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初見楊沫
我從書上認識楊沫同誌，已經有許多年了，原先是讀她的文章，這兩年是編她的文章。
但我直到去冬她來廣州之前，尚未見過她。為了商談她的作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到了廣州。
在同楊大姐相處的幾個月中，我認識了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表裏如一，言行如一，熱情，赤誠，豁達，堅強的老共產黨人！
初見她，她就給我留下了深記得的印象。
“到了沒有冬天的地方”
在飛機降落之前，我還無法把我腦中的兩個楊沫——一個通過作品想像的還放射著青春的熱情和光彩的楊沫；一個根據無情的歲月流水賬推測出來的年邁的楊沫——統一起來。
一架銀灰色的大客機，比預訂時間遲了半個小時，在白雲機場的停機坪上停穩了。旅客絡繹走下舷梯，去迎接的人向停機坪張望著。
“楊老太太，”諶容最先看到楊沫，高興地低喊了一聲。
認得楊沫的同誌，都在招手。她看到了，也向大家招手。
嗬，這就是楊沫。我想。
她緩緩向我們走來。我看清了她的身影，我看清了她的笑容。就在這一刻，腦海中那兩個楊沫神奇地統一起來了。
她穿一件鴨絨風雪大衣，頷下露出紅毛線衣的高領，戴一頂式樣新穎的線織小帽；神情爽朗，邁著硬朗的腳步，微笑著向我們走來，沒有一點老態龍鍾的樣子。握手、問候、談笑，一下子她就同大家融合了。她聲音響亮，一口標準的北京話；說說笑笑，沒有一點名作家的矜持，更沒有一點全國人大常委的“架子”；隻使人感到一位可親、開朗甚至有點天真的老大姐走到大家中間來了。她的步武，她的神態，她的聲音，都有一種旺盛的活力。歲月畢竟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跡。她發胖了。紅潤的麵頰上隱隱現出了幾點老年斑。
她是一個生趣盎然的人。一坐上車子，她就對窗外飛過的景物讚不絕口，問不絕口。
“樹葉都沒落，多好！”
“到處都是青綠綠的，和北方可真不同。”
“還有花，這是什麼花？”她指著機場道旁的大紅花問著。
“大紅花，又叫扶桑。”一位同誌告訴她。
“這是什麼樹，怎麼像似沒有樹皮呢？”她又問。
“這叫千層木，”我說，“作材料不行，卻是有名的觀賞樹。”
“楊沫同誌，你怎麼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呢，什麼都問。”好逗楊沫開心的諶容打趣道，“別叫人家笑話，咱北京來的都是土包子。”
“哎呀，可不是嘛？我倒真像進了大觀園了。”楊沫興高采烈地揮揮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來。
車子向前飛駛。街景不斷變化。
“這是什麼樹，怎麼還開花呢？”楊沫甘願當劉姥姥，還是要問。
“紫荊。”我說。
“是紫荊嗎？”
“這同北方常見的紫荊不同。這是紫荊的一個品類吧。”我解釋道，“有人叫它洋紫荊，還有一種樹，長得和它十分相像，叫紅花羊蹄甲。”
“嗬，真好。你們這裏真好。冬天還有這麼多花……嗬，不對，我說錯了，現在不是冬天，我到了沒有冬天的地方了嘛。”
沒有冬天的地方，也有沒有冬天的生命嗎？望著楊沫，我想是有的。
到了迎賓館，有同誌和我打趣，提起我的攝影“技術”。楊沫聽到他們喚我的名字，忙轉過身說：
“原來你就是小範呀！剛才我還在想，怎麼我的責任編輯不露麵呢？”
在機場，大家隻顧互相問候，沒有一一介紹。
“還小？都四十七歲啦！”我說。
“四十七怎麼樣？四十七也還是小範。”楊沫笑著嗔道，“連我還說自己不能老呢。”
三年前，楊沫在敘述自己的生平時寫道，“我雖然被稱為‘老人’了，但卻有一顆年輕、熾熱的心，依然跳動在胸中——因為它需要為實同四個現代化而盡力。所以，我永遠也不能老！”
為了使楊沫休息一下，迎接他的人在她的房間裏海稍坐了一會，都起身向她告辭。這時，我從手提袋裏拿出剛編完的稿子說：
“楊大姐，稿子改動了一些地方。放下來，等你有精神時翻一翻。”
“口歐，稿子帶來了，太好了。“楊大姐高興地接過稿子。
諶容望望我開玩笑說：“你也不怕把人家楊大姐累著，抓得這麼緊，催得這麼急。”
“不是我急，我想楊大姐比我還急。”
“那可是真。”楊大姐翻翻稿子，“現在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比時間更可貴的了。”
在我同她相處的日子裏，我有一個感覺：楊大姐對自己的東西，什麼都不吝嗇，她唯一吝惜的是時間。她生活很有規律：一早起來，俯案寫作；午休後，散散步就開始讀書。如果有什麼事使她不得不荒廢幾天時間，她是很心疼的。
“我願意同你們在一起”
楊沫同誌在中、青年麵前，從來不以老前輩自居。我聽她說過許多次這句話：“我願意同你們在一起。”
剛到廣州那一天，大家在迎賓館談起近年來文藝的發展，她看著諶容和幾位中年作家說：
“我要向你們學習，向中青年作家學習。這是真心話，並非為表明我楊沫謙虛。不少中青年作者，這些年個人遭遇坎坷，生活道路曲折，接觸現實生活麵廣，親身感受深，思索多，自然思想比較解放。這一點我就不如你們。當然中青年也有片麵性，但是老年人何嚐沒有片麵性呢？要我寫現實題材的小說，我就不如你們。我感覺最深的，還是抗日戰爭前後那段生活。”
類似的話，我陪她到珠海、深圳訪問時，也聽她同當地的中青年作者說過。楊沫從不用老氣橫秋，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後輩。她的謙虛和平等待人，我相信給所有接觸過她的人，都會留下難忘的印象。
一九八○年十二月《花城》總第七期發表了她的《不是日記的日記》。為了對黨的事業負責，對廣大讀者負責，理所當然的應發表它的續篇《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在編發《不是日記的日記》時，因為刊物篇幅所限，同時也為了使這篇報告文學主題更突出一些，我們刪了幾萬字，對此，她沒有不高興。她到廣州的當天晚上，我去迎賓館看她，給她送些稿紙，並同她談起《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一稿的修改問題。
“稿子我已經看過了。我覺得改動的地方大都改得很好，確實改得很好。”她很坦率地說，“我同您商量的是，我想再增加些內容，主要是為了增加些文字色彩，你看好嗎？”
當然好。為了潤色這篇報告文學，她又花了很大精力。她不是那種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準改動的“大作家”。在寫作上，她不怕推翻自己，她的稿子都是經過一改再改反複改的。當我知道她寫《東方欲曉》的過程時，我被她那種勇於否定自己，嚴於要求自己的精神震驚了。
我原來隻知道《東方欲曉》第二部已有初稿，正在修改。後來我看到她正經營的這部稿子中有鉛印的長條，問她，才知道《東方欲曉》在粉碎“四人幫”後，已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幾十萬字的稿子已排出條樣。就在這時，她感覺到這部書的寫作，受到了“四人幫”那一套文藝理論的幹擾，如知識分子出身的人不能當作品主人公等等，因此沒有著力去寫人物的命運，圖解政治概念的傾向比較嚴重，就這樣，這部即將出版的書，被她堅決收回修改。這哪裏是修改，事實上是重寫！在重寫《東方欲曉》第二部時，她也是幾經構思，幾經推翻。每次我到從化看她，她就把新的構思談給我聽，把重新寫的稿子拿給我看。她真心實意地聽取我的意見，雖然我是一個不高明的編輯。我深知那一頁頁作廢的稿紙，對她意味著什麼，畢竟她是六十七歲的人了，如果沒有高度的責任感，她何必這麼認真、這麼虛心呢，她又何必把本可以出版的書收回來，再花幾年功夫重寫呢。幾年，對一個老年人來說，可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在楊沫身上沒有一絲“大作家”的孤傲；她平易近人，喜歡同大家在一起。有人說楊沫喜歡熱鬧，其實是她那顆心還年輕。
一次，諶容、戴厚英、南丁等幾位作家，想看看廣州人坐茶樓的風情，領略一下飲茶的風味，還想以此為題材寫寫散文，我們就商定第二天早晨到惠如樓飲茶。我以老廣州自居，先向他們談了些茶樓軼事和廣州人飲茶的個中三昧。我還很玄乎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