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宗澤又被派去擔任領導兵變的前敵委員會委員兼起義軍第一縱隊政委。
廣漢兵變失敗後，川西軍閥開始了瘋狂的大搜捕，大屠殺。廖宗澤又逃回成都附近的老家華陽縣石板灘躲了一陣風頭。
不久，中共四川省委遷來成都。省委原打算調廖宗澤到重慶參加文強主持的川東特委作軍委工作，但因廖宗澤正在生病未能赴任，而改派了李家俊。廖宗澤則在成都參加了省軍委工作。
廖宗澤與文強不僅是黃埔同期同學，而且在四川並肩戰鬥，生死與共，彼此十分了解。得知文強到了成都，廖宗澤十分高興，立即趕到張用五家。
兩個劫後餘生的黃埔同學，見麵時緊緊擁抱，流下了激動的熱淚。
聽文強談了離渝來蓉的遭遇後，廖宗澤深為他的蒙冤受屈憤憤不平。他告訴文強，他從廣漢兵變後，對中共黨內那套過“左”的做法已經十分反感。
廖宗澤在此之前參加的第七混成旅兵變，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條件不成熟。但當時中共四川省委卻在“立三路線”影響下未能正確總結教訓，甚至錯誤地認定失敗主要是因為搞的是“將變”而不是“兵變”。因此，以後的兵變，便來了個“矯枉過正”，片麵強調走“士兵路線”，強調“階級成分”，一概排斥軍官，連已經加入共產黨的軍官也要排斥在外。
廣漢兵變前，中共川西行委決定，有關兵變的消息，均不通知原在部隊中擔任軍官職務的共產黨員，兵變成功後，這些黨員也同其他軍官一樣要遣送離隊。
於是，兵變爆發後，要兵不要官，司令部各處都無人負責，原編製打亂，導致部隊一片混亂。給養無專人負責，造成一些士兵吃不上飯。招募的數百新兵也因無人負責管理而散去。因領導機關陷於混亂，甚至連應開的市民大會也沒有開成。而且，因軍官黨員被排斥在外，原中共地下軍支組織也被打亂，起義部隊中一時竟成了沒有黨組織的狀況。
由於這樣的混亂，士兵們便抱怨中共組織派來擔負軍事總責的人太差，紛紛要求讓原參謀長劉的軍擔任總指揮。
劉的軍是由原中共川西特委領導人張秀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是該部隊地下軍支中的骨幹分子，因年齡稍長，廖宗澤、文強等中共軍事幹部都稱他為“劉大哥”。他在士兵中頗有威信，本應作為兵變領導成員，但因是軍官，卻被排斥在外，按原決定還應遣送離隊。
隻是在兵變發生後，他主動要求參加紅軍，前委考慮到軍事幹部缺乏，才被迫同意他留下來工作。
這時，前委又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被迫宣布任命劉的軍為紅軍總指揮。宣布之後，又擔心出現軍事獨裁，感覺危險。
同時，另一位原在部隊作排長的共產黨員，也因是軍官，被排斥於兵變之外，但在兵變信號發出後，他主動參加行動，領導革命士兵控製了該營，前委也隻得任命他為大隊長，而這位大隊長又在前委向豪紳催繳贖金時，為一個豪紳說情，與前委成員發生了衝突。
這些事使得前委負責人認為部隊有“反革命複辟”的危險，便在兵變已經麵臨失敗，部隊正在前方血戰之時，商量起在部隊中“肅反”的問題來，並將總指揮劉的軍和那個大隊長都列入了肅反處決名單——這時劉的軍正按前委要求在前方指揮作戰。
廖宗澤沒有參加這次前委會議，因他也在前線指揮作戰。他事後才得知此事，大為震驚。好在當時未能攻下綿竹縣城，因此原定在攻下縣城後執行的“肅反”計劃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以後兵變失敗，劉的軍率殘部接受了另一軍閥部隊收編，自然更被認定是“反革命”了。
文強聽著廖宗澤的講述，對這種愚蠢的“左”傾錯誤，深感憤慨和憂慮。想起他們辛辛苦苦參加開創的四川兵運大好局麵，幾下子就連老本一起被搞光了，真是心痛萬分。
因為文強此時既遭軍閥當局通緝，又受中共黨內處分，“裏外不是人”。他怕連累張老先生一家，在張家住了十多天後，他請廖宗澤另外聯係租賃了北城公園附近一家湖南同鄉會館的房間。因會館規矩隻供單身居住，周敦琬仍然隻能住在劉家。
在此期間，文強和周敦琬又找羅世文麵談了兩次，仍是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文強在湖南同鄉會館裏獨居鬥室，又遇上連日秋風秋雨，夜裏常有貓頭鷹驚啼，他心頭倍增淒涼。
一天清晨，周敦琬匆匆來到會館，向文強出示了一張報紙《號外》：
震驚國人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先祖信國公文天祥的名句，文強此時默誦，別有一番滋味。
國難當頭。個人的災難也正當頭。出路何在？
文強苦思多日，終於下了決心：離開四川，另找出路。
他約周敦琬來到支機石公園邊的城牆上，談到自己的打算。
周敦琬勸他再以書麵形式向省委申訴一次，他拒絕了。他激動地說：
“省委還不就是羅世文？他們搞的是關門主義的革命。這裏不要我，我還可以到別處去。李老五不是到上海去了嗎？我也可以到上海去，去找周恩來！……”
他說的李老五、就是原省軍委秘書、省委特務隊長李覺鳴。
兒戲般的江津兵變與李覺鳴出川
李覺鳴本來就不大安心在四川工作，隻是因為崇拜李鳴珂（他原姓劉，隨李鳴珂改了姓名），願在李鳴珂手下工作。李鳴珂犧牲前，就曾在留給他的遺書中勸告說：“五弟，與你永別了！你在四川工作，不要走。……”並在給周恩來的遺書中分析四川幹部現狀時說到李覺鳴：“缺點是個性強於我，他愛人在滬，時想離開四川工作，（希）中央絕對製止。”
李鳴珂犧牲後，李覺鳴將李鳴珂烈士之子李從珂送到江津駐軍最高長官張誌和那裏寄養。
張誌和是四川軍閥劉文輝統率的二十四軍暫編第一師副師長兼第二混成旅旅長，是中共秘密黨員，還是李鳴珂領導下的省軍委成員。他與李鳴珂配合默契，親如兄弟。當時省委需要的一些槍支彈藥，就是張誌和設法搞到的。
當張部移防江津後，張誌和還在縣城裏創辦了一家“誌和圖書館”，購進大批馬列主義著作和進步書籍，在士兵和當地群眾中傳播革命思想。當貫徹“立三路線”的中央代表餘乃文入川後，召開的第一次傳達“立三路線”精神的幹部會議——全川軍支（各駐軍部隊中的地下黨支部）聯席會議，就是在張誌和掩護下，在江津縣白沙鎮召開的。
李鳴珂犧牲後，張誌和主動要求將烈士的長子送到他那裏去，由他撫養。
在他的部隊裏，建立有中共地下軍支，士兵中的地下黨員有200餘人，軍官中也有七八人，是全川軍閥部隊中士兵運動搞得最好的一個。
李覺鳴長期擔任省軍委與江津軍支的聯係工作。劉願庵犧牲後，李覺鳴就在張誌和那裏暫避了一段時間，並在張誌和與地下軍支的配合下，將告密導致劉願庵等領導人被捕犧牲的原中共四川省委幹部、內奸陳茂華製裁。
隨後，李覺鳴被省委秘書長牛大鳴派去上海向中央彙報軍事工作。回川後，他向省委提出調去上海工作，但因他對省委按“立三路線”精神發動全省大暴動的一些具體做法有不同意見，與省行委領導發生衝突，被決定先給予留黨察看兩個月處分，然後才能調走。
導致李覺鳴與省委衝突的主要原因，是“立三路線”發動的江津兵變。
1930年8月，執行“立三路線”的中共四川省行委為了拿下位於重慶西南的江津縣，以便順長江而下直取重慶，再沿江而下進軍武漢，進一步達成“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宏偉計劃，不顧條件極不成熟的情況，強令江津軍支實行兵變。
因張誌和對這樣的草率蠻幹持不同意見，省行委即認為他是害怕自己的長官地位受到損害，政治上不可靠，決定趁張誌和被劉文輝召去成都開會之時，背著他發動兵變。
時任軍閥劉湘軍部高參的中共秘密黨員於淵，被指定為兵變總指揮，省行委委員項鼎為黨代表和兵變成功後的縣蘇維埃主席。
但是，到江津聽取了當地縣委和軍支同誌介紹情況後，於淵當即表示這個兵變計劃太不成熟，應該取消，否則即等於把革命士兵往敵人虎口裏趕。對於趁張誌和不在家時發動兵變，他更認為是“挖自己人牆腳”的蠢事。
熱情高漲的項鼎譴責於淵是臨陣脫逃，與他大吵了一通，於淵隻得表示組織上服從而思想上保留個人意見，但辭去總指揮職務，隻參加軍事指導工作。
反對兵變的縣委書記也被排除在兵變行動委員會之外。
9月3日夜，原計劃5日舉行的兒戲般的江津兵變，因已走漏風聲引起官方警覺而倉促提前發動，並立即遭到失敗。
張誌和在成都得到消息，受到劉文輝訓斥後，憂心如焚趕回江津處理後事。在一些軍官將參與兵變的士兵抓來“正法”時，張誌和被迫坐在現場“監斬”。盡管他盡其可能當場救下了兩個共產黨人，但卻不得不目睹其他數十位士兵被殺，其內心的矛盾、痛苦，可想而知……
事後，於淵因“臨陣脫逃”，張誌和因“鎮壓起義”，均被中共四川省行委開除黨籍。
——張誌和後來在軍閥部隊也不再受到重視，不久即解甲歸田。抗戰爆發後，他親自將他撫養長大的李鳴珂烈士之子送去延安，自己也要求留在延安，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認為他在四川軍政界有較大影響，留在中共黨外更有作用，勸說他回到四川開展上層統戰工作。此後，他參加了民主同盟，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忠實盟友，一直為反對國民黨獨裁政權進行著不懈的鬥爭。後來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
張誌和被開除中共黨籍後，李覺鳴十分不服，他去江津安慰了張誌和，又跟省行委負責人餘乃文、程子健、項鼎等人爭吵，因而被處以“留黨察看兩個月”處分，並要他“戴罪立功”，去川西參加廣漢兵變。
待李覺鳴滿腹牢騷走到成都時，廣漢兵變已經失敗。他持周敦琬的信住進了劉願庵寡母家中，以外甥身份在那裏躲過了血腥的大搜捕。
以後省委搬到了成都，又認為李覺鳴未及時趕去參加廣漢兵變，是導致兵變失敗的原因之一，再次給他處分，並要他到軍閥部隊去當兵，作兵運工作。
對這一明顯帶有懲罰性的決定，李覺鳴拒不接受，堅持要求調上海，與羅世文、程子健再次發生衝突，大吵了一架後憤而離川，跑到上海去，通過舊日老關係重新參加了中共中央軍委特科工作。
改變人生道路的出走
李覺鳴的負氣出川，四川省委的許多幹部都是知道的。周敦琬更清楚，因為李覺鳴外出聯係工作都是找她開介紹信，什麼內心苦惱都給她講過。
此時，文強與周敦琬在這遠離塵囂的舊城牆上邊走邊談，零落的秋葉在他們腳下歎息。
他們投身革命時，都曾設想過可能麵臨的困難和危險，但是卻想不到還會有被自己人不信任、不理解的痛苦。
說到傷心處，兩人抱頭痛哭……
他們不知道，就在文強受到羅世文錯誤處分的前後，在中共執政的革命根據地“蘇區”內，一些戰功卓著，久為國民黨當局“懸賞緝拿”而不可得的共產黨人、紅軍將領，卻被執行“左”傾路線的中共領導人以種種罪名殘酷鬥爭、嚴刑折磨之後殺害了——
許繼慎，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紅一軍軍長、紅四軍十二師師長，中共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皖西分會主席，1931年11月被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張國燾以“第三黨”、“叛徒”、“陰謀帶部隊投降蔣介石”等罪名殺害，年僅30歲；
孫德清，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紅二軍團參謀長、紅三軍參謀長兼第七師師長，中共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2年5月，被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以“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年僅28歲；
吳展，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紅四方麵軍第十師參謀主任、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教育長，1933年5月被張國燾以“肅反”名義殺害，終年不詳；
董朗，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紅四軍參謀長、紅三軍獨立團參謀長，1932年10月被夏曦以“肅反”名義殺害，年僅38歲；
薑鏡堂，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曾任紅一軍第三師政委、紅四軍第十二師政委兼師黨委書記，1931年10月被張國燾以“肅反”名義殺害，年僅28歲；
熊受暄，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曾任紅一軍政治部主任、紅四軍第十二師政治部主任，1931年10月被張國燾以“肅反”名義殺害，年僅28歲；
曾中生，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任紅四方麵軍參謀長、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1933年8月被張國燾以“右派領袖”、“托陳取消派”等罪名逮捕，1935年8月秘密殺害，年僅35歲；
胡陳傑（胡慎己），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任紅三軍第九師參謀長，1932年9月被夏曦以“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等罪名殺害，年僅29歲；
段德昌，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任紅六軍軍長、紅三軍前委委員兼第九師師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33年5月1日被夏曦以“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年僅29歲；
蕭芳，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曾任紅一軍第三師副師長、紅十二師副師長兼三十四團團長，1931年10月被張國燾以“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年僅26歲；
周維炯，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曾任紅一軍第二師師長、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1931年10月，被張國燾以“反革命”、“國民黨改組派”等罪名殺害，年僅23歲；
段玉林，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曾任紅三軍第八師師長，1932年8月被夏曦以“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年僅32歲；
胡筠，女，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曾任紅五軍第一縱隊黨代表、贛北暴動委員會總指揮、中共湘鄂贛省委常委和婦女部長、省委黨校教務主任，1933年10月被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以“托陳取消派”、“AB團”罪名逮捕，次年4月殺害，年僅35歲……
這些都是文強的黃埔軍校先後同學，有的還是他的同期同學。
除此之外，還有非黃埔軍校出身的——
在湘贛蘇區“肅反”中被殺害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等；
在湘鄂西蘇區“肅反”中被殺害的紅三軍政委萬濤，紅三軍參謀長唐赤英，紅三軍九師參謀長王炳南，紅七師師長王一鳴，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湘鄂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柳直荀，湘鄂兩省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省委巡視員潘家辰，省保衛局副局長彭國才等。
——後來在中共黨內被尊稱為“謝老”，時任湘鄂西臨時省委秘書長兼《工農日報》主編的謝覺哉，本已上了夏曦的“肅反”處決名單，隻因被國民黨軍俘虜，反倒才幸免於難，謝老後來為此感慨萬端地寫下了“黑名單上字模糊，漏網原因是被俘”的詩句……
還有：在鄂豫皖蘇區“肅反”中被殺害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因反對“左”傾路線而被貶作縣稅務局長的徐朋人，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王培吾，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陳翰香，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王秀鬆，紅四方麵軍二十五軍七十五師政委戴克敏，紅一師師長李榮桂，紅十師副師長程紹山，紅十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農，紅十師參謀主任柯柏元，紅十二師政委吳荊赤，紅十二師副政委龐永俊，曾任紅十三師政委後被調作縣委書記的曹學楷，紅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副團長丁超，紅三十團團長高建鬥、政委封俊，紅三十五團團長王明，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曠繼勳……
還有：在贛西南蘇區“肅反”中因“富田事變”而被當作“AB團反革命分子”殺害的紅二十軍副排長以上大部分領導幹部……
回顧那一段曆史，後人們也許會注意到這樣一些耐人尋味的事實：
因毛澤東的《蝶戀花·答李淑一》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的名句而廣為人知的兩位革命烈士，分別是一個（楊開慧）被國民黨當局殺害，另一個（柳直荀）被中共黨內“左”傾路線殺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頒發的第一號烈士證書所認定的革命烈士，不是被國民黨當局或日本帝國主義者殺害，而是被中共黨內“左”傾路線當成“反革命”殺害的紅軍將領段德昌……
這是一頁令人不忍重睹但卻不應被忘卻的慘痛曆史。
文強應該感到慶幸的是，他還僅僅是在中共處於秘密狀態的“白區”環境裏受到錯誤處分。
若是在中共執政的紅色區域“蘇區”環境裏，他的命運將會如何？
在秋風蕭瑟的舊城牆上，周敦琬毅然向文強表示，她要跟他一起出川。
文強怔住了。他原想的隻是自己一人出川去上海找中共中央。他急忙反對說：
“你不要感情用事。我是不得已，你不同，你還可以留下來工作。你放心，我有二次入川，就一定會有第三次入川！”
但不論文強怎樣勸說，周敦琬也不改變主意。
她不放心遭到軍閥通緝的文強隻身上路。失去一個劉願庵，已經給她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痛苦，她不能再失去一個文強。
她還擔心，文強作為受省委處分之人，找到中共中央後，反映情況會得不到信任，甚至得不到接待。
她決定陪伴他去向中共中央申訴。
他們並不知道，正當此時，中共中央已在《中央關於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議》中，強調了目前“黨內主要危險，依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灰心、失望、消沉”，要“集中火力反右傾”。
在這樣的形勢下，他們即使找到中央，又能怎樣？
就在這些日子裏——
中共湘贛省委以“肅反”為中心建立了政治保衛處，各縣都建立起了肅反委員會，紛紛召開公審大會，鎮壓“AB團分子”，據當時的不完全統計，該地區到年底已處決“AB團分子”1210人，“自首”和釋放1000餘人，在押500餘人。但中共中央仍來信嚴厲批評他們“沒有深入下去”，於是，已經處於“發瘋”狀態的“肅反”進一步掀起高潮；
在閩西蘇區，大肆捕殺所謂“社會民主黨”的“肅反”已到了“發瘋”的地步，但中共中央仍提出嚴厲指責，認為他們把“肅反”對象僅限於社會民主黨，而放過了對富農、第三黨、取消派、改組派、AB團的鬥爭，強調“與上麵這些派別作鬥爭和發展蘇區內部的鬥爭，也是非常急迫和需要的。”“你們照這樣切實鬥爭的結果，一定比現在的肅反成績更大。”
在湘鄂西蘇區，執行“立三路線”的鄧中夏卻被以“右傾”的罪名撤去了蘇區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政委、總指揮的職務，擔任蘇區中央分局書記的夏曦大權在握，即將開始殘酷殺害大批紅軍將領和共產黨人的“肅反”。
在鄂豫皖蘇區，紅四軍主力移駐河南光山縣白雀園後，張國燾在中共中央支持下開始大肆“肅反”，以各種“反革命”罪名屠殺大批紅軍將領……
顯然，當時的中共中央是很難接受任何有違“左”傾路線精神的申訴的。
文強與周敦琬這一負氣出走行動，自然使問題更加嚴重。
他們的人生道路從此改變。
文強的“變節”問題被升級定性為“叛變”，處分也升級為開除黨籍。
而周敦琬這一走，就從此斷送了她在中共黨內的政治前程。
他們出川後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就發出通告，限令“鄧琬”（即周敦琬）與文強脫離關係，否則開除黨籍。
——多年以後，一個曾任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偵緝員的老人回憶，他曾在郵檢中查到過這份通告。
四川共產黨人中，就從此不再見到這位傑出女性的蹤影。
落魄途中雪上加霜
在成都的另一位中共軍事幹部，曾在文強之前到曠繼勳部擔任過旅委書記的李守白，得知文強要走，在一天夜裏趕來向他辭行，並贈送了40塊錢給他作旅費。
秋江上，扁舟一葉，順流直下。
文強與周敦琬就跟去成都時一樣，無心欣賞沿途風光。
隻是這時的心情與去成都時大不相同。去時是急欲見到省委，準備投入新的戰鬥；而這時卻是心情沉重，不知前途將會如何。
真是雪上加霜。他們沿途又幾經風險。
在犍為附近的險灘，幾乎翻船落水葬身魚腹。過岷江與金沙江交彙處時，黑夜裏小舟又在石梁上撞了一個大洞，幸得一船夫以身裹被奮力堵漏，才得以平安靠岸搶修……
總算平安回到了江津。
周敦琬讓文強仍到城裏，在黃生家中暫住，自己先在白沙鎮登岸，去找大姐籌措旅費。
隨後，考慮到此去前途茫茫，用費必不會少，她又到城裏去找在縣教育局任局長的六舅鄧鶴丹籌措旅費。——當年大革命失敗後，周敦琬領導中共江津縣委組織營救被軍閥逮捕的革命師生，時任江津中學校長的鄧鶴丹也積極協助營救，因未能保釋出被捕師生，他還憤然辭去了校長職務。
鄧鶴丹一向支持周敦琬，也不問她要錢做什麼，就寫好了去鹽號取款的票據。
他還告訴周敦琬，吳芳吉已應他之邀，來江津任中學校長，還曾向他打聽過周敦琬與文強的下落。
周敦琬此時生怕文強還未出川就遭遇危險，也顧不上去拜訪這位白屋詩人了。
本來，在文強與周敦琬婚後不久，兩人就已研究過發展吳芳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事，還與吳芳吉鄭重交換過意見。
但因文強被捕、出逃等一係列突發事變，吳芳吉加入共產黨的事便擱置下來了。
吳芳吉應在報上看到了文強被捕和出逃的消息，也許他去儲奇門河邊那幢吊腳樓找過周敦琬，但自然已是人去樓空。正當此時，家鄉的好友鄧鶴丹和縣長穀醒華（曾是國民黨左派）來信邀他去縣中學主持校政，他便辭去了重慶大學教職，多少帶有幾分惆悵，回到了江津。
他回到江津之時，文強應還躲避在白沙鎮鄉間養病。那時周敦琬一心照料文強，又唯恐文強被人發現行蹤，即使知道了吳芳吉回到江津的消息，也不可能前去與吳芳吉見麵。
而這一次，他們又失之交臂了。
以後，因為周敦琬與文強都脫離了中國共產黨，更由於周敦琬的早逝和文強的投入國民黨陣營，吳芳吉與中國共產黨的一段特殊關係，便再也無人知道。
1932年，就在文強與周敦琬出川一年後，著名的白屋詩人吳芳吉在為抗日救亡宣傳大聲疾呼中不幸病逝。
以後，因種種原因，吳芳吉的詩長期湮沒無聞。半個世紀後，那些曾傾倒無數讀者的詩篇才像“出土文物”一般得以重新出版，但一些評論者卻還在爭論詩人的思想是否進步，一些肯定他的人也隻認為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思想停留在“舊民主主義”階段。
他們都不知道，吳芳吉當年差一點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為了避開輪船碼頭的軍警盤查，周敦琬雇了一艘漁舟將他們送往重慶。
誰知，小船剛開出江津不遠，便有一條快船追了上來。船頭上站著的大漢厲聲高喊：
“停倒！給老子停倒！”
轉眼間幾個大漢已跳上船來，手執匕首、短槍，直奔周敦琬，目標明確地奪下了周敦琬手中的小提箱。打開箱蓋搜查後，又熟練地用匕首劃破了箱底夾層，一個不剩地搶走了大姐和六舅贈與周敦琬的旅費兩三百塊銀元和其他細軟。
周敦琬因與匪徒爭奪提箱，還被槍柄擊傷，打翻在船板上。
匪徒們的快船走後，船夫一麵拿出藥酒來為周敦琬止痛療傷，一麵安慰他們，說不收船錢也要把他們送到重慶。船夫還替他們分析說，定是他們在縣城裏鹽號取款時就被盯上了，隻要告官，這種盜案易破。
文強和周敦琬隻得相視苦笑。他們雇乘漁舟，正是為了避官，哪裏還敢去告官！
幸好周敦琬身上還藏有兩塊銀元。她給船夫付了船資，囑其在離重慶城五裏處停靠。
上岸後，他們找了一家雞毛小店住下，周敦琬趕寫了一封信，托茶房送去城裏她二姐家。
二姐接到周敦琬的信，很快便趕來了。她一麵請來醫生為周敦琬治傷，一麵去城裏找經商的五舅鄧鶴年為周敦琬他們重新籌到了兩百塊銀元作旅費。
然後，二姐請在二十一軍軍部供職的表姐夫周竹虛買好船票，並打通關節，安排文強和周敦琬住進了出川客輪的經理室，免除了受到軍警特務盤查的危險。
晨霧彌漫中，一聲汽笛長鳴，輪船駛離朝天門碼頭。文強再次離開四川。
不同的是，前一次隻有軍閥的威逼，這一次卻還多了一個中共組織的冷酷處分。
前一次他是孤身一人，這一次卻有一個忠實的伴侶同行。
但是，他和周敦琬此時都不可能想到，這次出川將成為他們人生途中的一大轉折。
他們將從此脫離曾為之舍生忘死戰鬥的中國共產黨及其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