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報紙經費極困難，全靠張平子艱苦支撐了多年，全編輯部隻有他一人唱獨腳戲，此外，隻有一個信差到各機關取稿兼收發並料理夥食。四版稿子，全由張平子一個人編輯，盡管主要靠剪子、漿糊，也要費些功夫。校對也由他一人包辦。每天從早到晚，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湖南《大公報》這樣的大報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文強供職的小報《湖南建設日報》會是何種景況。
當年在長沙大西門與小西門之間，有一個叫藩城堤的地方，那裏有一片占地約40餘畝，一字排開的兩進、二層、包括大小房間約30間的舊式建築，它是文強的祖父在清光緒25年前後聯合13縣文姓頭麵人物集資建立起來的文氏世館。建館的目的是既便於13縣文姓頭麵人物來省城聚會，又便於文氏子孫到省城入學寄宿。
文強這時租用了文氏世館東邊一間較大的房間居住，相鄰的一間花廳，除個別時候舉行例行族眾會議外，平時也由他支配，用作了全省新聞事業協進會和少年通訊社的辦公處。
事業發展了，但文強仍時時想到自己的處境。他不得不提防著有朝一日被國民黨當局“緝拿歸案”。
為了找到靠山，他想到了父親文振之早年在同盟會時的好友程潛和李烈鈞。
經多方打聽，得到李烈鈞和程潛的通訊地址，他分別寫了信去向他們問安。
程潛的回信十分熱情，並說到希望文強能有一天到他的身邊幫助工作。程潛與文強的父親曾於辛亥革命前一起留學日本，一起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結成密友。1928年程潛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間，因與桂係軍閥爭奪兩湖地盤，被時任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的桂係頭領李宗仁以“跋扈不法”等罪名扣留，後被停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職權，軟禁於武漢三年，九一八事變後才得以恢複自由，重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
文強在長沙期間，程潛曾回湖南一次，在長沙與他見過麵。談話中，程潛先建議文強到陸軍大學去學習一個時期，他好將其挑選到身邊工作。隨後他又說，先作另外的工作過渡一下也好，等他有了實權再到他身邊不遲。
反對借神斂財引發一場官司
文強的叔父文任武、文飽秋等人，早已從四川報紙上得知他在四川幹共產革命和被捕、脫逃、遭到通緝等經曆，一再告誡他不要露出“紅帽子”，不要卷入地方政治鬥爭。他父親還曾建議他去找程潛，請程潛向蔣介石說情，下令撤銷對他的通緝令，以絕後患。但他考慮到程潛與孫中山關係雖好，與蔣介石的關係並不算好，程潛去說情，反而有可能弄巧成拙，便將此議擱下了。
盡管有這些顧慮，但文強畢竟已經習慣於以天下為己任，一切以國事為重，而國家大事與政治又總是牢不可分的。他終於還是又卷進政治鬥爭中去了。
這時，長沙國民黨內的派係鬥爭愈演愈烈。1933年秋，湖南選舉出席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兩派鬥爭更趨激化，長沙的國民黨人分成了甲乙兩派，人們按照甲乙二字的外形，分別叫這兩派為鑽子派和皮刀派。鑽子派依附於國民黨中央CC係的勢力，皮刀派則是以湖南省主席、老軍閥何鍵為首的地方勢力。兩派勾心鬥角，勢同水火。
文強他們在創辦新聞事業協進會時，是利用鑽子派的關係得以登記的，因此，盡管他們不願介入地方派係鬥爭，但卻很難保持中立，而被皮刀派視為了眼中釘。
文強在長沙本已十分注意謹言慎行，但終於還是因其嫉惡如仇的本性，惹出了麻煩。
在湖南曆史上，每遇大旱，即會出現官紳結合的迎神求雨活動，紳士倡導，官府“響應”，無論是清朝的巡撫還是民國的督軍、省長，都要假裝順應民心，積極參加祭神活動，以掩蓋當局在抗災救災上的無能。往往一鬧就是十天半月，並且由各地團總老爺挨戶派款，借神斂財。1934年5月湖南少年通訊社周年紀念合影，前排中為社長文浮生（文強）
1934年8月6日，因湖南全省大旱，長沙士紳又大搞“迎神進城”，“禁五葷求雨”的鬼把戲。堂堂省主席何鍵竟也通電全省，要求禁五葷以祈雨，並於次日親赴南嶽祝融峰祭神求雨。
文強哪裏看得慣這樣的荒誕愚昧之舉。他搜集到一些團總派款的單據，向報界揭發士紳借神斂財的惡行，並在《湖南建設日報》上發表文章抨擊此事。
當時長沙有一個市團防聯合辦事處，是彭德德懷率紅軍攻打長沙時土豪劣紳們逃到城裏臨時建立的非官方組織，這時全城還有20多個團總，是一股不小的勢力。這些人見文浮生小子居然敢發表抨擊他們的言論，大為惱怒，便以7個團總出麵向長沙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控告文浮生誹謗了市團防聯合辦事處的團體名聲和他們的個人名聲，要向他問罪。
但是長沙新聞界全都站在反對借神斂財立場上，律師公會也站在進步新聞界一邊。文強又在同行幫助下搜集到一大批以往報上刊登過的抨擊迎神斂財活動的文章——那時士紳、團總們有恃無恐，不把新聞傳媒看在眼裏，從未提出過反駁或更正。
正在法院審理此案期間，卻有人從背後捅了團防聯合辦事處一刀。
原來，此時主持長沙市政籌備處的何文元，既依仗自己與何鍵是同姓同族的條件，又拉上了國民黨省黨部中央係的關係。為了爭取新聞界的支持，他下令發出布告，宣布市團防聯合辦事處是“乘共匪進攻長沙時擅自成立之不法機關”，予以取締。
這一來，使得那些士紳、團總們不知所措，亂了陣腳。
法院經過公開審理，判決文浮生無罪。
文強走出法院時，一大群支持他的新聞界朋友將他像得勝英雄一樣簇擁著送回文氏世館。
團總們不服，又向省高等法院上訴，仍被駁回。
這一次勝利，使“文浮生”出了名。
但出名不見得是好事。
文強很快就麵臨了更為險惡的局麵。
觸怒何鍵的“社論事件”
昔日，文強在長沙明德中學讀書時，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經城西湘江中的小島水陸洲（即毛澤東《沁園春·長沙》詞中寫到的“桔子洲”）乘船兩次過渡。那時，他便看到島上林立著外國人修建的別墅洋樓，圍滿鐵絲網，中國人不能靠近。
文強當時就對此現象極為反感，每次經過水陸洲，都要在沙灘上拾一小顆白色鵝卵石帶回家去，用墨筆寫上“仇讎”二字，用白紙包好，珍藏於插花筆筒中。寒來暑往，筆筒裏裝滿了這種“仇讎”石。
1926年北伐軍過長沙時，因軍情緊急，文強未能回家探望，老母聞訊，遣胞弟文健來省城相晤，還特地帶來了裝滿“仇讎”石的筆筒給文強過目，並告之母親望他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中努力殺賊。文強深為母親的激勵所感動。
到了“九一八”、“一·二八”之後，日本已成為中華民族的頭號敵人，日本軍艦繼續到長沙停泊，就成了向中國人民的武力示威，抗日情緒高漲的民眾再也不能容忍。
就在與士紳、團總們的官司打贏不久後的一天，文強得知，省府居然派出了代表登上駛來長沙的日本軍艦表示慰問！
他不禁怒火中燒。作為一個青年新聞工作者，他絕不能容忍這種媚敵行徑。
他馬上組織人寫了一篇社論《荒謬言動》，矛頭直指省府當局。
這一下捅了馬蜂窩。
何鍵
當時主政湖南的是有名的軍閥何鍵。
何鍵這個名字，如今的青年讀者多半會感到陌生。然而在當年，在抗日戰爭前的湖南，就如同當時四川人對劉湘，山西人對閻錫山，山東人對韓複榘的名字一樣，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
大革命時，何鍵原為唐生智部三十五軍軍長。正當北伐中，湖南農民將“革命軍人”何鍵的父親作為地主惡霸捆綁遊街示眾，何鍵得知後一直懷恨在心。不久，他唆使留守長沙的部下軍官許克祥等發動反共事變，襲擊國共合作的國民黨黨部、工會、農會、黨校等機關，屠殺共產黨員和其他革命人士，這就是繼蔣介石“四一二”清共之後又一次震驚全國的“馬日事變”。
以後何鍵主政湖南多年，“剿匪”、“清鄉”，殺人如麻。他率部參加了對中央紅軍的第一、二次圍剿，並在第五次圍剿中擔任西路軍總司令，在中央紅軍長征時又任追剿軍總司令兼湖南省保安司令。
其人政聲之惡劣，竟使得一代文豪魯迅先生專門寫了一首詩來罵他。
省府得知“文浮生”主持的報紙譴責了他們，先派人傳去文強，要他對社論作出更正。這自然被文強毫不含糊地拒絕了。文強高傲地回答：世界各國新聞界從無對社論作更正的先例。
文的不行就來武的。一天，一夥受到指使的特務、流氓衝進文強住地，也就是湖南全省新聞事業協進會和少年通訊社的辦公地點文氏世館，砸東西，扔屎罐，鬧得烏煙瘴氣，臨走時，還丟下一句話：
“要捉拿文浮生歸案！”
文強事後去警察局報案，卻被告知，那夥人是“四路總部”特務營的便衣。所謂“四路總部”，即是何鍵擔任總指揮的原“討逆軍第四路軍總指揮部”。
文強又一次危險臨頭。
文強回到鄉間躲避了一段時間。
他本來還認為，全國抗日救亡情緒日益高漲，有輿論支持，何鍵不敢對他怎樣，他還想堅持在長沙，繼續推進剛開創的新聞事業。
但他的叔父和父親都勸他最好先避開何鍵的鋒芒，不必與之硬頂，特別是要防止被何鍵查出文強在四川的“前案”，以“共匪”罪名加害。父親還勸他不要死守長沙一隅，“好男兒誌在四方”。
文強與周敦琬反複商量後，決定離開長沙暫避一時。
離開長沙到哪裏去？這時，文強想到了一個人。
此人又是他的老朋友廖宗澤。
加入黃埔同學“歸隊”行列
原來，就在“社論事件”之前，一天文強到省財政廳采訪歸來，走在中山東路上，意外見到一輛飛快駛過的人力車上坐著廖宗澤。他急忙招呼，廖宗澤聞聲趕緊停車下來。
兩個老同學、老戰友幾年未見，生死不知，突然異地重逢，真是高興萬分。廖宗澤聽說文強在辦報紙，便說他們又成了同行，他也在一個軍事雜誌社當記者。
因廖宗澤要趕乘火車去武漢，不及細談，文強給他留下了地址，約定下次再見。
十多天後，廖宗澤帶著妻子勞雅文和1歲多的女兒來到長沙，住到了文氏世館。這時，文強與他才有時間暢敘別情。兩人談至半夜，意猶未盡。
文強這才知道，廖宗澤在他出川後不久，也離開了四川。
作為在第一線工作的軍事幹部，廖宗澤在“立三路線”時期就對“左”傾領導不顧條件蠻幹硬拚以至拚光“家當”深為不滿，而推行“王明路線”的中共中央反倒批判“立三路線”的“右”傾，要求各地黨組織的工作要更加左，他們當然更無法接受。
四川省委對文強事件的處理，也使廖宗澤寒心。他與羅世文的衝突自然是難免的。
他對文強抱怨說，再這樣搞下去， “不死於盲動政策，也會死於整人政策。”因此他不想在共產黨內再幹下去了。
正在這時，因九一八事變後民族矛盾上升，國內抗日救亡呼聲高漲。已先行離開四川的另一個黃埔同學、曾在四川與文強和廖宗澤一起從事兵運工作的中共軍事幹部陳遠湘，從南京來信告訴廖宗澤，蔣介石已發話，黃埔同學隻要願意歸隊為國效力，都不計前嫌，不追究過去活動，不要求悔過，一律安排工作。
於是，廖宗澤也離開了四川。到南京黃埔同學會報了到。
曾長期主持黃埔同學會工作的曾擴情多年後回憶：
蔣介石在對閻錫山、馮玉祥戰爭結束後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個“自新同學招待所”，並派我為招待所主任……公開宣布：凡屬黃埔同學，無論參加過任何反蔣集團的活動，隻要悔罪歸來，決不追究既往，並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從優。前後約半年時間，共招待了一百二十人左右，計：共產黨同學餘灑度、陳烈、韓浚、廖宗澤等十人左右；參加“改組派”的同學郭仲容、陳遠湘等四十餘人……蔣介石並分批召見了這些人，每召見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對共產黨同學頗為客氣，毫不追問共產黨的活動情況，隻問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情況，望他們今後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作為黃埔同學會變種的“自新同學招待所”，大概因“自新”二字不大好聽，又被稱作“軍校畢業生調查課”，或者幹脆就被簡稱為黃埔同學會。曾擴情在回憶中將陳遠湘錯記為改組派了，其實陳遠湘與廖宗澤一樣，也是共產黨。
——“歸隊”後的原共產黨人陳遠湘、廖宗澤，後來均當上了國民黨將軍，均在抗日戰爭之後的國共內戰中被俘，同文強一樣成了“國民黨戰犯”。廖宗澤在“文革”中病逝於撫順戰犯管理所；陳遠湘後來與文強一起獲得特赦。
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後，一批黃埔軍校出身的中共軍事幹部陸續“歸隊”投入國民黨陣營，除去個人原因之外，更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
國難當頭，他們都是熱血青年，急於報效祖國，施展抱負，正當此時，外邊有中央政府蔣介石“拉”，中共黨內又有“左”傾路線“推”……
不要小看這個“左”傾路線“推”的力量。
對外，“左”傾路線大搞關門主義，甚至到了不以國事為重的地步。不論是對馬占山、李杜領導的東北抗戰，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上海抗戰，還是對馮玉祥、宋哲元等人領導的長城抗戰，中共中央都不僅不伸出合作、援助之手，反而還指斥那些國民黨抗日將領為“欺騙”、“陰謀”。
在“一·二八事變”爆發後，正當十九路軍在上海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蔣介石派張治中率第五軍赴滬參戰，全國各界民眾對抗戰軍人給以熱情支持時，“左”傾到極點的中共臨時中央竟在《中央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中，號召國民黨軍“革命的士兵們，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當時在上海戰場上的國民黨軍的“長官”們，許多人是寫下了遺書後投入對日作戰的（其中一些“長官”就犧牲在這戰場上）。假如他們知道了中共中央的這個“鬥爭綱領”竟對他們的士兵發出這樣的號召，會有何感想？
與此同時，中共“左”傾領導還按照斯大林的眼色行事，誇大日本進攻蘇聯的危險，提出既脫離實際又脫離中國民眾的口號：“武裝保衛蘇聯！”這又使得中共在這方麵大失人心。
對內，“左”傾路線大搞“肅反”，不少為中共事業英勇奮戰的軍事幹部沒有死在戰場上，卻死在自己人的“肅反”槍口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人脫離中共隊伍，甚至站到政府（國民黨）一邊去，就不足為怪了。
在曾擴情提到的那批到黃埔同學會報到“歸隊”的“共產黨同學”中，最有名者當數餘灑度。
餘灑度是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生，在校時即是中共黃埔軍校二期支部組織幹事、周恩來領導的《血花劇社》主要演員、以共產黨人為骨幹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主要成員。
南昌暴動時，餘灑度是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麵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一般簡稱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中校團附兼第一營營長，與團長盧德銘、政治指導員辛煥文等一起率部參加南昌暴動。赴南昌途中，為防被總指揮張發奎派人攔截，棄船登岸步行（文強奉命去接他們因而沒有接到）。
他們因步行耽誤了時間，尚未到達南昌時，暴動部隊已經棄城南下。經研究，盧德銘、辛煥文與韓浚（參謀長）三人離隊去追趕暴動部隊（旋即接受湖北省委指示返回部隊），餘灑度任團長率部到江西修水地區休整，與平江、瀏陽農民自衛軍彙合，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餘灑度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盧德銘歸隊後任總指揮。
1927年10月中旬，暴動部隊中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派餘灑度向兩湖省委彙報工作，請示機宜。餘灑度於10月19日給中共中央寫了《警衛團與平瀏自衛軍合並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刊於《中央政治通訊》第十三期上，成為日後研究秋收暴動的重要文獻資料。
此後，餘灑度脫離了中共組織，參加了鄧演達領導的秘密反蔣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當時所謂“第三黨”，農工民主黨的前身），在上海法租界專門負責組建“黃埔革命同學會”，組織黃埔同學起來投入反對蔣介石的鬥爭。
1931年8月17日下午，鄧演達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當晚，黃埔革命同學會被破獲，負責人餘灑度、陳烈等20餘人全部被捕。
押解南京後，蔣介石采納了戴季陶的建議：對鄧演達處置從嚴，對黃埔同學處置從寬。於是，蔣介石派人向餘灑度等提出，隻要“歸隊”參加政府工作，即可恢複自由，既往不咎。
餘灑度的“歸隊”，在黃埔同學中的影響自然非同一般。
三年後，餘灑度於1934年在六十一軍政訓處少將處長任上，被北平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以“走私和販賣嗎啡”罪名逮捕，押到南昌，由蔣介石下令槍斃。此案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廖宗澤到設於南京三道高井一舊式院落裏的“自新同學招待所”報到後，參加了在這院落後進房屋中舉辦的參謀本部特務警員訓練班。
這個訓練班因位於洪公祠旁邊，又被稱作洪公祠訓練班或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有30名學員，於1932年初夏開學，受訓6個月。年底畢業後，廖宗澤被派往杭州，在浙江警官學校特警班任隊長。
不過，在與文強的這次談話中，廖宗澤並沒有對他詳細說明浙江警校的具體情況。他隻是說起警校工作在當前如何重要，如何有前途。並建議說，如果願意，他可以推薦文強到那裏去任教。
廖宗澤在長沙期間，還介紹文強認識了主持黃埔同學會長沙通訊處的兩個負責人，一個是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的蔣肇周，此時在駐長沙某部隊任政訓處長；另一個是留美歸來後曾任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教官的何浩若，此時在長沙負責全省軍事訓練工作。
廖宗澤向他們透露了“文浮生”也是黃埔同學，真名文強。
隨後，蔣肇周與何浩若曾多次來文氏世館拜訪文強，直呼“文強同學”，還請文強吃過飯，表示歡迎他回到黃埔同學崗位上來為國效力，不計前嫌，以救亡為重；並要文強幫著多聯絡其他黃埔同學。
文強知道自己的真實姓名已經暴露，在長沙打埋伏是打不下去了。“社論事件”又樹敵招風，若再被人查出在四川的“共案”，更不堪設想。
盡管文強不大高興廖宗澤把他的真實姓名透露給了蔣肇周和何浩若，但看來蔣、何二人對他並無惡意。何況廖宗澤是他共過患難的多年老友，仍然是信得過的。
為了免遭何鍵的毒手，他終於下定決心，遠離長沙，借他那塊黃埔同學的招牌，先到廖宗澤那裏暫避一時。
他去信到廖宗澤處言明此意。
廖宗澤很快便發來電報，告之已在浙江警校為他聯係好工作。
文強於是開始了他傳奇人生的重大轉折。
初識戴笠
浙江警官學校坐落於西湖東邊的上倉橋，由原來的一處古舊衙門改建而成，條件雖不算好，但麵積大，能容納兩千多學員住宿、訓練。警校與杭州筧橋航空學校、杭州保安司令部是當時國民黨在杭州的三大重要軍事機關。
該校本是浙江省政府開辦的，後因省主席幾經更換，無人認真過問警校事務，便逐漸被擔任該校政治特派員的戴笠控製了大權，將該校從校長到各處室負責人、各隊隊長幾乎全部換成了黃埔學生及複興社成員。成為複興社的人員培訓基地。
文強於1935年秋冬之際輾轉來到浙江警官學校。
廖宗澤見到他，首先就問：“周敦琬怎麼不一起來？憑她的學曆、能力，在校內校外都好安排……”
文強不便告訴他，自己來都隻是權宜之計，自然沒有考慮過讓周敦琬也來。
在廖宗澤家裏住了三四天，廖宗澤就安排他住進了警校招待所。
文強到警校報到幾天後，負責管理警校事務的政治特派員辦公室通知他，特派員戴笠從南京回來了，要同警校書記長王孔安一起找他們幾位新聘任的政治指導員見麵談話。
戴笠
戴笠和王孔安都是資曆比文強淺的黃埔軍校六期學生。但戴笠這時已是國民黨特務組織中華複興社的特務處處長。
這個特務處是怎麼回事呢？原來，1932年3月，一批試圖借助專製獨裁的法西斯主義來以強力“複興中華民族”、“複興革命”的少壯派黃埔軍人，報請蔣介石批準，建立了國民黨內的秘密特務組織中華複興社，蔣介石自任社長。蔣介石還仿照當年孫中山給同盟會擬定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也給複興社擬定了一個“驅逐倭寇，複興中華，平均地權，完成革命”的政治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