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下）
戴笠之死
1946年3月13日，國民黨五十二軍正式接收蘇軍在沈陽的全部防務。國民政府東北行營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開始準備從錦州遷往沈陽。
文強回到東北後，正在沈陽視察以便為搬遷作準備，突然傳來了令他震驚的消息：
戴笠於1946年3月17日飛機失事身亡。
這天正是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重慶閉幕的日子。
文強得到消息是在3月19日。那天，中共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在前一天攻打並占領了中長鐵路上咽喉要地四平街的消息剛剛傳來，文強又接到熊式輝從錦州打來的電話，告知天津《大公報》傳來的消息：戴笠已於17日飛南京途中失事。
這個消息對文強來說真有如晴天霹靂。
他當時第一個念頭就是後悔自己給戴笠提出的“以退為進”獻策。他以為戴笠正是因為接受了這個獻策，才急於去南京麵見何應欽，想通過何應欽的關係爭取順利出國，以致失事身亡的。
其實，戴笠並非是去南京見何應欽。因為何應欽當時正在重慶參加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後來得知，戴笠原是打算飛到上海，大約是為了找杜月笙、唐生明商量，請他們幫助解決電影明星胡蝶與其夫潘有聲離婚一事。
——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胡蝶夫婦從香港逃回大陸，途中因接應護送的軍統局香港站人員趙長天與童子軍團駐港聯絡員楊惠敏（即上海八一三抗戰中勇赴四行倉庫向“八百壯士”獻國旗那位著名人物）失職，胡蝶的全部行李（內有她多年積攢的金銀首飾、四季時裝和曆年所拍電影的劇照、紀念品）被日軍劫走。胡蝶悲痛萬分。到重慶後，戴笠一麵幫她追查此事，將趙長天、楊惠敏捉拿下獄追究；一麵對她百般安慰、照顧。不久兩人便同居了，但卻一直沒有合法的名分。戴笠既準備出國，自然希望與胡蝶辦妥結婚手續後一起名正言順地出去。
不料，戴笠的座機飛抵上海時，因氣候惡劣不能與機場取得聯絡，隻得改飛南京。而南京又是細雨迷霧，雲層極厚，飛機無法降落；在盤旋低飛準備迫降中，油量消耗將盡，駕駛員慌亂中觸山墜落，油箱起火，機毀人亡，同行的龔仙舫等人無一幸免。
文強得到戴笠失事消息後，立即與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餘紀忠、沈陽市長董文琦等從沈陽飛返錦州，在錦州又得到馬漢三來電，同時又接軍統局天津站長陳仙洲發來的長途電話。
兩天後，文強接到毛人鳳的電報，促速飛渝。
文強是懷著沉痛的心情去到重慶的。
戴笠於他，可以說是有“知遇之恩”。
文強是在受到中共黨內“左”傾路線錯誤處理，又遭到湖南地方軍閥勢力威脅後，才偶然與戴笠相識並在其手下工作的。戴笠對他，不但不要求“交代”中共組織情況或對參加中共革命的曆史進行“悔過”，而且大膽放手任用，充分用其所長。文強在92歲高齡時憶及戴笠之死，還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與我相處十二年，他對我是特殊的對待，我感到他對我是一貫的信任，一貫有禮貌。我沒有向他求過官，卻將我的官階升得比他自己還高還大。
事實確實如此。戴笠自己的軍銜還隻是少將時，就已保薦文強升到了中將。
由此可見，盡管曆來對戴笠的評價毀多譽少，但對於這樣一個複雜而重要的曆史人物，是不應簡單片麵甚至漫畫式地看待的。
軍統局元老唐縱在得知戴笠失事消息後，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對戴笠的評價，除去“英明果斷，機智過人，勇於任事，不辭勞怨”一類褒揚之語外，還有“約束部下森嚴可畏”，“在生活方麵待人過嚴，待己過寬”的批評。而戴笠對文強卻似乎並無“森嚴”或“過嚴”的態度。從他與文強的關係看，他的用人之道，還是有高明之處的。
文強到重慶後，下榻於棗子嵐埡軍統局招待所，以後移住民生路勝利大廈。當他30年代初在重慶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時，棗子嵐埡還隻是城外荒涼的郊野，民生路一帶的馬路也才開始擴建。此時這些地方都已經樓房相接，再難找到昔日遊蹤了。
在勝利大廈馬路對麵，就有中共《新華日報》營業部。文強不知道，周恩來駐重慶期間，常在那幢房屋樓上與各方麵人員約談。
不過，即使知道了，他此時也不會想到去見周恩來了。
軍統局於4月1日召開建立14周年紀念會，並同時為戴笠舉行追悼會，軍統局內外勤的負責人都到了，軍委會各部負責人也應邀出席。
文強作為軍統局最大外勤單位負責人，被安排在致祭的首位。但他看到有黃埔軍校二期的胡靖安（軍統局督察室主任）等老大哥在場，便堅辭並推胡靖安為首。
在台灣草山看管張學良將軍的劉乙光也來了。劉乙光自1936年起奉命看管了張學良十年，此時仍然是中校軍階。蔣介石知道後，才將他越級提升為少將。
蔣介石當天上午在國民參政會上發表演說，拒絕承認中共在東北的軍隊和建立的地方政權，聲稱：“我們中央對東北的職責，現在隻有接收領土，恢複主權行政的完整。”還說：“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不是製憲會議，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政府組織的協議案在本質上更不能夠代替約法。”其撕毀政協決議的態度已經表露得十分明白。
下午，蔣介石來到戴笠追悼會會場親自主祭，講話中還流了眼淚，說了許多安撫部屬的話。
禮畢，蔣介石在一批“烈士”家屬麵前轉了一圈，握手贈金，表示慰問。這些“烈士”中，有些是死於內戰中的，但也有不少是在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時被日偽捕殺殉難的。家屬們觸景傷情，有的號啕大哭起來。毛人鳳揮手製止，將哭聲壓低。
追悼會後，軍統局召開了三天工作會議，由內政部政務次長兼軍統局代理局長唐縱介紹了軍統局即將“調整裁並”的意義和辦法，要求各地負責人回去後，對外表示軍統局將結束，對內則作好把公開與秘密工作分開的安排及有關人事調整。唐縱在當天日記中記載：
出席會議者數十人，其思想觀念與做法，均因襲陳舊，毫無新的意識與轉變辦法。將來調整，餘甚擔憂！
文強在這次會上沒有發表什麼意見。
此時他對戴笠死後的軍統局前途已經失去信心，認為不管怎麼調整裁並，也不過是新瓶裝舊酒。
他已經發現，戴笠之死，使原在其一手統治之下的軍統局陷入了人事紛爭之中。軍統局人員分裂成了以鄭介民為首的廣東派，唐縱為首的湖南派，毛人鳳為首的浙江江山派。三派明爭暗鬥，互不相讓。
文強作為軍統局唯一在華中、華北、東北都工作過的資深高幹，因從無爭權野心而又熱心幹實事，所到之處人際關係都很好，此時儼然成為軍統局內極有實力另立一派的人物，因此他成了三派都不放心、三派都想爭取的對象。三派都爭先恐後對他進行試探、拉攏。
文強卻不願陷入這種是非漩渦中，萌生了退出軍統局的念頭。
與軍調部中共代表李立三辯論
就在文強這次到重慶後，3月27日，山城的春風中傳開了報童、報丁們興奮的吆喝聲：
國、共雙方與參加調處的美方代表一起簽訂了東北停戰協定。
李立三1946年秋在哈爾濱與“三人小組”美方代表丁伯曼將軍合影
但戰事仍在本溪、營口、四平、長春、海城、鞍山等地進行。
北平軍事調停處執行部派出四個小組赴東北執行停戰令。因這時國民黨東北軍政機關已搬到沈陽，駐沈陽的二十七小組便成為中心組，中共方麵組長饒漱石，政治顧問李敏然，參謀長伍修權。饒漱石工作了一個來月即調去北平軍調部，由李敏然接任組長。
美國和國民黨方麵很快就發現，李敏然即當年名噪一時的中共領袖李立三。李立三這時還擔任著東北民主聯軍日僑管理處長。他這次到長春、沈陽，與國民黨方麵談判了拉法、柳河、平泉等地發生衝突的責任和交換俘虜問題；北滿（中共占領的鬆花江以北地區）境內日僑、日俘遣返歸國問題；小豐滿電站恢複供電問題；國民黨軍從鬆花江北岸的陶賴昭和江橋以北的一個據點撤到江南並停止修複鬆花江鐵路大橋以確保雙方脫離接觸不發生衝突等問題。
在談判期間，李立三與國民黨軍新六軍軍長兼東北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廖耀湘拉上了鄉親關係。廖耀湘還熱心地為李立三尋找到了在醴陵老家失去聯係多年的老母，並給李母送去了600元東北流通券和家信。李立三也向廖耀湘回贈了一些禮物。
談判結束後，熊式輝與杜聿明給了剛從重慶回到東北的文強一個特殊任務：要他借訪問為詞，去同李立三進行一次辯論。
熊式輝要他在辯論中強調：中蘇條約是對中國極不友好、極不平等的條約，與帝俄時代沙皇的侵略政策一樣，蘇軍在東北以勝利者、主人翁自居，完全不把中國國家主權放在眼裏，其種種“老毛子劫收”行為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有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等等，
熊式輝對文強交代：
“李敏然這次來談判的幾條，我們都已答應了。你可代表我方，表現得大方一點。隻是要跟他另外指出一點：蘇軍到中國領土上來欺壓中國人，中共成了蘇俄的幫凶。你去收收幫凶的威風，讓李敏然回去後也能多少發揮一點中國人的作用。”
杜聿明則對文強說，與李立三辯論，不必提“幫凶”二字，隻是要把蘇聯正在複活沙俄的大俄羅斯主義這一點說得嚴重一些。
於是，文強以東北行營中將督察處長兼東北保安司令部中將督察處長的身份，前往沈陽中蘇聯誼社大樓七樓上李立三下榻處。
對這個住處，伍修權有這樣一段回憶：
那是一座日本建築，我們的房間裏也是日式的榻榻米。我們駐地周圍布滿了監視我們的軍警憲特，我們開始工作後每天扔棄的廢紙，他們都有專人一一收去檢查尋覓什麼“機密情報”。
文強振振有詞地與李立三辯論了兩三個小時。李立三當然隻能說蘇聯紅軍是為了東北解放而來的，是中國人民的盟友。兩人互不相讓，各自都認為對方無理。這樣的辯論自然毫無結果。
在當時情況下，文強的辯論占據著“國家主權”的政治製高點，自然占了上風。最後，文強咄咄逼人地說：
“隻要李先生還沒有加入蘇聯籍，那麼我們就都應該以中國人而且是主人的身份來說話。你這次來談判，在這裏雖然是客人，但是談判解決的是我們中國兩黨之間的事，請不要忘了自己的主人身份！”
分手時，文強約李立三次日下午同赴沈陽市中心區和鐵西工業區巡視，看一看蘇聯軍隊“劫收”走了多少中國財產，還有多少被他們據為己有的中國建築物和機器設備上釘有蘇聯的CCCP標誌牌，插有蘇聯國旗。
但是到了次日晨，杜聿明打電話告訴文強，李立三準備午宴後即啟程返回哈爾濱，不再同他去巡視市區了。
在午宴上，文強碰到李立三，李立三向他客氣地表示道歉，說是因有急事需馬上趕回，原定的巡視不能奉陪了。文強料想他是不願去麵對蘇聯搶奪中國財產的現實而找的托詞，也就一笑置之。
文強當時並不知道，李立三自有他的苦衷。
十多年前，李立三因對1930年給中共造成重大損失的那次“左”傾路線錯誤負責，被調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彙報和接受批判，隨後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8年，在斯大林鎮壓反對派的“大清洗”中，李立三突然被蘇聯內務部以“日本特務”罪名逮捕。關押了一年零八個月，還受過肉刑折磨。要不是有他的蘇聯妻子李莎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交出共青團團證，不顧一切危險給予他支持和關心，李立三很難活著出獄。
在此期間，蘇聯內務部一個同時擔任著共產國際幹部部長的官員馬爾特維諾夫，炮製了一份批判李立三的文件，誣稱李立三參與的八一南昌暴動是軍事冒險主義，廣州暴動是反革命陰謀，在蘇聯召開的中共“六大”是人民的敵人布哈林領導的，“六大”決議是機會主義等等，在批李立三的同時對中共曆史進行了攻擊。
李立三對此進行了堅決的反駁。他出獄後，針對馬爾特維諾夫的誣蔑，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提出了控告。1939年11月底，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為此召開了辯論會，當時正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也參加了最初的幾次會議，並對馬爾特維諾夫的一些誣蔑性陳述進行了反駁。
直到1940年3月，共產國際才作出結論，承認對李立三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但仍然以他在中國犯有錯誤為由，決定對他處以停止黨籍一年的處分。
誰知冤家路窄，李立三回國到東北後，那個馬爾特維諾夫也被蘇聯派到了東北。這時已改名為卡爾洛夫，擔任著中長鐵路局副局長。
1947年春，因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急需一批房屋使用，時任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部長的李立三去找卡爾洛夫聯係，商量將中長鐵路局占據著而又一直空置的一些房產拿出來使用。
誰知，卡爾洛夫竟誣稱民主聯軍擅自啟封占用了他們的房子，搬動他們的家具等等，向李立三提出抗議。
李立三邀蘇方人員一起去察看了“現場”，證實沒有這回事，他便向蘇方提出了反抗議。
卡爾洛夫惱羞成怒，控告李立三挑撥民主聯軍和蘇聯的關係，並代表蘇聯方麵宣布以後再不同李立三打交道。迫使中共中央東北局與李立三商量，讓他辭去了對外聯絡部部長職務，專任城市工作部部長。
有趣的是，在此後不久，文強應國民黨東北交通運輸總局局長陳延炯的請求，派東北行營第二處副處長張樹勳率領全副美械武裝的警備大隊，強行接收了被蘇聯人占用的沈陽鐵路總局鐵路賓館，並將潛伏於內的蘇軍情報局人員扣留，經審查後驅逐出境，並沒收了他們的間諜電台。
也許在這個時候，卡爾洛夫之流才會明白一個道理：
無論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
“反蘇”的是非
曾經信仰共產主義的文強，這時對來自“共產主義故鄉”的蘇軍已是深惡痛絕。
1946年10月25日國民黨軍進占安東後，文強派了情報組進入安東市，試圖混入朝鮮境內之新義州、平壤等地，偵察蘇軍駐紮情況以及朝鮮境內其他動態，搜尋北朝鮮人民武裝力量支援東北民主聯軍“打內戰”的情報和證物，以便進行反蘇反共宣傳。
1947年5月，文強奉熊式輝指示，協助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中將到蘇軍占領的大連視察並洽談接收事宜。
6月初臨行前，熊式輝又考慮到文強的東北地區保密局負責人身份，擔心會刺激蘇方，影響此行的目的，便又決定文強不去，而由文強派出督察處上校科長徐哲甫帶一部電台隨視察團到大連，將電台報務員留在兵艦上，其他隨行保密局人員登陸為視察團作護衛並刺探旅順、大連蘇軍情況。
因蘇軍的阻撓刁難，視察團在大連隻呆了三天，交涉接收主權之事根本不予理睬，無功而返。
文強在當時和以後都不知道，1947年6月初董彥平視察團大連之行前夕，在大連竟發生了一件中共領導幹部“反蘇”的事件：當時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書記兼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的劉順元，因對蘇軍的霸權主義行徑忍無可忍，與蘇軍當局發生了正麵衝突。
在中蘇（俄）關係史上，旅順、大連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地區。
發生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就是從旅順口打起來的。那是日本與沙皇俄國兩個列強在瓜分中國領土主權中因分贓不平而在中國領土上展開的肮髒戰爭，是中國人民的奇恥大辱。那次戰爭日本獲勝，強占了原由沙皇俄國霸占的旅順、大連等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英、蘇三國首腦背著中國政府簽訂的《雅爾塔密約》中，竟決定讓蘇聯“恢複”原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喪失的“權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旅順、大連的行政權名義上歸還給了中國，但實際上卻為蘇軍占領著，而且被視為他們的“租界”甚至“領地”。
——直到50年代初，大連火車站的俄文站名都還是“達爾尼”（即“遠方”）。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到了80年代末，俄羅斯文學專家藍英年教授到蘇聯海參威（蘇軍太平洋艦隊海軍基地）遠東大學講學時，竟發現那裏的現役軍人中“有的人至今還認為旅順口是他們的領土，後來赫魯曉夫把它讓給了中國。”
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後的1946年，蘇聯評出了1944—1945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一部獲得一等獎的作品是在幾年前就已出版的長篇曆史小說《旅順口》。
後來才知道，這是按照斯大林的授意評出的。
這部小說寫的就是日俄戰爭中的旅順口之戰。作者斯捷潘諾夫本人（那時還是個少年）就在那場肮髒戰爭中和他的父親（沙皇軍官）一起作過日軍的俘虜。小說站在殖民主義立場上歌頌俄國軍人為殖民地作戰的“英勇”，而書中出現的中國人不是日本人的奸細就是俄國人的奴婢或妓女、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