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給美國壟斷資本帶來如此豐厚的意想不到的收益，使美國壟斷資本欣喜若狂。美國總統威爾遜以按捺不住的興奮之情說道：“美國現在在世界金融和商業上所占地位和必須占有的地位，其規模是過去所未曾夢想到的。”
其次，美國在戰爭中乘機發展軍事實力，開始向軍事強國邁進。
大戰期間美國保持中立沒有參戰，除了上述要利用中立地位和交戰雙方大做軍火等生意以謀取高額利潤的原因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美國自從建國以來便奉行孤立主義的對外政策，避免卷入歐洲的漩渦，以免惹火燒身，殃及自身利益。這是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執政時確立下來的政策，之後成為傳統，為曆屆美國政府奉行，直至一戰。二是當時美國與協約國和同盟國都有矛盾，不願參加任何一方。威爾遜總統的外交顧問愛德華·豪斯上校就明確對威爾遜總統說：“如果協約國戰勝，這就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俄國將主宰歐洲大陸。如果德國戰勝，那就意味著在未來幾代人的歲月裏將盛行壞到無法形容的軍國主義與專製統治。”這些結果都是美國不願看到的。
但戰事的發展出人意料。由於英國海軍實力強大，德國展開瘋狂的潛艇戰，宣布自1915年2月18日起對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周圍水域發現的任何敵國船隻包括中立國船隻不經警告盡行擊毀。1915年5月，英國郵輪“魯斯特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毀，船上1198名乘客罹難，其中包括128名美國人。此事在美國激起軒然大波，反德情緒驟升，不少人主張美國對德開戰。此事最終通過外交手段了結：美國提出抗議，德國向美國道歉並賠償了死難者的損失。1917年2月3日，德國潛艇再次擊沉美國商船“豪斯圖尼克號”，美德矛盾加劇。3月1日，美國各大報紙又公布了一份被英國情報部門破譯後交給美國政府的德國外交大臣發給德駐墨西哥公使的一份密電，密電指示德國公使一旦德、美爆發戰爭，他應向墨西哥政府提議德、墨兩國組成同盟，德國將為墨西哥提供財政援助，支持墨西哥收回19世紀中期與美國戰爭中失去的領土。
這使美國人的反德情緒達到高潮。此時恰巧俄國又發生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製統治，美國和協約國的矛盾減弱，美國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又可戴上支持民主國家反對專製統治的光環。加之美國和協約國有著更為緊密的經濟聯係，如協約國戰敗，美國壟斷資本家將蒙受巨大損失，幾十億美元的貸款也將付之東流。於是威爾遜總統於4月2日向國會提出對德宣戰的決議，表示“為了美國的權利與榮譽”，必須對德宣戰。4月4日和6日，參眾兩院分別通過參戰宣言，美國正式對德宣戰。
美國參戰後，其軍事力量隨之膨脹。1900年時美國僅有武裝部隊13萬人，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擴展到近500萬人，成為最終擊敗德奧同盟的舉足輕重的力量。美國是兩洋國家，海軍實力的大小是衡量其軍事實力的重要標誌。美國的海軍力量在20世紀之前非常薄弱，遠遠落後於英、法、德等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海外擴張的浪潮中開始大力發展，但和那幾個老牌殖民主義大國相比仍處於落後地位。美國參戰後海軍力量迅速膨脹。1917年7月1日時美國海軍隻有7艘軍艦和6艘貨船，總噸位9.4萬噸。但到1918年11月時已擴展到143艘，總噸位達325萬噸。到戰爭結束時美國海軍共有2000多艘艦船，53.3萬名官兵，成為僅次於英國的世界第二海軍強國。這就為美國日後加緊海外擴張、爭奪世界霸權奠定了海軍實力基礎。
再次，戰爭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提供了契機。
在美國的文化傳統中有種充滿宗教色彩的、根深蒂固的“使命觀”，從歐洲移居北美的第一批清教徒便帶來了這種使命觀。在他們看來，“北美的發現和開拓是上帝的旨意，其目的就是想創建一個全新的世界”，要使美國成為“整個世界的山巔之城”，“美國的未來不僅是其自身的未來，也是人類的未來，世界的未來，甚至是宇宙的未來”；“美國人是特殊的上帝選民……我們駕馭著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使美國人成為在混亂不寧的地方‘建立製度的統治者’，上帝賦予美國人‘壓倒整個地球上反動力量的進步精神’，使美國人成為‘治世的能手’”，“‘美利堅民族是上帝選擇出最終領導世界複興的國家’”。簡言之，就是美國肩負著上帝的使命，肩負著領導世界、使世界自由化的責任。這種觀念已滲透進許多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骨髓。
從美國立國到19世紀中後期，由於羽翼未豐，實力有限，美國自知尚不具備“領導世界”的條件，隻能是致力於國內事務，同時默默吞食與消化身邊的獵物。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不僅經濟上已成為一個擁有龐大生產能力、金元纏身的超級富翁，軍事上也擁有了影響戰爭勝負的實力。與此相反，歐洲列強則陷入互相嘶咬混戰之中。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政治野心急劇膨脹，認為實現美國世界領袖的時機到來了，“除了美國之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領導這樣一種新的時代”。
舞台上發揮領導作用，主導結束戰爭以及戰後事務的安排。
1914年8月初，大戰剛剛爆發，美國駐英大使佩奇就寫信給威爾遜總統，請他做好準備，“因為您將被要求出麵平息這場大爭吵”。此話其實多餘，曾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威爾遜總統更清楚當時美國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和所要扮演的角色。1915－1916年威爾遜總統派其外交顧問豪斯上校兩次赴歐調停，試圖在交戰雙方中間扮演一個最高仲裁者的角色。但由於交戰雙方互不妥協讓步，調停以失敗告終。其間威爾遜也曾試圖召開一次和平會議，但為雙方拒絕。
1917年11月俄國發生震驚世界的革命，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發動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立即頒布《和平法令》，要求各交戰國立即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廢除秘密外交，並宣布廢除臨時政府所批準和締結的全部秘密條約。此舉在國際上引起極大反響，英法等國的反戰聲浪日盛。為了回擊蘇俄的和平呼籲，宣示美國戰爭目標的正義性，煽動德奧同盟國內的反戰情緒，修改協約國秘密條約中不利於美國的條款；為了在戰爭的結束和戰後世界的安排中發揮主導作用，按美國的意圖結束戰爭和安排戰後世界，經過精心準備，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總統在國會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宣言。
其主要內容是：公開外交，不得有任何秘密國際諒解；無論和平與戰爭時期，公海航行絕對自由；盡可能排除一切經濟的壁壘，國際貿易機會均等；充分地相互保證各國軍備應縮減至足以維持國內安定的最低限度；解決一切殖民地糾紛時，須以誠相見，絕對公正，在解決一切有關主權的問題時，應兼顧各地居民的利益與殖民政府之正當要求；撤出全部俄國領土上的外國軍隊，世界其他國家應該提供俄國以獨立決定其政治發展和國家政策不受阻礙的機會，對它的需求和希求的，給予一切幫助；必須根據存在不分大小國家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證的專門盟約；等等。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計劃表麵上看起來冠冕堂皇，其實“是在漂亮詞藻掩蓋下的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宣言”，如其中關於公海航行絕對自由、消除一切貿易壁壘、限製軍備、公正解決殖民地問題等建議，其潛台詞便是排斥削弱英法等列強的勢力，限製其軍備，為美國打通海上通道和各國市場，使美國插手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重新分配；關於俄國的建議，其實質是要肢解蘇維埃俄國，這在威爾遜政府所做的“官方注釋”中暴露得十分清楚；關於成立國際聯盟的建議，便是要通過控製國際聯盟來主導世界事務。
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計劃提出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英法起初均表示反對，但美國以與德奧單獨媾和相脅，英法不得不同意以此為停戰基礎。
11日，大勢已去、敗局已定的德國同協約國同盟簽訂了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一戰結束後，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戰勝國召開了巴黎和會。此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已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一個重要角色，他的“十四點”在西方廣為人知，抵達巴黎時受到熱烈歡迎。在和會上他成為控製和會的“三巨頭”之一，“十四點”成為和談的基礎，關於成立國際聯盟的建議最終被會議通過，寫入了《凡爾賽和約》之中。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的獲利不可謂不豐：不僅發了經濟財，也發了軍事財、政治財。美國已由一個大洋彼岸的“大王”一躍成為國際舞台上一支舉足輕重的重要力量。
三、爭霸全球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迄今為止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損失最為慘重的戰爭，它是人類的一場浩劫，卻是美國壟斷資本的福音。美國通過這場戰爭，經濟軍事實力進一步增強，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的巔峰。
二戰結束後美國領導資本主義世界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發動冷戰，和蘇聯展開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
鬥爭結果以蘇聯解體而告終，美國成為世界惟一超級大國，迎來了她所謂的“單極時代”。
登上巔峰1941年12月7日晨，美國太平洋艦隊所在地的珍珠港一片寧靜。度過了一個快樂周末夜晚的美軍官兵大多數還在蒙頭酣睡，數十艘軍艦靜靜地躺在那裏。7時零2分，雷達的熒光屏上突然出現大批飛機，值班士兵立即報告，但上司以為是一隊從美國西海岸向夏威夷飛來的B－17型飛機，沒當一回事。半個小時後，當各艦的軍樂隊員正整隊準備為升起艦旗演奏美國國歌時，這批飛機已呼嘯著俯衝下來，投下一顆顆炸彈。霎時間，各艦紛紛被炸起火，海港一片火海。之後，一批批敵機接二連三俯衝轟炸，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直至看到下麵的軍艦全部被摧毀才掉頭而去。這就是震驚世界的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事件”。
日本這次偷襲，共擊沉、炸傷美國戰列艦等大型艦隻19艘，炸毀飛機311架，炸死美軍官兵2325名和68個平民，日本則隻損失29架飛機和55名飛行人員。翌日，美國對日宣戰，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美國對日宣戰後，英國、中國、荷蘭等國也相繼對日宣戰。日本的盟友德國、意大利兩個法西斯國家則對美國宣戰。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發展成為一場全球戰爭，歐、亞、非三大洲戰場和大西洋、太平洋兩大洋戰場聯為一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擴大了，成為一場真正意義的世界大戰。
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大改變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壯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隊伍的力量，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以希特勒為首的德國納粹黨乘機猖獗活動，進行欺騙宣傳，煽動民族複仇主義情緒，贏得德國壟斷資本的支持，也騙取了許多中下層人士的信任，並在1933年1月30日攫取政權，建立了法西斯專政。之後，撕毀凡爾賽條約，積極擴軍備戰，先後進軍萊茵非軍事區，吞並奧地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與此同時，它同另外兩個法西斯國家沆瀣一氣，互相勾結，結成政治軍事同盟。到1939年，希特勒看到他的一係列侵略活動都未受到西方國家的攔阻，認為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時機已到，便於9月1日實施早已製訂的“白色方案”，對波蘭發動了大規模侵略，英、法隨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
二戰爆發後，法西斯德國以風卷殘雲之勢，在不到一年時間裏占領了大半個歐洲，把號稱歐洲第一陸軍強國的法國打得落花流水，繳械投降；把英國圍困在英倫三島，整日狂轟濫炸。之後又揮師東進，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一直打到莫斯科城下，氣焰極為囂張。與此同時，意大利趁火打劫，加入戰爭。日本則在東方遙相呼應，在占領大半個中國之後加緊準備南下。一時間，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集團大有吞並世界、瓜分世界之勢。
麵對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及其一次次的侵略擴張活動，美國政府由於國內盛行的孤立主義、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及壟斷資本的利益所致，一開始並未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遏製，而是追隨英法政府執行姑息縱容的綏靖政策。
直至1939年3月德國吞並捷克斯洛伐克後，才改變政策，在同年11月修改了中立法，廢除了武器禁運法令，之後又在1941年3月通過《租借法案》，向反法西斯國家提供軍事援助。蘇德戰爭爆發後，羅斯福立即宣布支持蘇聯，並在1941年8月和英國首相丘吉爾會談，簽訂《大西洋憲章》，表示要共同進行反對法西斯德國的鬥爭。不久，美蘇簽訂協議，規定美國向蘇聯提供物質援助。但直至此時，美國政府並未打算直接參戰，而僅僅是對英、蘇等國進行援助，充當“民主國家的大兵工廠”而已。
珍珠港事件驚破了美國孤立主義者的美夢，最終把美國完全拖入了戰爭。美國的參戰，使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技術最先進、擁有豐富人力物力資源的一個大國站在了反法西斯陣營一邊，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從此，在前方，美國派出強大的海陸空三軍在北非戰場、歐洲戰場、亞洲和太平洋戰場與法西斯軍隊英勇作戰，大大減輕了蘇聯、英國、中國等反法西斯國家的壓力；在後方，美國作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全民動員，開足馬力，夜以繼日進行生產，一批批軍需物資、武器彈藥源源不斷地運往蘇聯、英國等地，其中包括飛機、坦克、火炮等，保障了這些國家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可以說，美國的參戰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美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使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進一步膨脹，使美國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的巔峰。
美國雖然是二戰的交戰國，但戰火並未燒及美國大陸本土，這就使美國不僅生產未遭破壞，反而作為反法西斯國家的大後方、兵工廠，開足馬力進行生產，長期困擾美國的失業問題暫時得以解決，各國的黃金、外彙、海外資本源源不斷地流進了美國的腰包。到戰爭結束時，美國的工業生產達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總產量的2/3，黃金儲備達3/4，對外貿易額為1/3，美國的經濟實力登上世界巔峰。其他任何大國，無論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均因遭受戰火摧殘，經濟實力大減。
二戰前美國雖然早已是世界頭號經濟大國，但軍事實力尚不及其他幾個大國，1939年時軍隊總數隻有33萬多人，其軍事力量在世界上僅居第16位，排在南斯拉夫和波蘭之後。二戰中美國軍事實力急劇膨脹，到戰爭結束時其軍隊總數已達1200多萬，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海軍和空軍，特別是美國獨家掌握了原子武器製造技術，使美國登上了世界軍事力量的巔峰。即使是英勇抗擊了德國法西斯大軍入侵，然後長驅直入、直搗法西斯老巢柏林海軍擁有現役航空母艦30艘，海軍艦艇總噸位380萬噸，大大超過曾是海上霸主的英國的12艘和150萬噸。空軍擁有世界上惟一能橫跨大洋的航空力量，擁有號稱超級空中堡壘的B－29遠程轟炸機，其重型轟炸機的數量達11065架，為各國之最。
它的遠程飛機控製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部航線。
並解放東歐大片土地的蘇軍也隻能屈居第二。
美國總統威爾遜積極倡導成立國際聯盟，企圖通過國際聯盟主宰世界事務。但由於參議院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使作為國際聯盟倡導者的美國卻沒有加入國際聯盟。二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積極倡導成立聯合國，企圖通過聯合國主宰世界事務。1945年6月26日，世界50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簽訂了《聯合國憲章》，標誌著聯合國的成立，美國成為聯合國的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5個常任理事國中，雖然蘇聯常常和美國意見不合，發生對抗，英、法、中（國民黨政府）則緊緊追隨美國，形成了美國率領英、法、中鉗製蘇聯的態勢。1944年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美國主持召開了有44個國家參加的國際貨幣金融會議，決定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並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立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從而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係，確立了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裏的霸主地位。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又一次極好的機遇。美國在二戰中以損失20多萬人的代價贏得了無與倫比的實力和國際地位。一次大戰隻是使美國發了橫財，二次大戰卻使美國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的頂峰。經濟上無人超越，軍事上無人匹敵，政治上舉足輕重。可以說，沒有二戰，就沒有今日的美國。當代美國的發展，正是在二戰結果的基礎上展開的。
發動冷戰二戰使美國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的巔峰，也使美國稱霸世界的野心進一步膨脹。早在1902年，當時的政治學家、未來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就預言：“我們麵對著一個新的世紀，在這個世紀中，顯然我們將統治世界。”1941年初，美國傳媒大亨，《時代》、《生活》雜誌老板亨利·盧斯發表《美國世紀》一文，更加狂妄地斷言“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這是美國作為世界統治力量出現的第一個世紀”，他要美國人認清領導的全部機會都屬於美國，美國的主要目標就是建立在世界的統治地位。經過二戰，美國實現這一目標的機會似乎已經成熟，美國領導人也開始公開宣稱要“領導世界”。請看：1945年12月29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致國會的谘55美國———從殖民地到惟一超級大國文中鄭重宣布：“勝利已使美國人民有經常而迫切的必要來領導世界了。”
1946年4月6日，杜魯門在芝加哥發表講話，再次明確宣稱：“美國今天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它更強大了。……這意味著，我們擁有這樣的力量，就得挑起領導的擔子並承擔責任。”
然而，正當美國雄心勃勃、躊躇滿誌，急欲稱雄全球時，卻遇到另一個強大國家的挑戰，這就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
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乘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有利時機，發動武裝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反動統治，在占世界1/6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蘇聯接二連三地粉碎了國內反革命叛亂和帝國主義武裝幹涉，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遭到德國法西斯的野蠻侵略和瘋狂蹂躪，使成千上萬的工廠、城鎮被毀，2000多萬人失去了生命，造成了極其慘重的損失。
作為對德戰爭的主戰場，蘇聯軍民發揚高度愛國主義精神，不怕犧牲，同仇敵愾，英勇作戰，抗擊了氣焰囂張、不德軍占領和破壞了1710座城鎮，7萬多個村莊；毀壞了31853家工礦企業。德軍還破壞了9.8萬個集體農莊，1876個國營農場，2890個機器拖拉機站，65000公裏鐵路和4100個車站。
可一世的70%的納粹德國軍隊，打出了軍威，打出了國威，最終將侵略者趕出了國門，並乘勝追擊，直搗法西斯老巢，同時解放了東歐各國。戰後，蘇聯為了把東歐這個曆史上入侵蘇聯的危險走廊變成與蘇聯睦鄰的安全地帶，也為了擺脫蘇聯孤立的一國社會主義局麵，竭力控製東歐各國。同時，蘇聯為了自身安全，也為了有利於今後在國際上的爭奪，力圖在中東、近東、遠東謀取更多權益。
蘇聯的所作所為顯然成為美國稱雄全球、領導世界的巨大障礙，並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造成了威脅，美國遂決心采取強硬措施進行對抗。
美國雖然決心采取強硬措施和蘇聯對抗，但也深知蘇聯的軍事實力和戰鬥力。如果這種對抗導致戰爭，美國勝負難料；即使僥幸取勝，也將付出無法忍受的極其慘重的代價。當時二戰剛剛結束，它所造成的斷垣殘壁蕭條破敗依然隨處可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慘景人們曆曆在目，沒有人願意支持一場新的可能是毀滅人類自身的浩劫。這就決定了美國和蘇聯的對抗隻能采取除戰爭之外的其他手段，並要盡力避免導致戰爭。人們把這種對抗稱之為“冷戰”。
美國對蘇聯發動冷戰經曆了從醞釀到正式爆發的過程。
戰後初期美蘇矛盾主要集中在戰敗國德國賠款問題、波蘭等東歐國家新政府組建問題、蘇聯從伊朗撤軍問題、蘇聯對土耳其的領土要求等問題上。當時的杜魯門政府改變了羅斯福時期和蘇聯合作的政策，在這一係列問題上和蘇聯展開對抗，反對蘇聯的要求。1946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在給國務卿貝爾納斯的備忘錄中堅決表示：“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再作任何妥協。我們一定要拒絕承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除非它們符合我們的要求；我們應該在伊朗問題上表明我們的堅定立場，我們應該繼續堅持基爾運河、萊茵—多瑙河水道和裏海海峽國際化，我們應該堅持完全控製日本和太平洋……”杜魯門自己認為，這是美國“政策改變的轉折點”，即和蘇聯由合作轉為對抗。
杜魯門政府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如在蘇聯從伊朗撤軍問題上，3月6日，美國政府照會蘇聯政府，要求其立即從伊朗領土上撤走二戰期間進駐伊朗的軍隊，並威脅說美國政府對此“不能保持緘默”。之後杜魯門又在記者招待會上進一步威脅說，如果聯合國安理會不解決蘇聯從伊朗撤軍問題，美國將采取行動。在美國的強硬對抗下蘇聯不得不退縮，與伊朗達成協議，撤走軍隊。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選區選民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是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世界各種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各國能夠采用協商的和平的解決方法，那也許可以避免災禍，“但這在目前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發展條件下，是無法實現的。”“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平穩地和平衡地前進，而是要通過危機和戰禍。”他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使蘇聯工業水平提高到戰前水平的三倍，使蘇聯擁有防止任何意外事故的保障。
這篇演說在美英等國政界引起了強烈的反映，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稱其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言書”。美國國務院很快通知駐蘇使館，要求弄清斯大林演說的背景及其對外政策的真實意圖。時任美國駐蘇大使館臨時代辦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立即精心起草了一封長達8000字的電報，於2月22日分5次發回。凱南在電報中對戰後蘇聯的“理論、意圖、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國應采取的對策提出了全麵的分析和建議，指出蘇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根本態度是不承認雙方可以長期和平共處，而看作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種世界觀決定了蘇聯戰後對西方的敵對態度以及盡可能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的政策，“在他們認為時機適合和有希望成功的一切地方，努力推進蘇聯政權的正式疆界”；加入國際組織以“擴張蘇聯勢力”，或“抑製和削弱其他國家勢力”；“削弱”西方國家在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權力和影響”；蘇聯外交政策的目標是“破壞主要西方國家的總的政治和戰略潛力。”凱南認為，美國和蘇聯的矛盾“不必通過一場全麵的軍事衝突來解決”，因為“同希特勒的德國不一樣，蘇維埃政權既沒有係統的規劃，也不從事冒險活動。它不是按固定的計劃辦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風險。它對理智的邏輯無動於衷，但對武力的邏輯十分敏感。
因為這個緣故，當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強大的阻力時，它可以輕易地退卻，而且它經常這樣做。因此，如果對方掌握足夠的武力，並表明準備使用武力時，實際上幾乎用不著動武。”
同時，美國政府“必須努力教育”美國人“去了解俄國形勢的真相”；應不斷完善美國社會，加強美國人民的自信、紀律、士氣和集體精神；“必須為其他國家規劃並提出比過去我們提出的更為積極、更具有建設性，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那樣一種世界圖景”；“必須有勇氣和自信，堅持我們自己的方法和對人類社會的看法”。
凱南的這封“長電報”為美國“已經采用的‘強硬’政策提供了一個完美的邏輯依據”，也提出了對蘇聯實行“遏製”的思想。這正是美國政府所需要的，凱南因此也大受賞識，國務院立即調其返回美國，後提拔他為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如獲至寶，下令複印該電報作為幾百名高級軍官的必讀文件。後來，凱南又將這封電報整理成文，以《蘇聯行為的根源》為題，署名“X”，於1947年7月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進一步闡述了其內容，提出了一整套遏製蘇聯的理論和政策。
就在美蘇關係日益惡化之際，英國政府不斷從中火上加油。
如5月12日寫信給杜魯門，憂鬱地說“一幅鐵幕已降在他們陣營之上，我們不知道在這後麵正在發生什麼事情”。6月4日又致電杜魯門，說他“極為憂慮地看到……蘇聯的權力移到西歐的中心，在我們同東方的一切事物之間垂下了一道鐵幕”，並煽動說“你我二人對未來仍須負起重大的責任”，“誠懇地盼望您的行動終將造成歐洲的持久和平”。
1945年12月20日，美國白宮宣布已經下野的丘吉爾即將應邀訪美，並預告他在美期間，將在杜魯門肄業過的密蘇裏州小城富爾頓的威斯敏斯特學院就當前世界局勢發表演說。1946年1月16日丘吉爾抵美之後多次發表談話，鼓吹英美聯合，抵禦蘇聯擴張。3月5日，丘吉爾在杜魯門陪同下來到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演說前杜魯門首先向聽眾介紹丘吉爾是“當代偉人之一”，“他將在這篇演說中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東西”。然後丘吉爾向在場的3000人作了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說。他在演說中嚴厲抨擊蘇聯“權力和主義的無限擴張”，說“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亞得裏亞海邊的裏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這條線後麵的國家“無不處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內，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勢力的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高壓控製”；“在遠離俄國邊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裏，共產黨第五縱隊已經建立，它絕對服從來自共產主義中心的指令，完全協調地工作著……到處構成對基督教文明的日益嚴重的挑釁和危險”，他認為俄國人“所欽佩的莫過於實力，而他們最瞧不起的是軍事上的虛弱”。他說“美國此刻正高踞於世界權力的頂峰”，呼籲英美“建立特殊關係”，實現“兄弟般的聯合”，“雙方軍事顧問繼續保持密切的關係……聯合使用兩國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空基地”，共同抵禦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
丘吉爾這篇演說用無線電在美國全境廣播，並向英國轉播，在美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在演說中杜魯門總統多次帶頭鼓掌喝彩。3月6日，美國報刊紛紛發表評論。《紐約時報》發表評論說，美英“兩國為同一命運所支配”，應“同情和支持”丘吉爾的建議。《芝加哥太陽報》則認為丘吉爾是想要美國為英帝國火中取栗，“緊隨這位偉大而盲目的貴族所高舉的大旗，就會使我們投入這個世界最恐怖的戰爭中去”。演說後8天，3月13日，斯大林對《真理報》記者發表談話，嚴厲指出，“這個演說是危險的行動，其目的是要在盟國中間散播糾紛的種子，使它們難於合作”；譴責丘吉爾像希特勒一樣散布種族優越論，認為“講英語的民族是惟一的最優秀的民族，應當統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揭露丘吉爾的方針“是進行戰爭的方針，號召同蘇聯進行戰爭”。當天，《真理報》發表了題為《丘吉爾玩弄刀槍挑起反蘇戰爭》的社論。美國著名冷戰史專家沃爾特·拉弗貝認為這篇演說是丘吉爾的“冷戰宣言”。但事實上丘吉爾這篇演說是在美國政府支持之下發表的。在演說發表前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看了演說的全文”，貝爾納斯又向杜魯門總統介紹了這篇演說的概要；整個演說是在美國政府精心安排下進行的。因此，這篇演說也是美國發動對蘇冷戰的一個信號。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原屬英國勢力範圍的希臘、土耳其出現危急形勢。希臘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解放了全國大部分地區，資產階級政府的統治岌岌可危。希臘和土耳其地處歐亞結合部，國際交通要道的彙合點，扼黑海出海口和東地中海，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希臘落入共產黨之手，土耳其也將危在旦夕，甚至西歐和中近東也將受到巨大衝擊。但此時的英國已失去了昔日的輝煌，雖為二戰的戰勝國，但這場戰爭也使它元氣大傷，債台高築，戰後經濟一直處於困難之中，根本無力繼續對希臘、土耳其承擔援助，遂於1947年2月21日照會美國國務院，請求美國挑起援助的擔子，承擔此前主要是英國承擔的義務。
美國早就關注著希臘、土耳其的局勢。早在1945年秋，杜魯門就授權國務院，與英國商討援希問題。1946年1月，美國照會希臘，“敦促該國政府提出一個穩定經濟的計劃”。1946年夏末，貝爾納斯同英國達成協議，由英國向希臘提供軍事援助，美國則提供經濟援助。之後美國政府夥同英國，不斷給希臘提供援助。但希臘反動政府的統治還是岌岌可危。1946年10月21日，美國務院近東和非洲事務司司長洛伊·亨德森提出一份關於希臘問題的備忘錄，稱“希臘‘正成為緊張的國際關係的焦點’，而在今後幾個月裏，它的地位可能構成中近東未來趨向的一項決定性因素”。1947年2月20日，美國政府同時接到駐英使館和駐希使館的電報。前者報告說，由於英國財政狀況惡化，英國財政部反對對希臘作進一步援助。
後者報告說“希臘正處在慌亂時刻，幾個星期內就有在經濟上精神上和軍事上全麵崩潰的危險，假如它崩潰了，武裝的共產黨隊伍就會接管下來”。據此美國務院再次就希臘問題提出備忘錄，題為《危機和迫在眉睫的崩潰的可能性》。就在這個時候，美國政府又收到了英國政府關於放棄希臘、土耳其的那份照會。
美國政府接到英國政府的照會後極為高興。自從確定對蘇“遏製”戰略後，杜魯門一直希望“當一個適合時刻來臨時就宣布這個新的主義”。現在這個機會終於到來了。從2月21日起，美國政府機器上自總統、國務卿，下至政府各部有關官員，全力以赴，為從英國手裏接管希臘、土耳其開足馬力運轉起來。經過20餘天的緊鑼密鼓、精心準備，一切安排就緒，3月12日下午，杜魯門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演說。
杜魯門在演說中首先極力渲染希臘、土耳其所麵臨的危險局勢，說希臘正遭受到共產黨領導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如果希臘淪入少數武裝分子控製之下，就會對其鄰國土耳其產生嚴重的直接的影響，甚至可能引起整個中東的混亂，歐洲各國也將蒙受重大影響。要求國會批準向希、土提供4億美元的援助，並派員前往參與“重建”。杜魯門同時指出，世界已經分成兩個敵對的營壘，一邊是“極權政體”，一邊是“自由國家”；“通過直接或間接侵犯而強加於各國自由人民的極權政權，削弱著國際和平的基礎，因而也危害著美國的安全”；宣布“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創造種種條件，以便我們和其他國家將能促進一種不受強製行徑支配的生活方式”。
“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各國自由人民，他們正在抵製武裝的少數集團或外來壓力所試行的征服活動”，“必須幫助各國自由人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去解決有關他們各自命運的問題”。最後，杜魯門宣稱，“世界各國的自由人民都在期待著我們的支持，以維護他們的自由”，並以“偉大的責任已降臨在我們頭上”結束了他的演說。杜魯門這篇演說並不長，從他走進到走出會議廳總共不過21分鍾，但在曆史上卻占有重要地位。它很快被人們稱為“杜魯門主義”。美國著名學者約翰·斯帕尼爾認為該演說是“美國曆史上最重要的演說之一”，是杜魯門政府的對蘇“冷戰宣言”，它標誌著美蘇冷戰正式爆發。
杜魯門本人也承認，這是“美國對共產主義暴君擴張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說明，美國在這個新的極權主義的挑戰麵前所持的立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它現在宣布，不論什麼地方，不論直接或間接侵略威脅了和平，都與美國的安全有關。”杜魯門主義的出籠標誌著美蘇戰時同盟的正式破裂、美國對蘇聯的公開“宣戰”。美蘇冷戰經過一年多醞釀終於爆發了。
全球爭奪美國對蘇聯發動冷戰，蘇聯在看到和美國合作無望的情況下起而應戰，於是乎雙方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除直接戰爭之外的各個領域的爭奪。
爭奪首先從歐洲開始。由於歐洲不僅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且經濟發達，資源豐富，戰略地位重要，誰控製了歐洲誰就有可能控製歐亞大陸乃至全世界，歐洲便成為雙方爭奪的重點。請看：1947年6月，為挽救西歐瀕臨崩潰的經濟，將西歐各國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並將之變成反蘇反共的基地，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撥巨款援助西歐各國；與之相對，蘇聯很快提出個“莫洛托夫計劃”，表示要加強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經濟合作，並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和歐洲九國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以便抵禦“馬歇爾計劃”的誘惑，加強對東歐各國的控製。
後，蘇聯和東歐國家成立了軍事政治集團“華沙條約組織”與之相對抗。
1948年6月，蘇聯為報複美國分裂德國的舉措，封鎖了西德進入西柏林的水陸通道。對此，美國進行了反封鎖，派出大批運輸機，向西柏林250萬居民空運所需物資。當時，僅維持西柏林人民的生存，每天就需要4000噸物資，等於每3分36秒就要有一架C－47型運輸機起飛或著陸。在整個封鎖期間，美英等國的飛機共飛行了277264班次，空運的食品、燃料、衣服、藥品等物達2343315噸，平均每個西柏林公民約一噸。同時，美國政府進行核威懾，將運載核武器的B－2飛機派駐英國。在美國的對抗之下蘇聯退縮，1949年5月，雙方達成妥協，解除了封鎖。同年9月在西占區成立了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即西德）；10月，在蘇占區成立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即東德），德國正式分裂成兩個德國。
1948年4月意大利大選期間，美國為阻止二戰後迅速發展壯大、極有可能競選獲勝的意大利共產黨上台執政，以免意大利落入蘇聯陣營的懷抱，以及這股紅色浪潮波及西歐其他國家，發動了一場激烈的宣傳戰、心理戰。美國政府鼓勵意大利裔美國人給在意大利的親友寫信，勸說他們不要投共產黨的票，共約有一億封信如雪片般飛向了意大利。中央情報局大量散發反共郵件、傳單、小冊子，偽造意共當選後對意大利的計劃文件、書信，大肆宣傳蘇軍在德國占領區的搶劫、強奸，以及共產黨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野蠻統治。
杜魯門總統公開發表講話，警告說如果共產黨在選舉中獲勝，或即使成為聯合政府的一部分，美國就不再給意大利提供經援；美國之音不斷重複這一威脅。結果，在1948年4月18日的選舉中，共產黨敗北，美國成功地阻止了意共上台執政。
1950年1月，經過多次暗中協商，美國糾集西歐各國成立了一個秘密的“對共產黨國家出口控製統籌委員會”
（即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企圖通過共同控製對蘇聯集團出口軍需物資、原子能物資、重要工業產品及高新科技，對其實行經濟遏製，給其發展造成困難。這一政策實施了40餘年，為美國戰勝蘇聯、贏得冷戰發揮了重要功效。
40年代末50年代初，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美蘇在歐洲均勢對峙的形成和雙方的爭奪漸趨穩定，美國把爭奪的重點逐漸轉向了亞洲。
在這裏，美國首先是為了阻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給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出錢出槍，支持其打內戰消滅中共。在中國革命勝利後，美國為了阻止所謂共產主義擴張和“多米諾骨牌效應”，先後直接卷入了兩場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兩場戰爭分別長達3年和12年，不僅給朝鮮人民和越南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也使美國自身付出慘重代價，陣亡將士共10萬餘人，耗資達1000多億美元。尤其可悲的是，戰爭結果使美國丟盡了顏麵：前者是美國第一次在沒有獲勝的停戰書上簽字的戰爭，後者則以美國灰溜溜地撤軍而告終。
50年代初，美國為了遏製所謂蘇聯、中國的共產主義擴張，和亞洲及大洋洲一係列國家簽訂了雙邊或多邊軍事協定，以構成對中蘇的包圍圈：1950年10月17日，美國首先同泰國簽訂了軍事援助協定。
1951年8月30日，美國同菲律賓簽訂了《美菲共同防禦條約》，9月1日同澳大利亞、新西蘭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9月8日同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這樣在10天之內接連簽訂了三個重要的軍事條約，使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初步建立起“遏製共產主義”的縱深軍事體係，奠定了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基礎。
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繼續擴展延伸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體係。1953年8月2日，朝鮮戰爭剛剛結束5天，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即前往南朝鮮同李承晚會談，並於8月8日在漢城簽署了《美韓共同防禦條約》（草案），10月1日美、韓雙方在華盛頓正式簽字。
1954年9月8日，美國夥同英、法、澳、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簽訂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簽約8國同時還簽訂了一項議定書，說明條約保護範圍擴大到印支三國老撾、柬埔寨和越南（南部）。
此外，1954年12月2日，美方代表杜勒斯和台灣代表葉公超在華盛頓簽訂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規定在台灣采取軍事行動時，美國依憲法程序予以支持。12月8日，中國政府聲明，美蔣簽訂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
至此，美國通過這一係列雙邊的或多邊的“共同防禦條約”，建立了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防禦體係，形成了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月形包圍圈，加劇了東西方的對抗，加強了其在冷戰中的地位。
1955年11月，在美國經過數年多方活動慫恿操縱下，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英國在巴格達成立了中東軍事聯盟“巴格達條約組織”，規定條約國進行軍事合作。美國沒有直接參加該組織，而是通過派“觀察員”參加該組織的會議，與該組織保持密切聯係。
巴格達條約組織的建立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它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東南亞條約組織聯結起來，最終形成了一個從西歐經過中東到東南亞、再經過台灣、日本、韓國直至阿留申群島的對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弧形軍事包圍圈。這個包圍圈既可遏製蘇聯的擴張，也可鎮壓區域內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時也保護了美國的經濟利益。至此，美國最終在全球建立起了其反蘇反共的陣地。
在亞洲，美國也利用其雄厚的經濟軍事實力，通過采取經援、軍援的方式，和蘇聯爭奪這一最重要的中間地帶，以將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
早在1949年1月20日，杜魯門在其當選連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中就提出所謂“第四點計劃”，表示要對貧困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提供經濟技術援助，指出要“使不發達地區的進步與發展能受益於‘美國’先進的科學和發達的工業”。據此，1950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規定美國向落後地區提供技術援助，以改良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美國政府對私人投資者提供財產和人身安全保障，以鼓勵私人企業在落後地區投資。
第四點計劃實施後，到1951年底，該計劃已擴展到33個國家。從1949年到1953年，美國向亞洲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提供了約4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在美杜魯門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今後外交的“四點主要行動原則”，此為第四點，故稱。
援的總額中，80%給了共產主義世界的周圍國家。這一計劃的實施不僅使“一些受援國在技術上、經濟上乃至政治上都形成了對美國的依附關係”，進一步加強了美國在冷戰中的優勢地位，也使美國壟斷資本大獲其利，並使美國獲得了這些國家的礦產資源開采權和大部分美國所必需的戰略原料。杜魯門的第四點計劃也是二戰後美國推進新殖民主義的具體體現，是美國進行經濟擴張和滲透的一種重要手段，為後來曆屆美國政府沿用和完善。
1957年1月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的要對中東國家提供緊急軍事援助以抵禦所謂“共產主義擴張”，便是對第四點計劃的繼承和發展。
與此同時，從1949年開始，杜魯門政府通過多個軍援法案，規定給北約和亞洲國家提供大規模軍事援助。
1951年5月杜魯門在向國會提出的共同安全計劃谘文中稱，給中東軍援是“消除”蘇聯壓力，援助亞洲是“同多種形式的共產主義侵略作鬥爭”。1951年國會批準的對北約和亞洲國家的軍援總額達72.83億美元。之後美國始終沒有中斷其對外軍事援助，直至冷戰結束。
拉丁美洲自從19世紀20年代美國提出門羅主義以來就被美國看成是自己的後院，不許他人染指，更不許共產主義勢力的存在與發展。因此冷戰爆發後美國在拉美首先密謀策劃威逼利誘拉攏18個拉美國家於1947年9月在巴西裏約熱內盧簽訂了《美洲國家間互助公約》，規定“對任何一個美洲國家的進攻都將被視為對所有美洲國家的進攻”，因而締約國有義務對直接受害國采取援助措施，並通過適當的機構采取“集體措施”，這些措施包括使用武力。翌年3月30日，美國又糾集拉美20個國家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集會，美國在會上宣稱，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活動，可能威脅到拉美國家的民主自由；美國有責任發揮“堅定的”領導作用，肅清西半球共產黨的影響與活動。由於美國大造“共產主義恐怖”的輿論，會議最終通過了反共宣言，並把泛美聯盟改組為由美國控製的政治軍事集團美洲國家組織，其中央常設機關和總秘書處設在華盛頓。《美洲國家間互助公約》的簽訂和美洲國家組織的建立，使美國在西半球建立了軍事政治集團，鞏固了美國的後院，使西半球成為美國牢固的勢力範圍，同時也成為美國對蘇冷戰的一個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