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當他入睡不久，又被劉人奎叫醒，說那女教師太可憐了，若不救她，可能會自尋絕路，希望文強大發慈悲給以打救。
文強深為劉人奎的善良意願所感動，考慮救助那女教師的辦法，隻有送她一筆旅費，讓她到武漢去投靠大後方戰時學校謀職。
於是，他拿出大洋10元，又寫了致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簡樸的介紹信，托他照顧安置。為了不讓她在武漢找不到簡樸再陷窘境，文強又加寫了一封給在長沙的妻子周敦琬的信，請她幫忙為之謀職。
他將錢和信交給劉人奎時，嚴肅地囑咐說：“注意軍紀，不得亂來。明日行軍時，隊伍後邊不許有任何女人同行。否則軍法必究。”
不料，第二天早上，辦事處全體人員出發時，不見劉人奎的蹤影。
文強騎在馬上往後看，隻見劉人奎領著一個女子匆匆趕來隨隊前進。
中途休息時，文強板著麵孔叫來劉人奎，嚴肅表示要以軍法對他進行追究。
劉人奎解釋說，他一早送那女子上火車時，隻見滿車都是傷兵，連立腳之地都找不到。若不保護這弱女子，難保她不被那些傷兵中的歹徒欺侮……
文強聽他言之成理，隻好說：
“既然這樣，就保護她到蕪湖碼頭，買好輪船票送她上船。”
到蕪湖後，正是用餐時間，文強叫劉人奎把那女教師帶來一起用餐。
席間，文強問起她的身世，得知她名叫葛世明，原籍浙江慈溪，這年24歲，未婚，家中父母雙亡，隻有一個弱智哥哥。
文強聽罷，快人快語笑道：
“葛小姐，看來我們劉參謀與你有緣，他現年27歲，也未婚。希望你到後方安頓下來後，一定與劉參謀互寄通訊處，交個朋友。”
一席話說得葛世明滿麵飛紅，劉人奎也顯得十分尷尬。
文強又向葛世明介紹了妻子周敦琬的情況，建議她若到了長沙可找周敦琬求得幫助。
不料，葛世明乘坐的船剛駛出後不久，就有日機來襲。
文強他們在南岸看到長江中一艘輪船被炸，燃起熊熊大火。辦事處人員都無不歎息說那定是葛世明乘坐的船，還有人說，想不到葛小姐路遇貴人打救，卻又遭此劫難，真是命薄如紙。
文強與劉人奎都不禁為之落淚，悲歎良久。
文強沒想到，葛世明並未遇難，後來還與他有了一段奇緣佳話……
初期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
文強派出的收容小組四出收容，冒著日軍的襲擊、尾追、轟炸，先後收容了3萬餘人，原別動隊的萬餘官兵隻收得2000人，除少數星散不歸者外，其餘都在上海抗戰中犧牲了！
在這期間，一次途經安慶危城時，文強與十年前在四川結識的好友於淵不期而遇。
那時，身為二十軍憲兵司令的於淵幫助文強逃離了軍長楊森的“清黨”毒手，而文強則在逃離前夕代表中共組織接收於淵成為共產黨員。
以後，他倆先後都遭受了中共黨內“左”傾路線的打擊，被開除了黨籍。
此時，他倆都已是國民黨軍隊中的指揮官。
隨川軍出川抗戰的於淵，比文強年長十餘歲，鬢發已白，但精神奕奕不減當年。戎馬倥傯，兩人隻簡短交談了幾句話，留下到武漢聯係的地址而別。
分手時，文強口占一絕相贈：
參商不相見，相見何蒼蒼。
東望煙雲蔽，嗚咽吊國殤。
於淵豪氣縱橫，斬釘截鐵地回應了一句口號：“還我河山！”縱馬消失在斜陽暮靄之中……
文強將收容到人員中的正規軍官兵歸入集訓部隊後，到了江西湖口，尚餘非正規部隊的抗日戰士1萬人。這批人員奉命集中於安徽的祁門縣曆口鎮和浙西的淳安、遂安兩縣整理訓練，更名為軍委會教導第一團。原別動隊一支隊何行健的殘部與毛森的遊擊幹部訓練班等合編為教導第二團。
1938年1月，前方辦事處奉命撤銷。文強改任軍委會教導總團部少將政訓室主任，負責收容部隊的整訓工作。他讓劉人奎在政訓室擔任督察組長，專門帶領政工隊進行抗敵宣傳鼓動演出。
當年春節，戴笠在祁門曆口的聯歡會上正式宣布：教導總團完成任務後改名為忠義救國軍。
戴笠後來給文強談起，取忠義救國軍這個名字，是因為該部隊成員多為青紅幫徒眾，對傳統的忠義思想比對什麼國民革命、三民主義更容易接受。
5月底，部隊訓練告畢，改編為第一、第二兩個支隊，並建立了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先是戴笠自兼總指揮，以後改由前別動隊總指揮、桂係將領俞作柏擔任總指揮。
初期的兩個支隊，不久擴大為十個支隊和一個行動總隊，分駐於武進、江陰、常熟、浦東等地。活動地區主要在蘇、浙、皖三省，沿京滬、滬杭兩路與長江下遊一帶。
這時，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設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安徽南部屯溪一個官僚地主住宅楊家大院。
文強完成訓練整理部隊任務後，奉調為忠義救國軍總部少將政治部主任。
中共領導的新四軍軍部於1938年春夏間先後遷駐皖南岩寺、太平縣、南陵縣，最後駐於安徽東南的涇縣雲嶺。與忠義救國軍軍部隔黃山相望。
這時，這兩支同時活躍在江南敵後的新建抗日遊擊部隊，分別由國、共兩黨領導。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剛開始形成高潮，盡管仍有不同政見之爭，但“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內部摩擦、衝突尚少。
在初期的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之間，不僅忠義救國軍政治部主任文強與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有過黃埔軍校同學、北伐革命戰友和共產黨內同誌關係，時任忠義救國軍中將總指揮的俞作柏，也與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有過在廣西共同反蔣的曆史。
北伐時期，俞作柏是廣西國民黨人中的左派首領。他的同父異母小弟俞作豫，就是在他那裏閱讀了共產黨書刊，結識了共產黨人，以後成為共產黨員的。
1929年春爆發蔣桂戰爭，蔣介石利用俞作柏與桂係的矛盾，對桂係內部進行分化瓦解。俞作柏卻在共產黨人支持下采取“先倒桂後反蔣”的策略，在桂係潰敗後回到廣西出任省政府主席，與時任廣西編遣區主任、綏靖司令的表弟李明瑞一起，抵製蔣介石、汪精衛等方麵的拉攏，要求中共派幹部到廣西幫助工作。中共中央代表鄧小平等一大批幹部到了廣西，張雲逸就是其中一個，他擔任了李明瑞部軍官教導總隊副主任、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大隊長、南寧警備司令等職。
在鄧小平、張雲逸等中共幹部的影響和推動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廣西推行新政，釋放政治犯，開放進步的群眾運動，恢複工會、農會、婦女協會、學生會等群眾組織，任命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擔任左、右江各縣縣長。
這年10月1日，俞作柏通電反蔣，就任“護黨救國軍”南路總司令，李明瑞任副總司令。反蔣失敗後，俞作柏逃往香港，李明瑞率部參加了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的左江龍州起義。俞作柏之弟俞作豫在起義失敗後不幸被捕，留下了“十載英名宜自慰，一腔熱血豈徒流”的豪邁詩句，在廣州黃花崗英勇就義。
由於主要領導人之間有了這樣的特殊個人關係，忠義救國軍在總指揮俞作柏和政治部主任文強影響下，起初同新四軍還能友好相處，關係並未像後來那樣惡化破裂。
1938年夏，第三戰區政治部在屯溪黃山旅館召開政工會議時，文強與袁國平代表兩軍政治部出席，對坐於會議桌兩邊首席座位。會下兩人也常在一起長談。
三天會議結束後，文強邀袁國平一起到街上澡堂去洗澡，然後一起到屯溪公園，文強訂了一桌酒菜，與袁國平在公園裏邊飲邊聊。
他倆長談了一個下午，意猶未盡，當晚和次日上午又繼續談。從抗戰局勢到國際風雲，從北伐時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到此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從中共黨內的“左”傾盲動到“左”傾冒險……
兩人天南地北，談得來痛快淋漓，意氣風發。
他們都不可能想到，這是他倆的最後一次傾心之談。
就在這次談話中，袁國平談到周恩來對當年四川省委錯誤處分文強一事提出了批評，並說到希望文強“歸隊”，恢複中共黨籍。
顯然，袁國平所說的不隻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請示過上級（很可能請示過周恩來）而作出的考慮。
但文強未表同意，隻說待抗戰勝利後再考慮。
實際上，文強此時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變化沒有信心——當年越獄脫險一事都無法對羅世文說清楚，被視為“叛變”，如今他已當上了國民黨軍隊的將軍，還能說得清楚嗎？加上他在國民黨陣營中身受“知遇之恩”，工作上也自感能大顯身手，也不想再考慮重行“歸隊”了。
不過，他向袁國平保證，一定對共產黨以友人相待，精誠合作，共赴國難。
最後，袁國平給他留下了宜興縣城裏一家雜貨店轉信的秘密通訊處，並約定了彼此的化名，仍殷切希望他在一旦有了“歸隊”想法時能盡快與他聯係。
但是以後文強按那地址去過幾次信均無回信。他與袁國平從此失去聯係。
一年多以後，文強已在上海租界“孤島”從事抗日地下工作，忽從報上得知發生了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遭到國民黨軍圍殲。但他仍不知袁國平的下落。
直到1949年初文強在淮海戰役中被中共軍隊俘虜，編入“解放軍官教導團”學習時，一次有一批民主人士由華東軍區領導人陪同前來看望這些“戰犯”，在茶話會上，文強才聽昔日黃埔軍校同學、時任華東軍區代理參謀長的袁仲賢告訴他，袁國平已在皖南事變中不幸殉難。
不明不白恢複國民黨黨籍
文強沒有恢複中國共產黨的黨籍，他卻在此期間莫名其妙地恢複了國民黨的黨籍。
怎樣恢複的？說來是一個笑話。
原來，文強在1925年10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時，是一個共青團員。
次年2月，他和大部分第四期入伍生一起通過甄別考試，提升為軍官生。與此同時，他和一批共青團員在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參加了升黨（當時可以由共青團員升轉為共產黨員）儀式，成為共產黨員。
那時因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組織決定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參加到國民黨裏去，對國民黨進行革命改造，以利國民革命。文強在升黨之前，就已加入了國民黨。
他的加入國民黨，是由當時的黃埔軍校秘書兼政治部代理主任邵力子介紹的。
當時邵力子擔任了第四期政治科的《三民主義》課教官。在一次上大課的課間休息時，曾鍾聖（曾中生）、王襄、袁裕（袁國平）、張先梅等同學圍著邵力子請教問題，文強也緊緊地擠到邵力子身邊去聆聽。邵力子一眼看到文強手裏拿著筆記本和鉛筆，就指定他臨時擔任記錄，將同學們提出的問題記下來交給他，他好在下一次上大課時集中解答。
當文強把記得雜亂不成章法的筆記交給邵力子時，邵力子笑眯眯地瞥了一眼，就將各種問題歸納為兩點：一，何謂新、舊三民主義，它們的區別何在？二，國民革命何時成功？下一次大課上他便就這兩個問題向大家作了深入淺出的解答。
以後，文強又曾與政治科同學周恩壽（周恩來之弟）、湖南同鄉和同時考入黃埔軍校的步一團同學陳林達等一起，去校長辦公室找邵力子請教過問題。邵力子耐心解答後，還陪著他們到校門前的海濱散步，邊走邊談。
以後，邵力子就常叫文強為他做記錄。
一次，文強去交記錄給邵力子時，邵力子親切地問起他是不是國民黨員。聽文強說隻是CY時，邵力子感慨道：
“國共是一家，中山、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了先總理說過的‘以俄為師’，難道師生、師友還不是一家嗎？國民黨太老大了，需要引進新黨員，像CY這樣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
他又說：“我作為先總理的信徒，發展黨的組織，介紹新黨員，義不容辭。但是介紹黨員作先總理的信徒，就要誌同道合，不怕犧牲，在當前就是要堅決擁護三大政策，早日完成國民革命的任務……”
說著，邵力子就提筆寫了一張條子，遞給文強。
文強一看，隻見上邊寫的是：
“介紹政治大隊學生文強為本黨黨員。介紹人邵力子。”落款還寫明了年月日。
文強將字條交給了大隊長胡公冕，幾天後，他就得到批準，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員。
當時像文強這樣有雙重黨籍的人被稱為“跨黨分子”。在文強所在的政治科中，跨黨的共產黨員就有霍步青、張先梅、王襄、曾鍾聖（曾中生）、胡陳傑、袁裕（袁國平）、周恩壽、夏尺冰等。
但是在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為了加強其獨裁，打擊左派，提出了《整理黨務案》，要求學員中的“跨黨分子”隻保留一個黨籍，文強便與大多數共產黨員一樣，堅決退出了國民黨，保留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籍。
他在1931年離開四川後，脫離了中國共產黨隊伍，1934年離開長沙後，又進入了國民黨陣營，並一步步升到了少將軍階，但是他始終沒有重新加入國民黨，也沒有這個想法。因此，盡管他已經作了國民黨軍隊的少將，卻還隻是個無黨派人士。
一天，忠義救國軍舉行全軍集體加入國民黨的宣誓儀式。上級明令該軍代理總指揮周偉龍為國民黨忠義救國軍特別黨部主任委員，同時又明令文強為特別黨部委員兼書記長。
文強接到派令後，十分詫異，立即向周偉龍提出，自己連國民黨員都不是，怎麼能當黨部委員又兼書記長呢？
周偉龍聞言，大奇，不相信地說：
“本黨以黨治國，上峰決不會將無黨籍的人派到這麼重要的職位上的。”
過了幾天，周偉龍向文強抱怨道：
“老兄怎麼跟我開這樣的玩笑？我報請上峰查核，說是你在1925年就已經邵力子先生介紹入黨了，有案可查。你怎麼連邵先生這樣重要的人物介紹入黨都忘了？”
文強無法解釋，真感到啼笑皆非。
不久，文強又得到了補發給他的國民黨黨證。他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恢複了國民黨黨籍。
後來，文強在遇到中央黨部有關人士時，問起他這黨籍的事。
被問到的人告訴他，在1931年10月19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便已作出決定：凡自1928年二屆四中全會以來因政治問題而被開除黨籍者，一律恢複黨籍。當年文強聲明退出國民黨，後來又遭到國民黨當局通緝，他們都是知道的。但是現在是全民抗日時期，通緝已經撤銷，他又抗日有功，晉升了少將，難道還不應恢複黨籍，還要再提過去的事嗎？
多年後，文強得知，像他這樣被稀裏糊塗算作國民黨員的事，並非罕見。
軍統局的“老板”戴笠，也有類似的經曆。
1938年3月，在重慶舉行開幕式後接著在武昌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大會期間，國民黨兩大特務機構（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即後來的中統局；第二處，即後來的軍統局）同時由處擴大為局。
戴笠被任命為軍統局實際負全責的副局長。蔣介石考慮到戴笠任局長的資曆不夠，圈定他為中央委員，要陳立夫、陳果夫辦理。
誰知，蔣介石叫戴笠去談話，談及此事時，戴笠連忙聲明：自己連國民黨員都不是，怎麼可以作中央委員？
蔣介石大吃一驚，一問，戴笠說：
“以往一心追隨校長，不怕衣食有缺前途無望，入黨不入黨，絕不是學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祿，非我所求。”
蔣介石這才放下心來，高興地寫了條子，親自介紹戴笠為國民黨員。
但戴笠仍然堅決要求隻作“無名學生”，不當中央委員。這也是蔣介石對戴笠十分信任的一個原因。
奉命擔任蔣經國的“友教”
1938年春夏之交，文強因公於祁門曆口鎮赴武漢述職。
途中在南昌停留時，他會到了兩位老友王薄臣、謝厥成，但他們說因“老板”（戴笠）有令，不便邀請文強去他們住處歡聚，甚為抱歉。
文強不知他們故弄什麼玄虛，心中有些不快。
後來一位從浙江警校畢業的女生來旅館看他，才悄悄告訴他，王、謝等人駐地秘密囚禁著楊虎城一家及其秘書等人，裏外布有雙層警戒，所以不能請他去玩。
文強繞道回長沙鄉間白箬鋪鬆木塘文家支祠，看望了住在那裏的周敦琬與兒子。
他兒時的母校——楊林文氏育英小學，已在兩年前於國難聲中，經文氏家族六大房公議，為紀念文姓始祖文天祥（號文山），以激勵後代愛國精神，正式立案改名為文山小學校。
母校師生聽說文強回來了，特地請他去講演，講演後，他乘興為師生們表演了槍法。
他在後山古樹林中做好人頭靶，站到300米外，以駁殼槍瞄準連發五槍，槍槍命中靶心，引來師生們一片歡呼。
他在家隻住了三天便匆匆離去。他不會想到，這一別竟是他與愛妻周敦琬的永訣！
不久，文強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
夏秋之交的一天，文強在安徽省祁門曆口鎮接到從南昌江西省政府打來的長途電話，請他即日星夜趕到南昌，有要事相商。
文強乘自備車於當晚8時動身，次日拂曉趕到了江西省政府。省府交際處長已在大門內恭候著他，一見麵就告訴他，省主席熊式輝已在百花洲西湖飯店為他安排好下榻處，請他先去那裏洗澡、用餐，好好休息，熊主席到時會來找他。
文強按照安排，在飯店休息了兩個小時後，熊式輝獨自一人來了。
熊式輝邁著幾年前因飛機失事致殘的跛腿走進屋來，一見滿腹疑惑的文強，便開口笑道：
“恭喜恭喜！你的校長已批準你為蔣經國公子的‘友教’，請多多幫助我完成對經國的調教，好讓他早日出來為國效力。”
原來，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於1925年底被送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裏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四一二”事變發生後，蔣經國以一個共青團員的革命熱情，公開發表了與父親蔣介石決裂的聲明。
蔣介石與蔣經國
以後，他在蘇聯參加了工作，還同一位蘇聯姑娘芬娜（中文名蔣方良）結了婚。1936年斯大林對讚同或傾向托洛茨基觀點的黨內反對派進行大清洗時，蔣經國因有“托派”嫌疑，也被解除了一切職務。隻因他是蔣介石的兒子，而斯大林又需要中國這個盟友，才沒有進一步加害於他，將他當作了一個特殊的“人質”。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向周恩來提出，請中共幫忙將蔣經國送回國來，周恩來答應了。
1937年初，全麵抗戰爆發前夕，蔣經國終於攜妻、子回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