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注意到，當他提到陶德曼時，那個文雅的中年人顯得大感興趣，喜形於色地用日語同南本交談了幾句。
南本向文強提出第二題出價150萬元，見文強不表同意，最後增加至200萬元。雙方談妥。南本拿出一張名片，在上邊寫了：“第二題代價兩百萬元，其他各題另議。南本實隆”。
文強接過名片，催問何時能付款。南本答複說尚未準備好，請準予暫緩兩日再交現款不誤。
文強這才裝作有些遲疑地拿出了準備好的第二題答案。
南本等人迫不及待地圍到一起，南本念念有詞，其他人聞之十分欣喜。而文強則在一旁暗笑。
最後，他們約定第四次會麵仍在此地，但接頭時為免租界巡捕注意，汽車上的紅氣球改為美麗牌香煙廣告畫片。
文強回來彙報後，戴笠看著南本的簽字名片，先高興了一陣，後來又疑慮重重地說：
“日本人向來小氣，南本在華北從來沒有這麼痛快過。下次會談，難免有變。凡事要考慮到壞的一麵。唉，但願是好事多磨吧！”
文強對戴笠的擔心有些不以為然。他想，還有三題答案在我手中，日本人不可能不如數交款。何況，他們急不可待的表情是我親眼所見，難道我親臨其境的了解，還不如戴笠聽彙報更高明？
討價還價
不料，第四次會談時，果然發生了變故。
出場的隻有南本一人。
文強頓時想到，是否假戲真唱被看出了破綻？是否有內奸泄露了真相？
但他馬上又想到，四個問題對日方十分重要，他們不可能不想得到答案。於是鎮靜下來。
南本滿麵愁容，向文強訴了一通苦，說是其他幾人對上次所談價格不滿，認為太高，因此這次都不來了。他又說起家中有妻室兒女一大堆，想要在收買情報的錢款中提取二成回扣，以便留給妻室兒女。
文強聽他說完，心中的擔憂已除，暗自鬆了一口氣，從容答道：
“有遠見者自不能惜代價之多寡，若戰爭曠日持久，取勝無期，九國公約一旦製裁，賠償巨款，何止億萬？我以為短見者必將無以自解其咎，不知閣下以為然否？至於兩折回扣，國際間早有先例，大可提出細商。”
最後，南本提出，在兩百萬元基礎上，再加另外三題，合計五百萬元，一部分付現款，一部分開支票分期到銀行提取。若以四百萬元談妥，再以八五折支付，他就有把握做主。但必須保證另外三題一次交出。
文強表示原則上同意，但八五折應改為九折。
一番討價還價之後，雙方確定按九折成交，即每一百萬元給南本回扣十萬元。文強堅持要先兌現一半再交出另外三題，否則就作罷。
南本提出次日上午9時派車在外白渡橋等候運款，同時在原址交出銀行支票。
南本最後再三表示，無論什麼困難他都可以克服，請文強一定相信他。他又主動在名片上寫了支取四百萬元按九折付款的話交給文強。
文強向戴笠彙報後，戴笠表示要看日方明日兌現支票是否可靠，再提出下一次會談改在我們布置的德租界內進行。
第二天是第五次會談，仍在原址，五個日本人都到了。
南本一開始就向文強訴苦，說現款隻籌得40萬元，已運到外白渡橋，其餘360萬元是開的日本正金銀行支票，並拿出支票在文強眼前晃了幾下。
文強憤然道：
“先前談妥的兩百萬元未交付，昨日一攬子談妥的四百萬元，又隻拿來四十萬元現款，如此一再食言，毫無信守，深為遺憾！”
於是，他按戴笠計劃，提出建議明日改在德租界赫德路某號繼續會談。若支票兌現無問題則三題全交。運來的40萬元現款作為續談的信用金。
南本等人用日語交談後表示同意。
赫德路某號是情報參謀人員劉戈青的住宅，下月租賃期即滿，劉戈青這時已按戴笠吩咐悄然搬出。
第二天，戴笠安排在附近各路口的遊動哨就陸續報告，由虹口方向前後來了兩批三三兩兩可疑人員，到約定會談處偵查，有的還混在附近水果攤、香煙攤和黃包車夫中向劉戈青住宅探頭探腦進行窺視。
這一次前來會談的隻有南本和森正一兩人。後來從戴笠派出的遊動哨拍來的照片中辨認，另有兩個原參加會談的日本人在附近馬路上遊逛。
南本剛進門時，顯得有些疑慮，但他看到除文強一人外，隻有一個招待茶煙的姑娘，就放心了。
他問文強是否住在此處，文強回答常住南京，到上海隻是出差，住在旅社，此處是一個親戚家，人已回江西去了，房子空著。在這裏比在旅社裏安靜。
南本聽了，顯得比較滿意。
文強沒有想到，南本這天又提出了一個新問題，並聲稱若完成此事，代價將在400萬元以上。
文強毫無思想準備，認為南本又在耍滑頭，有些急了，沉著臉道：
“有問題可以，但要一件一件地辦。一定要守信用。如果拖泥帶水問題叢生，談妥了的又不履行，本人礙難遵命。今天雙方交換都須照約履行，請問現款是多少？支票是多少？”
南本忙說：
“今天沒有帶現鈔。這裏是應付的460萬元照九折計算的支票，請於三五天內去提取，我們會通知銀行準備好。如果轉戶頭，請向正金銀行接洽，立即可辦。”
雙方進交換了情報和支票後，南本談到了所謂的新問題。
謀刺宋子文
南本兜了一個圈子，從九國公約會議談到陶德曼奔走和平的障礙，大罵西方國家恃強稱霸，欺負東方民族，又大談中日兩國同文同種，一衣帶水，唇齒相依，難道能容許破壞嗎？……
南本一口氣說個不停，像宣教似地說得來口沫四濺。
文強趁他停下喝茶時，插話說，請他們把具體問題說出來。
這時，森正一激動地用日語說（南本給他翻譯），具體問題就要破壞即將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對正在促成此事者采取非常手段！不如此，對兩國邦交不利，特別是對戰爭停下來不利。
文強追問：
“所謂非常手段是對付誰？”
南本盯著他，過了一陣才輕輕吐出三個字：
“宋子文。”
文強心中大驚！
身為蔣介石內兄，被一些人私下呼為“國舅爺”的宋子文，這時不僅控製著中國金融界、實業界諸多大公司、大銀行的實權，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的摩根”，而且還在政治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西安事變爆發時，宋子文力主和平解決，堅決反對何應欽的“武力進剿”陰謀，與宋美齡一起冒險飛赴西安，安排了周恩來與蔣介石的會麵，並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代表舉行多次談判，達成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有關協定。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在上海發起成立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總會，自任總會長，為政府促銷愛國公債5億元。他還對美國政府發表廣播演說，批評美國奉行的“孤立主義”政策。
在淞滬戰場失利的情況下，他公開對外國記者宣稱，即使上海和黃河以北都失陷了，中國政府也不與日本休戰。過去共產黨僅以江西半個省為根據地，就能和政府50萬大軍周旋。如今隻要實行全國動員，共同抗日，就沒有不勝的道理。
他的講話對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自然他也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釘。
南本接著將他們的計劃和盤托出：
“隻要除掉此人，九國公約的幹涉就會煙消雲散，中日和談的障礙就可以排除。我們知道宋家住在哈同花園附近，門衛森嚴，是租界巡捕房保護的重點。如果沒有內應很難下手。最好的機會是趁他坐車外出，在上下車時動手。或者用手榴彈。此事能辦的話，先給十萬元中國鈔，事成後不會少於百萬。請閣下雇用打手去辦。重要的是搜集宋子文生活行動的準確情報，隻要能做好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派適當人員參加。”
文強聽了，心中倒抽一口冷氣。但他表麵上不露神色，假裝思索片刻後說：
“共除障礙，此事可辦，不在乎金錢，隻以兩國邦交敦睦為重。待我考慮計劃有了眉目再作進一步商談。”
南本叮囑文強，此事宜急不宜遲，重在內應。代價不成問題，成與不成都有。但希望有成。
最後約定兩天後上午8時半再到此處會談。
文強回來後，戴笠先仔細檢查了支票的真假，認為沒有問題，隻是不能轉戶頭。
文強奇怪道：“南本說的是可以轉戶頭呀？”
戴笠笑道：“南本所說的轉戶頭，隻是將原款改一個戶頭仍舊存在他們的銀行裏。你懂嗎？毒蛇多狡猾，這麼多錢，又不可能一次提取，在戰況和國際局勢瞬息萬變之下，難免夜長夢多。”
當他聽文強談起南本所說的新問題時，也吃了一驚。
他要文強談談想法。文強提出考慮的兩個方案。一個是假戲真唱，派自己人進行“刺殺”，但保證不讓宋子文受傷和受驚。向南本索價不少於法幣50萬到100萬元。另一個方案是答應保證辦，但借故拖延不動手，決不讓毒蛇派爪牙滲入。
戴笠聽後，沉吟片刻道：
“第一個方案不行。宋部長在外交上，中國經濟上，特別是在上海金融市場上，影響太大。如果假戲真唱，一下轟動出來，將會對國家和前線不利。上海金融市場上損失也會很大。不說別的，光是股票落價，其損失就不止幾千萬。難道毒蛇所說的一百萬元代價能彌補嗎？”
文強聽了這番話，覺得有理，也佩服戴笠在這方麵比他考慮周到。
戴笠馬上又安慰文強道：
“老兄考慮不周，是智者千慮之失。對付毒蛇不易，老兄是真有膽識的！”
文強以為沒有事了，不料戴笠要他繼續長談。戴笠似乎胸有成竹地說：
“你看引蛇上鉤的假戲是不是唱到了盡頭？須知戲法不可久玩，久玩必露破綻。對方就會下我們的毒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看毒蛇提出了宋部長，必定還有更大的陰謀，促使我們提高了警惕，對領袖、何部長等人的安全戒備都要加強。”
戴笠提出，與南本打交道，不僅是為了騙取他們的錢款，更大的目的是為了除掉這條毒蛇。在華北給他滑掉了，這次再不能讓他滑掉。
說到這裏，戴笠憤然一拍桌子說：
“我看下次見麵就送他上西天！劉戈青的房子要滿期了，他們敢來，說明他們還在美夢中。提出宋部長的事，也說明他們仍在饑不擇食。我們不能再拖延了。對楊仲華這位借調來的參謀長，我還不大放心。萬一他向毒蛇方麵透露了點什麼，你的活動就會被他們監視，接著他們也會下你的毒手了。你考慮過沒有？”
文強聽戴笠這樣一說，不禁毛骨悚然。他從未想到過這個問題！
最後，戴笠又想要盡量多騙取一些錢款，決定下次會談再向南本催款，並假意商談刺殺宋子文一事，使毒蛇不脫鉤。再下一次就幹掉毒蛇一夥。他決定安排趙理君、王兆槐等人負責行動。
文強在會談前夜，幾乎整夜未能入睡。
他反複考慮著除掉南本一夥的行動能不能一帆風順。
租界不同於中國政府權力所及的地方。他本人又是這一會談的主角，如果我方殺手不了解情況，他也可能成為刀下之鬼。
另一方麵，如果廝殺起來，日方也可能先將他幹掉！
他還想到，戴笠安排的行動人員中，趙理君有勇無謀，一定要讓戴笠把王兆槐安排在趙理群之上負責，隻能由王指揮趙，不能由趙指揮王……
“鴻門宴”前功盡棄
第七次會談，日本方麵到了南本和森正一。
南本手捧一束盛開的櫻花送給文強，說這是日本的國花，人人見了都要吉利。森正一則送給文強一隻又大又笨的手表，說以示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勝利。
南本為了顯示他的漢語水平，還大聲念了兩句中國古諺語：
“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這一來，這次會談的氣氛比前幾次都不同地變得熱烈起來。
文強以肯定的口氣說刺宋行動能夠辦到，已經作了布置。他說宋子文不常居上海，在南京、上海之間是坐飛機來回，完成任務的關鍵在飛機場。上海、南京兩邊機場都要布置。殺手已經物色好四個，都是河南、江北一帶打野獸的職業槍手，不問政治，隻看金錢。誰出錢多就為誰幹，甚至可以殺他們的親老子。
南本提出要看看人，文強說不能看人，以免暴露，但可以看照片。
他將從畫報上剪下來的河南國術比賽時的表演照拿出來，南本和森正一看了又看，十分高興。南本豎起大拇指說：
“好！事成之後可以去日本深造，也可以供奉一輩子，連家屬也一樣。”
文強話中帶刺地說：
“向菩薩燒香要早燒，不要臨時抱佛腳。許願也要先兌現一些，將來是將來，現在是現在，既要用他們，就要保證他們的生養死葬和家屬的安家費用。先給賣命錢，才能出死力。”
南本聽了，有些尷尬地連連點頭，趕緊提出，本日午後3時先送5萬元中國鈔到外白渡橋交付，下次見麵再付5萬，
文強表示同意。並提出下次會談請見過麵的幾位都來，準備招待他們吃錦江酒家的川菜。南本二人樂嗬嗬地滿口答應。
下午，文強到外白渡橋取了5萬元法幣回來，交給戴笠，並風趣地說：
“下次的酒席費5萬元由他們帶來，不必再到外白渡橋去取了。”
隨後他向戴笠彙報了這次會談結果和下次的行動計劃。戴笠表示同意。
他們決定，由王兆槐負責總指揮，趙理君負責室內幹掉毒蛇的行動，趙理君先帶五個殺手潛伏在閣樓上，聽文強的暗號動手。最好用匕首，以免驚動租界巡捕和外邊的人。今晚先讓這些人去現場熟悉環境，演習一下。招待茶水的小姑娘換成王兆槐手下的女特工。
戴笠還特地囑咐文強穿上他的防彈鋼背心，以防毒蛇作困獸之鬥。
他還要求所有參加者都膽大心細，不要有什麼畏懼，即使被抓到了租界巡捕房，也可以有辦法引渡救出來。
一切都安排好了，戴笠又要文強留下來再說說話。他歎息說：
“最近一周前線傷亡慘重，國軍精銳損失太大。胡宗南的部隊和桂永清的教導總隊都拉上了前線，也都傷亡慘重。我們的別動隊拉上前線，在敵人海軍炮火射程內，已經沒有後方可活動的餘地，事實上代替了正規軍的任務。從整個局勢看，如果沒有生力軍源源而來，很難再打下去。我們寄希望於陶德曼調停，不但落了空，還上了敵人緩兵之計的當。毒蛇許諾的四百萬元代價，到手的現款隻有十分之一，其餘三百多萬元是支票，打電話問正金銀行，答複不能轉戶，並說提取這樣一筆巨款，要一星期才能辦到。我看此中有詐。我們的人在華北、內蒙和東北等地，死於毒蛇手下或被監禁的，有數百之多，對華北等地的老百姓來說，那就更有不共戴天之仇了！”
文強知道戴笠這一番長談，是為了鼓勵他在明天堅決果斷完成任務。
當晚，戴笠與文強去到赫德路劉戈青住所檢查了準備工作，趙理君彙報了他們的演習情況。
他們最後商定，明早9點開始會談，11點入席，文強在席間入廁小便時拉動鉛絲，閣樓上小鈴發聲為號，就開始動手。他們都把這小鈴稱為日本毒蛇的喪鍾。
第二天，文強早早來到這裏，安排好了一切。
他一人在客廳裏等著，一直等到過了10點鍾，還不見南本等人到來。
他又耐著性子等下去。
閣樓上潛伏的六個刺客，已經送過三次點心水果。戴笠也來過三次電話。但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外麵安排的遊動哨報告，前幾次見麵時被拍過照片的人一個都沒有出現。
難道毒蛇有什麼覺察脫鉤了？
文強和刺客們仍然堅持等下去，一直等到下午2時才用餐。
此後，他們仍不敢離開，繼續耐心等待著。
一直等到傍晚6時，戴笠才打來電話，通知他們撤退。
戴笠在電話中用急促的聲音告訴文強，趕快到銀行家貝祖貽先生家裏去見他。
文強趕到那裏，戴笠告訴他，日軍從金山衛登陸了。他們已經用不著我們對四個問題的答複了，對刺宋一事也不感興趣了。
這就是他們今天不來赴“鴻門宴”的原因。
戴笠悔恨不已地說：
“我不該貪圖錢財，應該在赫德路第二次會談時就下手幹掉他們！”
文強也感到十分懊喪，事後很長時間內他還在為此難過。
又一個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部隊
上海抗戰堅持到10月中旬時，中國軍隊即已傷亡過半，到10月底，已經不能支持。
眼見中國軍隊在缺乏現代化武器和失去製空權的情況下以血肉之軀與敵人相拚，甚至成團成營的官兵殉國，傷亡十分慘重，經大本營副參謀長白崇禧等人向蔣介石再三苦諫，蔣介石才答應下達轉移命令。
但是第二天，蔣介石又提出，九國公約國家將在比利時首都開會了，隻要能在上海堅持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就可能對日本進行製裁。於是又下令返回原陣地。
這時第一線部隊已在撤退途中，戰鬥激烈，撤退部隊無法擺脫敵人，更無法返回原陣地。有的又沒有接到返回命令繼續後撤。一片混亂。
11月5日，日軍自上海杭州灣北岸金山衛偷襲登陸，妄圖截斷我軍後路。
8日，第三戰區長官部終於下達全線轉移命令。
11月初的上海街頭，到處擁擠著扶老攜幼的難民人群，馬路邊半空中照常懸掛著商店的減價招簾。滿載慰勞品、軍需品的卡車，“普善山莊掩埋隊”裝著各型棺材的卡車，擠滿乘客的電車，各自鳴響著喇叭。騎自行車的報童在人群車流中一邊穿行一邊高喊著：
“東洋人吃敗仗哉！”
文強這天乘汽車去虹口前線聯絡時，汽車在辣斐德路拋錨檢修。
他正在一旁著急，忽然聽到馬路對麵有一個聲音在喊：
“文大哥，文萊之！”
他先沒有注意，多喊了幾聲，他才恍然大悟，這是在叫他當年在四川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時的化名！
文強循聲望去，隻見一個人向他奔來，這人麵容消瘦，長發齊肩，留著胡須，隻穿了一身破爛的短衣短褲，腳上是一雙木板鞋。
這人來到文強麵前，十分激動地說：
“萊之，我是老五呀！李老五……”
文強這才認出來，原來他就是當年在四川一起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共四川省軍委秘書、特務隊長李覺鳴！
原來，李覺鳴自1931年夏因不滿中共四川省委領導人給他的錯誤處分，與羅世文、程子健大吵一架後，離開四川跑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了四川有關工作情況，但未談自己與省委的衝突，隻要求去中央蘇區工作。雖然得到同意，但被要求暫留中央特科參加負責保衛和除奸行動的第三科工作。
當時，中共四川省委曾給中央寫去報告，稱李覺鳴已被開除黨籍，“望勿與之發生關係”。但中央沒有理睬。
後來，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將李覺鳴留在特科工作，為此十分惱火。1933年2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在對中央的“批評”一條中發出了這樣的抱怨：
過去中央接受無四川省委介紹信的同誌，如李覺民等已經被開除，來滬即生關係。
就在程子健這個報告寫出兩個月多之後的1933年5月，李覺鳴奉命參加製裁國民黨上海公安局偵緝隊長曹清澄（原中共叛徒）的行動。任務完成後，不慎被法租界巡捕當場逮捕。
他被引渡給國民黨當局後，受到嚴刑逼供，但他拒不承認是共產黨員，也不承認殺了人。盡管如此，仍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
幸好他個子瘦小，被捕時又少報了幾歲年齡，隻說才17歲，按當時刑法，非殺害直係親屬的未滿18歲者不判死刑。經中共地下組織聘請的律師嚴倫魁和李覺鳴當時的妻子鄭季渝大力活動，請來了上海大律師章士釗為其辯護，經向最高法院上訴，最後終於改判為無期徒刑。隨後又減刑為12年。
八一三抗戰爆發後，李覺鳴所在的北新涇第二監獄處於前線，遭到日機轟炸。國民黨當局被迫放出囚犯到前線當民工，運炮彈，挖戰壕。
幹了約兩個月後，李覺鳴因體力不支，又急於尋找中共組織，便趁著一次被押到後方運炮彈時，押送的班長會女友去了，他和幾個犯人趁機逃過蘇州河，進入上海城裏。
流浪了幾天後，他見到街頭招生，便參加了由失學失業青年組成的滬南青年救亡團，主要作宣傳、募捐等工作。他以為在這樣的青年團體內一定容易找到中共組織。
誰知過了不久，這個團體被收編為抗日別動隊，別動隊第四支隊隊長張鄴前來點驗，認出了李覺鳴。
原來張鄴也曾是中共黨員，脫黨後投入了國民黨陣營。他知道李覺鳴的來曆，李覺鳴也給他談了自己的遭遇和找不到黨組織的苦惱。但張鄴仍擔心李覺鳴負有秘密使命，會在這支部隊裏為中共搞地下活動，便給了李覺鳴20元錢，將其禮送出隊。
這天，李覺鳴正是在拿到這筆錢後，買了些東西，到馬斯南路監獄去看望幾個仍被關押著的共產黨人。探監出來，路過這裏，意外碰到了文強。
文強真是喜出望外，緊緊摟住這個小兄弟，不禁熱淚盈眶。
對這次路邊巧遇，他比上一次遇到袁國平還高興。因為李覺鳴是與他在四川多年共患難的戰友。脫離共產黨後，文強還時時在回憶當年的中共戰友時想到這個小兄弟。
李覺鳴也激動得熱淚直流，幾乎要哭出聲來。
這時汽車已經修好。文強趕緊安慰李覺鳴，給了他一張名片，叫他第二天到名片上的地點來見麵再作長談。文強還掏出30元錢給他，要他洗澡理發，買一套衣服鞋襪換了。
李覺鳴滿心歡喜而去。
第二天，李覺鳴來到三極電所，被傳達人員引上樓到了文強辦公室。文強先請他談了幾年來的情況，得知他曾被判死刑，差點作了槍下之鬼，真是感慨萬端。
李覺鳴說完了自己的遭遇後，環顧四周，迫不及待地問道：
“大哥的名片上是白軍的職務，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又打入這裏搞兵運？”
文強聞言，先是一怔，繼而大笑起來：
“老五呀，你真是被關得來不知冬夏春秋了。現在哪裏還有什麼白軍紅軍啊！”
文強這才把自己如何受到中共四川省委無理處分而負氣出川，以後脫離了中共隊伍，又如何經廖宗澤介紹進入國民黨陣營的經過簡要說了一遍。
李覺鳴聽了，愣了一下，竟抱頭大哭起來。
李覺鳴哭了一陣，嗚咽著說：
“大哥，我是一直把你跟李鳴珂一樣崇拜的人。想不到你也站到我們要打倒的國民黨一邊了……”
文強拍拍他的肩膀勸道：
“老五弟，你在獄中不了解外邊情形，現在大家都在對日本侵略軍作戰，打敗小日本是關係到民族存亡的大事，一切都為了抗日。我現在走上職業軍人的道路，能在這次抗戰中盡到愛國軍人的職責，感到十分光榮。”
他又給李覺鳴談了一些有關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共產黨已宣布放棄暴動政策、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政府軍委會統一領導等情況。他最後說：
“你若是願意，就在我手下參加抗日工作。我們過去曾一起患難，是好朋友。我以身家性命擔保你。我相信你也不會加害於我。”
文強說這後一句話，顯然是想到李覺鳴當過中共中央特科專事“鋤奸”的行動隊員，擔心他魯莽行事。
李覺鳴歎道：
“大哥怎麼說這樣的話！我現在什麼關係都沒有了，一個流浪漢……你說的，我一時難以答複，容我再考慮考慮。”
過了兩天，李覺鳴來找到文強，說他已想通了，一時找不到中共組織，決定先跟文強一起工作，等到抗戰勝利後再回共產黨裏去。他慎重說明道：
“我早已沒有了共產黨的組織關係，到你這裏工作，不能搞自首登報聲明那一套，對過去做的事，我也不能寫悔過書。”
文強哈哈大笑道：
“國共合作了，抗日一家，哪裏還要寫什麼悔過書！我也沒有寫過什麼悔過書啊！”
於是，文強便發表李覺鳴為別動隊第四支隊第一大隊少校大隊副。
然而，這時別動隊在上海抗戰中已經起不到什麼作用了。
自日軍於11月5日從金山衛登陸後，上海戰局轉變，中國軍隊陸續開始撤退。
11日，上海市長發布《告市民書》，沉痛宣布上海淪陷。
15日，姍姍來遲的九國公約會議通過譴責日本宣言。
19日，日軍攻占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