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身經曆了蘇聯共產黨內殘酷鎮壓反對派鬥爭的蔣經國，對共產黨的信念已徹底破滅，回國後即轉而加入了國民黨。但蔣介石對他這個共產黨“托派”兒子不放心，特地將他安排到江西，交給政學係頭頭、被譽為“智多星”的熊式輝“調教”。
這時，熊式輝已發表蔣經國為江西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少將副處長，同時讓他在開辦於南昌郊區梅嶺的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所擔任軍訓總隊長。熊式輝對這位“太子”，感到重不得也輕不得，加上對共產黨的所謂“托派”問題又一點不摸底（其實當時連中國共產黨內的許多人也弄不清楚“托派”到底是怎麼回事），作為蔣經國的父輩，熊式輝又難以同他深入交流，感到很是難辦。
一次，熊式輝聽戴笠談起經他推薦提拔為忠義救國軍總部政治部主任的文強如何能幹，又得知文強與蔣經國同輩，年長蔣經國兩三歲，也是從共產黨轉變到國民黨方麵來的……熊式輝便馬上報告蔣介石，獲得批準，決定由文強來對蔣經國進行“友教”。
文強明確了熊式輝交給的這一任務後，表示一切聽從老前輩指點。熊式輝告誡他，這個飯店裏開的房間對外保密，隻供文強和蔣經國二人見麵使用。熊式輝還具體布置了每月定時在這裏見兩次麵，由文強給蔣經國講解國內外政治曆史和形勢，也可先由蔣經國提出有關問題，文強針對問題做好準備再作講解。熊式輝最後說：
“總之，就是要防止他胡思亂想，誤入歧途，危害國家的抗日大計。”
熊式輝已安排好了一桌宴席，除去擔任“調教”的熊式輝、擔任“友教”的文強外，還有受聘擔任“科教”（專門講授科學知識）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礦冶專家孫越崎，連同蔣經國，共兩老兩少四人入席。
席間，孫越崎老先生向蔣經國問起歸國感想。蔣經國歎道：
“我在蘇聯十年有餘，認真學習，努力工作，卻被斯大林打成托派，受盡苦難，一言難盡。其實，托派究竟是什麼？我全然不知。回到國內，父子全家團聚，我的妻子兒女也被父親視為親生骨肉，我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蔣經國還談起他在蘇聯特別是在“紅都”莫斯科的一些見聞。他認為，所謂“托派”，完全是斯大林為強化獨裁地位、排除異己而加給反對派的罪名。斯大林所謂的馬列主義，隻不過是幌子，真正目的是為了實現其彼得大帝大俄羅斯主義的野心，稱霸世界。
在座諸人聽得感慨萬分。
宴席後，文強即興題詩一首贈給蔣經國：
烽火連天此獨幽，幾多歡樂幾多愁。
百花洲上玲瓏月，西子窗前笑語稠。
國事蜩螗天尚暑，河山破碎日長憂。
舉杯欲問歸來客，十載紅都何處優？
以後，文強便每月兩次到南昌為蔣經國講授中國黨派史、政治史、抗日戰爭史等課程。前後共講了十多次。每次課後，文強都得寫出彙報。這些彙報他都留存了副本，但以後在戰亂中都散失了。
因年齡相近，兩人在漫談式的講課中漸漸成為朋友，蔣經國對父親不敢講的一些話，也對文強講。
文強沒有對蔣經國隱瞞自己曾是中共黨員的事實。
蔣經國曾在中山大學挨過王明一夥的整，文強也在中共黨內遭受過中共“左”傾路線的打擊，兩人因而在許多方麵更有共同語言。
在與蔣經國的交談中，兩人探討了蘇聯共產黨黨內鬥爭所反映出的問題及共產國際與中國關係問題。蔣經國講起蘇共黨內對反對派的大清洗，談到一些駭人聽聞的事例時，仍有不寒而栗之感。這給文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這些交流，自然使文強從感情上更加遠離中國共產黨了。
一封建議信
1938年“七七”抗戰一周年時，文強在屯溪主持了盛大的紀念活動，活動期間，他還組織忠義救國軍政工隊舉行了大規模的抗敵宣傳演出，演出了當時戲劇工作者集體創作的話劇《放下你的鞭子》、田漢創作的《回春之曲》、陳白塵創作的《火焰》、洪深創作的《飛將軍》等。連續演出了幾天，轟動一時，吸引了當地和附近許多愛國青年投奔到忠義救國軍來。
事後，當時的皖南行署主任戴戟曾向俞作柏發牢騷說：
“你們的演出把屯溪青年都吸引過去了……”
可見這次抗敵宣傳活動的影響之大。
文強在這方麵投入了滿腔熱情和很大的精力。
一次，文強到武漢述職時，戴笠約他到漢口法租界巴黎街寓所一談。戴笠對他說：
“老兄派劉人奎參謀送給我的那封信，建議招收青年學生受訓的事，我同好幾位老大哥交換過意見，準備明晚更具體地談談。這事須得報請校長批準後才好。你是建議人，明晚親自來當麵談談。”
原來，文強在進行部隊收容工作中，在經過的蘇、浙、皖、贛四省，看到千千萬萬失學失業的青年男女，逃奔大後方，顛沛流離，自生自滅，無人過問。葛世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心裏十分著急。
為國家民族計，他寫了一封建議信，希望設立專門機構來對這些流亡青年進行收容救濟，並挑選其中失學失業的青年學生，給以戰時短期訓練，然後安排到戰時崗位上服務，既讓他們能為國效力，各得其所，也算是為國儲才的百年大計。
建議信寫成後，他就叫劉人奎送到武漢交給了戴笠。
而戴笠在複興社撤銷，軍統局成立後，為了趁抗戰之機發展自己的隊伍，也早有招收、訓練青年的考慮，看了文強的建議信，正中下懷。
次日晚餐後，文強如約前往，相繼而來的有胡宗南、桂永清、康澤、鄭介民、梁幹喬等一批原複興社骨幹。文強的這份建議信，他們都已看過。
戴笠叫文強著重談了其中招收青年學生訓練的設想。文強認為大家都已看過他的建議書，就不具體談了，隻是強調了一下：
“我看逃難的青年男女學生，好像白紙一樣，要染成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我們如不爭取，必為延安所爭取，或者被CC係所掌握。”
他站在此時的思想立場上，自然認為延安中共方麵還是“左”傾那一套，因而他不希望這些青年被延安爭取過去。而對於把持國民黨黨務的CC係，他和許多黃埔軍校出身的軍人都視之為不幹正事的“黨棍”、“政客”，也是瞧不起的。
文強說完後，在座諸人都講了些意見。
胡宗南談到，他和戴笠已經分頭作了一些這方麵的工作，但遇到困難很多，河南以鄭州為中心，從平、津、保等地逃來的青年學生更多，還有從蘇、魯、皖等省逃來的……非有專款和專設機構才行。此事若沒有蔣介石的批準不可能辦好。
言談間，有人提起與CC係爭奪青年的問題。又有人提出，在給蔣介石寫報告時，不可提與CC係爭的話，而隻能寫成與共產黨爭奪青年，而且要講得越厲害越好。這樣才容易得到批準。在商談中，他們考慮到，既然CC係已經掌握了黨權，又掌握了教育部，完全不讓他們插手是辦不到的，最好把要花錢的事，如要求繼續升學的，全家逃難要救濟的，都推給二陳去辦。
文強怎麼也想不到，他的這一個原本是既為青年著想又為抗日救國大業考慮的建議，後來卻變了樣，竟使得許多一心報國的熱血青年慘遭不幸。
桂永清擔任教育長的戰時青年幹部訓練團，從武昌遷到重慶綦江縣後，以“共產黨嫌疑”罪名逼供炮製假案，竟然殘酷活埋200餘人，造成震動陪都的“戰幹團慘案”。
康澤成立的青年訓導團、訓導隊及反省機構，成為囚禁有誌青年的變相監獄。
胡宗南在西安和蘭州設立的青年勞動營，也成了關押和迫害有共產黨嫌疑及親共傾向的青年的法西斯集中營。
然而，這一切都是以“抗日”和“革命”的名義，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誌集中，力量集中”等冠冕堂皇的口號下作出來的。
做媒受挫
回到忠義救國軍總部後，文強忽然收到寄自上海的一封信和一件包裹。
他打開一看，驚奇得叫出聲來：竟是他以為已經在日機轟炸下遇難，記憶中早已淡忘的那位萍水相逢的青年女教師葛世明寄來的。
原來，葛世明乘坐的輪船並未被炸，而是順利到了武漢。她通過文強介紹的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簡樸，安排參加了戰時訓練班，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現已畢業分配到上海從事敵後工作。她與在長沙的周敦琬也取得了聯係，並從周敦琬處得知了文強的地址，特寄來手織毛衣兩件，請文強和劉人奎兩位恩人笑納。
文強喜出望外，趕緊打電話告訴了劉人奎。劉人奎自然也高興萬分。
1939年春，文強奉命率忠義救國軍總部參謀處長郭履洲、軍需處長周家禮組成的視察組，到上海、浦東、江陰、無錫、常州等地視察活躍在遊擊區的十多個忠義救國軍遊擊支隊。為時半年多。
當文強一行視察到了江陰時，在那裏的總部副指揮兼淞滬指揮官楊蔚告訴他們，忠義救國軍第五、第七兩個支隊與新四軍發生了摩擦，新四軍被俘十餘人，已經軍法審判，由楊蔚批準“就地槍決”。
文強知道楊蔚和五支隊隊長阮清源都是反共頑固派，對事情的處理顯然帶有政治因素。他便以大敵當前，不可自相殘殺，有問題可向新四軍軍部提出，以和平方式調處解決等道理，先說服了視察組同仁，然後以總部視察組名義提出要過問此事，繼而說服了楊蔚，將原定的立即槍決暫緩執行。
文強又對新四軍被俘人員逐一訊問，查驗身份。為首的一名姓蔣的青年軍官，自述原為廣西部隊中的排長，因參加淞滬抗戰被日軍打散，後為新四軍收容，作戰有功，提升為大隊長。文強查驗了他的證件，向楊蔚提出將他們一律釋放。
楊蔚與阮清源堅決反對，雙方發生激烈爭論。但畢竟文強是總部政治部主任兼淞滬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又是總部視察組組長，所依據的又是團結抗日的大道理，在當時的抗日高潮中誰也不好反對。最後，由郭履洲作和事佬，提出折中辦法：由文強將蔣某一人保釋，帶回總部“教育”，其他人員由五支隊負責教育釋放。
——後來楊蔚與阮清源是否將那些新四軍人員釋放？文強不再知道。蔣某在文強身邊工作了半年，後由文強保薦進入中央軍校受訓，以後再無聯係。
文強一行視察到澄、錫、虞地區時，會到了正在那裏的總部聯絡參謀劉人奎。
文強這時才聽劉人奎講了他年初在江陰與日偽軍作戰時身負重傷，死裏逃生的經曆。
原來，劉人奎於上年秋被俞作柏派到江陰任總部聯絡參謀兼第六支隊政訓室主任。他經溫州到上海轉赴江陰，到了以後，才知道第六支隊是個空架子，隻有一個連隊，後來向第五支隊借了一個連，才勉強湊成一個兩三百人的支隊。而五支隊則有兩三千人，在無錫、江陰一帶控製了許多地方，不讓六支隊插足。
這年春初，日偽軍向江陰、常熟一帶掃蕩。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得到情報，先就悄悄撤走了。六支隊的副指揮劉希文和許多戰士都表示要打，堅決不撤。劉人奎就和他們一起找好有利地形，在一處河港交叉、背靠山邊的橋頭設下了埋伏。
但畢竟敵軍人多勢眾，火力又強，仗打起來不久，劉希文就帶著一些人不告而撤了。劉人奎和剩下的十來個戰士自然成了給他們打掩護。
經過半天惡戰，這十來個人死傷慘重，活著的也相互失去聯係，各自落荒而逃。
劉人奎在激戰中身中三彈，仍堅持戰鬥。子彈打完了，他把槍扔到河裏，爬到一個亂草堆裏躲藏起來。
幸好這時天已黑了，敵軍集合撤離，沒有進行仔細搜索，他幸免一死。
敵軍走後，當地群眾來戰場搜尋，才發現了他，把他背到一老鄉家裏，請了鄉醫為他治傷。但他左肩上中的是毒瓦斯彈，鄉醫無法醫治，又把他送去上海租界中的醫院，才治愈歸來。
因為這次戰鬥，俞作柏以忠義救國軍總部名義發給劉人奎200元獎金，並報請軍委會給他頒發了“忠勇”勳章，還將他晉升為第十九支隊上校副指揮——十九支隊也是個空架子，得要他設法去招兵買馬，把汪偽軍隊策反過來。他作了一些策反工作，但一無所獲。
文強結束了在無錫地區的視察後，特意將劉人奎帶上，跟隨視察組去上海。
組內其他人，甚至劉人奎本人都不知道，文強暗自打算借此機會讓葛世明與劉人奎見麵，爭取解決兩人的婚姻大事。
到上海後，他們一行住進了法租界東方飯店。次日早上，茶房通報有一女士求見。文強迎出去一看，來人是一打扮時髦的年輕女郎。
文強正感到似曾相識但又記不起是何人時，女郎已開口直呼他：“大恩人！”
文強這時才驚喜地認出她就是葛世明。
文強連忙請她入內，又把劉人奎叫來相認，另外兩個參謀也叫出來作了介紹。
文強對葛世明詫異道：
“我正打算按你信上地址與你聯係呢。我們昨晚才到此地住下，你怎麼今天一早就找來了？你是怎麼知道我們行蹤的？”
葛世明笑道：
“我畢業後就分配到忠義救國軍駐滬辦事處服務。你們都是我的長官。一月前我們就知道了文將軍要率小組來淞滬視察，你們住進這裏，也是我們辦事處安排的呀！”
文強等人這才恍然大悟。
早餐時，文強對葛世明說：
“記得那次在蕪湖分別時，我知道你和劉參謀都未婚，才提出要你們交個朋友，後來因戰亂你們未能聯係上。目前年輕人以抗日為重，但婚姻也是人生大事。不知二位現在意見如何？”
葛世明略顯羞赧地低頭表示“一切由恩人做主”。文強高興道：
“那就好了！我願作你們的證婚人，也願作你們的家長代表。舉行訂婚儀式的一切都由我準備。雙方交換金戒指一個、男用女用手表一個，訂婚酒席一桌，都由我在特別費中開銷……”
文強說得眉飛色舞，掉頭一看，才發現劉人奎麵露難色，沒有表態。文強急忙追問，劉人奎尷尬地說：
“我對葛女士並無意見。隻是……我已經同另一女士訂了婚……”
文強聞之，這才明白自己的滿腔熱情隻是一廂情願，差點把好事辦糟。他知道劉人奎不會說假話騙他，也不便追問那位女士是誰（後來才知道是忠義救國軍政工隊一位姓宋的女兵），隻是連聲自責。
文強轉而安慰葛世明說，如果信得過，今後一定為她另擇佳婿。
葛世明倒表現得十分大度，坦然聲明對劉人奎參謀並無抱怨之意。文強這才放下心來。
文強此時並不可能想到，葛世明將來會成為他的妻子……
內戰與外戰
當文強一行視察回到屯溪忠義救國軍總部時，得知總部發生了一起“反革命組織”案件。但他不知其詳。
此前，戴笠曾向他探問過，說是有人告發劉人奎與中共方麵有往來，他為劉人奎作了辯護，勸戴笠說，國共合作抗日時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戴笠也就未再追問。
據劉人奎在30多年後回憶，此案由忠義救國軍總部參謀處破獲，抓了兩人，一個是名叫張也的參謀，判了15年徒刑；另一個是姓李的政工隊（即文工隊）女兵，人稱李大姐，被判了死刑。
劉人奎回憶說：“我和別的進步分子，李大姐、張也等，在屯溪聯絡過新四軍，組織過‘抗日同誌會’，但不久便被破獲了。”“實際那個組織——抗日同誌會，是我們三人搞的，因為我先兩個月離開了屯溪，未牽連進去。文強那時很為我擔心，但我始終沒有告訴他，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由於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共同對敵的大氣候，也由於俞作柏、文強與張雲逸、袁國平間良好的私人關係，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這兩支活躍在江南的抗日部隊，那時雖有摩擦，但並未像後來那樣形同水火。
到俞作柏與文強先後被調離忠義救國軍總部後，國民黨方麵的反共頑固派活動也日益發展，以後這兩支部隊的關係也就日益惡化，內戰不斷。形成令人痛心的局麵。
不過，當時並不隻是在國民黨軍與新四軍之間有摩擦內戰，在忠義救國軍內部也一樣有過內戰，如丁錫山領導的忠義救國軍八支隊（駐浦東）就與南彙縣長於陶生領導的四支隊、川沙縣長李子明領導的三支隊發生過火並。因忠義救國軍是原別動隊改編而成，這種內戰便被當地群眾譏為“別吃別（鱉吃鱉）”。
此外，在忠義救國軍與第三戰區顧祝同領導的國民黨正規軍之間，也矛盾重重，一度鬧到蔣介石想要撤銷忠義救國軍的地步，後來是與戴笠關係密切的胡宗南從中斡旋，將其部下親信師長馬誌超派去接替了周偉龍的忠義救國軍總指揮職務，才平息了這一風波。
不可否認，忠義救國軍這一支特殊的遊擊部隊，同抗日戰爭時期形形色色的眾多遊擊部隊一樣，在民族解放戰爭史上寫下了自己獨特的篇章。
誠然，因其基本隊伍係舊時幫會成員和在民族大義感召下收編的土匪，政治素質差，又缺乏有力的紀律約束與思想政治工作，當中國軍民的反侵略事業受到挫折，抗戰轉入艱苦的相持階段時，忠義救國軍不少官兵甚至高級指揮員叛變投敵，成為汪偽政權的走卒。以致在後來那部著名的“革命樣板戲”《沙家浜》中，忠義救國軍被刻畫成了“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土匪和勾結日本侵略者的漢奸，成了人所共知的反麵形象。
不過，即使如此，在那出“樣板戲”中也還不得不保留了忠義救國軍的“胡司令”曾與日軍作戰，被日軍追殺時得到中共地下黨員阿慶嫂救助方才脫險的情節——若抹殺這一情節，整個故事就無從講起了。
不能因為出過敗類就抹殺其他為國捐軀、為民族解放流血的忠義救國軍官兵的曆史功績（文強的堂弟文斐然，就在擔任忠義救國軍大隊長時，在無錫地區率部與日軍作戰壯烈犧牲）。
正因為有忠義救國軍官兵不怕犧牲，英勇戰鬥，打擊日偽軍，製裁漢奸，反掃蕩，搞破襲，所以日軍才對他們深感頭痛，將該軍稱為難於對付的“江南野鼠”。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專門成立了對付忠義救國軍的特戰班，汪偽特工總部也專門建立了“肅清渝忠義救國軍工作團”。
日偽軍為打擊忠義救國軍，多次發動清鄉、掃蕩。侵華日軍總司令部還在1943年9月底至10月初發動了目的在於“攻占並確保廣德附近，以摧毀敵忠義救國軍根據地，加強（京、滬、杭）三角地帶的治安”為目的的“廣德作戰”（又稱二十一號作戰）。以三個師團和一個支隊（以旅團為基幹）的強大兵力，攻占了忠義救國軍總部所在地廣德，並對其周邊地區進行了大規模掃蕩。忠義救國軍總部被迫撤往天目山區……
那些為民族解放事業而獻身，而流血戰鬥過的人們，不論其政治背景如何，都理應受到後代的崇敬與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