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李惟果說明，文強才知道，原來是國民黨中宣部打算接收“滿映”。
李惟果告訴文強，此時的“滿映”情況十分複雜，有許多地下分子在其中活動，害怕接收會有阻力，特來請他相助。
文強問他那些地下分子有何背景，李惟果說，據說是有蘇聯留下的間諜，還有中共的、朝鮮的、日本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搞不清楚。
文強一聽，這有什麼了不起，毫不猶豫地說：
“本著主權接收的原則辦事，什麼阻力也不必懼怕。請派一能員來見我，以麵授機宜，助其完成任務。”
李惟果這才露出放心的笑容：
“代表中宣部來接收滿映的專員，你應該是認識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電影明星金山，我叫他明天就來見你。”
第二天上午，風度翩翩、英氣勃勃的金山果然來了。
文強看過他主演的幾部電影，對他的表演天才十分欣賞。略事寒暄後，文強便當即給金山寫了三封介紹信，分別寫給長春警備司令部少將督察長崔誌光、長春市警察局長司賡揚、軍統局北滿站少將站長王力。
文強在信中寫明：務盼協助中宣部專員金山完成接收任務，可以強製執行手段將占據滿映的不法之徒驅逐，但非必要時不得拘禁。
金山拿到三封介紹信，十分高興。分手時，文強還要他放心，握著他的手說：
“待你動身之前，我還將囑咐我的主任秘書陳繹如給那三處負責人分別去電話，定能協助你妥善完成任務。”
得到文強的協助後，金山果然順利完成了對“滿映”的接收，將“滿映”改名為長春電影製片廠，自任廠長。
不久，金山的妻子、著名演員張瑞芳也來到長春，他們一起拍攝了反映東北人民從受壓迫到奮起反抗、收複祖國河山的故事片《鬆花江上》。張瑞芳飾演女主角，金山導演。
為順利拍好此片，金山又曾去找過文強，文強自謙對電影是外行，但表示大力支持，通知下屬有關單位為金山拍片大開綠燈。
直到長春被解放軍包圍後，金山才率他的“接收班子”，帶著已拍好的《鬆花江上》拷貝飛離長春。1947年11月，《鬆花江上》在上海公映，好評如潮，被譽為“驚人的現實主義電影”
20餘年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強還關在戰犯管理所勞改農場時，從北京來了一批批男女“外調人員”，有的是青壯年，有的已經頭發斑白。第一次提審他的時候，一人開門見山道：
“電影導演、演員金山，現已查明，他既是大叛徒，又是大特務。你應該早就清楚的了！”
文強不知所雲，搖頭說“不清楚”。
“放老實些！”一個矮胖子猛然一拍桌子，大聲吼道，“我問你，日本投降後，你是不是在東北搞特務工作？”
“那時我是在東北……”
“金山是不是偷偷摸摸向你報到了？”
“什麼報到？”文強這才回想起那次與金山見麵的事，“金山是來接收電影廠的。”
坐成一排的外調人員們相互交換了一下眼色，似乎打開了缺口，露出得意的神情。
“他找你說了些什麼機密話，幹了些什麼壞事？”
“他要我幫助他們接收電影廠，我答應了，因為他們是代表國民黨中宣部的。”
“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
“當然不知道。”文強忍不住笑了，“要是那時我知道他是中共秘密黨員，誰還肯幫他接收電影廠？我一定立刻下令把他抓起來了！”
以後又經過多次提審，外調人員反複逼供、誘供，千方百計想要從文強這裏搞到有關金山是“國民黨特務”的材料，但毫無結果。因為文強當時和其他許多國民黨“高級戰犯”都給自己立下了一個“三不抹黑”的原則：不給共產黨抹黑，不給好人抹黑，不給自己抹黑。因此無論怎樣逼供、誘供，他們都堅持實事求是，決不瞎說。
文強於1975年獲特赦後，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80年代初的一天，文強到政協禮堂出席一個會議，走進禮堂時，一個老人走到他麵前，顫抖著聲音問：
“文老先生，你還記得我嗎？”
文強看了又看，覺得有些麵熟，但想不起在何時何地見過，這位老人激動地緊握著他的手說：
“我是金山呀！文老先生，我感激你，那時沒有向外調人員亂說，要是那時你說了半句不實的話，我就活不到今天了……”
金山說到這裏，兩眼淚水盈盈，幾乎要哭出聲來。
文強急忙安慰他，心中暗自歎息：當年風度翩翩的英俊小生，大明星，竟被折磨成了這個樣子……
就在那次見麵後不久，金山就在緊張工作中病發去世了。
神秘人物金浪涯再次出現
文強當年在東北還遇到了一位神秘的故人：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孤島”時，曾給他投遞報警字條報告汪偽特工總部欲加害於他的陰謀，因而被他視為“救命恩人”的金浪涯。
金浪涯（金樂一）1947年留影
大約也是1946年夏季的一天，文強正在沈陽東北行營督察室辦公，忽報有名叫金浪涯的青年求見。文強聞之，大喜過望。忙將這位對他有救命之恩的年輕人迎進室內。
此時剛30歲出頭的金浪涯，比當年在上海“孤島”見到最後一麵時顯得更為成熟了。
言談間，文強得知，當年金浪涯與曾鐵如一起把汪偽特工韓誌強等人誘至浙江金華，報告軍統局浙江站逮捕後，因浙江站考慮在審理此案中可能會對金浪涯二人有所詢問，便請他們暫時留下來，安排住進了世界飯店。住下後，金浪涯與曾鐵如合寫了一份有關韓誌強等人的罪行材料以供參考。但住了三個多月，並無人過問，兩人便請準離開金華，去了浙西天目山民族劇團（過了一段時間，曾鐵如去了福建，以後金浪涯與他再無聯係）。1943年10月，金浪涯所在的浙西民族劇團遭到浙西行署調查室大逮捕，被捕者有共產黨人、“民先”隊員，金浪涯是被捕者中的無黨派人士。經過審查處理，金浪涯等4人被輾轉送往設在福建崇安的原上饒集中營（當時稱戰時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集中營解散，金浪涯才獲釋。——隻是，這一段經曆，他並未對文強詳談，隻簡單說了被冤枉逮捕坐牢的事。
文強聽了，大為不平，認為金浪涯是抗日愛國有功之人，理應得到當局優待才對，怎能如此不辨忠奸？金浪涯卻反而勸慰文強，說：
“過去了的事就過去了，總算抗日勝利了，國家前途光明，就是最大安慰了。”
文強聞之，深為金浪涯的寬廣胸懷所感動。
一番交談後，金浪涯提出請文強幫他安排一個工作。
文強對這個青年當年能在“孤島”險惡環境中主動提供情報向他報警，使他得以免遭汪偽特工毒手，一直是深懷感激之情的。盡管金浪涯的來曆，給人有“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之感，甚至使人懷疑其是否共產黨人。但文強認為，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也應以恩人對待。
文強到東北後，其下屬荊有章曾向他介紹了一個黃埔軍校六期同學郝逸梅，此人醉心於陶行知的教育救國學說，一心要在日本投降後創辦一家書店，以書育人，提高民眾文化素質，希望得到文強的支持。於是，在蘇軍撤離沈陽，國民黨軍開進沈陽進行接收後。在文強支持下，郝逸梅通過法律手續接收了一家原屬敵偽產業的現代化五彩圖書印刷公司，將其改名為力行圖書社，自任總經理，請杜聿明掛名任董事長，文強任副董事長。開業後，經營得頗有起色。
這時，文強便將金浪涯介紹到該圖書社作編輯。
剛好此時郝逸梅有一個計劃：趕在當年10月蔣介石60大壽（這年實為蔣介石59周歲，但按民間習俗“做九不做十”，即在生日逢九那年做逢十的大壽）之前，出版一部介紹蔣介石生平的畫冊。文強對此深表讚同，還幫他搜集了許多蔣介石的照片。畫冊由專家設計，印製精美，得到一致好評。
畫冊出版後，金浪涯向郝逸梅和文強提出了一個擴大發行的計劃：以上海、南京兩地為中心進行推銷，一定可以發行到百萬冊以上。
他還征得總編輯扈煥之的同意，派他到上海、南京任推銷主任，請文強為他寫了致滬、京兩地黨、政、軍、民頭麵人物的介紹信函，以打開局麵。
不料，金浪涯押運大批畫冊去上海後不久，文強忽然接到保密局長毛人鳳急電，稱有情報證實金浪涯為共黨，借推銷畫冊之機，去上海圖謀不軌，令立即將金某逮捕歸案。
文強得電後，十分震驚，既擔心金浪涯在上海被捕，又害怕自己涉嫌此事招來禍患。於是，他對下屬隱瞞了電報內容，隻私下向扈煥之打聽了金浪涯到上海後的通訊處，暗中派人打聽。
誰知那裏隻是一家幫助轉信的小照相館門市部，根本找不到金浪涯的下落。
文強便以官樣文章向毛人鳳回電：“×電奉悉，金浪涯乃弟舊部，涉嫌共黨，全然不知。去滬住址不明，正緝拿歸案中。”將此事敷衍過去。
對於文強來說，當年金浪涯在汪偽特工總部冒死給他報信，使他免遭捕殺，他如今豈能做出對這位救命恩人不仁不義之事？金浪涯是否真的是共產黨，已不是他擔心的問題。他隻擔心這個神秘青年的安危。
此事時時縈繞於文強心中。
1947年春，他赴南京出席保密局例行的“四一大會”，有意不乘飛機，而是繞道天津乘海輪到上海再轉赴南京。
到上海後，他獨自一人，悄悄去到那家小照相館，在門外向裏張望，隻見屋裏靠一麵牆壁堆滿了那批畫冊。
一見之下，他不由得暗自慶幸，心想，既然南京、上海偵騎四出，連這批畫冊都未能搜走，那麼人也就更不會被抓到了，金浪涯一定是平安的了。
他放心地悄然離去。
以後文強再未對人提過此事。但金浪涯的下落，卻使他懸懸於心數十年。
直到2000年，文強與金浪涯重新取得聯係後，他才知道，那時金浪涯確實已是中共地下黨員。
原來，正是經過在浙江的那一番牢獄之災，金浪涯進一步結識了共產黨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也有了更深認識，出獄後，他於1946年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聯絡部淞滬特派員盧誌英主持的地下情報工作。
在一次研究打入國民黨內的辦法時，金浪涯提到了當年與文強的關係，並確信文強不了解他這幾年的情況，定會接納他，可以通過文強打入國民黨內開展活動。盧誌英同意後，金浪涯便去了東北，找到文強安排了工作。
不料，在金浪涯押運那批為蔣介石祝壽的畫冊到上海，並向盧誌英彙報請示下一步工作時，正遇上盧誌英手下一機要秘書張蓮舫叛變，地下組織遭到破壞。金浪涯聞訊後與另一同誌牛協（50年代後曾在上海《解放日報》、北京外文局《中國報道》工作）一起迅速撤離。因為遭到通緝，金浪涯從此改名為金樂一。
這也是文強以後長期打聽不到其下落的原因之一。
抽身離東北
在東北內戰白熱化的1947年春夏間，國民黨上層的內部衝突也變得尖銳起來。
1947年4月，遭到眾多國民黨軍政官員反對的參謀總長陳誠，派了他手下的一批特務到東北去搜集熊式輝和杜聿明的“貪汙腐敗”罪證，想借此將熊、杜二人趕出東北，自己去東北打開新局麵。
此事被熊、杜二人察知，先發製人，對東北大加整頓，懲辦貪汙，采取了沒收東北中正大學教務長（後為校長）餘協中私人接收的紙廠，撤銷沈陽代理警備司令彭壁生的職務等一係列措施，以革除弊端，平息輿論，使陳誠找不到攻擊的口實。但是，在獨裁體製下孳生的腐敗並不會因此從根本上解決，內部矛盾依然無法消除。
7月8日，杜聿明因病重不得不離開東北。
隨即熊式輝也被蔣介石解除了職務。
陳誠終於在8月29日正式到東北主政。
在杜聿明離去之後，美國特使魏德邁到東北視察，他收到了許多告密信，集中到一起竟有一麻袋之多，全是控告熊式輝與杜聿明在任時貪汙腐敗、縱兵殃民、無惡不作的內容。
在魏德邁身邊擔任翻譯的唐燕少將將此事告訴了文強。
不久，文強本人也收到了同樣的一麻袋告密信。
陳誠到東北後也收到了同樣多的告密信。
文強奉命調查此事。他將幾麻袋信集中起來研究，逐一閱讀，作出摘要，加以對照，花了整整三天時間，最後才發現這些信內容千篇一律，均無可靠的具體依據，而且從筆跡語氣來看，所有信件總共隻出自不到20人的手筆。顯然是有人有組織地故意搞鬼。
他據此報告後，此事便不了了之。
陳誠到東北後，撤銷了保安司令長官部，將軍政大權集於一身，一方麵大力整肅軍紀，懲辦黨政軍官員中的某些貪汙分子，如查辦汽車兵團團長馮愷，逮捕前日本俘僑管理處處長李修業等；另一方麵又對原有人事黨同伐異大加撤換。
國民黨著名戰將、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當初立下遺囑率部與中共軍隊血戰四平街，使林彪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遭到慘敗，為國民黨立下了大功。此時陳明仁卻因與桂係將領白崇禧（白崇禧曾參與四平街戰役的決策與指揮）的關係，被陳誠羅織“用美援糧食構築護牆工事，趁機貪汙”的罪名撤職查辦。
此外，陳誠還撤換了遼寧省主席徐箴、五十二軍軍長梁愷、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劉玉章等，東北各保安支隊司令也全部撤換，改由陳誠的心腹接替。
文強深知自己既是杜聿明、熊式輝的舊人，又是陳誠一向反感的軍統局的重要角色，必然成為陳誠排擠、整肅的對象。
果然，一天，隨陳誠來到東北的國防部第二廳國際情報處處長葉楠（國民黨元老葉楚傖之子，文強在北伐時期結識的朋友），暗中告訴文強：陳誠對他已經十分注意，說他是杜聿明的人。葉楠勸他最好趁各部門改組時自動離開，以免挨整。
於是，文強決定“走為上計”，馬上致電鄭介民，要求離開東北。
鄭介民回電照準，要他先到北平。
於是，文強讓副手王力暫代一切，又電告陳旭東，囑其速到沈陽代行職務。對陳誠則不辭而別，隻留下了一張字條，稱“有要公奉召赴寧，請假一月”雲雲。
後來文強得知，陳誠對人講，他知道文強的“奉召赴寧”是去見鄭介民而不是去見校長。
這時已是1947年8月，國、共兩軍還在東北激戰，而劉伯承、鄧小平率領野戰軍在山東跳出國民黨軍合圍圈，完成了“千裏躍進大別山”的戰略展開，人民解放軍已在全線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
文強與妻子葛世明帶著3歲多的三兒文一中和在沈陽出生才10個月的四兒文貫中，離開了烽煙彌漫的東北。
文強攜妻、子乘平沈特快列車到了北平，住到自己購置的那套私宅中。
不久，保密局來電，通知他在另有任命之前，暫時代理北平特別站站長。
不到一月，文強接到赴美學習歸國的喬家才來信，稱回國後尚無安排，希望文強能幫忙推薦一個合適工作。喬家才是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原軍統局高級骨幹中有名的“華北四大金剛”之一（另外三人為王天木、陳恭澍、劉藝舟）。他曾在1944年接替文強任過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抗戰勝利後文強任軍統局北方區長時，喬家才在山西主持肅奸工作，1947年奉派赴美考察。
正在尋求從保密局脫身之計的文強，便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致電保密局，推薦喬家才為北平站長，獲得批準。
1948年1月7日，在東北的國民黨軍精銳部隊新五軍，在遼西公主屯被剛由東北民主聯軍改名的東北人民解放軍全殲，軍長陳林達等被俘。
消息在寒風中傳到北平時，文強比其他國民黨人更多了一些感慨。
陳林達是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生，曾是毛澤東的追隨者。當年陳林達同文強在長沙一起加入共青團，一起去廣州投考黃埔軍校。那時地下組織分派陳林達與文強共同負責帶一個小組10人赴廣州，陳林達任組長，文強任副組長。到廣州後，文強與陳林達又一起被安排在省港罷工委員會文書部協助工作，以後又一起考入黃埔軍校，一起轉為共產黨員……
陳林達以後改變信仰，轉到國民黨陣營，成為國民黨軍中一員戰將，在東北內戰中由少將師長晉升為中將軍長。想不到如今這個前共產黨人竟作了共產黨的俘虜！
文強沒有想到，陳林達的命運已經預兆著他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