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劃破船，不劃又無路可走。我投考黃埔第一期，是程頌公保送的，他要幹什麼是不會忘掉我的。”
陳明仁果然在一年之後，追隨程潛在湖南率部起義了。
文強從武漢坐飛機到了上海。第二天，妻子葛世明抱著出生剛兩個月的小兒子文定中從長沙趕來了，還細心周到地給他帶來了他常不離身的自衛手槍和照相機。
老嶽母專門安排補辦了文定中的“滿月酒”，一家人高高興興地舉杯相祝，但葛世明的笑容掩蓋不住擔憂的神情。
在文強心目中，兒女情長總是不能與國家大事相比的。此行他主要的打算是找幾個老朋友探探“政治行情”。
他首先去看的是餘樂醒。
餘樂醒在政治上變化很大，早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又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過，北伐時期是著名的共產黨員，擔任過葉挺將軍獨立團的黨代表。但在大革命失敗，國、共分裂後，他改變信仰投靠了國民黨，成了軍統局的高級骨幹。他是軍統局總務處長沈醉的姐夫。有些軍統局後輩稱他是“祖師爺”。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他卻對國民黨大失所望。
這次文強與他一見麵，他就痛切地說：
“國民黨不垮台是無天理！”
他向文強舉出了三點理由：
第一點，“老頭子”（蔣介石）派“太子”（蔣經國）到上海抓經濟犯，上海市的軍、警、憲、特也撤開了網，可是隻撈到一些小魚小蝦，說是要打大老虎，結果隻拍了幾隻蒼蠅；
第二點，日本宣布投降已經兩年多了，仍在繼續接收。連國民黨元老張繼也在大罵接收大員是“劫收大員”，說他們“五子登科”，也就是以接收主權為名為自己搶印把子、金子、車子、房子、女子。湯恩伯接管上海，與戴笠狼狽為奸，瓜分了30萬兩黃金。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點，近來上海出現槍杆子搶占民房的可怕局麵。問題就出在“老頭子”的“戡亂救國”一道命令上，今日的上海已變成海運的吞吐港，南來北往的“剿共大軍”，幾乎都要經過上海，掌兵權的大官誰不想在十裏洋場的上海找個立足之處？他們魚肉居民，由借用民房到占用民房，甚至把房東“掃地出門”。有個軍長親自出馬，將自己印上“陸軍中將軍長”頭銜的名片貼在一所房子門上，派上荷槍實彈的大兵把守……
聽了餘樂醒這番話，文強未置可否。因餘樂醒與戴笠長期有矛盾，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他一度追隨過張國燾，在張國燾主持的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下謀得一個運輸處長的小職位。文強對此很有看法，認為餘樂醒朝秦暮楚，不堪信任。因此餘樂醒的話並不能觸動他。
餘樂醒當時還曾想勸說內弟沈醉脫離保密局，也碰了壁。他連自己的內弟都說服不了，又怎能說服得了文強呢？
——對餘樂醒後來的情況，沈醉有一段回憶：
毛人鳳感到最吃驚的，是上海救濟總署汽車總管理處處長餘樂醒（又名餘增生）竟和中共地下黨發生了聯係，在他住的愚園路家裏竟掩護了地下黨一部無線電台。毛人鳳非常害怕軍統特務棄暗投明，決心要捕殺餘樂醒，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當他命令上海稽查處的特務去逮捕餘的時候，該處科股長一級的特務大都是餘的學生，便暗中通知他逃走了。毛人鳳大發脾氣，把稽查處長黃加持痛罵了一頓。
上海解放後，餘樂醒被安排為一家機械廠的工程師。不久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捕，據說病逝於獄中。
得知文強到滬後，曾在忠義救國軍總部與文強共事、現任國民政府交通警察總局第十八總隊長兼京滬杭護路指揮官的郭履洲來訪。他說李人士自美國留學歸來，現住上海國際飯店。約文強一同去看他，文強立刻同意了。
李人士是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軍統局骨幹成員之一，在戴笠保送美國留學之前，是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調查統計室少將主任兼軍統局南京辦事處主任。他在軍統局高幹中以精明強幹著稱，是軍統局高幹中有名的“湖南三李”之一(其他二李是李崇詩和李肖白）。“三李”都是戴笠的得力助手。
李人士見到文強，也是牢騷滿腹，他所談的雖然多是他切身事情，但也反映了國民黨內部的動蕩不安。他說，他在美國學的是憲兵業務，總認為鍍金歸國，一定可以大展宏圖，不料憲兵門戶之嚴，竟不容插足，加之戴笠一死，失去了撐腰的，就連軍統局係統也不願回去了。
他憤憤地說，現在保密局是毛某(毛人風）專權，誰肯在他口沫之下討飯吃？
李人士是湖南醴陵人，他也想到湖南去投靠程潛。文強一不留神，便把臨別時程潛對他說的“謹防當俘虜”的話學說了一遍。
李人士很是震驚，竟情不自禁地喊道：
“頌公也如此泄氣，難道國事真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了？”
決心“船沉與沉”
文強在上海逗留了四天。離滬前夕，一位多才有識的親戚方表兄在家設宴為他餞行。
方表兄在上海經商多年，對國民黨一直抱有幻想。蔣介石政府“改革幣製”，發行金元券，他竟天真地將家存千兩黃金繳存銀行換來一筆毫無價值的紙幣。這一打擊使他終於對國民黨當局的任何措施都不再信任了。
文強一家前來赴宴。席間，文強把程潛在長沙對他講的話，陳明仁在武漢對他講的話，餘樂醒、李人士在上海對他講的話，一一對方表兄說了。
方表兄慨歎著說：“他們說的都是有根有據的老實話，誰能否認呢？”跟著又以勸告的口吻問文強，“你既然看清楚了時局是無法挽救的了，又為什麼還去徐州呢？”
文強明知方表兄的話有道理，但他生性倔強，是不甘心認輸的，他咬咬牙說：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出行’。我決不為個人為一家計而不去徐州。我既然上了國民黨這條行將下沉的大船，是沒有別的出路的，船沉與沉罷了！”
方表兄一聽，怔住了，
抱著嬰孩的葛世明，也停箸不食，兩眼含淚，憂傷地凝視著文強……
這次餞行，有如生離死別，大家各懷心事，不歡而散。
回到家裏，大約是聽葛世明講了剛才宴席間的事，老嶽母也悲切切地勸文強，說她已年近古稀，還有多少日子可活？要文強看在一家老小的分上，辭去官職，遠走高飛。
這位老嶽母，名叫應瑞林，其實並非葛世明的母親，而是她在家鄉的乳娘，因文強夫妻二人長年在外奔走，需要有老人在家照料，而文強和葛世明的父母均已辭世，葛世明說起家中還有一個從小待她很好的乳娘，文強便要她將乳娘接來一起生活，當作親生母親一樣服侍，並讓她管家。全家都稱她“阿婆”。
這是一個吃苦耐勞、善良慈愛的中國母親的典型，一個默默無聞而又可歌可泣的中國農村婦女的典型。
她後來成了文強家庭的唯一支柱。
當文強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後，葛世明在台灣得知，哭得死去活來，她與阿婆商量後，不顧一切回到大陸尋找文強，並在得知上海即將“封港”的消息後，發電報叫阿婆帶著孩子們搭乘台灣到上海的最後一趟船回到了上海。
上海被解放軍接管後，葛世明起初受到了陳毅市長主持的人民政府妥善安排，擔任了立信高級會計學校的教師，繼續不停地打聽文強的下落。
但很快便發生了“潘、楊反革命案”——中共著名情報戰線負責人、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一起被打成了“反革命”，他們的一大罪名即是“包庇重用反革命”。於是，葛世明也因是“戰犯”之妻及從台灣歸來、曾當過軍統局報務員的曆史，被當成“反革命”而革除公職，加以批鬥後判處管製三年。管製期間，不斷有人來逼她交代“曆史問題”，交代以往在社交圈中認識的一些軍政人員的情況和下落，交代從台灣回來是否有“特殊任務”……
葛世明無法交代，不堪屈辱，於1955年春某夜在家中開煤氣自殺身亡。
丟下的三個年幼兒子，全靠這位貧農出身的阿婆含辛茹苦撫養成人。盡管葛世明留下遺言要阿婆拿走家裏所有拿得動的細軟和金銀首飾回老家養老，但阿婆卻毅然承擔起撫養三個孩子的義務，以變賣財物和打掃弄堂、替人洗衣燒飯帶小孩等掙來的微薄工錢，和幾年後政府發放的一點困難補助，無私無畏地養育著三個與她毫無血緣關係，而且頂著“戰犯”與“反革命”家屬帽子的孩子。幾十年中之艱難困苦，局外人實難想象……
文強1975年獲得特赦後在上海與阿婆應瑞林合影
文強於1975年獲得特赦後，已經癱瘓三年、雙目失明的阿婆，將三個健康成長、學業有成的兒子交還給他。文強的感激之情，真難以用語言表達。
從強迫勞動改造的“戰犯”變成為共和國公民的文強，被安排在北京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他將已年逾九旬、風燭殘年的阿婆接到北京，如親生母親一樣侍候。
共享了很短時間的天倫之樂後，被文強一家視為大恩人的阿婆毫無牽掛地告別塵世。
但在1948年暮秋的這個時候，阿婆的話雖令人動心，文強卻是怎麼也不可能聽進去的。他執拗地認為，自己並非是為了個人前途，而是為了國家命運著想，這是老阿婆所不能理解的。
他無法與之多說，隻答應將全家遷移到台灣去，以遠避戰火，免除後顧之憂。
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他已久經風險，九死一生，無所顧忌和畏懼了。
他想不到，此一去將會走向他人生中的“滑鐵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