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位老師。當我們研究他們的行跡和生活的時候就會知道：除了獲有機會之外，他們並沒有依靠什麼幸運，機會給他們提供物力，讓他們把它塑造成為他們認為最好的那種形式。如果沒有這種機會，他們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delloanimo)就會浪費掉；但是，如果沒有那樣的能力，有機會也會白白地放過。
因此，對摩西說來，必須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與壓迫的以色列民族，他們為了從這種奴隸狀態中擺脫出來，願意追隨他。而羅慕洛則必須不再留在阿爾巴，並且必須在他出生的時候就被遺棄，日後他才能夠成為羅馬的國王和祖國的奠基者。居魯士則必須察覺波斯人對梅迪人的統治不滿，同時梅迪人由於長時期處於和平狀態從而變成柔順軟弱的人。至於提修斯，如果不曾遇到渙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夠發揮他的能力。因此這些機會使得這些人走了運，同時由於他們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洞察這種機會，從而利用這些機會給他們的祖國增光並且為國造福。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權的時候是困難的，但是以後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權時發生的困難，一部分是由於他們為著建立他們的國家和確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規章製度。而且必須記住，再沒有比著手率先采取新的製度更困難的了，再沒有比此事的成敗更加不確定，執行起來更加危險的了。這是因為革新者使所有在舊製度之下順利的人們都成為敵人了，而使那些在新製度之下可能順利的人們卻成為半心半意的擁護者。這種半心半意之所以產生，一部分是這些人由於對他們的對手懷有恐懼心理，因為他們的對手擁有有利於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則是由於人類的不輕易信任的心理——對於新的事物在沒有取得牢靠的經驗以前，他們是不會確實相信的。因此，當那些敵人一旦有機會進攻的時候，他們就結黨成幫地幹起來；而另一方麵，其他的人們隻是半心半意地進行防禦。為此，君主同他們在一起是危險重重的。
如果我們想透徹地探討這件事情，那就必須研究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還是倚靠他人；換句話說，為著實現其鴻圖大略，他們必須懇求人們，抑或是使用強迫的方法；在第一種場合，結果總是惡劣的，並且永遠不會取得什麼成就。但是如果他們依靠自己並且能夠采取強迫的方法，他們就罕有危險。所以，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因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變化的；關於某件事要說服人們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們對於說服的意見堅定不移，那就困難了。因此事情必須這樣安排：當人們不再信仰的時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們就範。
假使摩西、居魯士、提修斯和羅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們就不能夠使人長時期地遵守他們的戒律，正如我們這個時代的季羅拉莫·薩沃納羅拉修道士的遭遇一樣。當大眾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時候，他就同他的新製度一起被毀滅了，因為他既沒有辦法使那些曾經信仰他的人們堅定信仰，也沒有辦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們信仰。所以，象這樣的人物，在行動中有著巨大的困難。他們的一切艱險就在前進的道路上。他們必須運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難，他們就會開始受到人們的尊敬，當他們消滅了那些對他們的高位嫉妒的人們之後，他們就能夠繼續享有權勢、安全、尊榮和幸福了。
在這些重要的例證之外，我想增添一個較小的例證。它同它們有某些共通之處。而且我認為這個例證可以作為所有其他這樣一類事例的代表，這就是錫拉庫薩的耶羅內。他從平民一躍而為錫拉庫薩的君主；他除了抓著時機之外並沒有依靠其他什麼幸運。因為錫拉庫薩人當 時遭受壓迫，於是選擇他作為他們的軍事首領，後來由於崇德報功便把他擁立為王。他甚至在身為平民的時候就有巨大的能力，以至一個論述他的人說道：“他做國王，除需要有領土之外，本身無所不備”。他解散了舊的軍隊，組織新的軍隊，拋棄了舊的友誼，另締新交。由於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軍隊，他就能夠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廈。因此，雖然他在取得王國的時候經受了許多艱難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國的時候，就很少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