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與高曉聲夜談
酒瓶打開了，夕陽在東湖的微波上燃燒。窗前的白蘭樹，不時飄下風片落葉。剛下過一場雨，白蘭樹冠翠綠得可愛，草地被一層黃褐色的落葉覆蓋著。新葉生了，舊葉落了，生命在悄悄地頑強地更新。
見到曉聲，我驚奇地感覺到，他明顯地年輕了。我同他開玩笑說，“你簡直變成小夥子了。”
經受過無數次嚴霜樹，是有生命力的樹。
高曉聲寫了許多農村題材的小說，創造了李順大、陳奐生、江坤大這些使人過目難忘的農民形象。讀者往往把作品中的人物同作者聯係起來，因此在許多人的像想中，高曉聲像個農民。我不知道這個解放前上海法學院經濟係的學生，這個一九五七年前江辦省文聯的專業作家，當年是怎麼個風流倜儻的模樣，我隻知道這個當了二十二年“農民”的人，如今身上確有一種農民的淳樸。但他的心靈是豐富的，豐富得簡直是火花四濺。
酒瓶裏的酒慢慢少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夕陽已在東湖新村後麵隱去，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中天的月亮已把月華投到窗口。我們談到各自的生活道路和文學事業。
他說：“文學是以情動人的，因此文學必須地表現個性的，是形象的；搞抽象的概念的東西，不屬於文學領域。”
“陳奐生、江坤大這些人物身上，有無體現共性？”我問。
“有，當然有。但我在寫這些人物時，都是把他們作為‘這一個’來寫的。我並無事先設計他們身上的什麼共性。人都是社會人，作為社會人，他身上就會有某種共性。一個作家一生最熟悉、最深刻了解的人，也不過幾十個，不可能是千千萬萬個。所以，共性往往在你熟悉的人物身上體現出來，並非千千萬萬人在作家頭腦中的綜合。”
我想起一九八一年春天，高曉聲寫《大好人江坤大》的情景。當他伏在桌上寫，我伏在床邊看稿。此時，我們又談起這篇小說。
我問他，這兩年他的得這作是什麼？是不是《大好人江坤大》？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是，還有《陳奐生轉業》。”呷口酒，沉默片刻，他擺擺手，苦笑道，“我現在正給《花城》寫一篇小說，但你可不要指望我為《花城》拿到‘獎’。因為我寫的新作品，有人總說不如《陳奐生進城》；《大好人江坤大》不如《陳奐生進城》；《陳奐生進城》，好像《陳奐生進城》是高曉聲創作的頂峰，高曉聲被自己製造的‘頂峰’擋住了前進的路！”“他激忿了，又習慣地擺了下手。“不說別的，單單從藝術上來說，《大好人江坤大》《陳奐生轉業》，也比《陳奐生進城》高。《陳奐生進城》有些‘取巧’，它用一些巧妙的情節和巧妙的細節吸引讀者。陳奐生在沙發上蹾幾蹾，大家都叫好，其實找尋這樣的細節並非難事。難在像《大好人江坤大》這樣的作品，寫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事，而又能吸引人。一個真正的文學家，要不斷從難要求自己的創作。”
曉聲不隨波逐流，不嘩眾取寵。他在藝術上給自己提出難度很大的目標，頑強地向藝術高峰攀登。有人說，高曉聲麵臨著“創作危機”。當談到這些，他說：“難，確實難，越寫越感到難。但如果一個藝術家越來越感到他搞的藝術是輕而易舉的事，那他的藝術生命也就結束了，或者他壓根兒就是一個藝術家。”他深思著，“就短篇小說來說，現在我寫了四十幾篇，我的目標是寫一百篇，希望其中最少有七十篇不雷同，難就難在這個‘不雷同’上，所以越寫越難。有人說高曉聲已經把生活寫空了，這種擔心為時過早。我的最重要的生活積累還沒開掘；一些最打動我的題材還沒有寫……”他的語聲硬塞了，眼裏又泛起淚光。
良久，我問他今後在題材方麵，會不會有轉變，他說會涉及其他題材，但主要還是寫農民。
他又興奮起來：“我認識許多農民，不要以為我隻能寫個陳奐生。農民是多種我樣的。比如你父親那樣的農民——一個從農民到將軍，從西安到延安的人，應該怎麼寫？我曾考慮過多次。隻要熟悉人，就沒有寫完的時候。”
家事，國事；生活，創作，他的談興不因夜深而稍衰。
“明天是‘五一’節了，放假嘛，多談談不妨吧？”他說。
我說：“睡吧，你還得趕稿呢。”
他無可奈何地搖搖頭，風趣地說：“真要命，‘五一’節給我放天假不行嗎？我這個‘農民’，也可以過‘五一’節嘛。”
高曉聲式的幽默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