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周恩來在1950年赴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途中讀了這部小說，稱之為一本“壞書”。
抗戰勝利後，因旅順港屬金縣管轄，為監視駐港蘇軍，中國政府派出了金縣縣長和警察局長，警察局長孫肇是保密局人員，原浙江警校正科四期畢業生，文強的學生。中國政府任命的大連特別市市長龔學燧，卻因蘇軍拒絕接受，而一直不能到任。
蘇軍在旅大地區自行組建了由他們控製和監督的旅大行政聯合辦事處，不久升格為關東行政公署，任命日偽時期的商會會長遲子祥為公署主席。公署一切大小事務都不得違背蘇軍司令部的意旨，否則就是“反蘇”。
在國民黨視察團將到之前，駐旅大地區蘇軍司令部通知中共旅大地委和關東行政公署，除了要求對該視察團采取“拖延、孤立、限製、留難、監視”等辦法外，還決定要搶在視察團到來之前的5月底5天之內完成“貨幣改革”。
所謂“貨幣改革”是怎麼回事呢？原來，蘇軍進入東北後，濫發軍用券，票麵上用中文印著“東北地區通用，拒用者按軍法懲治”。蘇軍以這種軍用券把東北許多物資弄走了。由於沒有限製地濫發，究竟發了多少，蘇軍當局自己也沒有數。國民黨視察團要來了，蘇軍當局又怕視察團用在其他地區收到的這種軍用券來大連搶購物資，便想出一個“貨幣改革”的方法，即是將軍用券貶值和實行現金管理（凡超過多少數額的現金都必須存入銀行聽候處理）。
但是這一來，卻會使當地居民遭到重大損失，使當地經濟活動遭到破壞。
劉順元向蘇軍司令梅尼茲柯夫元帥提出意見，遭到蠻橫拒絕。
接著，蘇軍當局又要求搶在國民黨接管大連之前將所有主要企業和資源統統改為“中蘇合營”，立即簽訂電業、漁業、鹽業、石油、造船等幾個“中蘇合作協定”，這樣，蘇方可以不花一分錢，就一下子得到大連所有中國企業的一半股份和實際控製權。
劉順元在不容商量的情況下被迫簽字後憤然拂袖而去。
事後，蘇軍當局竟還要劉順元到廣播電台去廣播，說關東行政公署是“完全獨立自主”行使職權的。劉順元不願昧著良心欺騙中國老百姓，斷然拒絕了。
在此之前，劉順元就曾對蘇軍的一些行為提出過批評意見，再加上這次衝突，蘇方便以“反蘇”之名於當年9月向中共方麵提出了“撤退”劉順元的強硬要求。
於是，劉順元和與他有相同觀點的旅大總工會主席唐韶超、公安總局局長邊章五——當時中共旅大地委5個常委中的3個，一起被駐旅大蘇軍驅逐出“境”。
這還不算完，後來在劉少奇訪問蘇聯時，斯大林還親自向他提出劉順元問題，要求今後在“中蘇合作”中不要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
——劉順元一案的是非，在中共黨內至今仍有爭議。
既然連正借重蘇軍幫助打天下的中共黨內都發生了這樣的“反蘇”事件，作為國民黨人的文強會那樣起勁地進行“反蘇”活動，也就不難理解了。
1947年7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派特使魏德邁到中國考察政治軍事形勢，以便為美國政府製訂對華政策提供參考。蔣介石將魏德邁要到東北視察的消息通知了熊式輝，囑其作好接待準備。
熊式輝連續召集包括文強在內的高級軍政官員開會，研究如何向魏德邁提供“蘇聯支持中共打內戰”的材料，並以“東北有可能被拱手讓給蘇聯人”相威脅，以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爭取美援。
按照分工，文強負責整理東北共軍實力、駐防區域等情報材料，重點是要說明蘇聯支持了中共軍隊“打內戰”。
文強在一星期內夜以繼日地整理出了一厚冊報告書，還附上了一些“實證”照片。
8月初，魏德邁到達東北視察，前後呆了三天。在他到達的當晚，熊式輝在鐵路賓館舉行雞尾酒會招待。會前，熊式輝特地對文強囑咐：
“雞尾酒會一定要到，以便在會上介紹你與魏德邁見麵，借明天早晨他去撫順參觀之便，你在火車上找機會與他談話，務必將東北有關情況詳細向他談出。老頭子有關爭取美援的方策，在東北就看你這一著了。”
因為此前熊式輝在與魏德邁談話中被問及東北有多少病床時答不出來，出了洋相。熊式輝怕文強也擔心遇此尷尬局麵，還安慰他說：
“你可以大膽談，不會像‘病床數字’那樣碰釘子的。我與他談話中，提到過你，已引起了他的注意。”
文強的任務是向魏德邁介紹蘇軍援助中共武器裝備的情況。熊式輝同時派出向魏德邁介紹東北軍事情況的是廖耀湘。
然而，在去撫順途中，魏德邁在專列上隻找了一些教會負責人密談，文強和廖耀湘都沒有找到談話機會。直到返回沈陽途中，文強才通過曾任北平軍調部國民黨方麵辦公室主任的保安師長唐燕作翻譯，與魏德邁談了一個小時。
因時間有限，他主要是對交給魏德邁的有關材料作一些提要式的說明。魏德邁聽後，提了一些問題。魏德邁盡管在政治態度上偏向國民黨一方，但也並非國民黨人說什麼他就信什麼，他對於得到了大量美援武器裝備的國民黨軍不能打敗得到蘇軍援助的中共軍隊，很是失望，言談中對國民黨軍還帶有嘲諷的語氣。
魏德邁這次視察的結果，出乎國民黨人意料之外，竟是建議蔣介石放棄東北，向聯合國提出將東北交給聯合國托管（那時尚無派國際維和部隊進駐的做法）。
蔣介石哪裏敢把才從日本人統治下光複的東北又交出去給外國人“托管”，那樣豈不痛遭國人唾罵？當然沒有同意。
東北內戰中活躍的反共人物
在這期間，軍統局終於以改名的方式保存了下來。
1946年7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撤銷後的國防部各廳局正式成立。原隸屬於軍委會的調查統計局（軍統局）自然也在撤銷之列。更何況飽受專製獨裁之苦的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取消特務機關。
但蔣介石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仍執意保留特務機關，便於這年10月將軍統局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由已出任國防部第二廳廳長的鄭介民兼局長，原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任副局長。
於是，原軍統局東北辦事處也相應改名為保密局東北督導室，原公開掩護單位東北行營督察處改名為東北行轅第二處（軍委會撤銷後各地原軍委會委員長行營改名為國民政府主席行轅）。
在東北的這些日子裏，文強成了國內外關注的東北內戰中國民黨方麵一位活躍人物。以致30年後他獲得特赦時，在戰犯管理部門舉行的告別宴會上，一位負責幹部向他敬酒時還這樣說：
“文強先生，你可能不認識我，我可是早就認識你了。日本投降後我到了東北，那時你在東北可夠活躍的。”
文強當時在東北的“活躍”，除去在接收主權和“反蘇”這一方麵外，另一個重要方麵，是積極從事反共活動。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因北平發生美軍士兵強奸女大學生沈崇事件，中共在國民黨統區的地下組織以此為導火線，發動了反美、反蔣愛國民主運動；5月，又掀起了“反饑餓”、“反內戰”的學生罷課、遊行浪潮，矛頭直指國民黨獨裁政權。
東北國民黨占領區當局為防止學生運動波及，以軍事緊急時期為由，無限製地實行戒嚴、宵禁。盡管如此，東北大學仍然爆發了罷課和遊行示威。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唯恐東北也鬧成平津、上海等地一樣，一再嚴令要加強鎮壓。
這時，文強曾會同長官部參謀長趙家驤、代沈陽市警備司令彭壁生、憲兵第十六團團長沙靖、沈陽市警察局局長毛文佐、三民主義青年團遼寧支團部幹事長劉廣瑛、中統局東北特派員單成儀等，幾度密商，決定采取所謂“釜底抽薪”之策。一方麵由三青團分子進入東北大學實行挑撥離間的分化手段，同時又以他們作內線，暗中指出為首的學生領袖，讓當局加以威脅和逮捕隔離。
文強曾親自傳達命令，派沈陽警備司令部督察處處長沈忠毅率領大批特務，會同有關部門在東北大學進行偵察和搜捕，將為首的學生領袖逮捕了五六人送交警備司令部偵審和囚禁。
1947年夏，南京最高丙種會報（國民黨當局黨、政、軍、警、特係統反共反人民的一種情報彙總聯席會議）書麵指示，指定由保密局、中統局、沈陽市警察局、憲兵第十六團等四個單位的主管人員，在沈陽成立丙種會報。每月召集一次彙報會議，按規定時間將會報情況向上彙報。由保密局在東北的最高負責人文強為會報負責人，主持推動會務的進行。
文強曾召集並主持丙種會報聯席會議兩次。在“加強治安”的名義下，為鞏固打內戰的後方而加強對人民的鎮壓統治，並且與各地區的“甲種會報”、“乙種會報”密切配合。
在1947年春，文強還參加了一場“策反”鬧劇。
在東北內戰初期，曾有個別中共方麵人員叛逃到國民黨方麵來，其中最有名者，就是四平街戰役時叛逃的、林彪身邊的參謀處作戰科副科長王繼芳。
但是，此一時彼一時，國民黨軍這時在內戰中已處於不利形勢，中共軍隊日益強大，今非昔比了。
國民黨方麵卻未能看清這一點。還想從中共軍隊中拉出更多的王繼芳。
保密局及國防部第二廳一再電令指示各地下屬機構加強對中共軍隊的“策反”。東北行轅也成立了策反委員會，由保密局指定文強為主任委員。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任餘紀忠、中統局東北特派員單成儀、三民主義青年團遼寧支團部幹事長劉廣瑛、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第二處處長吳寶雲等為委員。
名義上是這幾方通力合作，實際上是由文強的保密局東北督導室在包辦一切。
有趣的是，文強在一生中曾多次從事軍事策反工作。
當年他還是中共幹部時，就曾在四川國民黨軍閥部隊中從事“兵運”，亦即對軍閥部隊的士兵策反；
以後他成為軍統局骨幹後，又曾主持過對汪偽漢奸隊伍的策反；
而這一次，他卻致力於對中共軍隊的策反了。
由於中共軍隊內部高度警惕、團結一致，加上這時因國民黨的腐敗與專製惡性發展，人心歸向中共一邊，國民黨根本就無隙可乘，無反可策，文強以往的策反經驗完全無用。
這個徒具空名的“策反委員會”，不到半年，即毫無成效而撤銷了。
如果不用曆史的眼光，而是用漫畫式的政治宣傳眼光去看待文強從共產黨人到國民黨人，從當年向共產黨戰友保證要對共產黨友好相待變成積極從事反共活動的這一人生大轉折，一定會感到難於理解。
其實，對於文強以及相當一批與他有著相似經曆和思想觀點，曾經在抗日戰爭中與共產黨人一致對外並肩抗戰的國民黨人來說，這樣的轉變是並不奇怪的。
文強曾經堅決反對過國民黨的一黨獨裁體製，甚至不惜以青春的生命與之進行殊死鬥爭。但是此時的文強，經曆過險遭亡國之痛的八年艱苦抗戰，認定中國必須有一個堅強的中央集權政府和穩定的政治局麵，才能完成外禦強敵和內興建設的曆史大業。
對於同樣一個獨裁體製，他已經有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認識和態度了。
當年中共《新華日報》的兩則報道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在1946年1月18日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分組討論中，中共和民盟等黨派代表曾將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新華日報》次日所作的兩則報道中，分別列舉了爭論雙方的主要觀點：
國民黨代表陳立夫說：“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效法蘇聯，今天大家以多黨製的理論來批評一黨製，那是什麼也不能解決的。”
中共代表陸定一則回避有關蘇聯是一黨專政的情況說：“我們認為蘇聯製度的特點是使無權的工農知識分子有權。”“蘇聯並不是一切事情都由黨包辦，而是由黨領導人民工作。在中國則一黨專政是辦不通的，中國隻應實行多黨政治。”
同陳立夫一樣，對於站在執政黨立場上的文強以及許多國民黨人來說，提倡多黨製就必然引起政局動亂，這是絕不能退讓的重大原則。
他們中的許多人就這樣懷著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信念和熱情投身到了反共活動之中。
日軍地下要塞之謎
自從進入東北地區之後，文強還奉軍統局和東北行營的命令，盡可能搜集日偽統治東北時期有益治安的典章法令作為借鑒。
他根據這一指示，曾派畢琪主持其事，並利用從延安派至東北哈爾濱途中投降了國民黨軍的中共叛徒王世奎、黃佐漢等人，組成了一個日本統治東北綜合研究室。
他們除了搜集成文的日偽統治時期強化治安辦法的規章、法令之外，還搜集了日偽特務網分布的繪製圖和使用的聯絡通訊器材、密電碼、空中攝影器材、竊聽器、曲視器等等一類東西，經整理成冊，附同搜集來的實物，一份送行營，一份送保密局。
熊式輝對搜集來的資料很感興趣，親自加以研究後，交給秘書長胡家鳳起草對東北人民的“新統治術”法規。
——隻是由於熊式輝的去職和東北的迅速解放，“新統治術”尚未來得及草成而已。
在調查日本占領東北期間軍事部署的情報中，文強還得知了一個驚人的情況。
他派駐於日本僑俘管理處內的情報組長、韓籍人張瑞中校告訴他：據說日本關東軍在東北沿中蘇國境開辟有準備與蘇俄長期作戰的“地下長城”，其中儲備有可供十年之需的糧食、補給，能與外界通電話、電報，還潛伏有30萬日軍沒有投降……
文強如聞天方夜譚。但他仍不敢疏忽，批示有關人員進行調查。
折騰了一年多，卻毫無結果。
這一神秘傳說的真相，直到整整半個世紀後的90年代後期，才算水落石出。
1997年初，位於黑龍江省東南部，東部與俄羅斯接壤的東寧縣，在日軍遺留的軍用倉庫裏意外發現了一批軍用地圖，使黑龍江省革命博物館對此事的考察研究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
隨後，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攝製組與東寧縣武裝部、文物管理所組成探險隊，對位於東寧縣東部的侵華日軍勝洪山地下核心陣地、距東寧縣1000多公裏的海拉爾（偽滿時期興安北省省會）的地下軍事要塞進行了探查，並於1999年在《新聞調查》節目中播出了專題。
原來，當年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與蘇聯接壤的近3000公裏的國境線上，在吉林的琿春，黑龍江的東寧、虎頭、黑河，內蒙古的海拉爾等14個地區，構築了長達1000公裏的堡壘和龐大的地下要塞，裏麵包括發電室、倉庫、彈藥庫、衛生所、兵營、將校室、指揮室等，物資儲備齊全，在沒有外來供應的情況下，僅海拉爾北山地下要塞內的物資就可供10000多人的部隊生存半年。
這些要塞被日軍稱為“東方馬其諾防線”。
當時日軍動用了百萬中國勞工從事苦役性的修築工作，除去累、病而死的以外，許多中國勞工在參加修築的那一段軍事設施工程完成後便被殺害了。中國勞工死亡人數至今無法準確統計。
1945年蘇聯對日本宣戰，蘇軍出兵中國東北後，退守於地下要塞中的日軍未得到投降命令，繼續頑抗，蘇軍占領表麵陣地後，向地下要塞裏灌進汽油引爆，要塞崩塌，因此長期無人得識其真麵目。
“幫助”共產黨人金山接收“滿映”
文強在東北積極從事反共活動的同時，卻又無意間與共產黨人發生了關係。
其中一次，就是幫助著名電影明星、國民黨中宣部接收大員金山接收“滿映”。
文強那時怎麼也不可能想到，金山不僅是共產黨員，而且是接受了周恩來的指示，才設法憑他在國民黨內的社會關係爭取到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任命，而成為“接收專員”的。
“滿映”，是日偽時期設在長春的“滿洲映畫株式會社”，是偽滿洲國的“國立”電影製片公司。遠東最大的電影生產基地，其設備和規模都超過了日本本土的電影公司。
抗戰勝利時，長春被蘇軍解放，日本關東軍派駐滿映坐鎮的理事長服毒自殺。當時延安電影團曾派出錢筱章、田方等人會同從蘇聯歸來的袁牧之，參加了對滿映的接管工作。
1946年4月14日蘇軍撤離長春，中共軍隊進駐。接著，在國、共兩軍四平街血戰之後，國民黨軍乘勝挺進“收複”長春。袁牧之等人隻得隨中共軍隊撤離。
這年夏季的一天，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李惟果忽來沈陽義光街四段46號東北行營督察處找文強，文強與李惟果在官場上曾有過接觸，但不明白此時他來找自己有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