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血雨腥風中留駐重慶文強與周敦琬新婚大喜的紅燭尚未燃盡，一場大破壞的噩耗便挾帶著腥風撲進了儲奇門河街這幢吊腳樓裏。
周敦琬直接領導下的中共四川省委秘書處交通機關，被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破獲！
地下省委秘書處交通機關，設於儲奇門城門內不遠處，山坡上一片雜亂民居中一條名叫寮葉巷的僻靜小巷裏。
擔任總交通的許仁智，是一個工作十分勤勉的小青年。因從小家境貧寒，缺乏營養，發育不良，他的身材顯得比實際年齡瘦小，被同誌們親切地叫作“許小孩兒”、“小孩子”。
他常來向周敦琬請教文化知識，有時報紙上的消息寫得半文不白，他讀不大懂，也來請周敦琬講解。文強也很喜歡這個好學的小兄弟。
寮葉巷的大破壞，是由前中共四川省委秘書長牛大鳴烈士的弟弟牛正坤向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告密而引起的。
牛正坤原是共青團巴縣縣委常委、宣教委員，曾在1928年10月重慶共產黨和共青團地下組織遭到大破壞時被捕，坐過一年監獄，出獄後，對危險的地下工作感到厭倦，不久又在白色恐怖高壓下登報自首，宣布與共產黨斷絕關係。
他哥哥牛大鳴遇難後，他更嚇破了膽，不但不想為兄報仇，反而認賊作父，竭力討好特務委員會，以求免禍。
在春節期間，牛正坤偶然看到了許仁智往寮葉巷裏走，他認識許仁智，知道其長期擔任省委交通，懷疑那巷裏有交通機關，便跟蹤而去，看清了許仁智的住處。
不久，在特務委員會偵緝隊長賀蜀筠向他逼問共黨線索時，他便以此告了密。
在這次破壞中，不到20歲的中共四川省委總交通許仁智當場被捕，英勇不屈，壯烈犧牲。
二十一軍軍部的殺人布告在城門口貼出來後，周敦琬哭紅了眼睛……
在這次大破壞中，不僅有共產黨員多人被捕，更嚴重的是，特務委員會當場搜繳了一批中共四川省委的通訊聯絡名冊，一大批中共基層組織遭到破壞。
地下省委與各地的聯絡驟然中斷。
在那交通、通訊十分落後的年代，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共組織主要靠自己的交通機關進行上下級間的聯絡工作。省委交通機關被破壞，使得省委一時間難於重建與各地基層組織的聯絡渠道。
再加上特務委員會的猖獗活動，省委在重慶已很難開展工作。
於是，省委被迫決定再次遷往成都。
省委正式決定遷成都後，程子健告訴文強，要他留在重慶組建川東特委，擔任書記。
文強起初不願意擔任這個職務，要求讓他仍然從事他所熟悉的軍事工作。但程子健勸告說，川東特委的工作主要就是軍事工作，
程子健還說，給他配備了強有力的班子：周敦琬作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老省委委員鄭佑之作組織部長，軍委書記一職，起初打算調文強的老友廖宗澤來擔任，但廖宗澤正在成都臥病，一時來不了，便又決定改調文強的老搭檔李家俊來擔任。
“給了你這樣幾員大將，說老實話，連省委的人馬都沒得這樣強喲！”程子健笑道。
文強這才不好再推辭了。
中共川東特委所轄地區正是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活動的地區。特務們的瘋狂破壞，此時正給中共地下組織造成嚴重危害。
年初春節前後，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在重慶下遊重鎮萬縣破獲了一樁大案——剛剛在萬縣建立起來，準備作為中共四川省委與設於武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聯絡中轉站的中共下川東特委，連同新建立的中共萬縣縣委，被一網打盡，
“寮葉巷事件”發生時，特務委員會偵緝隊長宋毓萍在繳獲的地下省委聯絡通訊名冊上見到有一處轉信地點陝西街廣源銀樓，帶人前去搜查，途中撞上共青團四川省委宣傳部長饒更之，饒更之被捕後與許仁智一起犧牲。
這年4月，即“寮葉巷事件”發生後不久，軍閥劉湘用來專門關押共產黨人的新式監獄——設於重慶城東南長江邊上的反省院正式啟用。原關押於重慶城裏巴縣大監和巴縣分監的共產黨人，陸續被移送到反省院。
不久，因下川東特委一案被捕判刑的共產黨人也從萬縣解押到重慶，關進了這裏的灰色高牆之中。
“無巧不成書”的被捕
在嚴酷的白色恐怖局麵下，新組建的中共川東特委真是舉步維艱。
在俄國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以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的鼓舞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共產黨人，加上對國民黨當局實行肉體消滅的血腥屠殺政策而產生的激烈反彈，更加堅信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作出的預言：“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因此，暴力革命，武裝鬥爭，就成了當時共產黨人的主要工作。
要做事，首先得有人。省委任命的川東特委軍委書記李家俊一直沒有聯係上，遲遲未能到重慶上任。幹部的缺乏，特別是直接領導暴力革命的軍事幹部的缺乏，是文強麵臨的第一大難題。
正當此時，一個黃埔軍校同學來到了重慶。
此人名叫傅榮，與文強是同鄉、同學，交情很好，大革命時期屬於國民黨左派，富有正義感，後來在廣州“清黨”時被捕，坐過一陣牢。回到湖南老家後，聽說文強在四川幹大事業，想來投奔文強另謀出路。
他通過文強留給家人的永久通訊處——周敦琬的二姐敦璤家，找上門來了。
文強聞訊後十分高興，他與周敦琬商量，決定動員傅榮參加革命軍事工作。
這是農曆六月初旬一個悶熱的午後。天色說變就變，隨著一陣飛沙走石的狂風刮過，突然下起了雷陣雨。
隆隆雷聲中，淋得像落湯雞似的小交通員從二姐家取回了信件，其中有一封是傅榮的來信。文強得知傅榮已抵達重慶，在大梁子一家旅館住下了，希望與他盡快會麵。
文強素來性急，讀完信，見雷聲已減弱，不顧雨還在下，便給周敦琬打了個招呼，撐了一把油紙傘，匆匆冒雨趕去。
當時重慶因地勢所限，分為上下兩個半城。下半城在長江北岸半坡上，因早期交通運輸主要依賴於水運而自然形成，是重慶的繁華地帶。從下半城往北，爬上山坡，有一道與長江平行的長長的山梁，叫大梁子。大梁子的後麵，建築在起伏山丘上的那一部分城區，就是上半城了。
軍閥劉湘的二十一軍軍部，就在大梁子上的左營街，原清軍綠營兵左營遊擊署舊址。軍部大院靠長江一側俯臨下半城，大門開在西頭，大院後部東南角落上開有一道後門，後門外有條名叫山王廟的小巷，一頭通向大梁子街，一頭則連接下坡石級，進入當時重慶市內第一個公園中央公園——此公園於1929年秋建成開放，因位於上下半城之中央而得名（後因園內建有孫中山塑像，又被叫做中山公園）。
軍部大院後門內，有幾間破舊平房，自成一個小院落，原是清末軍事體育組織“射德會”所在地，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建立後，撥給了特務們作辦公地點。在南麵靠山坡邊上有一條去茅廁的小路，路的外側即是大梁子山梁邊緣，拉著一道鐵絲網。
鐵絲網的下麵，是一堵約三人多高，陡然下斜的石砌堡坎，坎下是一片雜草叢生的斜坡，那下邊已是中央公園地界。穿過一片小樹林往東，再下坡轉兩個彎，就是當時重慶最熱鬧的下半城商業場了。
中央公園建成開放之初，一度實行過入園收費，後經民眾反對，不再收費，可自由進出，便成了來往於上下半城之間的一條自由通道。位於重慶上下半城之間的中央公園。小亭旁的石階小路往上可到上半城大梁子，但需經過二十一軍軍部大院後門（特務委員會所在地）
誰知這一自由通道竟給文強帶來了失去自由的厄運。
當時在重慶的地下黨人，隻要上街露麵都十分危險。
從這年4月20日《萬州日報》刊發的一條消息即可略見其處境險惡之一斑：
（渝訊）二十一軍部自去年頒布獎勵反共條例以來，一般久處該黨淫威之下之青年，得此時機，皆紛紛宣布退出。迄至現在為止，除外縣者不計外，過去曾為該黨下死力現已覺悟而參加反共工作，被任為偵緝員者，共已達四十餘人，每日散布街頭，有如捕雀羅網。……
盡管滿街“捕雀羅網”，但文強自恃特務委員會無人認識自己，加之趕路會友心切，他還是大著膽子從中央公園爬上山王廟街，從特務委員會門外走過。
俗話說：“無巧不成書”。其實，生活中的事往往比書中編造的更巧。
誰也想不到，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中偏偏就有一個認識文強的特務，而且不早不遲，恰好在文強一隻手撩著陰丹士林牌藍布長衫的下襟，一隻手撐著油紙傘，從中央公園上邊出口處的石級爬上來時，那特務正好從旁邊通特務委員會那道門裏走了出來……
文強並未在意，隻顧匆匆埋頭趕路，目不旁視地從特務身邊擦了過去。
盡管文強打著傘，但因他個子較高，在擦肩而過的瞬間，那個特務仍然看到了他的臉。特別是那張臉上頗具特點的大鼻子，驟然引起了特務的注意。
文強已經走出幾步遠了，那特務才恍然想起了什麼，猛地拔腿追上去，一把將他扭住，嚷道：
“文教官！文大隊長！”
文強聞言一驚，但仍裝作不明究竟，氣惱地掙脫著說：
“你幹麼子？我不認識你，哪個是你的教官？”
“你就是！我記得到你！”那特務快活地叫著，“你是萬縣二十軍軍校的教官，學生隊的大隊長，你叫文強，是共產黨……快來啊，我抓到了大共產黨！”
特務委員會裏聞聲跑出來幾個特務，幫著把文強扭住了。
文強此時已無法可逃。
文強萬萬想不到特務委員會竟有人認得他。更使他惱恨的是，他始終不知道認出他的那個特務是誰。
許多年後，他已作為國民黨“戰犯”關押在共產黨的監獄中了，同樣被關在另一監獄中的原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偵緝隊長宋毓萍，才在向政府所作的交待中，供出當年出賣文強的那個特務名叫鄧學榮。
據查，鄧學榮曾於1926年在萬縣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讀書。當時是共青團員，當然會認識在萬縣公開從事革命活動的風雲人物文強。
按照慣例，文強先被關押到軍部大院進門處的禁閉室候審。那裏已關著好幾個被捕後尚未審判的犯人。光線昏暗的牢房裏，有的借著魚燭光亮在打牌消磨時間，有的在看書或聊天。
文強借了一支魚燭，在微弱的燭光下趕緊以暗語寫了一封給周敦琬的信，告知自己被捕情況，囑其盡快作好應變安排並設法相救。
旁邊有一個年輕犯人，等到文強寫完了信，便湊過來同他搭話。交談中，文強才依稀想起那年輕人是從事兵運工作的中共幹部，聽過他的課。那人也是被叛徒出賣而被捕的，尚在候審期間。
文強悄悄問他，是否有辦法與外邊聯係。但那年輕人搖頭說沒有辦法。
文強無奈，隻好把已寫好的信又燒掉了。
假供
投身革命以來，文強這是第二次被捕。
前一次是在南昌暴動時，他奉命去迎接武昌警衛團前來南昌會師，在偷渡贛江後被張發奎的部隊逮捕。但那一次他沒有暴露身份，因而未遇到危險。
這一次情況就不同了。
還在1930年初，文強剛到川東遊擊區不久，《國民公報》曾刊載過一條重慶民眾社消息，題為《共黨兩首領到渝：文強 李鳴珂》，文中稱：
共黨近來時局變化，在各處活動甚力，其在四川，尤注意重慶。蓋以地方繁盛，交通便利，為四川各地冠了……刻中央所派之四川省委書記即委員長文強，業由湘抵渝。按其省黨部早已移渝，現不知匿居何處……
雖然這一則消息並不確切，但也可見文強在當時四川境內的名聲。
不過，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並不知道文強此時在共產黨內的身份，隻知道他在川東參加過李家俊領導的一路紅軍，“為患川陝邊”。而李家俊起義的地區又是另一軍閥——川陝邊防督辦劉存厚的防區，不屬劉湘的二十一軍管轄範圍（這也是劉湘防區內的地方報紙可以刊登揭露劉存厚暴政和讚揚李家俊起義軍的消息的緣故），也因此，特務們對文強的情況不可能有什麼了解。
文強從特務們的問話中摸清了這一情況，便一口咬定自從李家俊紅軍失敗後，他就已脫離了共產黨，不願再涉足政治。對這一段時間的情況，他隻說是輾轉秦嶺、巴山，又經達縣、渠江、開江、墊江、長壽等地返回重慶，到處尋職謀生。這才剛到重慶，準備在此另謀職業，與共產黨已中斷組織聯係一年多了。
因為他走過這一路線，所以說起來頭頭是道，毫無破綻——隻把時間拉長了一些，而這是特務們無法核實的。
再加上文強長期在外奔波，居無定所，養成了總是隨身揣著牙刷牙粉的習慣，剛一被捕就被特務們搜出來了（牙粉已被雨水浸濕）。這也使特務們相信他是才到重慶，尚未居住下來。
為了敷衍特務們，他講了一些在川東打遊擊的故事，也編了一套假話，“交代”他以前所知的來重慶後與地下黨組織聯係的方法。他說，一是到大梁子郵局投遞一封“存局待領”的信，寫明自己已到重慶，住於何處，二是在朝天門碼頭城門旁邊畫一個大鼻子，這樣就自會有地下黨的人知道是他來了，派人來會他。
特務委員會照此辦理，想要順藤摸瓜，自然是一無所獲。
文強知道自己愚弄了特務，心中暗自好笑。
此前，特務委員會抓到了一個中共地下組織從事保衛和鋤奸工作的特務隊員楊樸，楊樸為敷衍特務，編造口供，謊稱重慶陝西街廣源銀樓是地下黨人的秘密機關（楊樸不久仍被殺害）。
特務們向文強提出此事進行“核對”，實為誘供。
文強深知，這家銀樓原本隻是替地下黨人收轉信件的地方——那時，許多店鋪都出於同鄉情誼替人收轉信件，不足為奇。
況且，在中共四川省委秘書處交通機關遭到破壞的“寮葉巷事件”中，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偵緝隊長宋毓萍從當場搜繳的地下組織通訊名冊中發現有此銀樓地址，已立即帶人去進行了查抄，抓走了兩個並非共產黨的嫌疑犯。
自那以後，那銀樓就再不敢替人收轉信件了。地下黨組織當然更不會繼續把那裏當作聯係地點了。
此時為敷衍特務，文強便順水推舟，“承認”廣源銀樓是“地下交通機關”。並胡謅了一個化名王大有、但不知其真名的“接頭人”。
特務們也知道中共地下組織不可能在寮葉巷事件後仍然把廣源銀樓作為聯絡地點，但為了邀功請賞，是不管犯人的交代有沒有實際價值的。他們照樣把文強的這一交代當作重要收獲彙報上去。
劉湘又一次在共案報告中見到廣源銀樓的名號，十分惱怒，便幹脆叫公安局去查封了這家銀樓。
特務為冒功而以假作真，小報為轟動而捕風捉影。在1931年7月23日的《重慶新民報》上，便登出了一條題為《渝廣源銀樓藏匿共產黨 特委會函請公安局查封》的消息，在談到楊樸“供稱”該銀樓有共產黨後，又說：
昨日捕獲之赤匪省委文強供稱，該處王大有係接頭人。
此一消息又被二十一軍係統的萬縣《萬州日報》轉載，影響甚廣。
而文強並未想到，他這些與當局虛與委蛇的言行，已給自己埋下了禍根。
不知底細的特務委員會沒有把文強當成“現行犯”，以為他身上沒有多少油水可撈，便將他轉到了巴縣大監寄押，等候判刑。
對於巴縣大監，文強在回憶錄《新生之路》中有一段具體記敘：
這是一座完全舊式的監牢，真是暗無天日。我讀過清代著名散文家方苞所寫的《獄中雜記》，算是有了親身體會了。……我被押進巴縣監獄時，身上隻藏有一塊銀元。“囚頭”（也是犯人）伸手要錢，我沒有給他，便被他拳打腳踢，抓住頭發向牢房裏的尿缸裏按。
囚頭是由監獄長指定的，一般是犯人中最凶惡者。以大木柵隔成的牢房中間置一大尿缸，獄中犯人拉屎撒尿均在此。凡是囚頭不喜歡的犯人，就被安排睡在尿缸旁邊，臭氣熏人，還常會被其他犯人把尿撒到身上……
這時，擺在文強麵前的有三條路：
一是被判處決，這樣，他就會成為烈士；
二是被判刑關進反省院，這樣，他就得熬到抗日戰爭爆發後才有可能獲得自由；
三是自首叛變參加特務委員會。
按照文強當時的思想意識和心理狀態，是決不會走第三條路的。因此，實際上隻有前兩條路擺在他麵前。
可是，特務委員會卻希望他走第三條路。
在文強被關了約半個月後，特務們認為他已受夠牢獄之苦，心理防線易於攻破了，便將他提回特務委員會勸降。
這樣一來，就為文強提供了走上第四條路——越獄脫逃的機會。
“四川卡爾”運籌帷幄
特務委員會的特務們誰也想不到，就在他們之中，已經有人在為文強的脫逃進行著準備。
而這一工作，是在一個著名的共產黨人領導下秘密進行的。
此人正是程子健安排給文強作川東特委組織部長的鄭佑之。
鄭佑之
鄭佑之，黨內化名張榮山，1891年生於四川省宜賓縣，比文強年長16歲。
他27歲時，妻子病故。次年，他遵從妻子的遺願，續娶五姨妹李坤輿為妻。三年後，李坤輿又因難產病故。從此鄭佑之沒有再娶，決心“抱獨身主義來實行社會革命”。
1923年，鄭佑之將祖傳的全部產業——收租42石的土地全部捐出，辦起了宜賓古羅鄉普崗寺平民學校，一麵開展平民教育，一麵開展革命啟蒙宣傳活動。
他於1926年1月就在川南宜賓縣創建了四川最早的共產黨基層支部之一——中共宜賓特支，任特支書記，以後他曆任中共川南特委委員、自貢特支書記、合川縣委書記……
在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動中，他還把幾個姨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小姨妹李坤泰，經過他的精心培養，後來成長為著名的女革命家，即名震白山黑水的抗日民族英雄趙一曼。
在1928年2月第一屆中共四川省委成立時，鄭佑之當選為省委委員。
那次會議在重慶城附近的巴縣銅罐驛鄉間，當地有名的地主周團總家裏舉行，周團總的兒子周貢植，曾與鄧希賢（鄧小平）等一起赴法國勤工儉學，這時是臨時省委領導核心成員，先後擔任秘書長和農民部長。
會議已經開了一天，鄭佑之因路途較遠而遲到，進入會場——周家大院右廂房時，就特別引起代表們的注意。
在兩張並攏來的大方桌邊圍桌而坐的代表們紛紛扭頭看他。隻見他：頭戴圓頂翻簷帽，腳蹬麻耳草鞋，土藍布長衫的下擺挽起來掖在腰間，左肩上倒掛一把雨傘和一個棒槌狀包袱。
坐在鄭佑之對麵的一位共青團代表，見鄭佑之一臉長長的絡腮胡須，雙目炯炯有神，很有些像共產黨革命的導師馬克思畫像上的樣子。這位共青團代表一時興起，便在一張紙上隨手畫了一幅速寫，畫上題名：
“馬克思來臨！”
那時的會議代表大多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生性活躍，無拘無束，這幅畫便在代表中傳閱開來。
傳到臨時省委書記傅烈手中時，這位年僅29歲的中共中央代表也忍不住笑出聲來。
於是，全場大笑。
從此，“第二馬克思”、“四川卡爾”，就成了鄭佑之的外號。
因他長期活躍在川南農村，是川南宜賓地區著名平民教育家和農民運動領袖，所以又有“川南農王”的美稱。
文強是在1928年夏認識鄭佑之的。
那時文強正在四川江防軍第七混成旅曠繼勳團擔任中共特支書記。一天，他奉命與特支成員曠繼勳一起從成都北門外鳳凰山營房進城，到支機石公園茶館向川西特委書記劉披雲彙報工作。
去到那裏，才知劉披雲是要文強向幾位軍運幹部介紹南昌暴動的經驗教訓，同時還安排了“農王”鄭佑之介紹川南農民運動情況。
在那一次，鄭佑之對川南農村狀況和農民運動中的經驗教訓作了長篇發言，深入淺出，有理論分析也有生動事例。文強和其他軍運幹部都聽得津津有味，他從此對這位“農王”深為敬佩。
1931年2月，因“左”傾盲動的大暴動給四川共產黨人造成了重大損失，中共四川省委與共青團四川省委聯席會議決定：為加強省委工作，調鄭佑之到重慶。
“寮葉巷事件”後省委被迫遷往成都時，鄭佑之被留下來擔任川東特委組織部長。
鄭佑之這時是四川中共領導幹部中的最年長者：40歲。他在當時的中共幹部中理論修養較強，憑著他長期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和多年從事基層農民運動的實踐經驗，他在四川共產黨人中較早覺察到中共中央以城市為中心的“左”傾路線不符合社會實際，主張把黨組織的主要力量轉移到農村，進行長期艱苦的動員組織工作，發動農民武裝鬥爭。
他的意見和主張當時在中共組織內居於少數地位，得不到年輕同誌們的理解，還被扣上“農民意識”、“右傾逃跑主義”等帽子。
但他仍然忍辱負重進行著踏踏實實的工作。
鄭佑之鑒於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的猖獗，深謀遠慮地對這個危害極大的特務機構采取了分化瓦解、打進去拉出來的策略，把一批不願或不敢繼續作惡的叛徒聯絡起來，在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這個叛徒窩中建立起了為中共效力的秘密組織“良心會”，以“做事講良心”為號召。
這是當時四川的共產黨人在特務機構中建立反特務秘密組織的一個十分成功的創舉。
鄭佑之通過單線聯係，領導著兩個互不發生關係的特務委員會的“特務”，讓他們各自聯絡和領導了一部分“良心會”成員。
這兩個“特務”，一個是鄭佑之的學生、領導過宜賓地區農民運動的餘宏文。
餘宏文的一個老友，曾任中共宜賓縣委書記的鄒雲芳，叛變後曾接替被李鳴珂製裁的易覺先擔任過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偵緝隊長。前中共四川省委組織局主任穆青，就是被鄒雲芳帶領偵緝隊在街上碰見當麵指認而遭到逮捕的。
因穆青被捕，中共四川省委準備製裁鄒雲芳，鄒雲芳為保全性命，不敢再擔任偵緝隊長，並輾轉托人向地下黨表示其“回頭”心願。鄭佑之等人經過研究，利用鄒雲芳在特務委員會中的影響，派餘宏文（化名餘複生）打入進去，當上了編輯員，並在鄒雲芳協助下建立起為中共效力的秘密組織“良心會”。
鄭佑之領導的另一個“特務”，是曾參加廣州暴動和四川廣漢兵變的中共軍事幹部薛彥夫，黃埔軍校五期畢業生。他通過與二十一軍參謀長郭昌明的親戚關係，混入特務委員會當上了偵緝員。
文強被捕後，鄭佑之馬上就通過“良心會”得到了消息，並掌握了全部動態，他向餘宏文和薛彥夫分別下達了設法營救的指示。
因此，文強還在特務委員會禁閉室關押候審時，就有人偷偷扔了字條給他，要他堅持原供，並告之有人正在設法營救。
究竟怎樣營救法？不僅文強不知道，就連鄭佑之和餘宏文、薛彥夫等人也不知道。他們隻能相機行事。
機會往往是在人們意料之外突然到來的。
從特務眼皮下出逃
這天，特務委員會偵緝隊長宋毓萍親自前來巴縣大監，將文強提出，對他說：
“你的兩次招供，我們經過查證，基本屬實。川陝邊李家俊匪部已被擊潰，省委劉願庵、李鳴珂等人均已被一網打盡，無一生還。共產黨在四川大勢已去。你不要再受革命的麻醉了，應該及早醒悟，回頭是岸，留得有用的生命，好為國家效力……今天我們是奉軍法處李根固處長之命，前來接你去特委會麵談的。”
文強從未與宋毓萍打過交道，隻知他原是共青團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叛變後死心塌地為虎作倀。聽他喋喋不休，文強十分厭惡，冷冷地回答：
“我乃文信國公（文天祥）之後。自幼即記誦過他就義前所寫的自讚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不知宋毓萍是沒有聽懂，還是裝作不懂，一路上仍然厚著臉皮對文強進行勸降。
到了特務委員會，文強被一夥特務簇擁著，進入一間布置好了的房間，隻見一張桌上已擺好麻將牌，另一張桌上擺著茶點、水果。
特務委員會的另一個偵緝隊長，土匪模樣的賀蜀筠，也迎上來向他表示歡迎。賀蜀筠還口口聲聲“黃埔同學”，跟文強套近乎。原來，賀蜀筠也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與文強同期不同科，而與李鳴珂同在步科第一團。畢業回川後，曾在川東從事兵運工作。
其他特務也圍著他問東問西，稱他“老大哥”，還有人向文強獻殷勤，贈以鴨舌帽。
宋毓萍出去了一會兒回來，假惺惺地歎息著對文強說，李根固李處長（二十一軍軍法處長兼特務委員會委員長）原打算親自來宴請他，並代表劉甫公（即軍閥劉湘，字甫澄，人稱甫公）同他作長談，但因見文強的態度仍有些強硬，便改為以後再談。今天暫由特務委員會的兄弟們來招待。請他隨便玩，但警告他不得擅自走出大院門外，以免發生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