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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三藩之亂”探析
“三藩之亂”（1673-1681）是指雲貴吳三桂、福建耿精忠、廣東尚之信[1]三個藩鎮掀起、並有其他多股力量參與的一場反清鬥爭，由吳三桂首先發難並主導。戰爭前後延續八年，波及十幾個省區，清廷喪失刑部尚書莫洛以下將領多人，僅調動的綠旗兵即達四十萬眾。清廷最終雖平定了叛亂，但受到的打擊也是沉重的。
三藩位極人臣，坐鎮地方後又大肆搜刮，權勢、地位、財富一應具有，何以還要鋌而走險、悍然起兵反清？該怎樣認識康熙撤藩？反清失敗的原因又有哪些？本文試著淺析一番。就這場叛亂而言，吳三桂無論從哪方麵來講都占據著主導地位，因此，本文分析三藩叛亂，側重於講述吳氏。
一、叛亂起因
康熙是一位較有作為的皇帝，清除了鼇拜集團後，開始乾綱獨斷，自主治理國家。這一時期，國內除台島鄭氏集團外，大的反清力量已剿滅殆盡，雲貴的動蕩局勢也已平靜下來。這樣，擁有強大武裝力量的三藩的存在，就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
康熙自少時，就“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2]，及親政後，更“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之宮中柱上”[3]，因為他擔心“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馴致不測”[4]。雖早有撤藩之意，但又慮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貿然采取行動。
在尚可喜首先主動提出撤藩、要求歸老遼東後，吳、耿兩藩迫於形勢，也主動上疏撤藩。康熙認為撤藩的機會來了，召集大臣討論此事，隻有戶部尚書米思翰（福康安曾祖父）、刑部尚書莫洛主撤，明珠讚同，多數廷臣都不支持。康熙沒有認真對待大多數人的意見，堅持說：“三桂等蓄謀久，不早除之，將養癰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5]。《清史稿》記錄的康熙這句話明顯源於昭梿的記載“（康熙說）吳、尚等蓄彼凶謀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養疤成患，何以善後？況其勢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製之可也”[6]。昭梿是清廷宗室，努爾哈赤第二子禮親王代善的後人，曾襲爵禮親王。康熙不加區分地把吳、尚（自然也包括耿藩）都看成敵人，都要施以“先發製人”，未免失於魯莽，擴大了打擊麵。說尚可喜也“蓄彼凶謀”，是毫無根據的。後來尚可喜的所為，無疑給康熙一個響亮的耳光。尚至死未叛。“撤亦反，不撤亦反”的“必反論”，更是康熙自欺欺人、為自己的撤藩主張製造根據的謊言。叛亂平定後，康熙說了實話：“不圖吳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騷動”，“議事之人，至今尚多，試問當日曾有言吳三桂必反者否”[7]？這就是說，叛亂的爆發出乎其意料。從撤藩令下達後清廷的實際作為也可看出康熙“必反論”的荒謬處，說他是事後諸葛倒很恰當。
（一），撤藩令下達後，清廷即開始煞費苦心地為三藩的搬遷做精心準備。（1673年）八月十五日，康熙迅即選派禮部右侍郎折爾肯、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傅達禮為欽差，專程前往雲南催促三桂遷往遼東。折爾肯動身前，康熙又緊急指令戶部侍郎達都前往陪都盛京，會同盛京戶部侍郎，奉天府尹察看劃撥給三桂的土地、住宅是否合適。十一月四日（折爾肯於九月七日到達昆明），三桂為麻痹清廷，上了一份要求增加土地的奏疏，康熙立即批示滿足其要求：“王所屬官兵家口，遷移遠來，自應安插得所，俾有寧居以副朕懷，此所請增賞地方，著速議具奏”[8]。
幾乎與此同時，康熙又“遣薩穆哈偕郎中黨務禮...如貴州，具舟及芻粟，諭以毋騷擾，毋遲悮”[9]，為三桂備搬遷所需辦夫役糧草、船隻等物。正是他們在得知三桂謀反的訊息後，“十一晝夜至京師，詣兵部，下馬喘急，抱柱不能言，久之始蘇，上三桂反狀”[10]，清廷始知雲貴的情況。
（二），吳三桂反清初期，清軍在軍事上毫無準備。從康照十二年（1673）底，吳軍首陷沅王/輔/臣州，至次年三月，在三個月的時間裏，三桂揮軍長驅直進，連陷沅州、常德、辰州、長沙、嶽州、衡州等戰略重鎮，而清兵未集，“處處無備”，“五千裏無隻騎攔截”，所經之地，諸府州縣將吏非逃即降。清朝兵部驚呼：“吳三桂反叛以來，湖南綠旗官兵多附賊”[11]。
如果康熙真的認定三藩“撤亦反，不撤亦反”，何以還要為三藩搬遷一事費盡周折？且軍事上不做任何準備？可見，“必反論”隻不過是康熙用以嚇唬反對撤藩的朝臣的借口罷。
從三藩方麵的情況看，撤藩令下達前，沒有任何證據能證實他們會反叛。
上世紀80年代，史學界曾就吳三桂是否真正降清，有過一次長達兩年的辯論。代表性的文章如左書諤的《吳三桂“降清”考辨》一文（首發於《北方論叢》1986年第二期），左認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是要聯合清軍共擊農民軍，不是求降，而是求助；入關後追擊農民軍，是受複仇心理促使，也是軍事上被清朝所控製和驅使的體現；而出兵緬甸，處死永曆，是由於永曆與李定國的聯合使吳三桂難以容忍，而且永曆並非賢君，也難以完成反清複明的任務，吳三桂不惜用永曆的屍體來遮擋他正在進行的秘密活動。總之，吳三桂自與清聯合、引清軍入關之日起，直至再次舉起反清複明大旗，始終未曾降清。作者列舉了七點證據:一是吳三桂一貫抗清的態度；二是吳三桂與多爾袞磋商聯軍過程中的書信；三是多爾袞兵臨山海關,吳三桂出迎的言行；四是山海關戰役的布置及戰鬥；五是山海關戰役後多爾袞加強了對吳三桂的控製；六是吳三桂的檄文；七是吳三桂在攻占北京前後欲立朱明太子的行動。
左文的這種說法，偶以為犯了邏輯上“以果推因”的錯誤，以吳三桂後來反清來推論吳從未降清，是站不住腳的。其所列七點證據，並不能推出吳三桂“從未降清”這一結論。結合史實分析，吳後來反清，實出於無奈，非其本願，是被逼的。耿、尚兩藩則是另一種情況。
（一），吳三桂方麵。從政治軍事形勢來看，反清的最佳時機已經失去。
1，吳三桂反清時，離明朝滅亡已經三十年，懷念故明的前朝遺民大都已至中老年，青壯年漢人對故明的印象已經不深，對前朝往事基本就是從上輩人那裏聽來的，漢人的民族情感已不如清軍初入關時那麼強烈。
2，經過清初二十年不間斷的反清鬥爭，社會及民眾需要休養生息，渴望社會安定。
3，滿清經過多年征戰，統一了前明除台灣外的幾乎所有領土，擁有的人力、物力、土地等戰爭資源亦非初入關時可比。
4，全國各地反清勢力除台灣鄭氏集團外，已基本被消滅光。
5，吳三桂本人也已年過六旬，垂垂老矣，不管是身體狀況、精力還是進取心，較於年輕時無疑都會大打折扣，不會輕易也沒必要舍棄眼前的高官厚祿再冒滅族的風險去造反。且早年跟隨其征戰四方的關寧軍已不複存在，後來招募的軍隊，無論是戰鬥力還是對吳氏的忠誠度都遠非關寧軍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