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文強坐在正對過道的窗口一方。當時正是川菜館生意紅火的晚餐時間，但二、三樓雅座人少，比較安靜。
文強等人正在邊吃邊談，忽然聽見外麵過道上傳來店夥計的急呼追問聲：
“請問先生……”
文強聽這聲音有些反常，先已下意識地有了幾分警覺。
說時遲那時快，隻見一個人影從窗外閃過，頓時響起一聲震耳的槍聲！
董竹君
文強在槍響之時已閃身躲到桌下。聽到外邊在店夥計的驚呼聲中有腳步聲跑遠了，文強拾起身來，看了看其他幾位，無一人中彈受傷，才鬆了一口氣。
槍聲驚動了外邊的巡捕，鳴笛跑來捉拿凶手，引起一片驚慌，結果一無所得。
文強等人避入女老板董竹君的辦公室。董竹君是上海商界名人，與國共兩黨、三教九流都有來往，文強與她同為滬上風雲人物，在八一三抗戰時就已相識。
約半小時後，外邊風聲平息了，他們才分頭離開。從此他再也不敢去餐館就餐。
後來文強才知道，那天店夥計憑著對來往人員的觀察經驗判斷，那個打黑槍的家夥是日本人，幸好每當“特別間”有特殊客人用餐時，女老板董竹君都要派出店夥計在過道上巡視，加以關照。否則，文強很可能已倒在日本間諜的槍口之下。
這位熱心而又細心的女老板，為革命和進步事業暗中做了多少工作，連她自己也記不清了——在她晚年所著回憶錄《我的一個世紀》中就隻字未提此事。
還有一次，文強得到副官報告，說是軍統局上海區長陳恭澍來電話約他到英租界滄州飯店見麵。
他感到有些蹊蹺，因為陳恭澍與他會麵是在法租界巨籟達路曹汝梁工程師家裏，且有固定日期，而那天既不是例行會麵日期，地點也不對。但副官說電話裏確是陳恭澍的聲音。
於是，文強如約去了。但他為防不測，並沒有直接到約定的房間裏去，而是先請飯店的一個女招待替他去那房間裏問“蘇先生到了沒有”。女招待進去後，就聽屋裏的人厲聲反問她：
“誰叫你來的？武先生怎麼沒來？”
文強在外麵聽到這裏，已經明白是汪偽特工設的圈套，趕緊逃離了飯店。他身後傳來那個女招待的申辯聲：
“我不知道什麼武先生文先生，是一個客人叫我來問的……”
對這件事，文強始終沒有弄明白。如果是日偽間諜假冒陳恭澍給他打的電話，他們是怎麼會知道他的電話號碼及雙方代號（蘇先生、武先生）的？如果是陳恭澍本人打的電話，那麼，難道說陳恭澍在叛變投敵之前就已打算加害於他？而這又是為了什麼？
這對他成了一個難解之謎。
1940年夏秋之際，“孤島”形勢越來越嚴峻。
6月23日，潛伏於上海“孤島”進行抗日活動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負責人馬元放等因內部叛徒出賣而被日偽會同租界巡捕房逮捕，7月15日移送南京關押。馬元放被日偽關押了三年零兩個月，拒不答應參加汪偽的所謂“和平運動”，最後脫險回到大後方，在重慶出版了記敘被捕以後經曆的《歸漢記》。在這部回憶錄的第六章《雨花台畔吊忠魂》裏，他含淚記述了幾位被日偽殺害的國民黨抗日地下工作者的英勇事跡。
陳三才，清華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拋棄了在上海當公司副經理的優越地位和即將研究完成的冷氣裝置新設計，毅然參加暗殺汪精衛行動，不幸於1940年7月9日被捕，被押赴南京後，從容留下遺囑，於10月2日在雨花台就義。
這是第一個被汪偽當局公開殺害的國民黨特工人員（在他之前都是秘密殺害）。
奉命打入汪偽中央任法製專門委員會委員的陸慶顒（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地下黨部委員），打入汪偽南京市黨部的陳覺吾（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地下黨部書記長），於這年8月8日事泄被捕，於11月19日在雨花台從容就義。
1940年11月7日，軍統局南京區區長錢新民在上海被捕，叛變投敵後，出賣了他下屬數十位地下工作人員，並親自帶著汪偽特工前去逮捕了兩位“要犯”邵明賢和黃逸光。
邵明賢，軍統局南京區地下電台主任，打入汪偽政權任首都警察廳督察處長和中央組織部第四處處長；黃逸光，華僑，成都轟炸總隊隊員，曾因徒步環球旅行六年而聞名於世，為刺殺汪精衛而打入汪偽航空署。兩人於這年11月9日前後被捕，12月17日在雨花台從容就義。
在黃逸光受審訊時，錢新民竟然還在隔壁房間裏故作慘叫之聲，誘逼黃逸光供出真實身份（但錢新民仍未得到汪偽方麵信任，不久即被處決）。
黃逸光就義前，為與他同牢的馬元放題詞留念：
美麗的中華，我愛你，我為你而狂歌，我更願為你而死。
這代表了烈士們的心聲。
據馬元放回憶：這些烈士就義時，“沒有一位不是很從容的。這種壯烈的精神，就是一般漢奸也無不為之讚服……”
幸運的是，文強與錢新民不發生橫的關係，因此錢新民的叛變沒有對文強及其領導的策反委員會帶來威脅。
錢新民叛變後，因汪偽方麵將消息封鎖得緊，文強隻聽說他是“失蹤”了，但陸續傳來的軍統局南京區遭受破壞的消息，仍使他提高了警惕。
文強深知，自己已時時麵臨著被捕、“成仁”的危險。
他不得不經常變換住處，采取“狡兔三窟”的策略，在英租界跑馬廳路、法租界拉都路、法租界霞飛路、英租界靜安寺路一百弄及靜安寺路統一裏等地，均安排了秘密住處。
他從不進舞場，從不大宴賓客，以免引起注意。對身邊工作人員，甚至臨時雇傭來做家務的“娘姨”傭人，他都經常以先祖文天祥的《正氣歌》、《過零丁洋》等詩篇中的名句進行民族氣節教育。
盡管形勢如此險惡，他仍然千方百計開展了一係列的策反工作，先後對汪偽“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參軍處參軍長、和平建國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唐蟒，汪偽軍委會委員、開封綏靖公署主任劉鬱芬，汪偽武漢綏靖公署參謀長羅子實、駐蘇州的偽軍軍長徐文達、駐無錫的偽軍師長蘇晉康、駐浦東的偽軍師長丁錫山等進行了策反攻心，冒險同這些人物秘密約談，曉以利害，申明大義。
就連那個曾在八一三抗戰中與他在別動隊共事，叛變投敵後當上了汪偽軍委會委員、蘇皖綏靖總司令和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楊仲華，也因偽軍內部爭權奪利的矛盾，又回頭與文強建立了秘密聯係。
噩耗
1940年冬，文強在緊張的地下工作中，忽然收到軍統局自重慶轉發來他的老朋友廖宗澤的電報。一看內容，他大驚失色，淚如泉湧。
原來，他的妻子周敦琬，這年秋因患子宮瘤，需動手術治療。文強得知後，曾去信勸她到上海或到香港做手術，但她覺得路途太遠，用費太多，沒有同意。後經親友勸告，她決定離開頻遭日機轟炸、醫院人滿為患的重慶，到成都去做手術。
去成都後，她落腳於廖宗澤家。
當時廖宗澤剛從貴州省會警察局督察任上調到成都，任四川禁煙公署糾察室主任。廖妻勞雅文，在杭州時就與周敦琬十分友好。她原是杭州一古董商之女，父親去世後家道中落，靠母親開一小餐館謀生，勞雅文就在餐館當招待。嫁與廖宗澤後，兩人經常不和，吵鬧不休。周敦琬常從中進行調解。勞雅文很聽得進周敦琬的意見，十分尊重她，視她為大姐，甚至跑到江津鄉下與周敦琬同住了一段時間。得知周敦琬要手術後，她就一直力勸其到成都住她家中，她姐妹倆好趁機再度相聚。
不料，這時日本侵略軍對成都也展開了大轟炸。
據記載，1940年10月正是轟炸頻繁的月份：
4日，日軍重型轟炸機27架，以26架驅逐機為掩護空襲成都，由北較場炸至東門城牆以南菜地，投彈93枚，炸毀西蜀小學及民房160餘間，炸死百餘人，傷220餘人；
5日，日機36架空襲成都，投彈100餘枚，炸毀房屋539間，死傷90餘人；
12日，日機29架空襲成都，投彈96枚，炸毀法國聖修醫院、天主教堂及民房588間，死傷301人；
27日，日機36架分兩批空襲成都，在少城公園及皇城一帶投彈94枚，炸毀市立民眾教育館、甫澄（劉湘）紀念醫院及民房440間，死傷數十人……
就是這些空襲中的一次，正當周敦琬躺在手術台上接受手術治療時，突然發生了。醫護人員陷於忙亂與驚慌中，手術不幸失敗，周敦琬在痛苦中病逝。
廖宗澤聞訊後大為悲痛，親擬報告呈請國民政府將周敦琬按抗日將領家屬待遇安葬，料理完後事，才發電報來向文強報喪。
在那樣的險惡形勢下，文強沒有時間沉浸在個人的悲痛中。他將愛妻之死記在日本侵略軍的賬上，更加忘我地投身於出生入死的抗日地下工作中。
神秘的報警字條
工作越是努力，危險也就越大。文強也感覺到危險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已有兩處秘密交通站遭到了突襲搜查。他身邊的會計主任馬仁湛和一位上校科長左券也相繼失蹤。
一時間，策反委員會人心惶惶，風聲鶴唳。文強經常早上出門時不知晚上能否平安歸來。
一天，文強的譯電員程秀華從設於法租界霞飛路的國泰照相館取回一封信。程秀華與那家照相館老板夫婦是浙江同鄉，因此文強將該處也當作了一個轉信地點。
程秀華取回的這封信中，是一張奇怪的字條。字條上密密麻麻寫了一段話，大意為：
“老師，你在上海負著救國策反重任，我早已知道。如今在76號總部萬裏浪手下，受命暗算你，必欲置之死地的敗類，有不下三十多個，都是認識你的。而且你可能都不認識他們。你的手下也有人落入了網羅，他們被逼著招供你的下落，但他們寧死不屈，一位被打斷了腿，另一位被活活打死了。現在敗類已限令重金懸賞於本年雙十節前將你的策反委員會一網打盡。他們已派出認識你的人在進出租界主要路口崗哨附近便裝守候。你千萬不要外出。望速離險境！”
字條沒有署名。程秀華拿給文強的副官李錫年和參謀長沈忠毅看，看了半天，都無法判斷是誰所寫，甚至懷疑會不會是日偽特工故意製造混亂的恐嚇信。
文強拿到字條一看，卻認出這是一個名叫金浪涯的青年的筆跡。
文強問程秀華是否記得金浪涯其人。程秀華一聽這個名字，也想起來了，她與金浪涯曾是忠義救國軍總部政工隊同事。
文強高興道：
“好了，救命符來了！”
原來，金浪涯是“八一三”抗戰時參加別動隊的愛國學生，那時就給文強留下了較深的印象。以後他又在忠義救國軍總部政工隊從事抗日宣傳工作，是個活躍分子，在抗戰戲劇演出中擔任過導演，因而與擔任政治部主任的文強常有來往。當時，忠義救國軍總部政工隊是第三戰區最大的一個政工隊，人數最多時達500餘人，大都是來自上海、香港、重慶的愛國知識青年，甚至還有海外歸來報效祖國的華僑青年。文強常去給他們講解抗日形勢，組織抗敵宣傳演出等。
在文強記憶中，金浪涯個子不高，臉上有些麻點，寫得一手漂亮的行書。文強十分欣賞他的書法，因此對他的字跡比較熟悉。
字條中提到的萬裏浪，本是上海一大學生，四川合川人，原名張傑，自發的抗日組織“鐵血鋤奸團”成員。編入抗日別動隊後，他當了中隊長。時任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長的文強自然認識此人，但沒有什麼交道，隻記得此人是個瘦小個子，形容猥瑣，戴著眼鏡，嘴裏老是叼著一支煙。
後來萬裏浪在軍統局上海區八個行動大隊中的第四大隊任副隊長，與大隊長常鬧矛盾。1939年11月自動上門叛變投敵，當上了汪偽特工總部第一處長。
1941年8月，汪偽政權依照國民黨軍統局模式設立了汪記“國民政府軍委會調查統計部”——以“部”字替換了“局”字，以便與重慶的國民政府軍統局相區別。萬裏浪在這個軍統部中擔任了上海區長。
以後，汪偽政權撤銷軍統部，另成立軍委會政治部，萬裏浪又成了政治部下設的政治保衛局局長。
金浪涯的這張字條，不僅使文強知道了失蹤的馬、左二人的情況，而且得悉了有關汪偽特工總部的下一步陰謀。文強據此對秘密交通站和有關人事安排都作了調整，一切以安全為重。
在繼續苦鬥中，他們都更加增添了信心和勇氣。
金浪涯怎麼會得知汪偽特工總部要加害於文強？文強當時以為他是潛伏於特工總部內的抗日分子，後來又以為他是中共地下黨員。其實，這些推測都不對。
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的2000年夏，因本書初稿中有關文強與金浪涯這一部分內容在《上海灘》雜誌發表，才使得文強與苦尋多年不知下落的金浪涯重新取得了聯係。這時，金浪涯（已改名為金樂一）才把一些情況告訴了文強。
金浪涯是於1940年7月去到上海的。當時因他所在的浙江省戰時政治工作第二大隊流動演出隊被要求集體加入國民黨，時任隊長的金浪涯征求大家意見，除一人外，包括金浪涯在內的其他人都表示不願加入國民黨。這個演出隊遂被宣布解散。
於是，金浪涯獨自去了上海，打算通過在《上海譯報》工作的一位朋友張啟明（寄寒）聯係投奔新四軍。
不料，當金浪涯投信到馬思南路郵局張啟明租用的郵箱後，即遭到日本憲兵隊會同法租界捕房的逮捕。原來，張啟明已被列入公開通緝的83人名單之中，那郵箱已被控製，金浪涯成了自投羅網。
因他當時無黨無派，剛到上海，也沒有什麼活動。關了50多天後獲得釋放。在獄中，金浪涯見到了當年在忠義救國軍第一支隊政訓處同事的曾鐵如（又名曾剛），知道他曾受過電刑折磨，但仍堅持抗日立場不變。出獄後，金浪涯借住於親友家。一天，碰見了原在忠義救國軍第一支隊第三大隊任軍需的韓誌強，老熟人相逢於亂世中的“孤島”，自然十分親熱。言談中，金浪涯方得知韓誌強、張興雄等一夥人已投靠了汪偽特工總部，在萬裏浪手下作惡。他便有意與韓誌強等人多接近，打探情況。
韓誌強又引了比金浪涯早幾天出獄的曾鐵如來見麵。以後經過交談，金浪涯與曾鐵如彼此了解了立場，建立了信任，金浪涯得知，曾鐵如原在“孤島”從事地下抗日活動，被捕出獄後，日本人逼迫他就範，專門派了漢奸監視其行動，但他對日偽陽奉陰違，虛與委蛇，暗中繼續幫助抗日力量，並與文強的係統有聯係。
經多次與韓誌強一夥周旋，金浪涯得悉他們正打算要加害於文強以向日本人邀功。韓、張過去是招商局輪船公司船員，抗戰中參加忠義救國軍（韓誌強是上海八一三抗戰時的別動隊青訓班學員，張興雄是後來在浦東參加的忠義救國軍），都認識文強。金浪涯便向曾鐵如提出，要幫助文強躲過汪偽特工的毒手。他寫給文強的報警信，就是通過曾鐵如設法投遞的。
1939年冬至1941底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這兩年左右時間，是文強在上海“孤島”出生入死與日偽進行較量的艱難時期。
由於日偽特務機關的瘋狂活動，國民黨派駐上海租界的各秘密機關，如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中統局東南督導區及所屬上海分區機關，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行動大隊，第三戰區駐滬辦事處等，都相繼遭到破壞，有的被一網打盡，有的（如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被迫撤出上海。尚在“孤島”堅持鬥爭的，除去軍統局中央會計機關外，就隻剩下文強領導的軍統局策反委員會、陳恭澍領導的軍統局上海區和吳開先領導的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了（上海統一委員會於1942年3月遭到破壞，吳開先等被捕）。
從1941年初開始，汪偽特工總部與日本憲兵隊聯手，對潛伏在上海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展開了“地毯式”大搜捕。
文強同他手下的工作人員不得不日夜捉迷藏一樣與日偽特工周旋。
汪偽特工總部為了破獲文強的策反委員會，動員全部特工，以重金懸賞，從50萬元增加到150萬元，限在1941年雙十節前解決文強，或暗殺，或綁架均可。
因文強曾參與組建別動隊和別動隊改組後的忠義救國軍，又曾任忠義救國軍總部政治部主任，認識他的漢奸特務很多。凡認識文強的76號特工，都被派出密布於各國租界交通要道，監視來往車輛，跟蹤可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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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落魔爪
到了1941年秋，從許多渠道傳來的情報，已經使文強擔心日本會將戰爭擴大到太平洋。租界將再難保其“孤島”地位。他將有關情報及他的分析報告重慶方麵，卻遭到批評，認為他輕信流言蜚語。
經過多次電報往返，重慶方麵才有所注意，但仍未敢全信。文強身邊的參謀長沈忠毅也說：
“難道小日本想吞大象嗎？曆史上哪有這樣的事！”
文強笑他是書生之見。
更大的災難在驟然間降臨。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下午，再過幾天就要立冬了，天氣已經轉寒。文強在西裝外套了一件夾大衣，拿上禮帽，正準備去巨籟達路曹汝梁工程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