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找中央申訴希望落空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裏，文強帶著周敦琬回到了他長沙鄉下的老家，湘江西岸麓山鎮文江鄉楓樹嘴。
他們打算回鄉探望後即赴上海找周恩來。
他們渡過湘江，乘汽車在離鄉一華裏處的金馬橋下了車，正在欣賞四周眾山皆白的雪景，忽有一人上來接過了文強手中的行李。
文強一看，原來是親戚許家表叔。表叔看了看周敦琬，高興地祝賀文強帶著新媳婦榮歸。說著，他又麵露愁容，搖頭歎道：
“遊子千裏來歸，針衣手線所感，何其神也！”
文強聽他說得有些奇怪，急問緣由，方知母親文劉玉蓮當天早上剛剛去世，入殮後尚未封棺！表叔以為他是遙感到噩耗才趕回來奔喪的。
文強聞言大悲。他萬萬沒有想到，剛一回鄉竟遭此打擊。
他才7歲時，父親就遠去雲南追隨蔡鍔將軍參加討袁護國革命，一去13載，家中全靠母親一手將他與弟妹們撫養成人。後來幾次遇到危難，都是有了母親的關懷、資助，文強才順利渡過難關。
母親患肺病多年，文強一心忙於革命，竟一點不知……
一路上，表叔又告訴文強，他家一年來迭遭不幸：他父親最心愛的小女兒，文強的小妹，芳齡17歲的桂娟，已因患肺病夭折，文強的弟媳及其不滿周歲的男孩也不幸病故。
一年內家中竟連夭四口人！他父親遭此打擊，人已老了許多……
文強到了家裏，看到靈堂白幔，一下撲了上去，撫棺大哭，連身後的新媳婦周敦琬也未顧得上給家人介紹。還是表叔幫忙作了介紹。
文強與周敦琬依照鄉俗，披麻戴孝，守靈送葬。
喪事辦完後不久，已是一年一度的春節。他倆的意外歸來，給連遭人禍的家庭增添了喜氣。父親希望他們能多住些日子。
於是，他們去上海的行期便拖下來了。
文強的父親文振之，曾於湖南優級師範學校畢業後留學日本，與孫中山、黃興、蔡鍔、李烈鈞、程潛等十分相好。蔡鍔在雲南組織討袁護國軍前夕，文振之的姨父張靖正在蔡鍔幕府任參軍，他給文振之發來急電，邀其入滇“共襄義舉”。文振之毅然別婦拋雛遠去雲南，參加蔡鍔幕府機要，擔任了“紅文案”（即有權用朱筆批公文的秘書長一類角色），後來還作過雲南省高等審判廳廳長。
北伐革命時，為表示擁護國民革命，與北洋軍閥係統斷絕關係，文振之提前告老還鄉。此後在家鄉興辦教育事業。
這次對兒子和媳婦的突然歸來，文振之沒有多問。文強為了不讓老人擔心，隻說是川局動亂，避禍而歸。老人根據他的人生經驗，建議他們值此亂世，要懂得明哲保身，最好先在家鄉暫避一時。
文強明白父親愛護兒子的良苦用心，他和周敦琬商量後，決定順從老人的意見，先在家鄉棲身下來，再設法與上海中共中央聯係。
於是，文強在其父辦的文氏崇實女子職業學校擔任了代理校長，周敦琬則在校中擔任了教員。
剛剛結束了顛沛流離的動亂生活，文強的心情有一陣短暫的閑適和輕鬆。這從他當時所寫的一首小詩可以看出來：
故裏春風暢，相思入洞庭。
麓山花似錦，愛晚幾楓青。
不過，這樣的心情並不持久。
安頓下來後，文強和周敦琬便寄信和托人帶信去上海，通過他們知道的通訊處和聯係方法，與中共中央取得聯係。
可是，一封封信都有如石沉大海。
5月初的一個黃昏，夕陽的餘暉在湘江水麵顫動。一群水烏拍打著翅膀掠過江麵，消失在蒼茫的暮色中。
文強與周敦琬身穿素服，來到湘江邊上。他們從提來的竹籃裏取出酒禮、香燭，在河灘上擺好，然後麵對四川方向，雙雙跪下……
這天是劉願庵烈士殉難周年的忌日。他們特地來到這無人的江邊祭奠烈士。
劃燃的火柴，點燃了香燭，也點燃了他們手裏的挽聯。挽聯上寫著：
願庵烈士千古
生死何足論，黯黯巴山秦嶺，興歌烈士千秋淚
遺書詔後繼，悠悠湘水嶽雲，遙寄英才萬古悲
周堅如、文萊之攜手泣挽
火焰跳躍著，在江風中迅速燃起，挽聯轉眼就化成了灰燼，像一隻隻灰黑色的蝴蝶，隨江風飛去……
久久不能與上海中共中央取得聯係，文強實在按捺不住，與周敦琬商量後，兩人又瞞著父親，假稱去武漢找朋友，於9月裏去了一次上海。
來回半月，他們在上海逗留了5天。當年周敦琬在中共四川省委負責秘書處工作，派到上海與中共中央聯絡的介紹信都是她經手寫成並由她交代接頭方法。這次，他們把所知道的聯絡通訊處都想方設法去打聽了一遍。
但是毫無結果。
就在這段時間裏，國民黨軍加緊了對紅軍根據地蘇區的圍剿。鄂豫皖蘇區中心區新集、湘鄂西蘇區中心區瞿家灣等相繼被攻占。
文強與周敦琬隻見上海、武漢等地一片白色恐怖，不敢久留，隻得失望而歸。
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自從上一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6月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處境已經空前艱難。已往的對外通訊關係，已經全部切斷，舊的聯絡方式已經全部廢止。
他們想要找的周恩來，也早已在上一年年底離開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蘇區。
他們找黨中央、找周恩來申訴並請求另行安排工作的想法，完全落空。
另一起“自首叛變”案
他們更不會想到，正當他們剛回到湖南長沙鄉下老家，準備找上海中共中央申訴時，1931年12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就已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
對付所謂“假自首叛徒”的文強，予以永遠開除，宣布其政治生命死刑。
1932年1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又在寫給上海中共中央的“關於近年由川轉去各地同誌的關係問題”的報告中，特別談到：
文強（又名賴之）及李覺民（原姓劉，又名國華）均湖南人，黃埔生，已由省委開除黨籍，望勿與之發生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委給中央寫這報告時，李覺鳴正在中央特科從事保衛黨中央、製裁叛徒及敵方要員的充滿危險的“行動”工作。四川省委卻要求中央“望勿與之發生關係”。
若當時中央有關部門聽信了四川省委的意見，李覺鳴不僅不能繼續在特科工作，還很可能會有被當作內奸製裁的危險！
萬幸的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中共中央沒有理睬四川省委這個意見。仍將這個已被下級黨組織開除黨籍、視為異端的李覺鳴作為保衛革命心髒黨中央的骨幹力量使用。
這種滑稽局麵，恐怕也隻有在當時那樣的亂世中才會出現。
後來，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將李覺鳴留在特科工作，為此十分惱火。1933年2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在對中央的“批評”一條中發出了這樣的抱怨：
過去中央接受無四川省委介紹信的同誌，如李覺民等已經被開除，來滬即生關係。
兩個多月後，李覺鳴在執行“製裁反動派”任務後被捕，幾乎被判死刑——國民黨當局無意間為中共四川省委消除了一個心病。
文強和周敦琬不知道，在他們昔日戰鬥過的四川，還發生了另一件他們意想不到的事。
1932年5月，一直在以自己的社會職業和經濟條件幫助中共四川省委開展工作的女地下黨員王凜若，因一封外地寄給她的長信被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在郵檢中查獲，暴露了共產黨人身份，不幸被捕。
王凜若的父親營救女兒心切，自作主張代寫了《悔過書》，將她保釋出獄。
王凜若出獄後得知，悲痛欲絕，想寫聲明加以否認，但在軍閥監視下根本無法辦到。
從此，她就因這一“汙點”而未能恢複中共黨籍。
此時，距文強被羅世文視為“叛徒”開除出黨才半年多。
羅世文萬萬想不到，自己竟也陷入了文強與周敦琬不久前曾麵臨過的困境。無論他如何向黨組織陳述、申辯、解釋，王凜若的“叛變”罪名也不能洗雪。王凜若畢竟比文強還多了一個白紙黑字的《悔過書》！
羅世文要與王凜若正式結婚，自然也得不到黨組織批準。
似乎是命運的有意安排，使執行“左”傾路線的羅世文自己也吞食了“左”傾路線的苦果。
王一葦（王凜若）與穆青
當初他不願諒解文強在被捕後與特務周旋的言行；現在省委的其他同誌也不願諒解王凜若“悔過”出獄的問題。
就像周敦琬堅信文強沒有變節，不願與之脫離關係一樣，羅世文也堅信王凜若對中共事業的忠貞，仍然視之為革命伴侶。他向規勸他與王凜若斷絕關係的省委其他幹部含淚訴說：王凜若是好同誌，他與王凜若已不是一般的關係，也不是一兩天的感情了，不可能分開。
但其他幹部仍不能答應他與王凜若結婚的要求。隻因他畢竟是省委書記，其他幹部對其規勸無效之後，也隻得對他與王凜若的同居（事實婚姻）抱“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
李覺鳴是在自己渾然不覺已被開除黨籍的情況下繼續為保衛黨中央進行舍生忘死的工作；而王凜若則是在昔日黨內同誌的“冷眼”、“白眼”中含垢忍辱，一如既往地利用自己的家庭條件，從經濟上支持中共四川省委，照顧貧困、勞碌而又多病的羅世文。
兩人在艱苦的地下工作中相濡以沫，度過了一段艱難時光。
1933年2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幹脆將王凜若（王梅隱）與文強並提：
對於自首叛變，用各種花樣來掩飾叛變罪惡分子，如文強、王梅隱，加以無情洗刷。
王凜若事件真可以說是對文強事件的一個絕妙補充。
這前後兩起看上去互不相關但卻有著深刻內在聯係的事件，充分說明了“左”傾路線的荒謬及其對中國共產黨自身事業的危害。
毛澤東怎樣認了他這個表弟
在鄉間呆了半年，文強與周敦琬都越來越不能再安心於死水一般的鄉居生活。
還在他們剛回到鄉間，過完春節後不久，就爆發了震動全國的上海“一·二八事變”：1932年1月28日，蓄意挑起武裝衝突以製造侵略口實的日本侵略軍，在上海向中國駐軍發起進攻，由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領導的中國政府軍（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和隨後增援的張治中領導的第五路軍，在全國人民支援下堅決抗擊日軍，致使日軍三易其帥，傷亡近萬人，也無法從正麵突破。最後，經英、美、法等國調停，中國政府作出妥協、讓步，與日本方麵簽訂了《中日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
這次淞滬抗戰給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驕橫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顯示了中國軍民的抗戰決心。
文強與周敦琬在鄉間，仍然可以從報上和民眾輿論中得知，中國正處於天翻地覆的大動蕩中。國難當頭，日本侵略軍正步步進逼——
3月初，日本人在東北扶持早被廢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建立起偽“滿洲國”。
8月，國際聯盟滿洲調查團在東北等地調查後認定是日本侵略了中國，正在整理材料起草調查報告期間，日本侵略軍又悍然開始向我熱河省大舉侵犯……
民族災難日益深重，全國各地湧動著抗日救亡的浪潮。
在這樣的時候，文強和周敦琬怎麼可能在僻靜的鄉間呆得下去！
自9月裏赴上海尋找中共中央失望而歸後，他們鬱悶已極。這兩個從不信神的唯物主義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竟然還去求簽卜卦，試圖求得一點心理上的安慰。
最後，文強終於下定決心，走出鄉間，到省城去闖一闖。
這時，周敦琬也得到北平的四姐和姐夫的邀請，決定去北平謀職。
他們決定分別在長沙和北平闖出新路，同時爭取尋找中共組織。
於是，文強化名文浮生，經父親托人介紹，到長沙城裏三興街一所回民敬信小學當了體育兼國文教員。周敦琬則到北平中山公園私立藝文中學當了英文教員。
教學之餘，他倆都十分關心時事，想從報紙上的消息中找到中共地下組織的蛛絲馬跡。
然而他們一無所獲。
他們不知道，當時統治著中共全黨的“左”傾路線，已經使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地下組織損失殆盡。
在長沙，自從1932年底中共長沙中心縣委遭到破壞後，直到抗日戰爭初期，再無中共地下組織活動。
在北平，僅在1933年一年間，中共地下組織就遭到了四次大破壞。在1934年，中共地下組織又遭到三次大破壞。以後中共地下活動基本陷於癱瘓狀態。
他們也不知道，就在這個時期，四川的中共地下組織遭受了同樣慘重的滅頂之災。
曾與他們並肩戰鬥的親密戰友，被譽為“蜀中彭湃”的李家俊（擔任中共川東特委撤銷後建立的江巴中心縣委軍支書記），被稱作“四川卡爾”的鄭佑之（擔任江巴中心縣委秘書長），都先後於1931年底在重慶被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抓捕殺害。
四川軍閥劉湘與劉文輝之間的“二劉之戰”，以劉文輝的失敗告終。劉湘進占成都，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的勢力也擴展到了成都地區。全省各地一片白色恐怖。
羅世文已不能在成都立足，被迫撤到川陝蘇區。
在中共執政的紅色根據地裏，羅世文目睹了張國燾打擊殺害大批共產黨人的血腥現實。曾與羅世文一起領導第七混成旅兵變的曠繼勳，此時的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也被張國燾以“國民黨改組派”、“右派”的罪名秘密殺害。
羅世文也因與張國燾發生意見分歧，被張國燾打成“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關押審訊，幾次險遭處決，隨後頂著莫須有的罪名，被紅軍戰士當罪犯押解著參加了悲壯的長征。
文強和周敦琬更不知道，曾與他們在重慶河街吊腳樓一起住機關的“三嫂”李和鳴——李鳴珂烈士的遺孀，回到南部縣老家後不久，竟被張國燾當作“反革命”殺害了。烈士子女，無家可歸，乞討度日……
長沙城裏，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當年文強還在這裏上中學時，曾在下榻的望麓園寧鄉寄宿舍結識了毛澤覃、夏尺冰、廖仲良等同輩青年學生，成為莫逆之交。文強稱大他兩歲的毛澤覃為“小毛哥”。
那時文強就讀於被稱為“貴族學校”的明德中學，校內管得很嚴，為了保持一些行動上的自由，毛澤覃和夏尺冰出主意，叫他不住校內宿舍，而住到寧鄉寄宿舍來。
一次，文強去探望在楚怡小學任史地教員的堂叔文科一，又在他家中認識了長沙學生運動領袖夏曦。
通過夏曦和毛澤覃，文強又認識了常到寧鄉寄宿舍和隔壁私立衡湘中學（原為船山學社）來的毛澤東、何叔衡、謝覺哉、郭亮、郭一予等風雲人物。
文強當時在這批人當中算是個“公子哥兒”，經濟上較為寬裕，他有時就拿錢出來招待朋友們吃三菜一湯的“神仙缽飯”（由寄宿舍廚房老板聯係福源巷神仙缽飯館送到寄宿舍客廳來的便餐）或更便宜的青炒飯加雞蛋湯，大家議論風生，“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十分快活。
就在那時，文強無意中發現了自己與毛澤東的親戚關係。
這層關係是毛澤覃給他指出的。
文強起初稱毛澤東為“老師”、“學長”，有一次，已經和他親如兄弟的毛澤覃糾正他說，不應這樣稱呼，而應該稱呼他倆“表兄”。
原來，毛氏兄弟的母親叫文七妹，與文強同族。文強回去問了家族中長輩，知道文七妹屬湘鄉文家，確係文氏家族中人，雖然與文強門第懸殊，但論輩分應算他姑母，毛澤東自然就是他表兄了。
於是，文強從此改稱毛澤東為“表哥”。
但是，毛澤東最初聽到文強這樣稱呼他時卻不答應，笑著說要考考文強，看他能不能背誦文信國公的《正氣歌》，若背不出來，就要視他為假冒的文家子孫。
文強聞言，毫不猶豫地開口背誦起來。一口氣背完了長達300字的《正氣歌》，又背了《過零丁洋》和文天祥在元大都獄中所寫的《六歌》、就義前咬破指頭以血寫成的《自讚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己無愧！”……
這些詩篇，都是文氏家族中人自幼就被要求熟讀背誦並能默寫的。文強背誦中，在場的何叔衡、謝覺哉和毛澤東也情不自禁和聲齊誦起來。一時竟引得寄宿舍中的青年男女都跑來看熱鬧。
背完後，何叔衡特地為文強端來一杯清茶，毛澤東哈哈大笑道：
“貨真價實的文家子孫，考分120分，金榜狀元！”
毛澤東就這樣認了這個表弟。
十餘年前事，恍若在夢中。
後來，文強與毛澤覃先後赴廣州投考黃埔軍校，文強還贈送了一筆路費給毛澤覃。他們到廣州後，同時在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協助工作。
當文強與周恩來之弟周恩壽等一批同學從共青團員升轉為中共黨員時，毛澤覃提議為文大少爺的“徹底無產階級革命化”開一個聯歡會，文強認為不妥，改為給考上黃埔軍校和參軍出征的朋友們開歡送會。他們請來了周恩來、穆青、夏曦、毛澤東等到會講演。
毛澤東那天來晚了，沒有講演，而是帶領大家齊唱《國際歌》……
那是文強與毛氏兄弟最後一次相聚。
以後，毛澤覃也參加了八一南昌暴動，但他在葉挺部，而文強在賀龍部。戰事緊急，兩人未能相見。
如今，文強不知道，在他重返長沙之時，毛澤東正在中央蘇區受到排擠打擊；毛澤覃也與鄧小平、謝唯俊、古柏一起被打成了“鄧、毛、謝、古反黨小集團”，遭到批判處分。
文強更不知道，當年他的革命引路人之一的夏曦，此時正在湘鄂西蘇區，以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書記的身份，以極度的革命狂熱，領導著從1932年5月開始的一次比一次“深入”的“肅反”鬥爭，將大批紅軍將領、中共幹部打成“國民黨改組派”、“反革命”，殘酷鬥爭後加以殺害……
在長沙開創新局麵
此時的長沙，有關紅軍的消息似乎已十分遙遠。三年前紅三軍團攻打長沙時的急風暴雨，已成為老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自從上海“一·二八事變”之後，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全國到處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湖南也一樣民氣高漲，愛國、救亡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文強畢竟是一個隻有20多歲的熱血青年，到長沙後，他不甘寂寞，忍不住又以文浮生、或若夢等名，寫了許多以抗日救亡為題材的“竹枝詞”給各報投稿，這些民歌體小詩真實反映了當時群眾的抗日情緒，如：
甲午奇恥總未雪，神聖國土豈容裂。
倭寇侵淩北大營，遼東半島皆染血。
水陸洲頭鼓角聞，隔江民氣壯三軍。
天心閣上旌旗舞，怒指倭奴必自焚。
沒想到這些詩稿竟一投即中，得到發表。從此文強一發而不可收，又撰寫新聞、評論投稿。
很快，他便以文會友，在長沙結識了不少新聞界同行，並且在新聞界嶄露頭角，先是《南嶽日報》聘他為特約編輯和記者，隨後，又有一民辦小報《湖南建設日報》聘他作副主筆，另一位朋友又請他主持《湖南少年通訊社》。
不久，文強又通過堂叔文任武的關係，與湖南《大公報》、《全民日報》等大報建立起友好聯係，他們團結了10多家小報、40多家小通訊社，這些“文人乞丐”們互通聲氣，同官辦的大陸、博聞、正誼、亞東等所謂“七通”（七家大通訊社）展開鬥爭，擴大了影響，於1934年夏建立起了湖南全省新聞事業協進會。文強被推選為執行委員、常務理事長。
在與官辦的記者公會較量中，他們占了上風，竟使得市政籌備處接受了他們送去的公函，限令記者公會停止活動，撤銷注冊，向新聞事業協進會登記……
周敦琬得知文強在長沙打開了新局麵的消息，也從北平回到長沙，以周堅如之名擔任了少年通訊社的內勤記者，不久又在新聞事業協進會中擔任了秘書長，同文強一起投身於新的事業。
不了解當時情況的人，很難想象當時辦報的艱難。
著名報人徐鑄成在《報海舊聞》一書中寫到他在1934年到長沙時所了解到的湖南《大公報》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