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4月1日，組成了由戴笠主持的複興社特務處。特務處以後實際上成為隸屬於蔣介石的獨立係統，一切工作由戴笠直接向蔣介石報告請示。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為適應即將到來的抗戰形勢，在3月裏設立了全國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軍事委員會，同年9月，軍委會下設立了當時尚不公開的非建製單位調查統計局，戴笠任第二處處長。
特務處與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實際上是一個單位兩塊牌子。
——以後，到了1938年，軍委會調查統計局改組為正式建製單位，即後來所稱的軍統局，戴笠以副局長名義主持全局工作。
1930年代初的特務處和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即是軍統局的前身。複興社特務處受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直接控製。因此特務處也就被稱為“軍委會特務處”或“軍委會調查統計局”。
戴笠官階雖不高，但權力卻很大，說得上是炙手可熱。
戴笠詢問了文強他們的衣食住宿情況，表示了一番關懷後，與文強作了個別談話。
戴笠向文強坦率地說明，已經知道他脫離共產黨多年，歡迎他回到黃埔軍人崗位上來，共同為複興民族效力。戴笠還輕描淡寫地隨口說道：
“過去的錯誤就過去了……”
戴笠雖比文強年長整10歲，但在黃埔軍校卻比文強晚兩期，而且未正式畢業。現在來當領導，文強本來就有些不大服氣，一聽此言，他的“湖南騾子”倔脾氣又冒上來了，馬上毫不客氣地頂撞道：
“本人以往並無過錯！回想當年，汪精衛身為軍校黨代表，曾號召‘革命的向左來’。校長蔣公也說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之加入共產黨，可以說是響應他們的號召，又有何錯可言？”
戴笠沒料到會遭到這樣的反駁，微微一怔，趕緊道歉說：
“當年小弟尚未入校，不知內情。老大哥說的是正確的。我剛才說的話收回！小弟的意思隻是希望黃埔同學團結起來，為複興中華而努力。”
初次談話，戴笠給文強留下了一個好印象。
文強按例先被派到省會警察局第一分局當了一段時間政治指導員，作為過渡。然後回到警校任職，被聘為警校正科第一隊政治指導員，又稱政治教官。
最初，文強曾發現周敦琬給他的來信有被檢查過的跡象。他向廖宗澤提起，發了牢騷。廖宗澤向戴笠作了反映，以後再未發生過這樣的事。
到浙江警校後，文強意外碰到了一個老熟人：當年同他一起隨朱德入川，在萬縣楊森的二十軍從事革命工作，曾在朱德離去後代理中共二十軍支部書記的盧振綱。
1927年春楊森準備實行“清黨”，文強、盧振綱等公開了身份的共產黨人逃離萬縣後，文強與盧振綱就失去了聯係。
此時盧振綱見到文強，十分驚詫和尷尬，裝作不認識的樣子，沒有打招呼。
文強見他這樣，也就不好前去相認敘舊了。他記得盧振綱當年與朱德一起旅歐留學時學的是警察學，心想，他現在倒也算是幹上了本行。
——盧振綱後來在軍統局內任過少將副科長，以後到了台灣，作過台灣省警務處主任秘書。1960年代病逝。
文強到校任教不久，校方就發下一份加入複興社的登記表要每個人填寫。
文強自脫離共產黨後，本來對再參加什麼政黨、組織已不感興趣，但他得知，來到這裏工作的黃埔同學都要填這個表。同事們還告訴他，中華複興社是以黃埔軍人為核心建立的一個以中華民族複興為己任的組織。
1930年代的“中華複興”，如同1980年代的“振興中華”一樣，在當時那個內憂外患的危急存亡之秋，是一個十分響亮而動聽的口號和崇高的目標。
文強自然毫不猶豫地加入了複興社。
廖宗澤在文強到警校工作後不久被調去甘肅蘭州任省會警察局分局長。離去後，他還幫了文強一個忙。
那時，浙江警校女生隊政治指導員戴學蘭（戴笠同宗侄女）因病退職，而女生隊政治指導員要求既要有大學學曆又要有教學經驗。廖宗澤得知此事後，趕緊從蘭州打電話告訴文強：趁此機會把周敦琬也調來，免除夫妻分居之憂。
文強這時也已經安心於在警校從事國防教育、致力民族複興的工作，不再有“權宜之計”的考慮。於是，經廖宗澤與文強聯名保薦，周敦琬受聘為浙江警校女生隊政治指導員。她辭去了在長沙的工作，將新聞事業協進會和少年通訊社交給朋友們，來到了杭州。
夫妻倆在風景優美的西湖之濱團聚了。他們在離警校不遠的城隍山下租了兩間房屋，安頓了新的家。
全力投入國防教育
1936年2月，在日本發生了少壯派軍人發動法西斯軍事政變的“二·二六事變”：20餘名法西斯青年軍官率領1400餘名士兵在實行“昭和維新”、建立軍人政府的口號下，於2月26日淩晨占領了陸軍省、警視廳、首相官邸、陸相官邸等要害地方，殺死了內大臣、藏相、陸軍教育總監等要員。盡管這場兵變短短三天便被平息，但是日本從此加快了法西斯化和侵略擴張的步伐。
1936年在浙江警官學校合影，文強正為剛去世的父親戴孝。與文強並坐者為廖宗澤
消息傳來，正在全力從事國防教育的文強，意識到日本的進一步法西斯化，將更加變成為中國最凶惡的敵人。為了更好地研究日本，知己知彼，他在警校發起成立了日本問題研究會，把日本作為中國的頭號假想敵，從反抗侵略、對日作戰的需要出發，進行多方麵的研究。
周敦琬也全力投入到為文強整理日本問題研究資料的工作中。她幫助文強抄錄書報資料，整理研究筆記，有時忙得來廢寢忘食。經過一番辛勤勞動，他倆竟積累了30多本研究資料。
——這些資料以後被周敦琬帶回重慶江津縣老家，珍藏於大姐處。周敦琬病逝後，文強回鄉掃墓時，大姐還給他看了保存完好的那些資料。後來大姐去世，資料也就不知去向了。
1936年初夏，忽然有幾個四川口音的男女青少年來到浙江警校求見文強。
文強一見，又驚又喜。原來，他們是七年前在四川與文強並肩戰鬥過的著名共產黨人、一路紅軍總指揮李家俊烈士的三個妹妹和李家俊的獨生兒子。六年前，文強從陝西回川尋找中共四川省委，曾在路經開江縣廣福場王維舟家時見過他們一家人。
聽了李家俊妹妹的講述，文強才知道，李家俊在重慶被劉湘殺害後，他們的父母也在貧困和抑鬱中相繼去世。曾經資助過他們的王維舟已離開家鄉，率川東遊擊軍轉移到紅四方麵軍根據地去了，同他們失去了聯係。他們一家大小生活無著，求助無門。好在李家俊的大妹李幻人輾轉找到了曾經相識的廖宗澤，廖宗澤不忘當年共產黨人的舊情，熱心相助，介紹她進入浙江警校正科第三期學習，已受訓畢業，作為實習生開始了工作。
李幻人有了職業後，便叫另外兩個妹妹帶著李家俊的獨子一起來了，盡管李幻人決心終身不嫁，安心撫養兄長的遺孤，但她一人的薪水仍然難以養活幾口人。於是，他們想又來向廖宗澤求助，卻不知廖宗澤已調去甘肅蘭州了。
幸好從警校特派員辦公室得知文強也這裏，他們便找來了。
幫助他們渡過難關自然是文強義不容辭的責任。於是，他去找到政治特派員辦公室書記長王孔安商量，由他介紹，以李幻人作擔保，安排李家三妹李夢痕進入浙江警校電訓班學習。李家四妹和李家俊的獨子年齡還小，文強便資助他們繼續上學讀書。
文強還請了兩天假，帶他們去花香鳥語的西湖遊玩。在遊玩途中，又聽他們談了許多關於李家俊的往事。撫今追昔，文強感慨不已。
為了資助李家姐妹和烈士遺孤，文強和周敦琬節衣縮食，盡可能地給他們以幫助。周敦琬還把文強新置的一輛自行車送給了李幻人。
——廖宗澤與文強當時都是出於人之常情，不忘舊誼，而給予昔日中共戰友和烈士的親屬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但沒想到這卻給她們帶來了禍患。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在“左”傾路線肆虐時期，李家俊的妹妹們被當作“叛徒”批鬥，並抓到李家俊墓前下跪請罪，整得死去活來……
1936年暑期，浙江警校正科第四期學員畢業後，文強奉調參加了為迎接對日作戰、加強國防教育而舉行的一個半月大中學校暑期軍訓工作。他擔任了大學組（包括國立浙江大學和之江大學兩校）的政治指導員。
這時正值國難當頭——
自1933年初榆關（山海關）被日軍攻占後，北平故宮博物院及各文化機關紛紛南遷；
隨即，承德、古北口、北戴河、昌黎、灤州、多倫等地相繼淪陷，
河北省政府被迫遷往保定；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日軍扶持下建立起了偽“滿洲國”；
蘇聯竟在此時將當年沙俄為侵略目的而在中國東北修建的中東鐵路非法賣給了日本；
按照中國政府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梅津美治郎為調解華北衝突而達成的《何梅協定》，國民黨中央軍及憲兵均被迫撤離北平、天津，平、津等地國民黨黨部及複興社等組織被迫宣布“撤銷”，轉入地下；
以漢奸殷汝耕為首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內蒙德王為首的偽軍政府，偽滿軍李守信部的張北“臨時軍政府”等傀儡政權，相繼在日軍刺刀下成立……
在這樣的“危急存亡之秋”，參加軍訓的青年學生和教官們無不抱著待命出征、抗日雪恥的信念，異常熱情地投入。
軍訓結束後，鄰近幾省參加軍訓的學生還集中到南京，接受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檢閱。
軍訓檢閱歸來，複興社在浙江警校、筧橋航校和省保安司令部的政治指導員們又奉命到浙江各地為中華複興作國防教育的巡回視察、宣傳。
文強到了浙西桐廬、淳安、遂安等地，向各縣教育界人士宣傳國防教育的重要意義，並從國際形勢講到曆史上甲午戰爭及兩次日俄戰爭的教訓，號召人們勿忘越王興國、臥薪嚐膽的啟示……
在這期間，文強突然接到家鄉的胞弟文健來電，他們的父親不幸患水腫病去世。
在這樣的形勢下，國防教育任務很重，不能請假，上司隻同意文強預支了三月薪俸寄回家中作喪葬費用，他和周敦琬在杭州為父親舉行了遙祭儀式。
在警校不到一年，文強就以他認真勤勉的工作獲得了一致的好評，戴笠的特派員辦公室還評定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教官。
文強這時對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抱有信心。他認為在“左”傾路線反複折騰下，中國共產黨已經元氣大損，不能再有什麼作為。官方新聞及民間傳聞中，有關中共的消息也越來越少。國民黨政府這時已開始對抗日進行準備。“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已經改變為安內（穩定國內政局）與攘外（抵禦外來侵略）並重。1935年底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出了“國防建設”概念，國民黨政策的重心逐漸由對內轉向對外，由“剿共”轉向抗日。
當時國民黨的力量，在毛澤東寫於1936年底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概括：國民黨“已改造了它的軍隊——改造得和中國任何一個曆史時代的軍隊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現代國家的軍隊卻大體相同，武器和其他軍事物資的供給比起紅軍來雄厚得多，而且其軍隊數量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曆史時代的軍隊，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它的軍隊和紅軍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它控製了全中國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它的政權是全國性的政權。”
毛澤東對國民黨力量作出這樣的總結，是為了更好地與之展開革命戰爭。
而對這時已站在政府立場上的文強來說，從同樣的事實出發，則隻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要戰勝日本侵略者，複興中華民族，隻能依靠執政的國民黨。
同時，文強在他工作和生活的警校內，接觸到的是一批年輕有為、一心報國的的少壯派國民黨人，大家都全力在為對日作戰、複興民族摩拳擦掌進行準備。此時的國民黨在文強眼裏是一個處於上升時期，勵精圖治、發憤圖強的形象。
以往他曾堅信，要使中國人民得到自由和幸福，必須以暴力推翻現存政權。而現在他卻堅信，隻有維護和鞏固現存政權，保持國內政局的穩定，才能確保救亡圖存和複興民族的目標。
他這時已心無旁騖地跟定了國民黨。
在警校期間，文強得知，他父親的好友程潛將軍，已於1935年底被任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總長，便去信祝賀。
程潛聽說文強在浙江警校後，多次來函要調文強去參謀本部工作。戴笠聞訊後竭力挽留。並因文強與程潛這樣的“黨國元老”的特殊關係而對他倍加青睞。
於是，文強便得到了比同時進校工作的其他黃埔同學更快的升遷。
而這又自然使他對戴笠懷有了更深的知遇之恩。
從“雙十二”到“八一三”
1936年初冬，文強奉調到南京任國民政府參謀本部乙種參謀業務訓練班政訓處上校處長。
乙種參謀，即情報參謀。這是當時為對日作戰進行準備的一個方麵。訓練班設在南京慧園路慧園裏，由特務處控製。班主任由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以參謀本部第二廳第四處少將處長兼。戴笠是特務處上校處長，軍銜比鄭介民低一級，但權力上則是鄭介民的頂頭上司。
這樣，文強就有了雙重身份：既是軍委會特務處官員，又是參謀本部第二廳官員。
在訓練班期間，他為了多學得一些知識以應即將到來的戰爭之需，常常隨班旁聽。與他一起隨班旁聽的，還有其他一些國民黨將領，其中還包括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
這時，已有身孕的周敦琬辭去在浙江警校的工作，來到了南京。他們在南京明瓦廊街75號安下了新的家。
訓練班開學不久的一天，戴笠突然跑來找訓練班教務主任餘樂醒，碰到了文強。戴笠顯得十分著急，神色大變。
文強幫他把餘樂醒找來，鄭介民、梁幹喬等複興社骨幹也來了。這時，他們才知道是在西安發生了張學良、楊虎城以武力扣押蔣介石實行“兵諫”的“雙十二事變”。
戴笠是從軍統局西安站站長江雄風的來電中獲知此事的，他已分別去找了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行政院長宋子文等了解情況。
戴笠焦急地對餘樂醒等人說：
“如何是好？領袖生死難卜，何部長主張討伐，宋院長和夫人則認為打不得，要政治解決。賀衷寒、桂永清他們也主張興師問罪……意見如此不一，領袖又如何能得救？我想親自到西安去！”
他顫抖著聲音，提出要餘樂醒趕快為他物色幾個能“飛簷走壁”的人，跟他一起混入西安去救蔣介石。說完，他竟放聲大哭起來。
在場幾人從未見過戴笠這樣的表現，隻能麵麵相覷，無言以對。
餘樂醒受到感動，也陪著流了一會兒淚，想了想說，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隻是飛簷走壁的人恐怕一時難以找到，他願親隨戴笠一起化裝混入西安，再想辦法。
幾個人談來談去，也沒有一個結果。
最後，戴笠還是隨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去了西安。本來宋美齡反對他去，怕他去了壞事。但是宋子文堅持要戴笠去，因為戴笠與張學良私交很好（戴笠在南京洪公祠的辦公地點，都是張學良連地皮帶房屋一起贈送的），張學良手下又有一些戴笠安插的人，去了可以起一些作用。
西安事變在國際、國內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不過，當時並非人人都能看清這一事件將會帶來的重要曆史作用。
在西安事變的消息剛傳出時，蘇共中央《真理報》就發表社論，譴責事變“顯有怪異性質”，並稱此事變是“汪精衛利用張學良部隊中的抗日情緒，挑動這支部隊反對中央政府。”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也發表社論，稱張學良之行動足以破壞中國抗日力量的團結，認為這次事變“不獨為南京政府之危險，抑且威脅全中國”。
在上海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一貫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曾因力主停止內戰團結禦侮而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七位領袖，而引起全國聲援“救國會七君子”的運動，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向蔣介石提出的條件之一就是釋放救國會領袖。但救國會這時對西安事變發表的《緊急宣言》中也說，西安事變“實行武力諍諫，這種不合常規的辦法，當然不能為全國民眾所讚同。”
國民黨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與蔣介石長期不和的馮玉祥將軍，這時也致電張學良表示指責：“當此外侮日深，風雨飄搖之際，雖吾人和衷共濟，同挽國難，猶恐計慮不周；豈容互生意見，致使國本動搖？”在對記者發表的講話中，他也批評張學良違法犯紀，希望張學良速送蔣介石返回南京。並說：“在國家突遭此變故之時，全國人民與各級官長自然萬分氣憤，萬分焦急，既慮外來禍患之加重，複痛燃箕煮豆之危迫，而尤慮最高領袖之安危。”
數十年後，文強在一封信中如實記述了他當時所見的情況和他的心情：
“當時南京及我班學員，群情激憤，南京學生及市民組織示威遊行，一致聲討張、楊。我當時也是同市民和班中學員一條心。國亡無日，為什麼會發生如兵諫之事？後來不料很快就解決僵持局麵，張學良護送蔣歸來，南京又舉行一次大規模似慶典又非慶典的大示威遊行。民氣之旺，我生平是第一次感受到。”
文強當時的這種認識並不是個別的，也不僅僅是站在國民黨當局立場上的人才有的。
民營的《大公報》在蔣介石返回南京的次日發表社評《國民良知的大勝利》，說：
這一勝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國確是統一的國民，確有領導全國的領袖，使得我全體國民無論文武，無論何種職業者，今後更堅強了愛國衛國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實上更增進了團結。
《大公報》的這些話，是可以代表當時相當一部分民眾的認識的。
對於西安事變在結束十年內戰、促成全國團結抗戰上的曆史作用，處於當時曆史環境下的人們，並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認識。
西安事變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轉折。文強在此前後也經曆了自己人生道路的轉折：
他離自己曾為之奮鬥的共產黨更遠，離自己曾與之鬥爭的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更近了。
1936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若國民黨能實行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改善人民生活等國策，集中國力一致抗日，中共中央願作出四項保證：
一，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區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指導；
三，特區實行普選民主製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相應通過將武裝“剿共”方針改變為“和平統一”方針的決議。
與此同時，國、共兩黨代表開始進行秘密接觸和談判。
1937年5月，周敦琬在南京生下了兒子文致中。
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開始進入全麵抗戰時期。
因為戰事緊急，所有正在乙種參謀業務訓練班受訓的現役謀報參謀人員奉命回原保送部隊服務。
文強也摩拳擦掌準備上前線參加對日作戰，以盡匹夫之責。他曾有一首詩記錄當時的心情：
盧溝夜月夜烏鳴，繞樹三巡落又驚。
隱隱槍聲縈雉堞，堂堂國士譽幹城。
戍樓南望煙塵暗，海盜東侵氣焰橫。
撫劍吟詩難入夢，滄桑故國幾時平。
他和周敦琬商定，要她攜未滿三月的新生兒回長沙鄉下，遠避戰火，他好輕裝上陣。
他們剛作好安排，上海八一三抗戰就爆發了。
8月15日，日本飛機對中國首都南京進行了第一次空襲。
第二天，文強接到參謀本部命令，派他到上海任戰地聯絡參謀，限克日到前線向張治中將軍報到。
鄭介民又轉給文強一封戴笠自上海發來的電報，調派文強為上海三極無線電傳習所所長，限即日動身前往上海報到視事。
文強當天即滿懷抗戰豪情，與愛妻幼子壯別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