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臨危受命進“孤島”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所
謂“還都典禮”
1939年8月，潛至上海法租界領導國民黨地下抗日鬥爭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在給國民黨中央的報告中說：“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厲”，因此請求中央“速派妥員來滬主持肅反工作，鼓勵民氣，堅強陣線。否則阻礙甚多，工作不易開展。”
不料，就在這前後，專門在上海“孤島”主持這種“肅反工作”的軍統局高級骨幹、即將與戴笠結成兒女親家的軍統局上海區區長王天木，竟也投降了汪偽，不久還當上了汪偽“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和平救國軍”總指揮！
蔣介石聞訊大為震怒。鑒於國民黨黨、政、軍各方麵潛伏於上海租界中的抗日地下機構人員不斷被汪偽漢奸拉下水，他嚴令戴笠盡快扭轉局麵，並且要實行有力反擊，對汪偽漢奸隊伍進行策反。
戴笠又選中了文強。
於是，文強臨危受命，被調離忠義救國軍總部，到上海租界擔任軍統局策反委員會少將主任委員，專門進行對汪偽頭目的策反工作。
同時，他還奉命作為戴笠的代表，出席剛建立起來的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並兼任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處長。
臨行前，文強應他的堂叔、時任駐廣德的忠義救國軍支隊（團）政訓室主任的文科世之請，為他們舉行的軍民聯歡會題寫了一副對聯：
痛此際河山破碎，傀儡登場，助寇逞橫行，禽獸衣冠能幾日？
喜今朝盛會聯歡，軍民合作，犁庭操左券，中華旦複有千秋！
7月裏的一天，文強裝扮成從事黃金交易的商人，帶著裝扮成隨從的副官李錫年、裝扮成家眷的女譯電員程秀華，從當時遷駐於浙西孝豐縣的忠義救國軍總部出發，經金華、溫州，由水路去上海。
為了旅途安全，他特地選乘了一艘意大利輪船公司的客輪，認為德、意、日三國是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的法西斯軸心國，日本人對這艘船會客氣一些，檢查不會那麼嚴。
不料，這反而使他們陷入了危險境地。
輪船從溫州剛出海不久，就出乎意外地被日本軍艦攔截，日軍上船檢查後，竟將船長逮捕，並把輪船押到定海海麵停泊下來。
時值盛夏三伏，船上載有生牛皮，幾天就爬出許多黑色蛆蟲，臭氣四溢，叫人難以忍受。滿船乘客怨聲載道，哭啼吵鬧，惶惶不可終日。
文強他們更為焦急，因為不知道輪船被扣的原因，擔心被日軍發現自己真實身份，還擔心被日軍搜出藏在行李中的密電碼本……
在焦急中苦熬了十多天，終於得到消息：原來船長是個白俄，假冒意大利人，被日軍發現而遭到扣押，輪船也被日軍沒收。
文強探明情況後，一方麵以商人身份向日軍檢查人員交涉，一方麵暗中串連鼓動乘客集資向日軍檢查人員及翻譯行賄。送上500元左右的賄賂後，日軍檢查人員才同意將全船乘客用一艘日本商船轉送上海。
經過這一番折騰，文強一行到上海時已是秋末冬初了。
在未得到文強一行如期抵達上海的消息前，重慶及上海方麵的軍統局人員自然引起一片恐慌。直到得到文強以“萬裏安”化名給重慶發去的平安電報，戴笠等人才鬆了一口氣。
此時的上海租界，盡管屬於租界當局管轄，但已成為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淪陷區中的“孤島”。日偽宵小之徒仗著軍事上的進展，在租界橫衝直撞，囂張已極。租界當局則畏敵如虎，有的甚至為虎作倀，治安狀況十分糟糕。
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派往租界從事情報、鋤奸、策反等抗日地下工作的機構、人員，租界當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視為招災惹禍的贅疣，必欲除之而後快。因此，在租界進行抗日活動，有如腹背受敵，舉步維艱。
就在文強赴上海租界投入抗日地下鬥爭的路途中，1939年8月28日，汪精衛在上海滬西公共租界極司菲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原安徽省主席、老牌軍閥陳調元的廢棄宅院內，召開了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
9月初，汪偽特務頭子丁默邨、李士群便在這裏設立了特工總部。
到1940年3月汪偽政權在南京舉行所謂“國民政府還都典禮”儀式粉墨登場時，“76號”已發展成一個功能完備的龐大特務機構。他們采取收買、敲詐、綁架、暗殺等各種手段，拉攏和發展漢奸勢力，重點打擊國民黨的地下抗日機構，鎮壓一切愛國團體和愛國人士。據當時在汪偽集團內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副秘書長和汪偽政府邊疆委員會委員長、司法行政部部長的羅君強於1969年病故前寫於上海市監獄中的回憶稱：76號特工總部主要是“對蔣幫特務中統、軍統進行殘酷的鬥爭，當然，對中共方麵也不會客氣的。”他曾親聞李士群在一次會議上高呼：“左手消滅藍衣社！右手打倒CC團！”可見汪偽特工對國民黨特工和地下抗日人員的不共戴天之恨——國民黨上海市地下黨部的張小通被汪偽特工逮捕後，就被他們十分殘忍地肢解幾大塊處死並以硝酸毀屍。
因為汪偽特工總部的各種暴行劣跡，其所在地區當時被人們稱為“歹土”，“76號”被稱為“歹窟”、“魔窟”，汪偽特工則被稱為“滬西歹徒”。
有意思的是，汪偽特工總部頭子丁默邨、李士群，以前都是中共黨員，後來投向了國民黨，此時又成了漢奸。而前來與他們進行殊死鬥爭的文強，以前也是中共黨員，現在卻代表著國民黨方麵的抗日力量。
文強到達上海後，先到設於法租界的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接上了頭。
辦事處設在一處弄堂裏，是一幢普通民房。這裏是原忠義救國軍交通站負責人蕭煥文世居的老家，長期作為忠義救國軍在上海的交通站。
蕭煥文是湖南湘鄉人，與忠義救國軍代理總指揮（前軍統局上海區長兼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處長）周偉龍是同鄉。此人警察出身，當過小警官、小店主，三子二女都是忠義救國軍成員。此時女兒作了軍統局上海區交通，一個兒子作了上海區行動人員，一個作了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秘書。
文強與蕭老頭早就認識，但對此人素無好感，看不慣他那種阿諛逢迎、陰一套陽一套的市儈嘴臉。
見麵沒談上幾句話，蕭老頭就又吹噓起他與忠義救國軍代總指揮周偉龍的同鄉關係，並向文強表示，希望能給他和子女在策反委員會裏安排位置。
文強想到，這種唯利是圖之輩，太不可靠，在私利驅使下，隨時有叛變投敵的危險。為了穩住他，文強幹脆說要向上級報告，推薦其擔任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處長。
蕭老頭聞言，眉開眼笑，對文強分外殷勤。
文強向他打聽葛世明的情況，才知道就在文強一行到達上海之前不久，葛世明因被英國租界當局發現了重慶特工報務員身份，已被驅逐出境。
文強安排好向重慶方麵發電報後，當晚即離開蕭家，住到了另一處醫院中。
以後，他致電重慶軍統局本部，提出他不再兼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處長，保薦蕭煥文擔任此職。同時，他要求不與忠義救國軍辦事處合用電台，而另外單獨設台。這些都得到批準。
從此，他與蕭家很少再發生橫的聯係，他的住處及行蹤也對蕭家保密。
幸好有此警惕，以後使他免掉了一場劫難。
戲劇性的綁架事件和傳奇性的綁架者
文強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跑馬廳租了一幢兩樓一底房屋，以杜月笙開設的金子交易所為掩護，作為策反委員會辦公處，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危險很快就降臨了。
這年底的一天，文強因常戴的一頂灰色呢帽已戴了多時，不利於變換裝束，決定再買一頂帽子。他想到附近南京路上就有賣帽子的商店，沒有多遠，不用乘車，也不需帶保鏢。
他冒著寒風，獨自走了出去。
他很快就買好了帽子。
不料，剛走出商店，突然被兩個大漢撲上來一左一右夾住了胳膊。旁邊還跟著兩個人。
一切都發生在極短的一刹那間，文強還未叫出聲來，便已被幾個人塞進了停在路邊的一輛汽車裏。
坐定後，文強定神一看，才認出綁架者中的一人是八一三抗戰時他參與組建的抗日別動隊何天風支隊的參謀主任李燮宇。
李燮宇此時橫眉怒目，對文強狠狠地說：
“想不到今天遇到了將軍，有仇報仇……”
文強聽了一愣，緊張地琢磨著他這句話的意思，盤算著擺脫困境的辦法。
汽車飛快地向滬西開去。不一會兒，到了百樂門酒店。
文強被帶進一個房間。進屋後，他一眼便看見一個凶神惡煞般的漢子坐在沙發上。
原來是丁錫山。
丁錫山就是在八一三淞滬抗戰時被文強等人提議保釋出獄的那個已判死刑的綁匪。
投身抗戰後，在1938年春夏間，他曾受日偽南橋維持會長李天民引誘，率隊投降日偽，編為浦左保安隊。但他很快又設計誘殺了李天民及日軍代表，率部反正歸來，編為忠義救國軍駐浦東地區的第八支隊，他任隊長。
文強代表忠義救國軍總部到浦東巡視時曾與他見過麵。
以後，丁錫山領導的八支隊又與南彙縣長於陶生領導的忠義救國軍第四支隊、川沙縣長李子明領導的忠義救國軍第三支隊發生火並。因忠義救國軍是原別動隊改編而成，因而他們之間的內戰被當地群眾譏為“別吃別（鱉吃鱉）”。因他們的隊伍時常騷擾民眾，匪氣較重，又被當地群眾稱為“十一軍”（“十一”二字即拆開的土匪的土字）。
1939年10月，丁錫山被已降日的原別動隊上司何天風騙至上海，在日偽威逼利誘下，他再次率隊降日，編為日偽和平反共建國軍第十二路軍，丁錫山任中將司令。
文強到上海後，已將丁錫山列為策反對象，尚未來得及與之接觸展開工作。
這時，隻見丁錫山滿臉殺氣，怒目圓睜，掏出一支手槍啪地放到麵前茶幾上，對文強厲聲嚷道：
“文將軍，你來得好，沒想到會撞到我的手上。老子今天要為天風大哥報仇！殺不了蔣介石、戴笠，殺了你文強也可解心頭之恨！”
丁錫山所說的天風大哥，是指他的紅幫拜把大哥何行健，號天風。
何天風原在八一三抗戰時是別動隊第一支隊隊長，後來做了忠義救國軍第二支隊隊長、淞滬指揮部指揮，因叛變投敵，當上了汪偽反共救國軍第二路司令。
就在文強被綁架前的12月25日聖誕節前夕，汪偽特工總部大宴群醜，酒醉飯飽之餘，漢奸特務們紛紛到夜總會去跳舞作樂。玩樂至聖誕節淩晨，何天風與原軍統局上海區助理書記、叛變投敵後當上了汪偽特工總部第一處處長的陳第容（陳明楚）一起，步出滬西愚園路惠爾登舞廳時，在門前突遭軍統局行動人員開槍製裁。
槍聲一響，當時正走在何、陳二人後麵的王天木立即轉身往舞廳內奔逃，情急之下逃入女廁所裏躲藏，才僥幸脫險——但事後卻引起李士群等人懷疑，將其逮捕下獄關了一段時間，後由周佛海保釋出獄。
這一製裁行動是由陳恭澍領導的軍統局上海區負責的，與文強的策反委員會無關，但因都是軍統，丁錫山就把賬算到文強頭上了。
文強見事已至此，隻得靠自己隨機應變扭轉危局了。他急中生智，大喝一聲：
“且慢，看你後麵！”
趁丁錫山猶疑後顧的一瞬，文強飛步上前將那支手槍奪到自己手中，並將槍口抵著丁錫山的頭部，
丁錫山嚇得倒在了沙發上。
文強舉目一掃，隻見丁錫山的手下嘍囉在房間門口以四五支槍對準了他，他大聲吼道：
“誰敢動手，我先製裁了他！”
丁錫山的嘍囉們誰也不敢妄動。
這樣僵持了一會兒，文強才緩和了語氣，既對丁錫山，也對其他人朗聲說道：
“丁錫山啦丁錫山，你真是忘恩負義！我是冒著生命危險來救你脫下漢奸皮，你反而不知好歹。何天風就是因為當了漢奸，賣國求榮，我中華兒女人人得而誅之，你想過沒有，你今天要殺了我為漢奸報仇，明天為我報仇的中國人何止千萬！……”
一席話說得丁錫山等人泄了氣，丁錫山一下子跪倒在文強麵前，連聲求饒。
文強不知其是否有詐，正在為難時，房門外聞聲走來兩個長衫馬褂老人。
這兩個老人，一個是龔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吳佩孚手下的鹽務統領；另一個是高漢聲，湖北人，曾任民國初年國會議員。兩人都是上海紅幫頭領，已被文強舉薦為策反委員會委員。
兩人聽到文強的聲音走來，一看這屋裏情景，忙推開堵在門口的幾個嘍囉，進門問明緣由後，高漢聲狠狠打了丁錫山幾下耳光，罵他不是東西。
丁錫山趕緊雙膝跪行到兩位老人麵前，求兩位大哥救命。
兩位老人指著丁錫山的鼻子將其臭罵了一通。丁錫山痛哭流涕表示悔過。其他嘍囉見狀，也紛紛跪下求兩位大哥寬恕。
文強將繳到手的那支手槍交給了高漢聲，又對丁錫山作了一番規勸。最後，高漢聲與龔春圃兩人護送文強安全離開了百樂門酒店。
回到住處，文強才發覺自己背心已被冷汗濕透。
文強以後又通過各方渠道對丁錫山繼續進行策反。但遺憾的是，他尚未見到成效，就發生了軍統局上海區長陳恭澍於1941年10月底被捕叛變事件，陳恭澍出賣了文強和其他許多軍統局潛伏人員，文強無法立足，奉命撤離了上海。
丁錫山所部在此之前已被改編為汪偽和平建國軍暫編陸軍第十三師，丁任中將師長。就在這年10月調防浙江嘉興地區。
次年夏移駐紹興後，丁錫山終於在年底抓住機會，率部棄暗投明。
但其反正計劃卻被副師長李燮宇和二十六旅旅長宋立誌向日軍告密，部隊遭到日軍攔截。除二十五旅李啟蒙部突圍投向國民黨第三戰區外，丁錫山與二十六旅和師部教導團均被日軍繳械。經汪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丁錫山被判處無期徒刑，先監禁於南京，後移解鎮江模範監獄。
1944年3月18日傍晚，丁錫山舊部周士熊等12人在蘇南地區新四軍支持下，潛入鎮江，武裝劫獄，將丁錫山等十餘名被汪偽當局判處15年以上徒刑的政治犯全部成功救出。
在群眾幫助下，他們經新四軍控製的丹陽，由丹北抗日民主政府派新四軍部隊護送到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經數月學習參觀後，新四軍出於維護國共合作抗日大局的考慮，由蘇中分區派人將他們護送回到浦東，重歸忠義救國軍建製，丁錫山與馬柏生合組忠義救國軍馬丁行動總隊，丁任少將副總隊長。
抗戰勝利前後，丁部先後被編為別動軍十二縱隊二支隊、交警總隊第二大隊。1946年6月，丁部奉命開赴膠東打內戰，丁錫山因不願參加內戰，被免去職務，隻留了少將專員空銜。
丁錫山回到家鄉，將他在抗戰勝利前夕私自購買的一批武器彈藥暗中售與中共軍隊，並與中共取得聯係，於1947年8月率親信20餘人投奔蘇中解放區。
次年2月初，經中共華中工委批準，丁錫山成為中共特別黨員。並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蘇浙邊區遊擊縱隊司令員（化名丁旭文），率60餘名指戰員，由海路到奉賢縣秘密登陸，準備在家鄉發動群眾開展武裝鬥爭迎接解放。
不幸因先遣人員被捕，無人接應，加上丁錫山的舊部告密和外甥叛變，他們於2月13日深夜在奉賢縣錢橋西南石橋頭外胡家碼頭登陸時，遭到早有準備的國民黨大軍圍剿。
激戰數日，左衝右突後，他們被圍於（今青浦縣沈巷鄉安莊地區龍浜村）一獨圩內，苦戰數小時後，丁錫山等14人壯烈犧牲，副司令兼政委湯景延（即曾奉命率新四軍通海縣地方自衛團以“詐降”策略挫敗日偽清鄉計劃的著名“湯團事件”負責人）等42人被俘。湯景延於1948年5月14日壯烈犧牲。
——人生道路往往會出現令人意料不到的曲折起伏。當年在上海“孤島”，文強對丁錫山進行策反時，他倆誰也想不到後來的命運會有如此戲劇性的變化。當丁錫山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時，文強卻在淮海戰役中成了解放軍的俘虜。當丁錫山壯烈犧牲成為革命烈士時，文強卻作為“國民黨戰犯”被關進了戰犯管理所。
不過，當時在上海“孤島”，他們誰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未來的人生道路會有這樣的變化。
出生入死鬥敵偽
文強闖過了“丁錫山綁架”的險關後，在抗日地下工作中又接連遇到危險。
一次，文強接到一個湖南籍醫生的電話，約他去四馬路湖南餐館吃飯。湖南餐館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喜歡在那裏同湖南籍的黃埔同學或同鄉會麵。可是那天剛好他有另一個重要約會，他便打去電話告之不能赴約了。
後來他才知道，原來那天汪偽特工設下了埋伏要在那裏抓他。幸好他沒有去。
又有一次，文強應龔春圃之邀到法租界大世界附近八仙橋有名的錦江川菜館去共進晚餐，龔春圃要給他談談最近了解的一些南京汪偽動態。共餐的還有高漢聲和龔春圃的一個侄子。
他們坐在二樓特設的一間被女老板董竹君稱作“特別間”的雅座裏，室內燈光柔和，陳設雅致，專供文人雅士、各界名流用餐。國、共兩黨的抗日地下工作者常以此處作為談話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