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炮火下的戰地勘測上海是當時中國首都南京的門戶，又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像九一八事變後一舉占領中國東北三省那樣奪取上海，並在上海及其外圍地區與中國軍隊主力速戰速決，在短期內壓迫中國政府作城下之盟。
但是這一次他們卻遇到了全麵的頑強抵抗和反擊。
日軍轟炸上海閘北
文強於八一三抗戰爆發、日機首次空襲南京的第二天夜裏離開南京，乘京滬特快列車抵達上海。
下車後，就有戴笠派出的人員將他直接接到了設於法租界拉斐德路楓林橋的三極無線電傳習所。
這個三極無線電傳習所，原是特務處培訓無線電技術幹部的學校，分為訓練報務員和工程人員兩大類。七七事變後，學校已經停辦遷往武漢。但三極電所的牌子仍然掛著，以應付法租界當局。戴笠已經將這裏改作了對日本展開情報戰的秘密機構。
文強到任後，公開身份是三極無線電傳習所所長，同時又擔任著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
一周後，8月20日晚上，戴笠在三極無線電傳習所召集文強和幾位特務處骨幹開會。戴笠談到，這次上海抗戰是由日本方麵蓄意挑起的，企圖重複五年前“一·二八”的老路。但是這一次日本人的算盤打錯了。南京最高當局已經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抗戰到底。
隨後，戴笠宣布，組成一個參謀本部戰地調查勘測組，由餘樂醒為組長，文強為副組長，共六人，前往浦東川沙至金山衛及杭州灣沿海調查勘測，防止日軍偷渡登陸，危及我軍側翼及後方補給聯絡線。
戴笠要求他們連夜作好出發準備，並要他們出發前先去中國勞動協會找朱學範先生聯係，由朱先生安排向導及介紹沿途情況。
餘樂醒原是大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員，曾參加赴法勤工儉學，後又被派赴蘇聯莫斯科接受過“格柏烏”（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的前身）的情報工作訓練。回國後，曾在楊虎城部下作過西安兵工廠廠長。
他長於對爆炸技術及藥物的研究，在軍統局內有“化學博士”之稱。在汪精衛叛逃到越南河內與日本人勾結時，戴笠曾派他參加製裁汪精衛的行動。他製訂了以毒藥進行製裁的計劃，但因無法保證將有毒食物送入汪宅並讓汪精衛一人食用，最終取消了這一計劃而改為武力製裁（後誤殺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行動失敗）。
餘樂醒曾任浙江警校特訓班副主任、南京參謀本部乙種參謀業務訓練班教務主任，兩度與文強共事。此次被調到上海，他們又高興地聚到了一起。
事不宜遲，第二天清晨，餘樂醒、文強一行就到了中國勞動協會。
協會常務理事朱學範，是得到官方承認的上海郵局工會領袖。在北伐革命中，上海舉行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時，他是上海郵局工人糾察隊小隊長，後來擔任了全國郵務總工會常務委員和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參與創建了中國勞動協會。並作為中國工人代表出席國際勞工大會。
時年32歲的朱學範十分熱情地向他們介紹了一個浦東口音的青年作向導，並簡單介紹了自川沙縣經南彙、奉賢兩縣至金山衛的大致情況。還告訴他們，他已經作好安排，沿途將有更熟悉情況的向導帶路和介紹情況。
勘測組進行了四天四夜的緊張工作。白天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在海邊鹽灘地上，在烈日下勘測繪製草圖，夜間進行總結並繪製精確的詳圖。他們常常忙到深夜兩三點還不能入睡。餘樂醒要求“今日事今日畢”，文強也呼籲“分秒必爭”。
雖然睡眠不夠，但是大家都精神振奮，不知疲倦。勞動協會派來的向導們也不辭辛苦，不畏敵機轟炸掃射的威脅，給勘測組起到了很好的激勵作用。
他們勘測繪製的所有圖表均由文強負責審核，全部工作完成後由文強起草了報告，經大家討論後修改定稿。
在勘測中，他們發現，川沙縣尖端白龍港外，停泊著敵艦多艘，炮火猛烈，有試探登陸的跡象，且港口有硬灘地帶，容易被敵軍偷渡登陸。浦東至金山衛及杭州灣一線，常有可疑敵諜活動，散布謠言，夜間還能看見顯然是漢奸發射的信號彈。金山衛硬灘地帶居多，港灣水深，係明清兩朝嚴防倭寇入侵之重點設防區，他們認為此處應加派重兵守護。
在勘測途中，他們還物色了兩位熟悉沿海情況的愛國青年協助工作，這兩人，一個是中學校長林鈞，一個是林鈞的學生陳默。
當時文強等人都不知道，林鈞早已是中共黨員，在“五卅”運動時期就已是上海工商學聯合會負責人之一，北伐革命中又參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並當選為起義勝利後建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秘書長。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淞滬警備司令部楊虎、陳群發布的《通緝令》中點名捉拿的“反動共產分子”，頭一個就是林鈞。
此後，林鈞也參加了南昌暴動，暴動失敗後也經香港撤退到上海，隻是當時與走過同樣路線的文強未曾相識。
1930年代初，林鈞曾被捕入獄，後由曾在上海大學當過他老師的邵力子保釋出來，但卻因當地中共黨組織遭到破壞而失去了組織關係。
抗戰爆發後，林鈞與八路軍上海辦事處接上了關係，並以他任校長的中學為依托，幫助辦事處接待出獄的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人士，解決食宿問題。
在與文強等人接觸後，林鈞便又按照八路軍辦事處的指示，帶著陳默等一批學生和工人參加了浦東國民黨抗日遊擊部隊。
文強他們在奉賢縣勘測時，得知縣看守所裏關押著一個因綁票案被判死刑的上海汽車司機丁錫山，尚未執行。他們又了解到，此人是奉賢縣鄔家橋人，文化不高，但年紀很輕就闖蕩江湖，與當地一些劫財綁票的匪盜有聯係，且有一定號召力。
於是他們便提議並獲得批準，由上海幫會頭領杜月笙出麵，將丁錫山保釋出獄，曉以民族大義，讓他戴罪立功，將那些匪盜收編，參加抗日殺敵，同時招兵買馬，編為蘇浙行動委員會浦東遊擊總隊。
這件事引起反響，此後，許多地方匪盜及太湖湖盜紛紛接受收編，加入了抗日行列。
文強當時不可能想到，這個丁錫山，兩年後將會同他有一場生死較量，使他差點成了“孤島”冤魂、抗日烈士……
利用幫會人員組建別動隊
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不到一月，9月4日淩晨，蔣介石直接發來電報，命令戴笠與上海著名幫會頭領杜月笙合作，限一個月內成立一支一萬人的抗日遊擊部隊，以配合正規軍作戰，在敵前敵後進行騷擾、破壞、襲擊，並肅清漢奸日諜的活動。
這天上午8點左右，戴笠帶著機要秘書毛人鳳來到三極電所，將蔣介石的電報給文強看了，然後具體談到，他已決定將這支遊擊部隊命名為別動隊，並在其上建立一個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的政治軍事指導機構，聘俞鴻鈞、吳鐵城、貝祖貽、杜月笙、錢新之、劉誌陸、蔡勁軍、吉章簡等為委員，戴笠本人兼書記長，實際負責。
因9月4日的電報韻目為“支”，戴笠即以奉到“支電”之日作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和別動隊成立紀念日。並於當天任命文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書記長辦公室上校人事科長，負責這支部隊的具體組織工作。
戴笠還提出，別動隊總指揮部下轄五個支隊，每個支隊相當於正規軍一個團的編製，支隊下依次為大隊、中隊、區隊、班，均按三三製。共1萬人。
將這些考慮說完後，戴笠見文強都已記錄下來，便把手一揮，要他立即起草一份組織行動大綱及編製表，限當晚7時前完成，
文強按時完成了，戴笠也按時帶著剛從武漢調來任特務處上海區長的周偉龍一起來到三極電所，叫文強逐條念給他們聽，聽完一條修改一條。
最後，戴笠將修改稿放入他的皮包，滿意地笑著說他要連夜繕正，以便次日帶去與杜月笙會談。議出結果後，三日內向蔣介石呈複。
第二天晚上7時左右，戴笠率領餘樂醒、周偉龍、毛人鳳、文強等一班高級骨幹，乘坐三輛汽車，由三極電所出發，前往法租界趙主教路劉誌陸公館與杜月笙會談。
劉誌陸曾在老牌軍閥陳炯明的粵軍和吳佩孚、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任過軍長，投靠國民革命軍後任過師長，此時在上海作“寓公”，有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頭銜，他在上海幫會內的輩分比杜月笙高，但仍然不惜“紆尊”交歡，替杜月笙辦交際，在杜府門上跑腿。
杜月笙這個名字，在當年的上海灘，可謂無人不曉。
杜月笙
當時夠得上稱為“海上聞人”的，大約不超過20個，杜月笙即其中之一，而且是名號特別響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與黃金榮、張嘯林三人均是著名的上海青幫頭領，而杜月笙的社會影響已在這三人中占了首位。老報人徐鑄成對他們有一個生動的概括：他們“出身於流氓無產階級，無恒產，甚至沒有固定職業，但可以揮金如土，一呼百諾。他們沒有什麼高官顯爵，而那些達官貴人，軍閥顯要，見了他們仿佛都還矮了一截，趨奉唯恐不及。”
杜月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人物。
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實行“清黨”時，曾利用了他和黃金榮等人掌握的幫會勢力來鎮壓工人糾察隊，誘捕、殺害了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
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杜月笙卻又與愛國報人史量才（《申報》社長、中南銀行董事長）等組織抗敵後援會（杜任副會長），捐贈錢物，支援前線，搶救傷兵。隨後又與史量才及黃炎培（著名職業教育家）、錢新之（金融家）等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杜任會長），代表上海各界支持十九路軍抗日，法國駐上海總領事擔心他的舉動會得罪日方，希望他辭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一職，他以民族大義為重，同意辭去了那一職務。
八一三抗戰爆發前夕，杜月笙擔任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委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抗戰爆發後，他又熱情投入到籌募資金、輸送給養、收容安置難民等工作中。
這是文強第一次見到這位“海上聞人”。杜月笙身材修長，麵色帶青，看上去隻是一個50多歲的文弱老儒生，並無一點小說或戲劇中那些流氓頭子、“混世魔王”的模樣。
來到公館會議廳，杜月笙方麵的人員已經先到，除杜月笙外，還有劉誌陸、陸京士、朱學範、萬墨林、陶一珊等。
會談並不複雜，因事前戴笠與杜月笙已經互通聲氣，達成了共識。因此十分順利通過了蘇浙行動委員會組織行動大綱和編製預算書。
兩天後，雙方又舉行了第二次會談，確定了高級人事安排。杜月笙推薦的劉誌陸擔任別動隊總指揮，另外推薦了陸京士、朱學範、陶一珊任支隊長。其中陸京士與朱學範都是郵局工會領袖，陶一珊是上海公民訓練聯隊總隊長，但他又是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此時已是複興社骨幹。
戴笠另外推薦了黃埔同學張鄴作支隊長，還推薦了幾個黃埔同學任其他主要職務。
在當時戰事緊急情況下，別動隊限一月成軍，並要配合正規軍與強敵作戰，弄得不好就會成為拚湊烏合之眾，參戰等於驅羊群入虎口。
為此，戴笠向文強交代，一定要充分運用上海社會上的幫會關係，將三山五嶽的幫會頭麵人物團結起來，通過他們去組織好人馬。
戴笠又吩咐文強，速電南京黃埔畢業生調查處負責人黃雍，要求輸送軍校畢業同學中尉、校級資曆者600名來滬報到，並注意考核，寧缺毋濫，按資曆分批安置為別動隊各級幹部；
又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選派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並受過警官正科訓練的學員100人來滬報到，安排到各中隊作政治指導員；
又電南京特務處本部人事科長李肖白，抽調200名以上中高級幹部來滬，聽候分配工作；
班長一級幹部，非久戰之兵不能勝任，臨時培訓又來不及。戴笠叫文強親到浦東南橋總部向第八集團軍總指揮張發奎求援，請張將軍從該部隊商調600名具有班長、副班長能力的軍士級人才到別動隊服務……
這些事情，文強都在一周內完成了。
在南市白雲觀上海警備司令部偵查大隊樓上，還專門安排了兩個房間解決報到幹部進入租界的問題。
當時幫會在上海社會上的勢力是很大的，老報人徐鑄成舉過一個生動的事例：1936年《大公報》增設上海版時，因未與幫會拉上關係，竟一份也賣不出去。由此可見一斑。
那個時代，一般市民和底層勞動者，為了家庭安全和職業、生計，都不得不參加幫會組織。八一三抗戰爆發後，閘北、楊樹浦、滬西南一帶的工廠、商店紛紛停業，青年工人、店員、學生踴躍參加抗戰，加上幫會組織的發動，別動隊很快就拉起了隊伍。
杜月笙是上海青幫大頭領。青幫，又稱清幫、安清幫，原為清代民間以迷信為紐帶、以家長製為組織形式的秘密結社，起初是組織南北運河的船夫為清政府承辦漕運（主要是將政府所征糧食運往京師及其他地點），長期在運河漕運中保持行幫的地位。後因漕糧改為海輪運輸，河運完全停止，青幫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其徒眾散向上海、天津和長江下遊其他通商口岸，流為遊民組織。有的日益演變為結交官府，坐地分贓的流氓惡霸組織。
到了清末，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和掠奪，迫使中國自然經濟迅速解體，造成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者和流氓無產者人數劇增，這些人就成了青幫與另一民間秘密結社“洪幫”（又稱紅幫、洪門）的主要成分。
他們是人類生活中的最不安定者，既能勇敢鬥爭，但又有很大破壞性。
辛亥革命時，孫中山就曾注意到民間幫會的力量，他領導發動的多次反清武裝起義，就主要是依靠當時稱為“會黨”的幫會力量。
後來，青幫在上海設立中華共進會，紅幫也與之合流。袁世凱利用這一組織，刺殺了民主革命家宋教仁。1927年上海幫會又為蔣介石所用，參與了四一二“清黨”時的大屠殺。
蔣介石在八一三抗戰中下令利用幫會力量組建別動隊，顯然是國民黨缺乏共產黨那樣深入民眾進行宣傳鼓動的能力，也因為在當時戰事緊急情況下，通過現成的幫會來組織發動民眾不失為一條捷徑。
這一次，幫會中的廣大群眾又跟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反清武裝起義一樣，懷著滿腔愛國熱情，投入到了真正為正義事業獻身的鬥爭中。他們為早已失去存在價值的原始、落後的幫會最後階段的曆史，寫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頁。
據當時任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委員的張執一回憶，中國共產黨也在別動隊中組建了一個大隊：
經軍委同意，由我通過當時在上海很有名望的洪幫頭子向鬆坡（號海潛）的關係進行軍事方麵的活動，弄到國民政府軍委會蘇浙行動動委員會遊擊總指揮部委任的第一支隊第三大隊的一個名義。第一支隊長何行健（號天風），是一個舊軍人，洪幫，他當時因要取得我方的信任以便進而取得向海潛的信任，表示願意聽我方的話（我是中共方麵的人，何是知道的。何後來成為戴笠的人，旋又投降日、汪，被戴笠派人打死在法租界）當時何某曾委任我為該支隊部的上尉書記官，餘紀一（當時名俞華）同誌為中尉書記官，皆因病早離開。這時經組織允許，便以洪幫名義組成第三大隊，人數約五百多人，領到長短槍各二百五十支，每人還發了四個手榴彈。遊擊總指揮部派了一個黃埔四期生任中校大隊長（我們不讓他取得實權），（中共）黨員王際光（任鐵峰）任少校副大隊長。中隊長、區隊長、小隊長等，均由秘密黨員或進步分子充任。可惜領導人員工作不得力，加上反動派的破壞，不久王際光擅自帶同十多個幹部離隊潛逃，以致工作遭到失敗。
盡管張執一這段回憶不夠詳細，但也可以從中了解到，當時中共也派了人員參加別動隊。
在著名作家、編輯韋君宜所寫的《思痛錄》一書中，提到延安一個青年記者，原是上海綢緞莊夥計，因抗戰爆發後參加過別動隊而在延安整風中被打成了“特務”。顯然，當時參加別動隊的愛國進步青年也是很多的。
血戰滬江邊
在新組建的別動隊中，有許多是經章乃器先生及其他愛國人士介紹來的失學失業青年，還有原上海公民訓練聯隊的青年，不少都具有大專學曆。把他們作普通列兵使用，不能發揮專長，未免可惜。
於是，戴笠決定由蘇浙行動委員會技術室主任餘樂醒和總務組長謝力公分頭負責辦了青浦和鬆江兩個技術幹部訓練班，各訓練500人，以一個月時間，訓練偵察、行動、爆破等技術。
誰知，青浦班訓練剛剛畢業，鬆江班還未畢業，日軍就已在金山衛登陸。鬆江班訓練地距金山衛很近，學員突遭襲擊，500人幸存者不足十分之一。
該班大隊長廖曙東上校是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被敵人追擊到一水潭中，以自衛手槍擊斃數名敵兵後，高呼：“中國不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壯烈犧牲於敵軍亂槍之下。
別動隊參戰後，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隊（以大中專學生為主）布置於南市一帶負責維持治安、肅清敵諜、守護倉庫等任務外，其他四個支隊十二個大隊都配合正規軍部署於蘇州河沿岸，與日軍血戰。
文強親到前線視察慰問多次，見各大隊都能堅持奮戰到底，主動堵住陣地上被日軍突破的缺口。有的甚至得到撤退命令也不撤離，誓與陣地共存亡。
中國軍隊在上海郊區阻擊日軍
文強親見何天風支隊（以幫會成員為主）一個名叫李穰的大隊長，在日軍坦克向北四川路衝擊時，渾身捆上手榴彈，兩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機手槍，決心舍身炸毀敵軍坦克，以阻擋其進攻鋒芒。後因我軍猛烈炮火擊退敵坦克，他才沒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傷，還堅決不下火線。
文強還見到朱學範支隊（以工會會員為主）盛瑜大隊的一位中隊長毛勳，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率隊作戰，接連三晝夜不下火線，全中隊傷亡過半，指導員朱巨陣亡。毛勳高呼“為指導員報仇”口號激勵士氣，他身負重傷後，與幸存戰士撤到一便橋下，被敵機發現，轟炸掃射，死傷累累，毛勳周身著火，胡須頭發都被燒光，兩耳被震聾，從橋邊滾到水裏才得救，但仍因傷重從此身殘。
到11月初全線撤退前夕，文強奉命率葉霞娣、趙藹蘭、陳難等女工作人員代表蘇浙行動委員會前往租界各醫院慰問別動隊的500多名傷員。據人事科調查統計，別動隊陣亡官兵1500人以上。
最後在正規軍奉命撤離時，上海南市地區隻留下了一個旅，而別動隊朱學範領導的第三支隊和陶一珊領導的第五支隊卻誓死不退，堅持以血肉之軀與日軍鏖戰，曆時三天，直至被租界當局解除武裝。張鄴領導的第四支隊在蘇州河畔掩護正規軍撤退中，傷亡慘重……
文強曾為這些愛國誌士們的英勇抗敵壯舉賦詩一首：
奉調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戰滬江邊。
男兒愛國爭先步，護士扶傷競向前。
但願國生寧我死，豈容家破乞人憐。
朝朝苦戰連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程克祥、彭壽獻計
正在組建別動隊中，9月中旬的一天，戴笠叫文強到法租界拉都路某號章乃器先生住處，與兩位上海大學畢業生見麵。
章乃器為何要介紹這兩位學生？見了麵談什麼事？戴笠都沒有交代。
章乃器是著名銀行家和社會活動家，“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他與其他六位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一起，因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釋放政治犯，建立統一的抗戰政府等主張，抨擊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內戰政策，而於1936年11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並於1937年4月由蘇州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國”的罪名投入監獄，提起公訴。
此事在全國引起極大民憤，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發起了“救國入獄”運動，要求與“七君子”一起坐牢，弄得國民黨當局十分狼狽。
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八一三抗戰前夕的7月31日，“七君子”被釋放出獄。
章乃器出獄後，立即參加了宋子文倡導的勸募救國公債活動。
文強趕到拉都路章乃器住處，隻見兩個年輕人與一位女士在客廳閑談。見到文強進去，那女士便十分爽朗地自我介紹是章先生的伴侶胡子嬰。
胡子嬰既是當時不多見的女實業家，也是著名的救國會社會活動家。她給文強介紹：兩個青年程克祥和彭壽，是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愛國青年。他們與日本人辦的同文書院某教授有友好關係，願以這種關係為抗日事業作出貢獻。
文強打量了一下這兩個年輕人，程克祥長得眉清目秀，彭壽則粗眉大眼，兩人個子雖不高，卻都顯得英氣勃勃。程克祥比彭壽更善言辭，急於向文強介紹他們的計劃。但文強對此不便自作主張表態，提出請章先生明日另約時間再談。胡子嬰當即說：
“我可以代表章先生答複，明日上午八時仍在我家談。”
文強回到三極電所，向戴笠作了彙報。戴笠對利用關係打入日諜巢穴沒有把握，還擔心章乃器太書生氣，上當受騙。但他又認為反正在租界上，跳不出我們的手心，不如將計就計，答應下來。遂決定次日文強繼續去談。
第二天，文強按時來到章家，章乃器熱情接待了他，並說隻負責介紹見麵搭橋，具體事情由他們去談。說完章乃器就避入內室了。
於是，文強便聽程克祥和彭壽談起來。他們談到的設想是：由他們出麵設立一個“以文會友”的“文友通訊社”，通過與同文書院那位日本教授的關係，深入同文書院及虹口地區，重點是日本海軍俱樂部。他們希望得到政府支持，並提出三條請求：為他們租用一所獨立的樓房作為社址，一次發給備用金法幣1萬元，準許購置小汽車一部，配司機一人。
文強表示原則上同意這三點意見，請他們再詳細擬定工作計劃和經費開支預算。
告辭的時候，章乃器從內室出來，得知雙方談妥，高興得哈哈大笑。
戴笠聽了文強彙報，馬上決定連夜辦妥文件，三日內將文友社這個反間諜機構建立起來。
文強原以為向他彙報後就可將此事交由另外的人去辦了，但是戴笠仍要他繼續幹下去。於是他隻好在人事科、辦事處和文友社三處奔忙起來。
“以文會友”智鬥日諜
文友社租用了法租界呂班路一座三樓一底洋房作社址。正當此時，一位湖南同鄉，黃埔軍校六期同學王力從杭州前來報到。文強便對他談起，文友社要有一個看大門兼作收發的人，希望他能屈就，既不暴露黃埔軍人身份，又要裝作無所作為、低三下四的樣子。
王力舉手製止他作進一步解釋，爽快地笑道：
“怎麼說就怎麼辦。愛國工作必當臥薪嚐膽。”
王力的右足在作戰時負過傷，走路微跛。外人很難想到，這個瘸子看門人，竟是文友社這個反間諜機構的實際負責人。甚至連特務處派來的兩個女“記者”都沒有想到此人會是她們的頂頭上司。
兩個女“記者”，一個叫安占江，東北姑娘，曾在北平警官高等學校受過訓練。另一個叫吳憶梅，曾是《上海晚報》記者，在中央警校受過訓練。文強要求她們不要逞能，在受訓練時學會的騎馬、射箭、打槍等本事都不能暴露出來。
既是“文友”，就還得有對方的人。那個日本教授通過程克祥介紹來的三個記者，顯然是日方間諜。
為了證實這一點，文強故意說，為了確定工資待遇，要進行考核，審查資曆，還要有可靠的保證人和保證金等等。
那三個“記者”一聽就慌了，連說他們是來為愛國盡義務，寧可不要報酬，考核等等就免了。
文強見他們不打自招地露出了狐狸尾巴，心中暗笑。
為了不讓日方懷疑，對兩位女“記者”仍由程、彭二人進行了考核。日諜對兩個姑娘從未產生懷疑，她倆以記者身份混入同文書院和日本海軍俱樂部，獲取了大量情報資料。
文友社的司機也是日本教授介紹來的日本人。王力多次向文強談起此人很狡猾，難於對付，要設法換掉才好。文強同兩位女記者商量，她倆想出“以毒攻毒”的辦法，在日本方麵散布流言，說此人看不起中國人，太傲慢，像個日本浪人。引起議論紛紛。日本方麵就主動將他調走了。
隨後，文強以“招考”為名，暗中請朱學範介紹來了一位愛國司機陳阿毛。
一次，通過兩個女記者引誘，他們將同文書院一個以“教授”身份作掩護的日諜上尉福田信一從法租界綁架過來。具體負責這一行動的是餘樂醒的學生王業鴻。
誰知用來堵口的毛巾上麻醉劑少了，那日諜叫了起來！
當馬路上的安南巡捕聞聲走來時，兩個女記者從容對答說，這是她們的家兄，患有精神病，要送去醫院檢查。終於把這個日諜順利綁架到了南市警察局。
經過審訊，這個日本間諜教授交待了他所了解的日方在上海地區開展間諜活動的計劃，供出了由他負責聯係的十多個漢奸的姓名。
後來在撤離上海前夕，在揚子飯店為文強餞行時，章乃器和胡子嬰帶著女兒來了。章乃器特別提到，他曾擔心他那兩個學生經不起日本人的引誘，幹出不義之事。現在看到他們能真正為愛國事業盡力，就放心了。
袁國平語驚四座
在上海抗戰的猛烈炮火聲中，8月下旬，按照國共談判達成的協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1日，按照國民政府軍委會命令，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