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耿精忠方麵。無力主動發難。
耿精忠出生的那一年，清軍入關。用現在的話說，他是生在“新社會”，長在黃旗下（耿精忠祖父耿仲明被編入漢軍正黃旗），是耿家降清後的第三代。以這種人生經曆，無論是資曆、聲望、軍事才能各方麵，都不能與吳三桂和尚可喜同日而語。而且，耿的軍事實力也不強。
據魏源的記載，耿精忠與尚可喜各有兵員十五佐領（一佐領約二百人）、綠旗兵六七千，丁口二萬人[12]。即便他們“旗下所蓄養甚眾...其數更超過額兵”[13]，耿、尚二藩各自兵力也不會超過二三萬人。憑耿精忠的那點能耐和實力，若沒人挑頭，耿精忠想都不會去想反叛的事。
（三），尚可喜方麵。至死未叛。
早在康熙批準撤藩時，尚氏即趕緊打點行裝，準備搬遷。三桂叛亂之始，聖祖采取緊急措施，下令停撤。尚氏遵旨，守在廣州待命。叛亂迅速波及廣東後，他奮起投入平吳剿耿的鬥爭，始終保持臣節。尚可喜盡全力平叛，有數次軍情危急，甚至準備好了柴薪要舉火自焚。
對尚氏的一片忠心，康熙頗為感動。十三年（1674）十月，令廣東文武將吏都聽平南王尚可喜節製，“一切調遣兵馬及招撫事宜亦聽可喜酌行”[14]；十四年（1675）正月，為表彰和獎勵尚可喜對朝廷忠誠不貳，上諭“平南王尚可喜...著進封平南親王，即令其子尚之孝襲封（王爵）。尚可喜以親王品級頂帶支俸，示朕優眷之意”[15]；除了封官進爵，康熙還大打親情牌，對尚氏進行感情籠絡，甚至彼此以父子相喻，二月一日，康熙批示：“今覽王奏...朕與王情同父子，誼同手足。覽疏未竟，朕心惻然”[16]。及可喜死，康熙歎曰：“平南親王尚可喜久鎮疆，勞績素著。自聞兵變，憂鬱成疾，始終未改臣節，遂至殞逝可憫”[17]，可謂對尚氏的蓋棺之論。
撤藩前，康熙還信誓旦旦地說尚氏“蓄彼凶謀已久”，在三桂叛亂後卻又跟尚氏套近乎“朕與王情同父子”，讓人一笑置之，“一切皆有可能”！這頗類似於今人為了利益而認幹爹。
康熙所謂“三桂蓄異誌久”[18]，很難讓人信服。三桂若早欲反清，何以要坐失良機，偏要等到自己年邁、各方麵形勢皆不如昔時去反？拋開人品的因素單說能力，三桂也算是久經沙場的名將，名將者，審時度勢，知己知彼乃基本功。三桂難道連那麼明顯的優劣勢都不能辨析？為滿清的江山鞍前馬後，立下不世之勳，在用千萬反清誌士的鮮血染紅了頭上那頂王冠的同時，他把全國人民都給得罪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漢奸。坐鎮雲南後，三桂始終保留大量軍隊，也是借鑒曆史教訓的結果和諳熟政治的表現，因此，“懷‘藏弓烹狗’之慮，深‘市權固位’之念”[19]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康熙撤藩，要剝奪其一切軍政權力時，非但三桂本人，其部下的抵觸情緒也是很大的。所以，撤藩令一下，“全藩震動”[20]，他周圍的一些核心人物不甘心俯首聽命。其侄兒吳應期勸道：“就遷於遼東，他日吹毛索瘢，隻就戮耳，豈若舉兵而父子俱全哉？”[21]這從側麵也可看出三桂反清是無奈之舉。更直接反映叛清實非其所願的實例，是在其子吳應熊被康熙殺掉後，“三桂善持兩端，反後頗中悔。及聞應熊訃，時方飲，停杯涕泣曰：今日乃真騎虎矣”[22]。說明吳三桂有些後悔叛清，麵對既成事實，頗感騎虎難下。
可見，所謂“三藩之亂”，並非早有預謀。隻是因為康熙的撤藩政策，操之過急或過猛，損害了他們及其集團的既得利益，才導致叛亂的發生。
二、撤藩得失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來說，康熙撤藩無疑是順應曆史潮流的進步之舉。當時三藩的存在，的確已經對中央政權構成了不小威脅，也成為國家經濟上的巨大負擔。三藩的作為也多不得民心，引起駐鎮地區民眾的廣泛不滿。但康熙撤藩卻失之於輕率，具體做法有很大的缺陷。
（一）三藩的危害。這從從以下幾個方麵可以看出：
1，三藩兵權在握，擁兵自重。其旗下兵將皆跟隨各藩征戰多年，早帶有私人武裝性質。這在事實上已形成了與中央政權對立的軍事割據狀態，不能不與國家的集權與統一產生矛盾。
2，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負擔。三藩自己搜刮來的財富都竊為己有，養兵和行政開支則從朝廷索取。以順治十七年為例，雲南一省歲需俸餉九百餘萬兩，加上福建、廣東兩省的餉銀，共需二千餘萬兩。而本年度全國軍餉也不過一千七百餘萬兩。康熙五年，左都禦史王熙指出：“直省錢糧，半為雲、貴、湖廣兵餉所耗。就雲貴言，藩下官兵歲需俸餉三百餘萬，本省賦稅不足供什一，勢難經久”[23]。因此，“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24]，實非虛語。三藩需求之巨，不僅使各省為難，也使負責此項差使的戶部疲於應付，整個財政為此時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難境地。
3，橫征暴斂，非法聚財，廣設苛捐雜稅，並用搜刮來的錢財廣泛培植私人勢力。如吳三桂在雲貴就拋贈巨金，廣招四方豪傑之士，凡“有才望素著者，及儀表偉岸者，百計羅致，命投藩下，蓄為私人”[25]。劉健的《庭聞錄》卷四記載有關於他父親劉昆的一件事：康熙十一年（1672），劉昆由束鹿知縣擢雲南府同知，十一月上任，三天後按例拜謁平西王府。“（三桂）目矚先公...謂胡國柱（三桂女婿）曰：科甲中有此一人，大奇...明日，國柱代王報謁，隨遣客道意。先公曰：我投身久矣，若不知耶？客愕然問故。先公曰：己亥年，廷試之日，太和殿中投身矣。客掩耳走。當客來時，袖出馮某投身契一紙雲：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某，本藉浙江臨海縣人。今同母某買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
到平西王府的“賣身者，皆師事國柱”，所以劉昆說：“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國柱好為人師”[26]。
三桂的部屬倚仗平西王府的權勢，目空一切。一次，三桂派官押送貢品進京，中途宿店，遇一朝廷命官，攜皇帝詔書已先住店。可這個解役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揮起手中鞭子，驅趕這位欽命官，大叫：“天下更有何人大於我家（指平西王）者哉”[27]！三桂的勳莊“管莊者殺人奪貨，滋為民患”。凡人命、盜竊案，三桂“兵居半”[28]。
（二）撤藩方式的失誤處
此處並非說撤藩本身算是失誤，而是方式選擇的不好，具體實施過程中應該可以有更好的方案。畢竟，康熙的方式造成了中國長達八年的內戰，給社會生產帶來了極大破壞，也給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痛苦。
李治亭在《吳三桂大傳中》提供了五種撤藩方案，包括康熙施行的“三藩並撤”。李認為康熙的方案是最不成功的一種，本文傾向於接受李對康熙方案的認識，但對李所提供的第一種方案即“世鎮邊疆”和第二種方案借鑒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卻並不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