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文強被待作“上賓”，飲茶談天之後，便請入座作“雀戰之戲”。
在麻將聲中，特務們不斷向他進行勸誘，他不置可否，虛與委蛇，推說輾轉各地，求職無成，現又坐了半月監牢，身體垮了，隻想先養養身體，再作其他考慮。
表麵上他裝作輕鬆的樣子，但心裏卻一直在緊張地盤算著能不能伺機逃脫。
幾圈麻將後，已是黃昏。贏家又拿出錢來辦招待。一個年輕特務跑前跑後，張羅買酒買菜。席間，他還不時給文強斟酒點煙，十分殷勤。
酒過三巡，文強要上廁所，那個年輕特務連忙引他前去。
廁所在屋後角落上，得從靠岩坎邊的小路繞過去。
走到半途，那年輕人悄悄拉了拉文強，向他指了指路邊樹叢，悄聲說了一個字：“跑！”說完，他就轉身回屋裏湊熱鬧去了。
文強心想此人必是鄭佑之安插的人，心中踏實了幾分。他知道此時特務們大都有了醉意，又還在忙著猜拳罰酒，互不示弱，正是趁人不備逃走的好時機。他看看四下無人，趕緊借暮色掩護鑽進樹叢，
一看，原來樹叢後就是堡坎邊緣的鐵絲網，先已被撬開了一個大洞。
他探身洞外往下一看，隻見離地麵還有約兩丈高，如何能安全下去？
猶豫間，他聽見從特務委員會屋內傳來特務們的猜拳罰酒聲，那個年輕特務吆喝得特別響亮。
文強自忖事不宜遲，顧不得多想，脫下身上的長衫，擰成長繩狀，一頭係在鐵絲網木樁上，雙手抓住這“長繩”，心頭默念著：“鳴珂、願庵助我！”腳蹬著堡坎表麵的石縫，迅速滑縋下去。
下到地麵，文強趕緊往中央公園下方走去。
正當此時，小路上卻迎麵走來了一個軍官！
那軍官顯然是往上回二十一軍軍部去的。他看到上身隻穿了件汗褂、形跡可疑的文強，顯得有些警覺。
文強心頭暗暗叫苦，但卻不露神色，裝作在公園裏納涼閑逛的遊人，一邊哼著小曲，抬頭賞月，一邊漫步尾隨在那軍官身後向上走。待那軍官不再回頭看他，向坡上快步走開了，文強才轉身往公園下邊商業場方向狂奔而去。
還未跑到商業場，山坡上二十一軍大院裏已響起了一片嘈雜的人聲和集合號聲……
到了商業場街上，文強叫了一乘過街轎，兩個轎夫快步將他送到了儲奇門河街。
周敦琬正和一個鄰居大娘在院壩裏乘涼聊天。一見文強從轎上下來，急忙起身說：
“呀，我家先生從合川回來了！”
支付了轎夫的力錢，鄰居大娘也告辭離去後，又驚又喜的周敦琬插上了院門，把文強扶進屋裏，連聲問：
“你是怎麼出來的？”
“全靠鄭大哥的安排……”
賴兆年也聞聲奔進屋來。文強幾大口喝完了賴兆年端來的茶水，驚魂甫定，講述起了逃脫的經過。
“托馬克思的福……我本來以為今生再也見不到你們了呢！”
聽了文強這話，看著文強狼狽不堪的樣子，周敦琬多日來的擔憂、焦慮、痛苦不安一齊湧上心頭，忍不住嗚的一聲大哭起來。惹得文強和賴兆年這樣的漢子也陪著流下了熱淚。
周敦琬哭過之後，鎮定下來，思索片刻後，她認為二十一軍肯定要全城戒嚴，大肆搜捕。隻有馬上出城才能確保安全。
他們緊急商量後，決定讓賴兆年立即雇船送文強過長江，然後沿江邊大路往巴縣漁洞鎮方向走，一直去到江津縣城，到周敦琬一個黃姓學生家中暫住。周敦琬與鄭佑之接上頭，交換情況後，再到江津與文強會合，作下一步打算。
正在商議中，河街上已傳來城門洞戒嚴了的議論聲。好在河街位於城門外，軍警一時還搜不到這裏來。
匆匆相逢又匆匆別離。文強拿上周敦琬給他準備好的簡單行李和盤纏，顧不上多說什麼，便隨賴兆年摸黑往江邊走去。
他和周敦琬都不可能想到，這一走，竟會開始他們人生道路的一大轉折。
那個幫助文強脫險的特務是誰？文強始終不知。
直到半個世紀後，才有重慶的黨史工作者告訴文強，營救他的人員叫薛彥夫。
不過，薛彥夫在80年代回憶的營救經過與文強的回憶頗有出入，而且據薛彥夫回憶，他並沒有參加那天的宴席。
但薛彥夫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線索：他認為那個在特務宴席間殷勤奔走的人，應是鄒雲芳。
鄒雲芳，又名鄒篤生，川南高縣人。從出賣穆青的叛徒成為“回頭分子”，自從成為“良心會”骨幹成員後，在幫助中共地下組織獲取情報、購買武器、打擊死心塌地的叛徒等方麵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薛彥夫抗戰時期留影
不幸，在1931年底，因鄭佑之派出與“良心會”接頭的一個地下黨特務隊員自首叛變，告發了有關“良心會”的情況，在大逮捕中又接連有人叛變，地下黨組織及“良心會”遭到大破壞。鄭佑之與“良心會”成員周世傑、羅曼生等被捕犧牲；薛彥夫被判刑關入反省院；鄒雲芳、餘宏文星夜逃離。
隻是當時鄒雲芳與餘宏文並未暴露身份，出賣“良心會”的叛徒也不清楚他們的情況。他們的突然逃走隻成為一樁無頭疑案。
不久，共青團江巴中心縣委書記謝孟樵被捕叛變，除了出賣他的下屬組織外，還告發了已經逃離的鄒篤生（鄒雲芳）和餘複生（餘宏文）同中共地下組織有聯係的情況。
這時，劉湘才下令向各地發出了一份遲發的通緝令：
為通緝事，查本部偵緝隊長鄒篤生，偵緝員餘佛生等，名為反共人員，實則對於緝捕工作毫不努力，每多敷衍推諉，致工作無由進展。該鄒篤生等複通共黨，在部組織消息局，與逆黨暗通消息，並自告奮勇，與鄭佑之、周世傑、羅曼生等，成立特務隊，謀殺反共人員，為求媚逆黨之交換條件。自周、羅等被捕伏法後，該鄒篤生等畏罪潛逃，複據最近反共人謝孟樵報稱，鄒篤生等現已拖槍七八枝，逃回川南一帶，組織暴動。似此不法之徒，實屬罪無可逭。為此令仰該□□即便轉飭所屬一體查緝，務獲究辦，以靖地方，而遏亂謀為要。
據有關黨史文章記載，餘宏文不久在與國民黨當局鬥爭中犧牲了（一說是在戰鬥中，一說是在獄中），但鄒雲芳卻從此不知下落。會不會是他自認為國、共兩黨都不能容他，因而隱姓埋名、銷聲匿跡了？
文強是當時被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逮捕後唯一成功脫險的中共幹部。
——在他之前和之後被捕的共產黨人，除去叛變者外，不是被殺就是被判刑關進了反省院。
這是共產黨人在與軍閥劉湘及其鷹犬特務委員會較量中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
可歎的是，這一勝利的價值很快便因“左”傾路線的荒謬處理而報銷了。
意外打擊
次日中午，文強在賴兆年的護送下抵達江津縣城，找到那位姓黃的學生家。江津縣城當時屬另一軍閥劉文輝的防區，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的觸角不能伸到這裏，文強這才喘過一口氣來。
約一周後，周敦琬趕到江津。她告訴文強，她已同鄭佑之仔細商量過，認為文強已被特務委員會的特務們認熟了，不便在重慶城中再拋頭露麵，需要請示省委易地安排工作。她已將有關事務移交給鄭佑之，決定陪文強上成都向省委彙報和請示。
隨後，周敦琬帶文強溯江而上，回到白沙鎮她的老家——周家洋房子。
周敦琬孀居的大姐在老家主持家政。他們隻告訴大姐是準備上成都去求職。大姐把難得回家的五妹和從未謀麵的五妹夫待若上賓。
大姐雖說是鄉間紳糧（地主），屬於共產革命要打倒的階級，但她不懂得那些，隻是相信五妹幹的一定是正事。在周敦琬擔任江津縣委書記時，正遇上國民黨“清共”的白色恐怖，周敦琬將縣委機關搬到周家洋房子的地下室辦公。大姐看在眼裏，一點未加阻攔，還多方為之打掩護。
文強死裏逃生，因獄中折磨，加上逃亡時擔驚受怕，旅途勞累，偶感風寒，安定下來後便大病了一場。大姐請來名醫給他診病，讓他在周家洋房子裏養了十來天。
臨行時，大姐給他們籌足了一筆旅費，依依惜別。
文強與周敦琬夫妻倆乘小火輪溯江而上，經瀘州、敘府（宜賓），到嘉定（樂山）換乘拉纖的帆船，直駛成都。
一路上，兩人想到，隻要到了成都，找到省委，就好比到了家。他們設想著向省委彙報後將會得到的新的任務，估計著將要奔赴的新的戰場，心中充滿了戰鬥的激情。
為了急於找到省委，他們無心流連旅途風光，連慕名已久的三蘇故裏也沒有去逗留遊玩。
到成都後，他們先到春熙路一家小客棧住下。周敦琬先去找到交通機關，同省委接上頭，約定了見麵時間。
然後，她帶著文強，去後子門騾馬寺街劉願庵家中探望。
劉願庵的父親已經去世，此時家中隻有孤苦的繼母和幼弟二人相依為命。周敦琬仍執媳婦之禮，對婆婆和小叔殷殷問詢安慰一番之後，備上酒禮香燭，同文強一起來到劉願庵靈位前祭奠。
文強伴隨周敦琬在劉願庵靈位前跪下。此時，劉願庵烈士生前與他交往中的情形如在眼前，在周敦琬的悲泣聲中，文強也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淚下。
到了約定的時間，周敦琬由在重慶時就熟識的女友，中共黨內同誌王凜若帶領，去見新任省委書記羅世文。
王凜若也是那個時代出類拔萃的女性，先後在中共四川省委組織局、宣傳部從事秘書、機要工作，對外身份先後是重慶地方法院的推事（法官）和地方檢察處的檢察官，是當時為數極少的女法官、女檢察官之一。
她原是前中共四川省委組織局主任穆青的妻子。穆青犧牲後，她冒著極大風險，預支了薪水，買來上等白綢和棺木，安葬了穆青。隨後，她又奉中共組織之命協助羅世文工作，並照顧羅世文養病和負擔他的生活。
當中共四川省委在“寮葉巷事件”後被迫遷往成都時，程子健找到王凜若，請她以其地方檢察官身份，將一批黨內重要文件安全轉移到成都。
當時若是查出帶有紅色封麵的書籍都可能被殺頭的！
王凜若冒著極大的危險，圓滿完成了這個任務。
省委在成都設立秘密機關，經濟拮據，也是由王凜若拿出錢來租了房屋，並從自己家中搬去家具，提供活動經費。
她與羅世文在共同生活中產生了真摯的愛情，在這不久前，兩人已經同居。
周敦琬與羅世文早已相識。劉願庵犧牲後，羅世文參加組建了臨時省委，負責宣傳工作，與周敦琬有過不少工作上的來往。
盡管羅世文此時在黨內的身份變了，但在他麵前，周敦琬無論在年齡還是資曆上都仍然是大姐。
文強獨自在小客棧裏興奮地等待著，猜測著省委將要給他什麼樣的新任務。將要派他去什麼地方。
然而，周敦琬卻悶悶不樂，一言不發地回來了。
文強心知事情不妙，再三追問下，周敦琬才說出了使他大出意外、大為震驚的消息：
羅世文代表省委宣布，文強在被捕後有變節嫌疑，要給予留黨察看處分。
文強沒想到滿懷熱望盼來的卻是這樣的迎頭痛擊。
他震驚到了極點，悲憤到了極點。
——直到半個世紀後，晚年的文強回憶此事時還說：“這是有生以來沒有遇到過的打擊與刺激。”
因為羅世文在曠部兵變問題上曾與文強有過不愉快的衝突，因此，文強這時便以為這是羅世文與他之間個人意氣之爭的繼續。
從文強的角度來看，這樣認識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問題更複雜得多。
文強他們不知道，此時在中共高層領導內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動，導致中共全黨工作路線進一步“左”傾。
這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幹預下，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即斯大林路線）的留蘇學生王明被補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隨後，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控製了中共中央領導權，其“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路線得以在全黨推行。
這年6月，即文強在重慶被捕之前，羅世文以省委代表身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四川工作。宗派情緒極重的王明一夥自然對同屬留蘇學生的羅世文另眼相看，再加上前四川省委書記程子健要對執行“立三路線”期間四川黨組織遭受的嚴重損失承擔責任，於是中共中央任命羅世文為新的四川省委書記。
羅世文回到四川，開始積極執行中央決定——即後來所說的“王明路線”。
以後，毛澤東曾以生動的語言概括了“王明路線”在認識上的一些特點：革命道路要筆直又筆直，革命力量要純粹又純粹，“聖經”（馬列著作）上載了的才是對的，如果同蔡廷鍇（抗日反蔣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將領）握手的話，也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
按照這種認識，在敵人麵前不慷慨激昂自然就等於是妥協投降。
周敦琬苦口婆心與羅世文爭論了一場，但毫無結果。
她力促羅世文與文強見麵，認為當麵談清楚一些問題，可以有助於消除羅世文對文強的誤解，改正錯誤的處分決定。
幾天後，他們與羅世文分別假裝遊人，在成都西城牆邊的支機石公園裏見了麵。
這個公園如今已經找不到了。它是1923年時將沿城牆10餘畝狹長地帶開辟成的森林公園，園內有近千株高大茂密的楨楠，樹齡均在百年以上。遊人十分稀少，因而當年成為中共地下黨人開會、約談的好去處。
公園的原址，曾有清康熙六年所建的支機石廟，內有巨石，有學者判斷，乃古蜀國墓石，後曾被用作古代兵器發石機附屬物，被稱為支機石，民間訛傳為神話傳說中織女遺贈人間的支紡織機之石了。故此地改建為森林公園後，即被人們叫作支機石公園——後在抗日戰爭中，空軍層板廠建於此，數百株楠木大多毀於此時。50年代末，支機石移至文化公園。此地便什麼也沒有了。
那時公園內一個涼亭口擺有四五張茶桌。茶客不多。他們找了一處靠邊的座位坐下。
周敦琬在一旁注意觀察周圍動靜。文強按捺著性子，向羅世文詳細彙報了他被捕和脫逃的經過。
羅世文默默地聽著，不時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鏡。
聽完後，他仍然堅持認為，即使文強在被捕後沒有叛變出賣組織，所作的假供沒有對革命造成實際上的損失，但在以假供蒙騙敵人時的一些言行上，仍然是不符合共產黨人身份的，仍然是錯誤的。
文強氣得爭辯道：
“我全無錯誤可言！我是依鄭大哥之計行事，配合組織的營救。要不是組織營救，我今天也不可能來成都向你彙報了。”
羅世文也毫不讓步，兩人的爭論變成了爭吵。周敦琬趕緊提醒他們注意場合，他們這才意識到是在茶館，旁邊的茶座裏已經有人在往他們這邊看了。
他們隻好起身，踏著遍地窸窣作響的枯葉，到一旁荒涼的城牆上去，繼續爭論。
是否“變節”
這樣的爭論會有什麼結果呢？
羅世文是能直接閱讀俄文版列寧原著的，被共產黨人奉為革命導師的列寧，在其重要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專門就應該有“必要的妥協”作過精辟的論斷。
列寧在談到俄國十月革命後為贏得喘息時機而由他力排眾議堅持與德國帝國主義簽訂的那個“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時，針對一些“左派幼稚病”患者對他的指責，舉了一個通俗的例子：
假定你坐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把錢、身份證、手槍、汽車都交給他們，於是你從強盜的光顧中脫險出來。這當然是一種妥協……但是很難找到一個沒有發瘋的人，會說這種妥協“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或者說，實行這種妥協的人是強盜的同謀者（雖然強盜可以坐上汽車，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
列寧在這部著作中還特地用了整整一章來論證“不作任何妥協嗎？”這個問題。他尖銳地抨擊那些“左派幼稚病”患者拒絕任何妥協的態度是像小孩子一樣“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來”，認為“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革命階級的政治家不善於實行‘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顯然不利的戰役，那就是毫無用處的人。”
其實，在顯然不利的形勢下實行必要的妥協，這種認識應該是任何有著正常思維的人都應有的常識。
當時羅世文與文強的戰友，四川的一些共產黨領導人、革命烈士，在被軍閥當局逮捕後，就並非“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樣“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來”，隻知道一味做出“渾身是膽雄赳赳”的英雄狀。
從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留下的年度報告中可知，在文強事件之前已經壯烈犧牲的中共四川省委領導幹部中，除劉願庵、鄒進賢、程攸生等人是在開常委會時被當場逮捕並搜繳大量文件，無法否認身份外（即使如此，劉願庵等人仍未承認真實姓名），其他如李鳴珂、穆青、牛大鳴等省委領導幹部，都無不有過以假口供與軍閥當局虛與委蛇的經曆——盡管李鳴珂是在製裁叛徒後軍警包圍搜捕中在現場被捕，穆青、牛大鳴都是被認識的叛徒當麵指認逮捕，但他們仍然拒不承認自己的真實姓名或身份，都要編造一套看上去不僅毫不慷慨激昂甚至還顯得有些“喪失原則”的假話以作“招供”。
李鳴珂謊稱自己叫李春發，“入黨僅年餘”，被黨組織派到鄉下作農運，被認為“工作不力，是機會主義者，最後交通斷絕，未曾通信”，意即已同中共組織中斷聯係。他還說“（共產）國際有命令，知識分子不準當常委”，因此“他在黨中不重要”。同時，李鳴珂還瞎編了一些地下組織的“接頭方式”作為口供；
穆青謊稱叫袁雨蒼，在叛徒與他對質時，他當庭編造了一個“黃色故事”，說自己是在鬧市區商業場見到兩個女子，“因其行動輕薄，即尾之到他們住所”，以為兩人是妓女，可以隨便玩，不知其中一人是叛徒之妻，被叛徒回來撞見，“大起醋意，當下我們口角一場”，因此之故，叛徒對他“挾嫌誣告”，他還給二十一軍軍部寫了很長一篇呈文為自己辯護。要不是後來因劉願庵等被捕時搜繳的大批文件中暴露了穆青身份，穆青的這一番自我辯護已經完全迷惑了當局，大有獲救的希望；
牛大鳴被捕後，矢口否認特務委員會搜繳的省委文件中有關他曾代表省委到中央彙報工作和到川東領導農民（三路紅軍）暴動的記載，謊稱：“四月中旬劉願安找我到中央當代表，報告一切，我因怕危險，故未遵行，即下鄉教書，三（個）月以來，已消極與共黨脫離，現在一切組織及計劃，概不得知。”還說他在不接受劉願庵派去上海彙報工作的任務而“潛往鄉中”時，已“留信與黨表示脫離”，此前“我係在支部工作，並非省委委員”，所謂擔任的“秘書長”職務，隻不過是因“轉信細心謹慎，便提升秘書”，而所謂秘書“實即負抄寫之責而已”。他甚至還把自己弟弟牛正坤的叛變也利用來做文章，謊稱其弟叛變是受了他的指使……
這些烈士在被捕之初都是采取的避實就虛，避重就輕，以假亂真，以曲求伸之類策略，以假口供蒙騙當局，混淆視聽，掩蓋真相，力求保守黨的機密，並盡量爭取獲救機會。
直到最後，這一切努力失敗，他們才從容顯出了慷慨激昂的英雄本色，留下遺書或遺詩，英勇就義。
如果按照“左”傾路線的觀點，這些烈士在被捕之初的一些言行，顯然也是大可上綱為“變節”的。
當然，羅世文此時的“左”傾，不應簡單地看作是出自他個人品質或性格、學識、經驗等方麵的原因。
在當時，“左”傾冒險，“左”傾盲動，或曰“左傾機會主義”，不僅是中共全黨的政治路線，而且是籠罩中共全黨的思潮和情緒。
年輕的文強也同樣不可能脫離這一思潮的影響。
在大半年前，文強代表省委到川南巡視後所寫的報告中，就曾將川南黨組織在實踐中總結提出的“以赤色區域包圍城市”這一與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不謀而合的戰略思想當作川南行委的“嚴重錯誤”，指責其“在客觀形成放棄了取消了最主要的職工運動”，“是群眾的落後觀念、失敗觀念的反映，同時也是再呆板再機會主義沒有了的右傾錯誤。”
就像那時文強認為川南行委“右傾”一樣，如今，在更加“左”傾的“王明路線”影響之下，羅世文認定文強與特務們的虛與委蛇是“變節”行為，自然也就不足為怪了。
隻是，對於共產黨人來說，“變節”與“右傾”相比，性質顯然大為不同。
“右傾”再嚴重，也是共產黨內的錯誤；而“變節”則屬於“叛黨”的罪行了。
更何況，身為南宋抗元名將文天祥後裔的文強，其家族中人無不自幼熟讀《正氣歌》，“氣節”是他們最為看重的品德之一。“變節”的罪名自然使他更加無法忍受。
文強與羅世文各自堅持己見，互不相讓，爭吵沒有結果。
此時，羅世文27歲，文強25歲，都正是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年齡。
在這樣的年齡，往往容易意氣用事，更何況他們都已經有了不平凡的革命經曆，都堅信自己正確。
本來，周敦琬作為四川共產黨組織內的資深大姐，作為劉願庵烈士的遺孀，說話是能夠起到作用的。但是這時她已經成為文強的妻子，便失去了公正的仲裁人的資格。隻能無奈地勸他們不要爭吵。
最後，文強提出要見程子健。他認為程子健這位曾與他在重慶儲奇門河街吊腳樓裏抵足而眠的忠厚人，一定會作出公正的評判。
然而羅世文冷冷地回答他，程子健不在成都。
文強以為這是羅世文有意刁難。其實他錯了。程子健確實不在成都。
當文強被捕的消息傳到成都後，省委便已作出了決定：鑒於重慶白色恐怖嚴重，應精簡和縮小地下組織機構，撤銷中共川東特委和重慶市委，另行組建江巴中心縣委。
正當文強和周敦琬從水路上成都的時候，程子健已經從旱路趕往重慶傳達省委這一決定去了。
不過，即使程子健在成都，又能怎樣？
在文強被捕之前，中共下川東特委被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破獲，下川東特委書記項鼎被捕後，以“假投降”蒙騙敵人，伺機逃脫，星夜兼程從萬縣跑回重慶向省委彙報，省委卻已風聞他“叛變”而開除了他的黨籍並已上報中共中央備案。
項鼎悲痛萬分，苦苦申訴，但當時正在往成都搬遷的省委無法進行調查，隻得囑他留下聯絡地址，等以後再作處理。
——項鼎以後曆盡艱辛，矢誌不渝追隨共產黨事業，仍很長時間未能恢複中共黨籍。
當時處理項鼎事件的省委書記，就是程子健。
而他與項鼎並無個人恩怨。
此時在“左”傾路線的大氣候中，已經因執行了“立三路線”而受過批評（分明是“左”傾反而被批為“右”傾），作過檢討，從省委書記改任軍委書記的程子健，還敢表現出“右”傾，為文強說話嗎？
隻需看看這樣兩個事例——
在湘鄂西蘇區“肅反”中，身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三軍軍長的賀龍，眼見自己的親密戰友、著名紅軍將領段德昌被中央代表、中共湘鄂西中央局書記夏曦以莫須有的“國民黨改組派”罪名殺害，也毫無反對之力，隻能叫人做了一碗段德昌愛吃的粉蒸肉，含淚端上，讓段德昌臨刑前吃上幾口……
在鄂豫皖蘇區“肅反”中，身為紅四方麵軍總指揮的徐向前，聽說自己的妻子程訓宣被保衛局以“改組派”罪名逮捕之後，對她的命運也隻能是“不便過問，聽候組織‘審查’就是了……”最後程訓宣在保衛局嚴刑逼供中被活活打死……
當時“左”傾路線在中共黨內造成的大氣候，顯然是某一個人很難抵製和改變得了的。
“要兵不要官”的廣漢兵變
在此期間，為了多給劉願庵烈士的繼母和幼弟一些關心、照顧，周敦琬住進了劉家。
文強不便同去，便住到了一位老友張用五家中。
張用五是老同盟會會員，曾在民國初期熊克武治理四川時任過成都造幣廠廠長。當年文強隨朱德入川到楊森部開展革命工作時，張用五正在楊森部作高級幕僚。當朱德、劉伯承幫助楊森辦起仿效黃埔軍校的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時，張用五就被推舉擔任了校長，文強那時則是政治教官和學生隊第一大隊大隊長。兩人過從甚密，私交很好。文強二次入川後，得知張用五已是中共黨內同誌。
張用五的家十分清靜。他告訴文強，省委未搬來時，中共川西特委的會議常在他家裏開。文強的老朋友，在川西特委作軍事工作的廖宗澤常來他家。
文強聞訊大喜，忙通知周敦琬去爵板街把廖宗澤叫來會麵。
原來，在1929年6月第七混成旅曠繼勳部舉行兵變時，廖宗澤奉派前去參加，並被任命為兵變後編成的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第二師黨代表。兵變失敗後，廖宗澤撤回成都，擔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員兼兵委書記，繼續投身於在士兵中發展革命力量的艱苦工作。
1930年10月，“立三路線”在中共中央已經受到批判，但因交通、通訊不便，新精神尚未傳達到四川，因此中共川西行委仍然決定在成都附近的廣漢發動了貫徹“立三路線”的最後一戰——江防軍第二混成旅兵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