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於9月22日播發了扣壓已久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在宣言中公開宣布：擁護三民主義，取消推翻國民黨政權的一切暴動政策和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紅軍改編為國軍。
次日，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在廬山發表的《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
10月2日，國共兩黨又達成協議，將原在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堅持遊擊戰爭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開赴抗日戰場展開敵後遊擊戰爭。
10月裏的一天，文強正從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走過，忽然人叢中有一人指著他高叫：
“高鼻子！”
袁國平
文強一看，是一個戴著近視眼鏡，穿得十分破舊的年輕人。他一時想不起這是誰了。正猶豫間，那年輕人走到他麵前，滿口濃重的湖南寶慶口音說：
“老兄是不是文強？我是袁裕呀，想不起了？”
文強這才猛然記起，這是他在黃埔軍校時的同期同科同學袁裕，他們那時同是中共黨員兼國民黨員。在“中山艦事件”後國民黨“整理黨務”時，他們又一起聲明退出了國民黨，堅決保留了中共黨籍。北伐前夕，他們一起被選拔到廣東大學參加特別訓練班學習，北伐開始後，袁裕被調到第四軍左翼宣傳隊任第四隊隊長，文強則到了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大隊。兩人就分手了。
他們都沒有想到會在十多年後的上海抗戰街頭不期而遇。
文強不顧在人行道的來往人群中，緊緊握著這位比他年長一歲的老同學的手，快活地叫道：
“原來是近視眼袁，寶古佬呀！”
原來，袁裕是湖南寶慶人，說話鄉土音重，在黃埔軍校時同學們就愛開玩笑喊他“寶古佬”。
文強這時才知道，袁裕已改名袁國平，原來他倆在大革命失敗後都參加了南昌暴動，隻是袁國平在葉挺的第十一軍，文強在賀龍的第二十軍，戰事緊急，兩人未得見麵。
以後，文強在四川參加地下革命鬥爭，袁國平則參加了廣州暴動、海陸豐武裝鬥爭、紅三軍團反圍剿鬥爭和長征。他這次是奉中共中央之命，調赴南昌協助葉挺組建新四軍，將南方地區的中共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政府軍委會領導下的正規軍。正在赴任途中，經過上海，
兩人緊緊擁抱在一起。袁國平大概意識到文強是一身戎裝，而自己的穿著太破舊，先哈哈一笑，鬆開了手。
文強把他拉到附近一家麵食店，叫了一些吃的，兩人邊吃邊談了一些北伐分手後的經曆。文強自然也簡要談到了他如何脫離中共隊伍，又在國民黨方麵提拔為上校。一時真是百感交集。
袁國平因另有約會，要文強給他寫下通訊地址，次日上午再來拜見。文強給他寫了地址後，指著袁國平的一身破舊衣衫說：
“無產階級也得穿好一點，租界上是隻重衣衫不重人的呀！”
說著，文強掏出50元錢給袁國平，袁國平堅決不收。
第二天，袁國平另換了一身整潔的服裝，來到拉斐德路三極電所。
在會客室裏，文強向他問起中國共產黨對這次國共合作的打算，袁國平便滔滔不絕地談起來。他高談闊論的聲音，驚動了隔壁大廳裏開小型例會的京滬警備司令兼前敵總指揮張治中、右翼軍總指揮張發奎、淞滬警備副司令蔡勁軍及戴笠、杜月笙等人。
先是張治中過來把通大廳的門打開了一點，想聽清楚一些。接著是戴笠寫來一張字條，要文強把他這位共產黨朋友請過去談。
文強以為自己惹了禍，趕緊叫袁國平暫停，他急步走到戴笠身邊，正待詢問。戴笠已開口說：
“兩位張將軍都說貴友剛才講得很好，何不請過來讓大家一齊聽聽？”
文強回到小客廳告訴了袁國平，袁國平隨他來到大廳，文強為他們作了介紹。張治中當年在黃埔軍校是第四期入伍生團團長，袁國平仍稱他老師，張治中則稱袁國平“同學”。
於是，袁國平又把中共中央關於民族矛盾已上升到第一位、階級矛盾已下降到次要和服從地位的理論重述了一遍，並慷慨激昂地說，全國各種力量都應該一致對外團結抗日，誰不這樣做，就將成為曆史罪人。
袁國平口才極好，說起來語調鏗鏘，感染力很強。張治中等聽得頻頻點頭。連戴笠也聽得津津有味。
文強也十分高興，國共兩黨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對他來說，也是很好的結局了。
四行倉庫夜會謝晉元
10月下旬一個陰雨蒙蒙的晚上，文強為布置別動隊陶一珊支隊的工作去見戴笠。戴笠問他：
“認不認識謝晉元同學？”
奉命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與四位連長
文強一聽這個名字，便高興地說：
“謝晉元是我同期同學，不但認識，在校時交情還很好，”
戴笠便告訴文強，要他馬上到哈同路宋子文公館去，宋子文已準備好四部當時在上海買不到的西門子電話機。其中三部送到南市錦江公所交給周偉龍轉陶一珊安裝好，要周偉龍監督協助陶一珊部配合正規軍作戰，堅守到底，沒有戴笠的命令不得撤退。這三部電話機可直通戴笠辦公室。
另一部電話機，戴笠要文強親自送到四行倉庫去，交給謝晉元團附安裝好。這部電話既可直通外界，也可與戴笠直接聯係。戴笠了解情況後可隨時向蔣介石彙報。
文強立即去宋子文公館取了電話機，先給周偉龍送去。隨後趕到四行倉庫。
所謂四行倉庫，是當時上海有名的大陸、金城、鹽業、中南四大銀行聯營的倉庫，一幢矗立於吳淞江（俗稱蘇州河）北岸的七層鋼筋水泥大樓。
這裏本來設立有中國軍隊第九集團軍第八十八師孫元良師長的指揮所。自10月26日日軍突破大場陣地，中國軍隊從第一線轉移到滬西時，第八十八師五二四團少校團附謝晉元就奉命率420名官兵在此死守，一方麵掩護部隊後撤，另一方麵爭取時間以待國際幹預。
因他們對外號稱800人，故稱“八百壯士”。
這時雨已停了，閘北一帶還有幾處炮火擊中房屋燃起的火光，濃煙直衝雲霄。四行倉庫就像聳立在夜色與火煙中的一個孤島。
正在忙著布置防禦工作的謝晉元，意外見到十多年未見麵的黃埔軍校同期同學文強，激動地先向他行了軍禮，然後兩人緊緊擁抱起來。
顧不上暢敘別情，文強把電話機交給他，交代說：
“這裏麵有‘通天術’，趕快安裝起來，雨農先生等著與你通話，校長也在等著聽消息呢。”
謝晉元馬上叫人將電話安裝起來。
文強準備告辭時，謝晉元同他緊緊握手，似有千言萬語無從說起。文強不忍倉促離去，又同他拉著手坐了下來。
兩人相對無言，坐了一會兒，文強向謝晉元問起防守四行倉庫的人員、計劃等情況，謝晉元給他作了介紹，並帶他到倉庫內各處巡視。盡管官兵們從進入陣地以來已經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並已擊退敵軍兩次瘋狂進攻，但倉庫內各處仍然顯得井然有序，整潔不亂，還隨處可聞慷慨激昂的愛國歌聲，使文強深感振奮。
文強不知道，就在他到四行倉庫之前，“八百壯士”的2號指揮官、營長楊瑞符少校剛向官兵們作了死守陣地的動員講話，並要大家各自寫下了遺書。文強這時聽到的令人振奮的歌聲，就是官兵們在下定必死決心之後無畏地唱出來的。
謝晉元說，官兵士氣毫無問題，糧彈及生活必需品也正在籌集，不會有困難，所顧慮的是這八百孤軍守護無期，若水電一斷，後果就難以預料了。
文強安慰他說：
“你率八百孤軍死守一個倉庫，是代表了全體中國人的愛國精神和中華民族不可欺侮的民心，八百孤軍並不孤。你們周圍有全中國全世界正義輿論支持。日軍縱然一時囂張，但決無蛇可吞象之憂。”
謝晉元熱血沸騰，拍案應聲：“對！”
他拿出一個小筆記本，飛快寫下幾行文字，撕下紙頁交給文強。
文強接過一看，隻見紙頁上寫著：永保萬裏長城在
留得丹心照汗青文強鄭重地把這張紙頁放進衣袋裏，與這位老同學緊緊握別而去。
“八百壯士”當時成了中華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就在文強這天晚上離去後不久，上海市童子軍戰時服務團的女青年楊惠敏冒險給四行倉庫守軍送去了一麵國旗。
第二天，“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高揚在四行倉庫樓頂上，激起附近圍觀的民眾一片“中華民族萬歲”的歡呼。應守軍的電話要求，上海市商會又送去了一麵更大的國旗。
“八百壯士”的英勇事跡極大地鼓舞了中國抗日軍民。
上海市民和全國同胞以各種方式向“八百壯士”表示慰問和支持。
各國傳媒將“八百壯士”的事跡迅速傳遍了全世界。
四行“孤軍”堅守陣地五天，擊退強敵六次圍攻，致敵軍在陣地前棄屍200餘具。
10月31日，日軍全力強渡蘇州河，封鎖南市。中國軍隊放棄南翔以東、蘇州河北岸全部陣地……
當天深夜，在最高統帥蔣介石嚴令下，謝晉元率四行孤軍揮淚撤入公共租界。
“八百壯士”在五天中傷亡37人，營長楊瑞符少校最後率部撤退時被敵彈洞穿左腿重傷。撤入租界後，在被租界當局關押於膠州公園（時人稱之為“孤軍營”）期間，謝晉元被日本人收買的內奸暗害。
戴笠交給特殊任務
10月下旬的一個早晨，助手葉霞娣叫文強快接緊急電話。文強拿起聽筒一聽，是戴笠的聲音。戴笠隻說了一句：“請立即來一趟。”就放了電話。
文強不知戴笠的電話從何處打來，急得問毛人鳳。毛人鳳卻慢吞吞地說：“可能是從福履理路打來的。”他說了具體地址，但又告訴文強，要小心一點，此地照例不接待賓客，得坐自備車去，車還不能直開到大門前，遠遠停下的好。
文強聽了，心想人們常說狡兔三窟，戴老板看來還不止三窟了。
到了那裏，剛走進大門，就見穿著毛巾睡衣的戴笠正在門廊下等著。看樣子確是有緊急事情。
戴笠叫文強到內室去與他共進早餐。接著，遞給文強一份電報，文強隻見電報上寫著：
“華北日本特務機關長鬆室孝良之助手南本實隆少將潛來上海，請注意。”
文強不解其意，把電報交還給正在屋裏踱來踱去的戴笠，也跟著在屋裏踱起來，等待他的下文。
戴笠一看文強也踱起步來，便拉文強坐下。兩人相對無言。過了一會兒，戴笠才說：
“念觀兄，你辛苦了。文友社這出戲唱得不錯。你還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戲。我考慮到由你出馬最為妥當。”
接著，戴笠詳細談起了這封電報提到的事。
南本實隆是日本特務土肥原和鬆室孝良的得力助手，也是在北平、天津搞間諜工作的一條毒蛇。戴笠多年來就想要除掉他，但都被他滑過去了。這次他又潛來上海，決不能讓他再輕易滑過。此人表麵上看來很老實，矮瘦個子，幹癟老頭，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帶一點天津口音。舉止從容不迫，但卻是一個陰謀家，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不是容易對付的家夥。
說著，戴笠又問：
“老兄有無左輪手槍？西服要多準備幾套，再配幾個得力助手給你，由你自己挑。作好出馬的準備吧。”
說完，戴笠將已經準備好的一支馬牌三號左輪和30發達姆彈，連同500元特別費一齊推到文強麵前花案上。
文強立即感到這是一件不好推托的任務。但在沒有說明具體任務前，他又不好拒絕，便說：
“戴先生，你說的這條毒蛇，我從來沒有和他打過交道。我已有一身的任務，怎能兼顧得下？這項任務可否在王兆槐等人中擇一人來幹？”
王兆槐是黃埔軍校四期同學，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長，此時又兼別動隊總指揮部直屬特務大隊長。戴笠毫不考慮地說：
“兆槐被公開職務纏住了，日方早已注意他。其他人也不相宜。你的兼職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幹得下來。不必推辭了。”
這樣一說，文強就隻好把東西都收了起來。
戴笠叫他回去等候命令，臨走時還叮囑他，這次談話不可告訴第二人，此間會麵地址也不可告人。以後沒有他親自打的電話請不要到此地來。
文強接受了任務後，想到愛國殺敵是男兒天職，有此機會，一定要全力以赴。他又想到，戰場殺敵，明來明去，反間諜戰，卻是以暗對暗，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一切貴在主動。
接連幾天，他都在考慮這個“主動”問題，像有千斤重擔挑到了肩上，寢食難安。
四天後的早晨，戴笠的緊急電話來了。
文強如約去後，戴笠告訴他：毒蛇出洞了。日本人想要趕在九國公約國開會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計劃。
所謂九國公約，是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萄與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其中規定了“維護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中國之門戶開放”等等。是對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粗暴侵犯。
蔣介石看到上海抗戰以來中國軍隊損失慘痛，擔心自己多年心血建立起來的嫡係精銳部隊打光了都不能解決問題，便寄希望於國際幹涉，以為日本進攻上海，其他幾國在中國“機會均等”的利益受到損害，會出麵對日本進行製裁，因此，曾任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利用其老關係頻繁開展外交活動，力圖促成九國公約國召開國際會議。“製裁日本”的輿論一時間傳得沸沸揚揚。
與此同時，法西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又在中、日之間進行“調停”斡旋，實際上是幫著日本對中國施加壓力，要中國在侵略麵前退讓。
戴笠告訴文強，日本特務機關急於獲取中國軍事情報，已經找到曾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科畢業的楊仲華。楊仲華這時是別動隊總指揮部參謀長。他向戴笠彙報後，戴笠決定將計就計，將文強化名李文範，以軍委會少將高參的身份，讓楊仲華向日本特務介紹，說是要向他們“出賣情報”，引蛇出洞。
為了周密起見，戴笠已致電軍委會，在職員名冊中加上李文範少將的虛名，以防有內奸去查名冊。
現在，日方已通過楊仲華約定：當晚8時在英租界靜安寺路100弄10號見麵。
戴笠交代說：
“你千萬不可露出馬腳。這次去見麵，不必帶手槍，也不要帶其他人，自備汽車換換牌照。見麵後問到年齡可以說大一點。日本人不到50出頭當不了少將，中國人不講這些，也得大幾歲才好。見麵後可注意偵察，那裏是日僑還是商人住戶，我自會派人弄清來龍去脈，記下每個出入的男女，拍下照片。你隻要考慮好初次見麵的談話內容就是了，要使他們百分之百地相信你……他們為何不約到虹口日租界，也不到旅館和公共場所？可見初次約見，已經對你有了信任感，這種信任感來自楊仲華的介紹。楊這個人呀！……”
戴笠歎息了半句，沒有再說下去。不知他此時是不是已經對楊仲華產生了不祥的預感。後來楊仲華在1941年6月率江蘇省保安八旅投敵，被汪精衛委任為偽軍委會委員、蘇皖綏靖總司令兼第二集團軍上將總司令。但因漢奸內部矛盾，加上日本人認為楊仲華未能像他誇下的海口那樣收編多少國民黨軍隊，不久又撤銷了第二集團軍番號並撤了楊仲華的總司令職。
日諜巨款引來一場虛驚
當晚赴約前，文強換了西服，檢查了汽車更換過的牌照，叫司機多兜幾個圈子再到約定地點。
到了那裏，文強按事先交代按了門鈴，一個年輕女仆來開了門，問：“是李先生嗎？”答說是，女仆便將文強引上二樓。
一間屋裏，燈火輝煌，正中一張條桌旁坐著四個不同年齡的人。都穿著西服。一見文強入內，四人一齊如軍人般起立。
其中一個滿臉皺紋、瘦小幹癟的老頭伸出手來，彬彬有禮地與文強握手，還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文強，名片上赫然印著“南本實隆”四個字。
文強接過名片，表示抱歉說：
“失禮了，沒有帶名片。”
南本實隆仍然十分客氣，說：
“楊閣下已經介紹大名是李文範少將，那就是將軍李了。”
文強點頭不語，等著他的下文。
入座後，他注意到其他三人都腰杆挺直，年齡在三四十歲左右，定是軍人無疑。其中一個高大肥胖者，兩眼一直炯炯地盯住文強看，文強不甘示弱，也瞪眼盯著看了他一陣，他才收回了目光。
沉默了一會兒，南本實隆開始談起來。他表現出很熟悉中國的孔孟之道，對平津一帶的流行語彙也運用得比較恰當，確實算得上一個“中國通”。
他先問起了文強的身世經曆、興趣愛好。
文強把事先準備好的一套話用來答複，自稱是江西人，李烈鈞將軍的堂侄，年36歲（實際上文強才剛滿30歲），雲南講武堂畢業，陸軍大學十期畢業，土包子，沒有出過洋，現在國軍統帥部辦公廳供職。
南本對所要情報一事隻字不提，隻約定兩日後在虹口再敘，到時有車來外白渡橋等候，要文強的車停在橋頭，車頭前玻璃窗裏都懸掛一兒童玩的小紅氣球為號。
說完，他就把一個沒有吹氣的小紅氣球塞在文強口袋裏，又叫人取出一大捆用繩索捆好、火漆蓋有中央銀行戳記的錢鈔送上文強的坐車，說是初次會麵的見麵禮。
文強與南本分手後，讓汽車兜了幾個圈子，開到善鍾路100號一座花園洋房裏。
本來蘇浙行動委員會設在三極電所，後來因法租界當局發現三極電所不見男女學生，來來往往的人有許多一看就像是幫會人物，平時汽車如龍，顯然不像個學校，已多次提出要進行檢查。文強將此情況告訴戴笠後，戴笠一個電話打給杜月笙，杜月笙就把善鍾路這座花園洋房讓了出來，作為蘇浙行動委員會的辦公大樓（別動隊總指揮部另設在謹記路）。三極電所就隻作為接頭處了。
汽車一直開到花園裏的噴水池邊。文強一進大樓，就見他的兩個女助手葉霞娣和趙靄蘭正焦急地等在那裏。
她倆一見到文強，便迎上前來低語道：
“老板已多次問起你回來沒有。我們問了其他人都不知道你的去向。快去吧，小心點。”
文強三步並作兩步奔上樓去，進入戴笠的辦公室後，他簡要彙報了這次與南本會麵情況，最後高興地說：
“我把見麵禮帶回來了，但不知為數多少，未敢擅自拆啟，請指定經理人員隨我去驗收。”
誰知，戴笠越聽越緊張，聽到這裏，竟指著文強的鼻子嚷了起來，聲音大得整座樓的人都驚動了：
“念觀兄，你怎麼會把毒蛇的贈禮不加考慮就帶回來了？試問一聲爆炸，玉石俱焚，那還了得嗎？你一人上當事小，這座大樓幾百人的性命怎麼辦？你呀，你呀！”
戴笠急得聲音都嘶啞了。這是文強與戴笠相處以來不曾有過的事。
文強正不知所措時，從聞聲而來圍到門口的人群中走出了行動技術專家餘樂醒，他這時是蘇浙行動委員會技術室主任，他也不多說什麼，拉著文強就下樓。
到了水池旁，餘樂醒問明那些鈔票放在汽車裏何處，叫其他人都退到百米以外去，他獨自上前，用手電照著觀察了一陣，回頭說：
“是銀行包紮好的鈔票……”
戴笠一聽，衝上前來，指著餘樂醒的鼻子嚷道：
“你比文強還書生氣！炸彈不可以偽裝成鈔票樣子嗎？”
這一說，餘樂醒怔住了，氣氛更加緊張。
文強隻好請餘樂醒用導電線作引爆試驗。餘樂醒叫大家都退到內花園牆後臥倒，以防不測。
餘樂醒將那捆鈔票小心翼翼地提出車來，放到空地上。
試驗結果，仍然沒有爆炸。
文強這時不管三七二十一，拾起幾塊磚頭扔向鈔票捆，仍然沒有動靜。
餘樂醒便取出剪子將捆紮繩索剪斷，輕輕取出一紮紮鈔票翻了個遍，終於確定沒有問題，高興地叫了起來：
“全是真的鈔票！”
事後由經理處長張冠夫清點，全部鈔票共有1萬元法幣。
但是當時在場的人們都不知道這些鈔票是從哪裏來的，為何會引起戴笠那麼大的恐慌。
回到辦公室，戴笠搖頭歎道：
“毒蛇這份見麵禮真夠大方的，可見他們正在饑不擇食……老兄沉著應變的精神可嘉，我的警惕過頭也是不得已。過慮則愚，過敏則亂，不認真則萬事無成。得失各半乃得失之失，全勝而敗不如積小勝而大勝。劍及履及，步步以慎敵之心，則有備無患。反之，掉以輕心，事無不敗之理。”
他搖頭晃腦地說了一大通兵家理論，還不過癮，又用他那劍拔弩張的字體在一張紙上寫了下來，贈給文強。
文強知道他是想把事情辦得萬無一失，此後也就格外小心謹慎。
假戲真唱誘敵上鉤
到了約定時間，按照車窗裏掛紅氣球的暗號，文強在外白渡橋等到了來接他的汽車。
汽車開進日本海軍俱樂部，文強被引進一間屋裏，仍是初見時在座的那四個人。這次，四人中那個身材高胖的日本人對文強特別親熱，但又不會漢語，隻能讓南本翻譯。
文強故意說：
“不知此君為何人，所居何職，因此不便與此君對話。”
南本隻得叫那人拿出名片給文強，原來是日本憲兵大佐森正一。文強說：
“不識大佐閣下，失禮了。但中國人的習慣，凡事有主有次，既然南本少將閣下為主，森正一大佐閣下即應居次，方為得體。”
南本與森正一用日語交換了意見，便仍由南本與文強談判。文強采取主動說：
“感於九國公約開會有期，戰場膠著，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中日同文同種，不能長此為仇。凡事請直言商討，本人乃軍伍出身，不願坐令歲月蹉跎……”
文強還在講話中故意提到他最近去過南京一趟，向對方拋出誘餌。南本思索片刻後說：
“我們有請求、也有請教處，請求為了解中國統帥部決心如何？對日作戰之動員兵力配備如何？請教者，九國公約之製裁倡議是否出自宋子文部長的謀略？對陶德曼奔走和談和看法如何？”
文強微微一笑道：
“閣下所提之四個問題乃經國大事，也涉及世界大局，非今日可言，尚須準備後在下次再答複。”
南本急切問道：
“能否將對日作戰之動員兵力配備如何先作答複？”
文強笑道：
“四個問題都可作出令閣下滿意的答複，所提一問，更無問題，不但下次定能答複，甚至可以書麵答複。”
南本聽了，十分滿意，與森正一用日語交換意見，森正一眉開眼笑，頻頻點頭。
南本對文強直截了當說，若答複四個問題需要報酬若幹，請不客氣地提出來。
文強故意表現出漠然態度，並說明資料不在他手中，行情有待探詢。
南本最後決定，兩天後仍在此地會麵，若四個問題不能一齊答複，其中第二題（對日作戰之動員兵力配備）望能兌現。
文強笑道：
“豈能失信於兩位閣下。無信不立，請放心！”
文強回來彙報後，戴笠分析毒蛇已經上鉤，要他繼續假戲真唱，注意提防毒蛇脫鉤。
戴笠還設想，利用毒蛇不惜花錢收買情報的心理，附帶騙取一筆巨款，以充別動隊軍餉，若有兩百萬元到手，則兩年餉糧無虞了。
文強心想，若以兩百萬元為目標，則每題50萬元，似乎太廉價了，要爭取在討價還價中提高到500萬元。
他們當時都沒料到，就是貪圖這個騙取巨款的附帶目標，最終會誤了大事。
為了假戲真唱，文強閉門造車，炮製了對四個問題的答案提綱，讓戴笠審定。戴笠對段落順序和文字內容都作了一些修改，吩咐他留存底稿，上報蔣介石備案。同時要他注意留下討價還價的餘地。
隨後，文強叫來手下劉戈青、易珍、趙宣、王業鴻四個參謀人員，將提綱念給他們聽後，要他們分別選其中一題，按各自理解寫出答案。
四個人不知這是做什麼，以為是對他們進行考核，各自選好題目，埋頭作答。
戴笠親自來看了答卷情況，吩咐準備夜餐，並給每人發特別費40元。
第三次見麵時，日方增加了一個文雅的中年人，文強後來知道此人是侵華日軍報導部長大川博野。
當南本問起前述之四題時，文強回答第二題已經帶來，是到前線最高司令部許以重金才得到的。他特別強調了“許以重金”幾個字。
他還趁機訴起苦來，說老父死猶未葬，身前負債未還，老母重病在床，自己身為少將，綿薄薪俸不足糊口等等。言下之意，自然是想要多索酬金。
南本等人假意向文強作了一番安慰後，報出了收買四題情報的價格。南本說他隻能在500萬元內酌情做主，超過500萬元則需向上請示。
文強想了想說：
“就第二題言，上海少戰一天，軍費恐已不止兩百萬元。若以一旬一月累計，又當多少？人命應重於金錢，我看第二題一題五百萬元也不為多。我若能得到數百萬元之數，便可為民息戰免災，投向和平之路，實現陶德曼奔走和平而未能實現之善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