日美之間的貿易糾紛時有發生。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持續蕭條，但日本民族是一個刻苦勤奮善於學習的民族，目前正在瞄準下一個10年的決定性的新技術。隨著其經濟的複蘇和新技術的突破，日本將是美國經濟霸權的又一挑戰者。
在世界多極化潮流中，人口居世界第二、領土麵積居世界第七的南亞大國印度也異軍突起。
印度從1947年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之日起就力圖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各大政黨都把爭取印度的世界大國地位作為奮鬥目標。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在印度獨立前就堅決表示，印度“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決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冷戰期間印度積極倡導不結盟運動，企圖充當不結盟運動的領袖，在世界發揮影響。冷戰結束後各國綜合實力的競爭日益加劇，印度政府開始大力發展經濟軍事和科學技術。
如在經濟上1991年上台的拉奧政府徹底拋棄了冷戰期間長期實行的國有和計劃經濟體製，打出了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旗幟，實行了全麵的“新經濟政策”，大力引進競爭機製，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促進印度經濟向國際化轉軌。1998年上台的瓦傑帕伊政府又提出了要在10年內使糧食翻番、加速基礎設施建設等“五項優先政策”，並雄心勃勃地計劃要在10年內把印度建成世界第四大經濟實體。近年來印度的經濟迅速發展，1992—1997年國內總產值年均增長率達6.8%，2000年國內總產值已達4794億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居世界第五位。進出口總額達1300多億美元，成為僅次於中國的亞洲第二大市場。其軟件業發展尤其迅速，目前印度軟件出口幾乎占據了全球市場的30%，印度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軟件大國。
在軍事方麵，印度認為，要想成為世界大國，必先成為軍事大國，因此近年來大力提升軍事實力。軍費開支連年遞增，向俄羅斯、以色列等國大量購置包括航空母艦、戰鬥機等在內的先進武器裝備。與此同時，積極研製和生產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1998年5月，印度連續進行了5項地下核試驗，使印度成為世界第六核大國。
在外交方麵，印度和日本一樣，力圖躋身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行列。在2004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她和日本、德國聯合發表聲明，企圖通過推動聯合國改革以盡快實現其夙願。此外，印度頻繁開展外交活動，與美國建立“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設性、經濟上有成效”的新型關係，與日本建立全球性夥伴關係，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與中國改善和發展友好關係，以擴大其國際影響力。
1994年，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預言，在21世紀的國際秩序中，“至少會有六大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可能再加印度……”印度正在努力躋身世界大國的行列。這無疑也是在給美國增添一個新的競爭對手。
除了上述大國、國家聯盟外，一些中小國家也不甘示弱，加速國內發展，積極向外拓展，意欲成為地區強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一定作用。一些國家為了促進相互發展，保障地區安全，增強國家競爭力，仿效歐盟，結成了區域性經濟聯盟，如東南亞國家聯盟（1967年）、南亞區域合作聯盟（1985年）、西非經濟貨幣聯盟（1994年）、中非國家經濟共同體（1983年）、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1992年）、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1994年）、加勒比海國家聯盟（1990年）、南方共同市場（1991年）、中美洲共同市場（1960年），以及由前蘇聯各共和國組成的獨立國家聯合體（1991年）等。這些國家和國家聯盟在國際事務中大都反對霸權主義，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和多極化的國際格局，對美國單邊主義的霸權行徑敢於說“不”。
總之，當今世界可謂群雄並起，企圖一超獨霸的美利堅帝國首先遇到了“各路諸侯”的挑戰。曆史早已表明，當一個實力超強的大國企圖壓倒他人征服世界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時，必然遭到其征服對象的頑強抵抗，他們或獨力抗爭，或聯合反擊，其結果是一勇難敵眾夫，到頭來終將精疲力竭，消耗殆盡，其付出巨大代價打造的帝國也將呼喇喇似大廈傾，正如拿破侖帝國和希特勒帝國所演示的。
三、恐怖主義威脅
驚天動地“9·11”美國的世界“帝國夢”也受到全球恐怖主義的威脅。
2001年9月11日上午8點45分，就在上班族們正匆匆忙忙奔赴各自工作崗位之際，一架由波士頓飛往洛杉磯的波音767大型客機突然向紐約最高建築、世界第一高樓———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座大廈的北塔樓飛來，發瘋般地撞在大樓上，引起熊熊大火。18分鍾後，當人們驚319美國———從殖民地到惟一超級大國魂未定，尚未弄清是怎麼回事，又一架由波士頓飛往洛杉磯的波音767客機衝向了南塔樓，穿樓而過。不久，兩座大樓轟然倒塌，變成一堆廢墟。9點43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發生了同樣驚人的一幕：一架由華盛頓杜勒斯機場飛往洛杉磯的波音757客機起飛後不是飛往目的地，而是回過頭來撞向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樓，引發大火，大樓嚴重受損。10點37分，一架由新澤西國際機場飛往舊金山的波音757客機起飛後在企圖轉向華盛頓撞毀白宮或國會的飛行過程中，在賓夕法尼亞香克斯維爾樹林中墜毀。
這就是震驚世界的“9·11”事件。這一天將因為這一事件而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現在世人已皆知，它不是幾起偶然巧合在一起的空難事故，而是恐怖主義“基地”組織精心策劃、長期準備的針對美國的一次驚天動地的恐怖襲擊。這是自1815年第二次英美戰爭結束以來的近200年中美國大陸本土第一次遭受襲擊。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發生在遠在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島，而且當時夏威夷隻是美國的一塊領地，尚未正式建州。這次恐怖襲擊給美國造成了極其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據統計，在這次恐怖襲擊中，世貿中心共有2797人死亡或失蹤，參加救火的消防隊員有343人被垮塌的大樓埋沒；五角大樓死亡125人；四架飛機上的旅客和機組人員共246人全部遇難（不包括19名劫機的恐怖分子）。
總計共3000多人遇難，相當於1991年海灣戰爭美軍死亡人數148人的20多倍。襲擊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255億美元，間接導致股票價格下跌股市縮水達4萬億美元，導致消費需求損失1600億美元。恐怖襲擊在政治上心理上也產生了嚴重後果。世貿大廈是世界金融貿易中心紐約的標誌性建築，是美國資本主義繁榮的一個象征，建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耗資11億美元，有1200多家世界各地的大型企業在這裏安營紮寨，設有辦公機構，在這裏上班的雇員多達5萬人。五角大樓是美國國防部所在地，是世界最強大的美軍的大腦和心髒，是美國安全的象征。如此兩個至關重要的標誌性建築頃刻間被撞被毀，且所用之“武器”既非炸藥也非導彈，而是美國自己製造的客機，這就不能不使人們對美國的形象、美國的安全產生了嚴重的懷疑。
人們在震驚和對無辜受害者深表同情之餘，自然都會發問：恐怖分子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如此痛恨美國？
在美國安全嗎？
其實，這並非美國第一次遭受恐怖襲擊。就拿在這次恐怖襲擊中被摧毀的紐約世界貿易中心來說，早在1993年2月26日，在它的地下停車場就發生了一起炸彈爆炸事件，導致地下建築層有4層被炸穿，5人死亡，1000餘人受傷。1995年4月19日，美國俄克拉何馬州首府的聯邦調查局大樓被恐怖分子炸毀，導致169人被炸死，數百人受傷，其中不少是樓內附設的幼兒園的兒童。1998年8月，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兩國大使館遭受恐怖襲擊發生爆炸，導致257人死亡，5000餘人受傷。2000年10月12日，在也門亞丁港的美軍科爾號導彈驅逐艦遭到襲擊，一艘裝滿炸藥的橡皮艇衝向美國軍艦，導致17人喪生，軍艦嚴重受損……據不完全統計，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每年遭受的恐怖主義襲擊約占當年世界恐怖襲擊事件的1/4至1/2。如1993年占近40%，1996年占25%，1997年占30%，1998年占35%，2000年約為50%。顯然，美國已成為國際恐怖主義襲擊的最主要目標。那麼，國際恐怖主義為什麼要如此肆無忌憚地襲擊美國呢？
國際恐怖主義的特征與根源恐怖活動古已有之。
但“恐怖主義”一詞是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出現的。
1793年革命左派雅各賓派執政後，為了鎮壓保皇黨等反動派的顛覆破壞活動，保衛新生的革命政權，決定“對一切陰謀分子采取恐怖”，由此出現“恐怖主義”一詞，意指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此後恐怖主義一詞開始流行，其內涵也發生了極大變化，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使用者的不同理解，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甚至完全背離了原意。
在當今世界，國內外學術界及各國政府對恐怖主義的界定和闡釋各有不同，其定義多達上百種，但也有其共同點，這就是恐怖主義的基本特征。
我國學者劉德斌先生主編的《當代國際關係問題》一書歸納了恐怖主義的“四大特征”，即：
“第一，目的具有政治性。恐怖主義主要通過暴力或攻擊的手段，製造恐懼和驚慌，對特定的主要目標形成社會壓力，以達到政治報複、破壞統治秩序或影響國家、政府、社會團體的內外政策的目的，政治性很強。
第二，手段主要采取暴力形式。恐怖主義的活動方式多種多樣，主要包括綁架、暗殺、爆炸、空中劫持、扣押人質等。恐怖主義采取的手段往往具有極濃的暴力色彩，通常會使社會公眾處於恐怖氣氛之中，它絕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一般的暴力犯罪，而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破壞性。
第三，主體具有組織性。恐怖主義的主體多是有組織的團體，通常包括極左翼和極右翼的恐怖主義團體，極端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集團和‘宗教狂熱者’組織。一般而言，這些恐怖組織都分工明確，組織嚴密，行動詭秘且活動具有係統性和組織性。
第四，後果具有恐怖性。恐怖主義活動的直接結果就是要民眾和政府生活在‘憂慮’和‘恐怖’之中，而‘製造恐怖氣氛’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恐怖主義逐漸泛濫，冷戰結束後，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規模和造成的危害大大加深。造成國際恐怖主義泛濫和加強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可謂錯綜複雜，主要為：
第一，在19世紀以來的各國現代化以及二戰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由於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一些先進國家長期對落後國家和地區進行殖民掠奪壓榨和後殖民主義的剝削掠奪，“肥”了自己，“瘦”了他國，使國家間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如19世紀初，世界上最富國與最窮國的人均實際收入的比率為3∶1，1900年時擴大到10∶1，到2000年時則增大到60∶1。同時在一些國家中，也是貧富鴻溝越來越深，一邊是“朱門酒肉臭”，一邊是“路有凍死骨”。一邊靠剝削掠奪發財致富，一邊靠出賣苦力越賣越窮。這就種下了仇恨的種子。
第二，在一些多民族國家，由於民族矛盾和民族壓迫，一些懷有個人野心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打著民族獨立的旗號企圖分裂統一國家，實現個人野心；一些相鄰的多民族國家，由於曆史遺留的民族糾葛，相同民族企圖統一在一國之內，這些因素也成為恐怖主義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三，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宗教勢力膨脹，宗教極端主義思想泛濫，恐怖主義相伴而生。此外，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不同宗教教派之間也時常發生爭端，互相殘殺；一些宗教極端分子歪曲教義，創立異端邪說，進行恐怖活動。
第四，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惡果。二戰後美國憑借其雄厚的經濟軍事實力長期推行霸權主義政策。冷戰期間為了同蘇聯爭奪霸權，美國不僅自己常常搞一些顛覆破壞蘇聯東歐集團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恐怖活動，如多次策劃暗殺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還支持扶植一些恐怖主義組織，提供活動經費和武器裝備，進行培訓策劃，企圖“借刀殺人”，削弱對手實力。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美國為了維持其一超獨霸的強權地位，推廣美國式的自由民主，使美國的價值觀念普世化，對俄羅斯、南斯拉夫等國的極少數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分裂國家統一的恐怖活動不僅不予譴責，反而稱之為是“自由戰士”；反過來它卻指責這些國家對恐怖分子的鎮壓。在中東地區，頑固地偏袒以色列，實行雙重標準，將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民眾反對以色列侵略占領的鬥爭斥之為“恐怖主義”，而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眾的殘酷鎮壓卻稱之為“自衛行動”。美國的這一係列霸權主義行徑實際上支持、縱容或刺激了國際恐怖主義，並最終使美國也成為恐怖主義的受害者。
反恐路漫漫“9·11”恐怖襲擊發生後，美國中情局很快鎖定是國際恐怖主義大亨本·拉登及其領導的基地組織策劃實施了這一襲擊。本·拉登原為沙特阿拉伯富豪子弟，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他離開富裕舒適的家庭，來到阿富汗，參加了伊斯蘭聖戰組織，展開了抵抗蘇聯入侵阿富汗的鬥爭。1988年他在阿富汗建立了一個名為“阿爾·伊達”的基地，專門訓練“聖戰者”。
本·拉登在阿富汗的活動受到美國的賞識，視他為“英雄”。為了削弱挫敗蘇聯，美國給包括本·拉登的基地組織在內的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最先進的便攜式“毒刺”導彈等尖端武器和設備。中央情報局每年撥出巨額經費用以武裝和訓練阿富汗遊擊隊員，基地組織由此也學到了許多恐怖手段。
1989年蘇聯被迫從阿富汗撤軍，反蘇“聖戰”獲勝。
此時本·拉登已成為穆斯林眼中的聖戰英雄，擁有很大的實力和影響力。此後發生的海灣戰爭以及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袒護等一係列事件，使本·拉登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十分仇視，加之他的極端偏執的宗教思想，從此走上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恐怖主義之路。他把在阿富汗的“阿爾·伊達”基地變成了一個恐怖主義大本營，在這裏，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全球恐怖主義組織網絡，據說其成員至少有四五千人，分布在五六十個國家，本·拉登則通過電傳、衛星電話和互聯網等高科技手段進行聯係和指揮操縱。1998年2月，本·拉登在其大本營召開所有阿拉伯的恐怖組織大會，宣布成立“伊斯蘭反猶太人和十字軍國際陣線”，並組織“伊斯蘭聖戰解放軍”。
在這次恐怖分子大聚會中，本·拉登直言不諱地宣稱，華盛頓在中東的駐軍是“十字軍”；他的畢生目標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將所有美國人趕出伊斯蘭的世界，不管他是穿製服的軍人，還是布衣平民，不管他是男人還是女人，不管他是老人還是兒童。正是在這一思想觀念的指導下，從1992年以來，本·拉登及其仆從策劃實施了一係列針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以及一些所謂追隨西方的阿拉伯國家的恐怖襲擊事件，包括前述的1993年美國世貿中心爆炸案，1998年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爆炸案、2000年也門亞丁港美國“科爾”號軍艦襲擊爆炸案等傷亡慘重影響巨大的恐怖襲擊事件。
“9·11”恐怖襲擊是本·拉登及其同夥策劃實施的規模最大、影響後果最為慘烈的恐怖襲擊。為了劫持飛機，基地組織派一些成員以留學生身份混入美國，並在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技術。如此經過幾年的精心密謀策劃準備，2001年9月11日，早已潛入美國的基地組織的19名恐怖分子以旅客身份順利通過安檢，分別登上早已預謀選定的4架客機，在飛機起飛後不久劫持飛機實施了恐怖襲擊。基地組織之所以選定9月11日這一天發動恐怖襲擊也是別有用心的。“911”是美國火警的電話號碼，選定與此數字相同的9月11日發動恐怖襲擊顯然是要以此給美國一個最嚴厲的警示，迫使美國順從基地組織的要求，放棄對以色列的支持和袒護，撤出伊斯蘭世界。
基地組織為了達到目的，不惜以成千上萬無辜平民的生命財產為襲擊目標，為償付代價，是地地道道的令人發指的恐怖行徑，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譴責唾罵。因此，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德國等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迅速做出反應，齊聲譴責恐怖主義的罪惡行徑，並對無辜死難者表示慰問。美國政府則宣布進入戰爭狀態，發動了全球反恐戰爭。
如今，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已進行了三年多，其成效如何呢？不可否認取得了一些成就。“9·11”事件發生後美國要求阿富汗政府交出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但遭到拒絕。據此美國發動了對阿富汗的戰爭，推翻了長期支持基地組織的塔利班政權，摧毀了恐怖主義的大本營。此後和有關國家合作，鏟除了“基地”設在印度尼西亞、德國、西班牙等國的恐怖組織，抓獲了不少基地組織成員。然而基地組織並未被消滅，本·拉登並未被抓獲，國際恐怖主義的活動仍然十分猖獗。雖然由於美國的嚴加防範，基地組織在美國本土的恐怖活動暫時銷聲匿跡了，但它卻以10倍的瘋狂在美國之外的世界各地發起了針對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更加頻繁密集的恐怖襲擊。何以出現這種情況呢？
首先，美國在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後，沒有立即與各國緊密合作，徹底消滅基地組織，肅清基地組織殘餘，而是利用“9·11”後所獲得的道義優勢和對阿富汗戰爭所展示的巨大軍事威力，企圖借反恐之名，行霸權主義之實，乘反恐之機，打擊敵國，削弱對手，稱霸世界。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在“9·11”後就明確指出：
“今天國際政治的結構板塊已經發生了巨變。最重要的是要抓住這一機會，重新界定美國的利益和對國際機製的立場，所有這些都是從前難以實現的。”她要求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真嚴肅地思考“如何利用這些機會”改變美國的對外政策，重新安排世界。2002年9月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規定，其目標就是要“維護美國在全世界不可調整的領導地位”。據此，美國為了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加強其在中東的戰略地位，控製中東的石油，以伊拉克和基地組織有聯係，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虛假情報為借口，拋開聯合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美國對伊拉克戰爭的後果是嚴重的。
它不僅因其藐視聯合國、破壞國際法、肆意入侵一個主權國家而受到包括俄羅斯、法國、德國、中國等大國在內的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譴責，從而削弱了國際反恐聯盟。更為嚴重的是，它使基地組織得以苟延殘喘，組織集結力量，完善網絡體係，發動新的進攻。由於這場戰爭，它在伊斯蘭世界激起了新的仇恨，許多穆斯林將之視為美國企圖摧毀伊斯蘭文明的行為，走上了反美鬥爭的道路，不少原教旨主義者和極端分子加入到了對美國發動恐怖襲擊的行列，從而壯大了恐怖分子的隊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美伊戰爭爆發後曾警告說，戰後可能會出現“一個薩達姆倒下去，100個新拉登站起來的局麵”。
事實果然驗證了這睿智的預言。正如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和防務研究部副主任泰德·蓋倫·卡彭特所言：“通過三年的反恐戰爭，美國消滅了很多恐怖分子，但通過伊拉克戰爭產生的恐怖分子至少跟美國消滅的恐怖分子一樣多，甚至更多。因此美國麵臨的威脅可謂有增無減。”此外，也如筆者在本章第一節所講到的，“9·11”後美國政府肆意擴大打擊對象，將伊朗、伊拉克和朝鮮定性為“邪惡軸心”，後來又將古巴、利比亞和敘利亞也列入其中；在其國防部製定的《核態勢評估報告》中，將中國、俄羅斯、伊拉克、朝鮮、伊朗、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一大批國家列為核打擊目標；提出“先發製人”戰略，等等。凡此種種，都暴露了美國政府乘反恐之機，行稱霸全球之實的實質，遭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厭惡與反對，也削弱了反恐鬥爭的效力。
其次，美國政府將“9·11”恐怖襲擊的原因解釋為恐怖分子對美國自由民主的仇恨，無視其真實原因，因而隻知治表，不知治裏，沒有著力去鏟除恐怖主義的根源。事實上恐怖主義的根源之一是由於西方列強長期對落後國家和地區的殖民欺壓掠奪和後殖民主義的剝削掠奪、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及其對以色列的支持袒護造成的。美國要消除恐怖主義的威脅，必須在聯合世界各國堅決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同時，放棄對以色列的偏袒立場，與其他國家一起，公正合理地解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解決中東問題，大力援助落後國家和地區，幫助他們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盡快縮小南北差距，如此恐怖主義才能夠被連根鏟除。
第三，美國在反恐戰爭中實行雙重標準，如在中東地區，頑固地偏袒以色列，將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民眾反對以色列侵略占領的鬥爭斥之為“恐怖主義”，而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眾的殘酷鎮壓卻稱之為“自衛行動”。這不僅削弱了其反恐鬥爭的真實性與可信度，妨礙了各國在反恐鬥爭中的精誠合作，也激發了更多的反美恐怖活動。
近年來國際恐怖主義的猖獗活動給美國的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對美國的發展帶來巨大影響。由於撥出巨額經費用於反恐，和巨額軍費用於推行擴張政策，加劇了財政狀況的惡化，使其不僅掏空了“9·11”之前2000多億美元的盈餘，而且出現了巨額赤字，2004年財政赤字高達4500億美元，創曆史之新高。全國風聲鶴唳，到處草木皆兵，機場、碼頭、橋梁、隧道、電站等要害地點嚴加防範，政府時常提高警戒級別，搞得人心惶惶，人們普遍缺乏安全感。“9·11”在人們心靈裏留下的創傷陰影揮之不去。
由於缺乏安全感，來美投資的外國企業急劇減少，不少外資撤離美國，使美國在“全球最適宜投資的國家和地區”
的排行榜上急劇下滑。由於不安全感和美國政府加強了對留學生的審查限製，來美的留學生數量也大幅下降，給美國大學的經費來源造成困難。
目前美國雖然已進行了3年多的反恐戰爭，恐怖主義的威脅仍然未減。“9·11”之後，本·拉登放出狠話，說“隻要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得不到保證，美國將永無寧日”。近兩年來基地組織不斷揚言，說要在美國發動比“9·11”更大的恐怖襲擊。最近巴基斯坦警方破獲，2004年3月，世界各地的恐怖組織在巴基斯坦的瓦濟裏斯坦省秘密召開了高峰會議，一位了解峰會內幕的官員說：
“他們各有所長，而且一心要讓美國遭殃”。根據巴基斯坦警方抓獲的恐怖分子交待，至少有兩名恐怖分子曾在紐約和其他地區的一些目標踩點，美國警方擔心襲擊小組可能已經進入美國。總之，伊拉克戰爭後美國的反恐形勢更加嚴峻。美國智庫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跨國威脅研究部副主任托馬斯·桑德森坦言：“就目前來說，美國的安全措施比過去更多更嚴密了，但與此同時美國麵臨的威脅也增加了，伊拉克戰爭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的威脅。讓人不安的是，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安全，我們不知道威脅會來自何方，我們也不知道安全措施是否足以抵擋住這些威脅。”卡彭特也擔心：“由於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美國有了被整個伊斯蘭世界當作敵人的危險，屆時美國所麵臨的威脅或可能遭到的打擊將遠遠超過‘9·11’事件。”在“9·11”恐怖襲擊3周年之際，美國中情局反恐高官麥克爾·朔伊爾署名“佚名”出版了《帝國自大：西方為何在反恐戰爭中失敗》一書，總結了三年來的反恐戰爭，尖銳地揭露了小布什政府在反恐戰爭中所犯的錯誤，認為布什政府實際上是“在同世界伊斯蘭起義力量作戰，而不是在同犯罪或恐怖主義鬥爭”。悲觀地指出“這場戰爭在我們的下一代將持續下去，將主要在美國的領土上進行”。
這真是反恐路漫漫，恐怖主義的威脅將繼續嚴重製約美國的發展。
四、國內因素的製約
伊拉克戰爭的噩夢美國正在被曠日持久的伊拉克戰爭搞得焦頭爛額。
2003年3月，美國不顧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的反對，以編織的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支持本·拉登的基地組織兩大罪名對伊拉克發動了大規模入侵，推翻了薩達姆的獨裁政府。此後美軍出動大批人馬，挨家挨戶，翻山越嶺，幾乎搜遍了伊拉克的每一寸土地，卻沒有找到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沒有找到薩達姆支持本·拉登的證據。麵對全世界關注的目光，美國政府不得不承認那是一些錯誤的情報。這就推翻了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僅有的合法性，使它成為一場地地道道的侵略戰爭。
正是因為這是一場不義的戰爭，也就遭到了伊拉克愛國民眾的頑強抵抗。戰爭之初美國憑借其精心準備與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實力，以及薩達姆的不得人心、指揮失當與官兵的反叛，僅用三周的時間、很小的代價便奪取了伊拉克首府巴格達，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但很快反抗的烽煙四起，伊拉克到處燃起了抵抗美軍占領的怒火。如今這場戰爭已持續了近兩年。這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戰爭。反抗分子往往采取自殺式恐怖襲擊，把包括自己在內的周邊人眾（其中一些是無辜群眾）炸得血肉橫飛。美軍則對反抗分子的據點或懷疑是恐怖襲擊者狂轟濫炸，肆意掃射，使更多的無辜者死於非命。美國政府在發動這場戰爭時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要把受苦受難的伊拉克人民從薩達姆的暴政下解放出來，給他們以自由、民主和幸福生活。然而結果是數萬無辜的伊拉克人失去了生命，數十萬伊拉克人失去了親人，數百萬伊拉克人生活在困苦中。伊拉克到處是殘垣斷壁、一片廢墟，伊拉克人民每天都生活在戰火的恐怖之中。戰爭也給美國帶來了沉重的損失：它已奪去了1300多名美軍官兵的寶貴生命，它使美國納稅人的上千億美元化為灰燼，它使美國在國際上威信掃地、盟友散失、四麵楚歌。
這樣一場戰爭也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熱愛和平、支持正義的人民的反對。布什政府在發動戰爭時，雖然也遭到國內許多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但大多數美國人民出於對恐怖襲擊的擔心給予了支持。但隨著所謂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謊言被戳穿，隨著戰爭的遙遙無期和美軍損失的加重，國內反戰情緒開始上升。一些陣亡士兵的家屬發出了“別拿我們的孩子去當炮灰”的怒吼。他們組織起來，控告政府，開展反戰運動，反戰遊行示威不斷發生。許多在伊拉克作戰的士兵也感到迷惘、困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離別親人萬裏迢迢來這裏作戰。個別士兵甚至因為“無法忍受精神上的痛苦”而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根據美國軍事醫療健康谘詢小組的調查，2003年參加伊拉克戰爭的美國軍人中，每10萬人就有17.3人自殺，而在1991年海灣戰爭時美軍自殺率為3.6人/10萬，越南戰爭時為15.6人/10萬。許多有良知的軍政官員和知識精英開始反思這場戰爭。他們認為“這是一場悲劇”，“是一場災難”，“根本看不到一絲曙光”“看不到出路”；認為布什已輸掉了這場戰爭，“布什沒有找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基地組織的事更糟，他在那條戰線上已經輸了。他也無望實現建立民主政權的目標”，美國在伊拉克會比在越南輸得更慘。美國《名利場》雜誌編輯格雷頓·卡特在最近出版的新書《我們所失去的：布什統治下的美國》中尖銳地指出：“布什做出的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決定是輕率魯莽和毫無必要的。伊拉克既不是敵人，又不是真正的威脅”。
它使“我們失去了作為一個偉大國家和超級大國的良好聲譽。我們失去了‘9·11’之後全世界給予我們的同情，並把這種同情變成了恐懼和仇恨。我們失去了生命和盟友，失去了特權和自由，失去了本可以用來真正打擊恐怖主義的數以10億計的美元。可以公平地說，在喬治·W·布什時代，我們失去了方向。”2004年10月12日，美國150多所高校的650多名外交政策專家聯名寫信給總統布什，坦率地指陳“美國以伊拉克戰爭為中心的現行政策是自越戰時期以來最受誤導的政策，該政策損害了與伊斯蘭極端恐怖分子作鬥爭的事業”，勸告布什政府不要在伊拉克“越陷越深”。
不斷下滑，由“9·11”後的90%左右下滑到2004年的50%左右。
伊拉克戰爭確如越南戰爭一般已經並正在繼續給美國造成巨大傷害。30多年前，美國為了扶植腐敗無能的南越傀儡政權，阻止越南統一，派出數十萬大軍越洋遠征，曆時十餘載，犧牲了5萬多名官兵的寶貴生命，耗資上千億美元，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最終狼狽撤離。越南戰爭使無數美國家庭失去了親人，給美國人民的心理造成嚴重傷害，他們發出了“別拿我們的孩子去當炮灰”的怒吼，掀起了反戰運動的怒潮。越南戰爭把美國社會撕得四分五裂，也導致了美國力量的衰落，迫使美國進行戰略收縮，承認世界出現五大力量中心的現實，對外推行緩和戰略。
如今越南戰爭的悲劇正在重演，美國社會正被伊拉克戰爭撕得四分五裂。這就勢必削弱美國的力量，使其一超獨霸的夢幻終難實現。2003年5月，美軍剛剛占領伊拉克之際，美國一些著名學者就提出了“伊拉克戰爭導致美國力量走向衰落”的論斷。耶魯大學教授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認為，“過分依賴軍事力量的政策和因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自負而產生的傲慢態度，再加上缺乏國內外意識形態上的支持，正在導致美國的力量走向衰落”。喬治敦大學教授查爾斯·庫普錢指出，“伊拉克戰爭的勝利並不能維持美國的單極格局，相反美國更有可能被貼上‘侵略國家’的標簽，美國衰退和世界多極化是大勢所趨”。
如今一年多過去了，這些預言正在變成現實。伊拉克戰爭不僅使美國在國際上日益孤立，在國內也引起嚴重不和。可以說，隻要伊拉克戰爭不結束，社會的分裂就難以愈合。從情勢發展來看，伊拉克武裝分子的抵抗還會繼續不斷，伊拉克戰爭不會很快結束，美軍的傷亡將繼續增加，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會繼續加強。美利堅帝國的力量將在內外的反對聲中不斷削弱，一超獨霸終將美夢難圓。
“軟實力”的缺失美國的一些政治領袖、知識精英竭力鼓吹要建立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一超獨霸，除了自居擁有舉世無敵的經濟軍事實力，還自傲擁有強大無比的“軟實力”，是世界上最自由民主幸福的國度，是人類的希望與世界的燈塔。2002年美國學者雅各布·尼德爾曼出版的新著《美國精神》，也從頭到尾反複宣傳“美國即人類的希望”。從表麵看來，美國的“軟實力”著實不小，正如筆者在本章第一節所述及的。然而我們隻要深入到美國社會內部就可發現，美國的“軟實力”並非她自認為的那樣強大，美國這個“楷模”也並非她自認為的那樣完美。她不僅患有許多國家都患有的痼疾，並常常有過之而無不及，還患有一些國家並未患有的痼疾。這些痼疾經久不愈，積重難返，折磨著她的肌體，也損毀著她的形象，使世人對這個“希望”與“燈塔”大大地打上了問號。
（1）富者敵國，貧者無家貧富兩極分化是許多國家都有的現象，但美國則是貧富懸殊最為嚴重的國家。請看一組數字：
根據美國福布斯雜誌《2004年全球富豪排行榜》，世界首富仍為大名鼎鼎的美國微軟公司老板比爾·蓋茨，其總資產為466億美元。排名第二的是美國股票證券大亨沃倫·巴菲特，總資產429億美元。排名第三、第四的為德國的卡爾·阿爾布雷克特和沙特王子瓦立德·本·塔拉爾，資產分別為230億美元和215億美元。排名第五的是微軟公司的另一創建者保羅·艾倫，資產210億。
並列第六的為世界零售業巨頭、美國人薩姆·沃爾頓的5個遺屬，各有資產200億美元。這就是說在世界最富有的10個人中，8個為美國人。
美國這些富豪們究竟有多富，讓我們再作一個比較。
2000年，擁有7500多萬人口、麵積近30萬平方公裏的千島之國菲律賓，其國內總產值為237.9億美元，為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資產的一半多一點；擁有1400多萬人口、麵積達272萬多平方公裏、居世界第8位的中亞大國哈薩克斯坦的國內總產值為180多億美元，不及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的一半；擁有4900多萬人口、麵積達60多萬平方公裏的東歐大國烏克蘭的國內總產值為314億美元，不及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的總資產。這三個國家就其人口或領土而言都已在世界上屬中等規模的國家，但其國內總產值均不敵美國這兩位富豪的總資產。如果我們再拿出兩個小國來相比，其結果更令人瞠目結舌：1999年，擁有480萬人口、12多萬平方公裏領土的拉美國家尼加拉瓜國內總產值為19億美元，僅為比爾·蓋茨總資產的1/24，沃倫·巴菲特總資產的1/23；人口10萬、麵積747平方公裏的大洋洲島國湯加的國內總產值為1.3億美元，僅為比爾·蓋茨總資產的1/358，沃倫·巴菲特總產值的1/330。美國富豪之富，真可謂富可敵國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也有世界上最窮的窮人。這批人約有三四百萬，被稱為“無家可歸者”（Home
lessers）。它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背著破行囊到處流浪乞討，晚上露宿街頭或公園的長椅上，冬天蜷縮在樓房的暖氣出口處。筆者在美國就曾多次遇到這樣的人。
他們穿得髒兮兮，或手提垃圾袋在垃圾桶裏亂翻，或伸手向你要一枚硬幣。
以上所舉是兩個極端的例子。就總體而言美國也是西方發達國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對此美國經濟學家艾德華·沃爾夫也坦陳：“在收入與財富分配方麵，美國是工業化國家中最不平等的。不僅如此，這種不平等還在以高於其他工業化國家的速度持續擴大。”據美國人口普查局1996年6月20日發表的報告，從1968年到1994年，美國最富有的20%家庭年均收入從7.3萬美元增加到10.5萬美元，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增加了44%；而最貧困的20%家庭的年均收入隻從7202美元增加到7762美元，僅增加了7%，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拉大最為突出的是大企業總經理階層和普通工人的收入。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中期，總經理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1倍，到90年代中期已高達225倍。美國《商業周刊》1993年上半年與標準普爾合作，在按資產市場排列的前365家美國大公司中，各選收入最高的兩名經理人員，對其收入情況做了調查。結果發現，這730位經理1992年的平均收入達3842247美元，其中467人的收入超過了1000萬美元。這些經理的收入是它們公司員工平均收入的157倍。1999年該雜誌再次調查發現，1998年大企業總裁的平均收入達1060萬美元，為藍領工人平均年收入的419倍！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據美國密歇根大學的一項調查，美國10%最富有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占全國財富的比重，1989年為61.1%，到1994年已提高到66.8%，5年中增加了5.7%；而10%最貧窮家庭1989年平均負債超出財產4744美元，到1994年平均負債已超出財產7075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