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辛苦了，天降大雨還趕來。先坐下歇歇。”
文強把杜聿明的電報遞給他，他才坐了下來。他看後，追問文強，杜聿明已有新命，誰來接替，要先解決，不然仗怎麼打？
聽他口氣，文強頓時感到是來意不善。便將劉峙打算請調黃埔軍校第一期的老大哥宋希濂前來一事相告。文強的話剛說完，邱清泉立刻不耐煩地敲著桌上玻璃板，盛氣淩人地說：
“我就不相信在徐州前線沒有接替的人才！我也不相信老宋能統率機械化部隊！”
他還厲聲斥責說：
“劉老師如此不能知人用人，徐州又要斷送在他手裏了！”
文強看雨停了，便起身招呼他一起去餐館。他這才略表謝意。
宴畢，邱清泉心事重重地對文強說：
“你看我有沒有晉謁總座的必要？如無必要，我就回前線等待，等到班師回來再去吧。”
文強看他的語氣緩和下來了，便婉轉地說：
“總座向來禮賢下士，對宋希濂也不過是個擬議，並非決定，再說這樣大事，一定要校長批準才算數的。”
邱清泉一聽，立即麵露笑容，靠近文強，咬著耳朵般低聲說：
“老兄，最好請你在總座麵前進一言：在徐州前線找個接替杜副總座的人，總比從遠方調來更好一些。看在我和光亭副總座的老關係上，請美言幾句。拜托拜托！”文強知道，邱清泉的後一句確是實話。陳誠是靠第十八軍起家，胡宗南是靠第一軍起家;湯恩伯是靠第十三軍起家，而杜聿明呢，自然是靠第五軍起家的了。杜聿明雖然身在遼沈，卻心在徐州。從切身利害出發，他不能不對掌握機械化部隊第五軍的邱清泉另眼看待，百般慰勉。杜、邱相依為命，是人人皆知的事，
文強自然也看到這點。因此他在劉峙麵前把自己的看法和盤托出。劉峙很滿意，並說：
“將來有機會，一定重用他，使他心滿意足。”
文強當天日記中對邱清泉有如下評價：“此君堅毅之精神，乃今日中原砥柱，南京屏障。在席間論明末覆亡，頗多見地，軍書旁午，尚能於陣前閱讀明史，以資藉鏡，實今日難得之將領也。”
大戰前夕京滬行
10月21日，杜聿明在葫蘆島就任新職，立即給舒適存和文強拍來電報，要求他們火速從指揮部現有人員中抽調一部分，乘專機前去報到。徐州前進指揮部照常辦公，要他們二人留在徐州，繼續輔助劉峙。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杜聿明隨時準備返回徐州。
文強是在當晚剛入睡後被叫起來收電報的。當他把電報送給劉峙看時，劉峙高興得額手稱慶，立即表示歡迎杜聿明早日歸來。並大聲說：
“三軍易得，一將難求！”
這封電報同時也為他解決了尋找接替人員的難題，他知道邱清泉在杜聿明麵前是很難撒野的。
文強徹夜安排此事，忙到次日清晨，支援葫蘆島的人員，才乘上專機走了。
此時，徐州西麵的津浦鐵路南段明光至宿縣一線已被解放軍破壞，護路的一個交通警備旅也被三野的部隊吃掉了。這是徐州到南京的唯一補給線，一被切斷，被圍挨打的局麵就已經形成，形勢日趨嚴重。
文強等人坐守徐州，反而終日無所事事。有時到總部見劉峙，和這位“福將”談什麼也談不出要領。有時與郭一予這位辦公室主任談，也隻是聊聊家常，談軍事政治他根本不感興趣。
對這段時間的心情，文強在10月24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餘閱報看書，生活恬淡，一如過去在京主辦訓班然。所不同者，默察目前局勢，日在急劇變化之中，鄭州、開封相繼放棄，徐州顯然形成一被攻擊目標，故吾居此，實則人安而心不安也。”10月26日的日記又寫道：“接世明妹自長來信，言及我之生日，令我愁腸百結。吾愛愛我之深，關念之切，除已死之堅如外，再無第二人。今年生日，餘正在百忙中，且不記陰曆為何日，故己身毫無表示。因自己生日忘記，相隔三日之吾愛生日，亦竟忘記。世明妹能諒我否？非不關切，實時艱年荒，令我心緒不寧，無意於此耳。”
10月29日午後，文強送走了應杜聿明要求赴葫蘆島支援的第二批工作人員，自己打算趁大戰之前的空隙到南京、上海辦些公事和私事。10月30日晨，文強在秋末的寒風中乘車重返南京。
他在南京會到了先期來京的舒適存。舒適存告訴他，本來滿想觀察到政治軍事形勢的好轉，卻越觀察越灰心喪氣，一切都是江河日下。
他們走訪了國防部的眾多衙門，新任總長顧祝同的部下，大多謹小慎微，守口如瓶。而原陳誠係統的官員多數已告退。
他們又改變方法，走訪故舊，串串門子，打打撲克，聽聽京戲，跑跑舞廳。
後來他們注意到所住的南京頭號旅店中央飯店的旅客中，從四麵八方來京的文武官員多如過江之鯽。文強心想，何必舍近求遠，就在旅店裏找些相識的談談，不是很好嗎？
誰知，這些人也一樣，同他們談不上三句，便是發牢騷。
他們首先去看的是東北的軍政首腦衛立煌的參謀長趙家驤。一杯茶未幹，他便破口大罵陳誠把東北送掉了，目前東北一團糟，才把衛立煌調去，給陳誠“揩屁股”，已經來不及了，東北危在旦夕，不會多久，就要易幟。
文強他們又會到從北平來的王鳴韶，此人曾任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的參謀長。他說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卻願意為他們講個在北平流傳的說法。
他說，北平原名北京，是明清兩朝的帝都。前門有三道城門，都與改朝換帝有關。東有崇文門，這個“崇”字應在明末皇帝崇禎身上，闖王李自成打進北京，他就吊死在煤山了；西有宣武門，這個“宣”字應在滿清末代皇帝宣統身上，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宣統遜位，建立了民國；現在該輪到前門當中的一道城門——正陽門了，這又該應在誰的頭上呢？他縮頭晃腦不敢說下去了。
其實，他不說，文強二人心裏也明白過來：不是正應在蔣中正的“正”字上了嗎？
這位王老前輩最後囑咐說：
“不是知音不與談（彈）。我是信口開河，請兩位多包涵。我已是無官一身輕，可不願引火燒身啊!”
他們還會見了國民黨CC派的中央委員魯蕩平，這位黨棍兼政客的頭麵人物，平日以書法家自居，到處為人寫字，連中央飯店經理的辦公室裏都有他的墨跡。他對文強二人發牢騷說：
“我練好這筆字，將來在海外也可以靠賣字糊口了。”
他們去看在30年代做過駐墨索裏尼法西斯意大利大使的劉文島。這位老先生認為，國民黨在外交上也一敗塗地，美援一斷，一切完蛋。他現任黨務指導委員，不久就要去兩湖視察。他歎息說，黨務越辦越糟，為孫科活動競選副總統，竟告失敗，反讓李宗仁上了台。
他們在旅店還遇到了老同事趙公武。他原是第五十二軍軍長，抗戰勝利後曾到越南受降，後到東北作戰，因一時不慎，被中共軍隊吃掉一個師。那時正是杜聿明在東北極盛時期，趙公武受到撤職查辦的嚴厲處分。他這時住在中央飯店，每天偷偷地進出，不願露麵見人。白天睡大覺，晚上跑夫子廟釣魚台，經常罵人打人，醉生夢死地過日子，許多人說他對丟官不服氣。
文強二人知道此人是員“猛將”，便準備將來在杜聿明前為他說幾句好話，重新起用。趙公武開始對他們很冷淡，當了解到他們對他的一番好心時，出乎意料地高興。
還有一位黃埔軍校同學王大中，原是複興社骨幹，又是胡宗南係統中的政工頭頭，他和文強同穿草鞋入伍，非常要好。他這時的精神頹喪已極，說要改行，準備找江蘇省民政廳長祝希平去，哪怕當個小職員，也不願再擔政治上的風險了。
文強寫於南京的日記，對當時局勢充滿憂慮。
10月31日記載：“金元券實行後，卷起搶購惡風，無形中貶值數倍，政府在莫可如何之中，乃又解禁，其補救辦法，明日始能於報端得見，究不知能有裨補否？”“遼西之戰，我軍大北，主力軍之廖耀湘、潘玉昆部，恐已潰不成軍，沈陽之急危，可想見及之。”
11月1日記載：“首都市麵紊亂已極，餘尋覓晚餐，跑到四家餐館都無食物可售，最後著慌了，跑到瀟湘酒家，以同鄉人關係，始吃了一頓飯。此種現象，匪軍未到而先亂，可哀可痛也。”“金元券算是失敗了，物價取消限製，無形中，物價又漲了三倍至四倍，白米由二十金元一石，黑市則漲到八十金元，雖政府仍限為四十，照實際情況，必不可能。最可笑者，蔣經國在滬所逮捕之所謂奸商‘虎’者，今因政府取消限價，亦宣告無罪。政府之所謂法者，誠令人不解。”
11月2日記載：“今大局如斯，有如土崩瓦解，國事前途，不堪設想。”
11月3日記載：“近來心緒每感不安，既想到國事，又想到家事。自徐州歸來，不料中樞之紊亂無章，一切均出人意外。翁文灝、王雲五辭職，立法院固責之甚嚴，即算整個閣員辭職，又有何裨益於國家人民？天下事，每至盡頭，即百無一順，即所謂逆流也。今國家遇此逆流，有如江河之水泛濫，而無可挽救矣。”
11月4日，文強聽廖宗澤說葛世明已從長沙到了上海，他急忙乘車趕往上海。他打算要趁這次機會把一家老小的安置問題解決好。他在當天日記中記載：“與吾愛談家，每多憤慨之語，半生做官，兩袖清風，逃難既缺旅費，住滬又慮安全之成問題，因是久談不能決。”
文強的胞弟文健，半生教書，不曾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他曾對文強表示過，他沒有什麼可怕的，用不著離開家鄉，若是共產黨來了，他隨時都可以把祖產交給農民。文強便把長子安排寄養到他家去了。嶽母和妻子則準備帶著小的三個兒子去台灣。
上海市麵由於通貨膨脹，家家搶購大米。文強的老嶽母也在千方百計地多買一些米麵，這引起葛世明的不滿，認為在上海的日子不多了，何必去排隊搶購？窮怕了的老嶽母不聽。直到有一天，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派吉普車運來一車大米麵粉，而且說是慰勞，不要錢，貧農出身的老嶽母這才樂得眯起眼睛說：
“這下夠吃一年，不會挨餓了。”
11月5日，文強日記記載：“自金元券發行以來，因人民對政府之無信心，不但不受限價之束縛，且卷起瘋狂之搶購風潮。半月以來，有錢無市，市民叫苦連天，政府在漏洞百出之中隻好取消限價。商人既不受束縛，在對政府絕無信仰之心理狀況之中，如是物價有如脫韁之馬，狂漲不已，大米二十元限製而四十元，今黑市已賣到一百四十元，政府對國營事業，亦猛漲五倍，金元券之惡性通貨膨脹既已形成，政府將如何收拾？戡亂至如此環境，尚望軍事上之勝利，蓋不可能也。”
文強不能在家久留。當晚，文強就與葛世明乘車去了南京。葛世明一方麵是送他，一方麵要在攜家赴台灣之前再到首都辦一些事。
11月6日，文強日記記載：“餘偕世明妹在都中旅行，為生平之第二次。第一次係抗戰勝利之次年，舉國同歡，熙攘，別有一番盛況。今則瘡痍滿目，生靈塗炭，物價已失常軌，舉國皇皇，幾不可終日。有如抗戰初起時之慘況。吾將何以形容之也。”——他還不知道，正是在這一天，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拉開了“淮海戰役”的序幕。
11月8日，文強日記記載：“在京每欲得到政府之革新消息，但聽來都令人失望。中央將加強中美邦交，對蘇則廢棄友好條約，此種臨時抱佛腳的辦法，豈能挽救大局？果真如此，則徒為國際間之訕笑而已。”
就在這天，廖宗澤夫婦陪他一起把葛世明送上了返回上海的列車。
盡管他對前途已充滿危機感，但他也不可能想到，他與葛世明從此天各一方，再也未能見麵。
險些束手就擒
舒適存也已經安排家屬撤往台灣。他告訴文強，他這樣做，隻是隨大流。他順口向文強念了他的一首舊詩：
“天涯何處無芳草，天涯何處無煩惱？海闊天空任我遊，出門一笑天地老。”
文強聽出，在表麵的曠達下充滿頹喪之情。
在一次私下談話中，舒適存向文強提出了他的一個主張：不回徐州了，乘此機會溜到海外做個“天地一沙鷗”，以終餘年。
但文強不同意。雖然他對時局的看法也跟舒適存一樣悲觀，但他一向不是遇到危難就退縮，就先為自己考慮的人。他認為不可失信於劉峙，更不可有負於杜聿明的重托。應該患難與共，同甘共苦。
舒適存聽了他的意見，默默無語。
文強知道無法說服他，自己暗下決心：“船沉與沉”的初念決不更改。當他回到徐州後，在11月14日的日記中補記道：“適公對戰局前途甚抱悲觀，我心非不能明，乃大局至此，不戰又將如何？國家事與個人之事，每相逕庭，而大時代有幾人能逃出這一漩渦？”內心的矛盾痛苦，可見一斑。
9日上午，杜聿明的堂弟、總部駐南京辦事處處長杜子豐來了。他通知他們兩人，杜聿明來電，已離葫蘆島到了北平，將於午後飛來南京，但他們兩人不必去機場接，可在旅館等候電話通知會見時間。
杜聿明回來的消息來得突然。杜子豐一走，舒適存就拍著文強的肩頭苦笑道：
“竹籃子打水一場空，我想做沙鷗也做不成了。且聽光亭先生的吩咐吧！”
他們完全沒有想到，葫蘆島的局麵會僅僅支持不過半月，就因反攻錦州失敗、廖耀湘兵團被殲、沈陽解放而告終。杜聿明這次去東北的結果隻是當了“送葬者”。
文強他們感到慶幸的是，他們在隴海路線擺上的一字長蛇陣，一直擺了21天，竟意外地沒有遭到打擊。
但他們此時還不知道，就在前一天，11月8日，駐守徐州賈汪至台兒莊一線防地的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中共秘密黨員張克俠、何基灃，已率五十九、七十七軍各一部共兩萬多人宣布起義。使徐州東北大門敞開，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得以順利南渡運河，直插徐州以東地區……
11月10日早上，文強又目睹了一起發生在首都的令他深感震動的事，他在當天日記中記載：“正早點時，見大行宮側市民成群結隊與警察格鬥，一時秩序大亂，餘於驚愕之餘，始知為市民搶米，因日來米價由四十元一躍而為千餘元，且千餘元亦無市可購。金元券之影響如此，非可怪市民之不守法也。我政府如不急謀補救之策，則抗戰可因盟國之勝而勝，戡亂則未可以相比擬也。”
就在這天上午，文強接到杜聿明從駐京辦事處打來的電話。杜聿明說：
“兩位老兄不在前線來南京，是否清楚前線的情況啊？兩位一同來吧，有許多話要說。”
文強趕忙解釋：
“我們兩人來上海，是為了安排家眷去台灣，並向總座請了假，不是擅離職守。”
杜聿明也沒再說什麼，隻是催他們快去。
在駐京辦事處，他們見到了自徐州調到葫蘆島去的那批官佐，真是去也匆匆，來也匆匆。
杜聿明一見他們，便滔滔不絕地大談錦州失守經過。他還牢騷滿腹地說：
“老頭子身邊出主意的人太少了，隻有一個羅澤闓，既不熟悉東北，也不了解華北。他原是個中校參謀，隻因是胡宗南嫡係，沒多久竟爬上中將副主任職務，是胡宗南介紹給老頭子的。此人目空一切，雖然當參謀是內行，但對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又一問三不知。老頭子偏又對他言聽計從。東北殘局又怎麼收拾呢？”
隨後，杜聿明談了“徐蚌作戰計劃”，說是計劃已經蔣介石批準，並已正式任命他為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全權負責徐州方麵的作戰指揮，今後就是全力以赴地執行這一計劃了。
在杜聿明談話中，文強一點看不出他對徐州方麵有什麼擔憂，似乎仍然自信徐州兵力雄厚，尤其是有邱清泉的第五軍這樣“王牌中的王牌”，一定能扭轉危局。
其實，這隻是文強眼裏的表麵現象。
杜聿明後來在回憶中說到：他在北平聽傅作義告知徐州方麵張克俠、何基灃“叛變”，其他部隊都還在徐州附近未按計劃行動的消息時，就已十分驚恐，他沒想到蔣介石已經決定將主力調到蚌埠附近卻至今沒有實行，認為大勢已去，“徐蚌會戰計劃”已經失敗了，徐州對他已成了一個“刑場”，去徐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他想稱病住進醫院，但既怕失信於蔣介石，又怕被旁人笑話他畏怯避戰。在與傅作義分手時，他竟說了這樣的話：
“從軍事上講，共產黨一年以內將統一中國。”
他就是在這樣沮喪的情緒中硬著頭皮回到南京的。到南京後見到的又都是不祥之兆，他更加不想去徐州了，甚至盼望他的妻子來，代為請病假……
但是杜聿明表麵上一點也沒有流露這些情緒，甚至當杜子豐對他談起蔣介石政權已朝不保夕，勸他不要再為老蔣賣命了時，他也隻有一言不發，怕對蔣介石“不忠”。
這天下午，杜聿明去黃埔路總統官邸聽候蔣介石指示。
4點左右，杜子豐打來電話，要文強和舒適存立即到明故宮機場，候機起飛，趕回徐州防地。電話機剛放下，李劍虹的汽車就已開到旅館門前。
已是初冬多霧時節，一路上寒氣撲麵。明故宮機場上一片灰暗陰沉。當他們與李劍虹、馮石如、鄧錫洸、張幹樵等幾個杜聿明的親信幕僚下了車，一眼望到機場上停著待飛的一架飛機，竟是大名鼎鼎的“美齡”號專機時，不由得麵麵相覷起來。
“美齡”號專機，是蔣介石夫婦的專機，很少讓別人坐過。文強記得，1946年5月，杜聿明在東北第一次打下四平街，蔣介石派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到東北視察，曾坐這架專機，文強那時搭乘過一次。他知道非大功臣是享受不到的。這次送杜聿明返徐州，竟派了“美齡”號，蔣介石的用心可想而知了。
送行的是蔣介石身邊親信大員林蔚。他們等候片刻，杜聿明到了。他是個細心的人，目光一掃，看清下屬都來了，才和林蔚握手道別，登上飛機。杜聿明在機艙裏，把座位拉成半躺的角度養神，可又閉著眼睛不時問文強等人幾句話。他這時卻不談國事，隻談家事。他認為文強和舒適存把家眷送往台灣是很明智的。他說，他的家也在上海，他的夫人比他還大兩歲，現在兵荒馬亂，本也應該早作安排……
舒適存快人快語，坦率地說：
“各人頭上一塊天。假如副總座這次不回來，我真起了遠走高飛的念頭。文強兄是個有道義的人，他是有始有終的。”他們就這樣一邊談著家務瑣事，一邊透過玻璃窗戶，看到天邊日落，夜幕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