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程子健喜迎文萊之到重慶後，文強通過劉願庵烈士遺孀、省委委員周敦琬的二姐，住在城內蓮花池街的周敦璤家，與新的中共四川省委接上了頭。
程子健
二姐不是中共黨員，但她一直支持妹妹周敦琬獻身的事業，經常無償地為中共地下組織傳書帶信，甚至幫忙轉運手槍。她的家庭住址，也成了中共四川省委一處可靠的永久通訊處。
按照交通員交代的約定，在重慶城東朝天門碼頭附近一家小茶館裏，文強與新任省委書記程子健見了麵。
程子健，黨內化名秋霞，從這個富有詩意的、女性化的名字上，外人很難想象出他的真實外貌。
他個子不高，模樣忠厚，戴頂瓜皮帽，坐在茶館裏，跟喝茶歇腳的小生意人沒有什麼區別。不知底細的人誰也不會想到，他竟是前不久還在領導四川全省大暴動的中共四川省行動委員會主席團主席！
他年長文強5歲，曾赴法國參加勤工儉學，在大革命時期就已成為重慶工人運動領袖。
這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大破壞後，程子健和項鼎、羅世文等幸存的省委委員在重慶城外浮圖關路邊一棵老黃葛樹下召開緊急會議，建立起了新的臨時省委，他擔任書記。
不久，中央代表餘乃文入川，帶來了以後被稱作“立三路線”（因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而得名）的中共中央決定精神：在各地舉行暴動，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進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共產黨、共青團省委及工會全部合並為領導暴動的省行動委員會。
程子健便又成了省行委主席團主席，大暴動的總指揮。
文強來到重慶時，各地在“左”傾盲動路線指導下的暴動已相繼失敗，中共組織損失慘重，白色恐怖更加嚴重。
餘乃文奉命去武漢向中共中央長江局彙報，失去音信（後來據說是到武漢後即落入當局之手，遭到殺害）。
項鼎到萬縣去建立下川東特委，以便建立四川省委與中共中央長江局之間聯係的中轉站，並為省委籌款。去後不久，即因內部出了叛徒而被捕。
羅世文為治病和安排川西的一些工作去了成都。
此時中共四川省委隻剩下程子健一人在重慶唱“獨角戲”。
程子健的處境是十分危險的。
就在此前不久，中共四川省行委1930年11月3日致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目前最迫切需要與長江局調換分子是省主席團主席秋同誌，他在四川工作七年，因為太紅，社會關係亦太複雜，行動簡直不便，尤其在江巴，的確再留四川結果是很被動，站（占）著茅廁不能窩（屙）糞，重蹈堅予前犧牲覆轍（堅予前曾懇求出川，亦是因為太紅，結果未準），便宜了敵人。
報告中提到的“堅予”，即前省委書記劉願庵。由此可知，劉願庵曾因自己麵目“太紅”，難於開展工作，而要求過調離四川，但未得中央批準，堅持在危險之地，最終被捕犧牲。“便宜了敵人”是幸存者發自內心的痛切感慨。
程子健就是在這樣的險惡形勢下與文強會麵的。
程子健給文強簡要談了這年春夏間省委遭到大破壞的經過和後來全省大暴動的情況，他告訴文強，李家俊突圍出來已到重慶來過，也曾被選為省行委委員，但他對這種不切實際的“左”傾冒險計劃表示過不同意見，再三表示希望能吸取一路紅軍失敗的教訓，但未得到重視。現在他已經又回川東去了。
程子健還特別提醒文強，要提防劉湘的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那是劉湘為對付共產黨人專門組建的一個特務機構，其中的特務全都是原共產黨或共青團的叛徒，為首的是前共青團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宋毓萍和前中共川東特委軍事幹部賀蜀筠。
文強問了一下特務委員會中還有哪些叛徒，發現沒有一個是同他有過交往的，便放心了。
程子健在談話中高興地叫著文強的化名說：
“萊之回到重慶來，我也放心了。你曉得，鳴珂犧牲後，軍委工作就是我在兼代，後來中央派來了餘乃文搞軍委，他也隻是個書生，軍事上外行。現在你來了，搞軍委你是最好不過的人選了！”
談話後，程子健帶文強到城東芭蕉院小巷裏，在那家光線昏暗的屋子裏，見到了李鳴珂烈士的遺孀李和鳴和劉願庵烈士的遺孀周敦琬。被叫做李老五的李覺鳴也在這裏。大家劫後重逢，無不感慨萬分。
隨後，程子健和周敦琬帶文強，沿重慶下半城往西行約十來分鍾，來到城南儲奇門城門外長江邊上一條被叫做“河街”的小街。
河街臨江一麵是一些倚傍岸坡搭建的竹木捆綁房屋，為防夏日洪水侵襲，這些房屋都懸在半坡，下麵撐著長長的竹木杆子，房屋就像踩高蹺一樣搭建在這些杆子上，重慶人稱之為“吊腳樓”。這裏多半是來往客商的堆棧或船工住宿的旅店，也有些成了船工家眷或其他貧民的住房。
其中一幢單門獨院的吊腳樓，就是當時中共四川省委機關所在地，也就是前省委書記劉願庵烈士的家。
劉願庵犧牲後，這裏並未暴露，因而省委機關仍在這裏。
外人隻知這是一個柏木船老板的家。
這幢吊腳樓有並排三個房間。周敦琬住了一間，賴兆年和小交通員住了一間，程子健和文強就在另一間屋裏的一張木板床上抵足而眠。這屋裏還有一張帆布行李床，是李覺鳴有時來這裏過夜用的。
住了兩三天，相互交談了許多情況後，程子健告訴文強，決定將他補為省委常委，負責軍委工作，但要他先代表省委去一趟川南，巡視各地黨組織情況。因為貫徹“立三路線”的大暴動失敗後，省委已經與川南各地黨組織失去了聯係，此時完全不知其工作情況及是否還存在組織活動。
那時的巡視可不比如今，不僅沒有歡迎與宴請，而且連一分錢旅費也沒有，得自己解決。程子健正是因為知道文強身邊尚有餘錢，屬於“富裕階級”，才敢叫他出去巡視的。
在嚴酷形勢下巡視川南
文強又踏上了完全陌生的旅途。
他這次巡視，途經永川、隆昌、榮昌、自貢、宜賓、納溪、瀘州、合江、江津，走了一大圈再轉回重慶，陸路大多是步行。水路則搭乘木船。
無論是獨自走在從未走過的川南丘陵間起伏蜿蜒的小路上，還是坐在狹窄的船艙裏，他都精神飽滿，以充滿新鮮感的眼光觀山望景，有時還吟詩作樂。每天他都堅持將沿途所見所聞及自己覺得滿意的詩寫入隨身攜帶的日記本裏。在船上無事時，還可以看看書報。
已是秋末冬初時節，他身上隻穿了件毛線衣，外罩陰丹士林布長衫，背一個捆成棒槌狀的小布包袱，內裝兩套換洗衣裳及牙粉牙刷。他貼身內衣口袋裏放有5塊銀元作為備用。另外有拿一塊大洋換成的當五當十的銅錢若幹枚作為零用。他不抽煙不喝酒，夥食簡單，開銷極少。若是乘船，與船工一起吃船上夥食，一碗“帽兒頭”（堆成帽狀的米飯），一碟鹹菜，一碗豆腐湯或雞蛋湯，總計不超過1毛5分錢。
不過，文強的川南之行決不等於是自費旅遊。
他還麵臨著嚴峻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
一份保存至今的曆史文獻使我們得以了解到文強這次巡視的許多情況。
1930年12月16日，文強以乃智（即萊之）的化名向中共四川省委寫出了川南巡視報告。這份長達萬言的報告，經曆了複雜的曆史變遷，竟奇跡般地保存下來了。
從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到，當時川南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
川南行委（即“立三路線”全國大暴動時期共產黨與共青團及工會組織合並後的行動委員會，報告中簡稱為“南行”）領導骨幹被捕後，“指導機關就等於失了作用”，自貢地區原有同誌一百零幾人，現在減少至三分之一。“問負責同誌也答複不出來原有同誌到哪裏去了。工會組織完全等於倒台，一個工廠委員會，一個工廠支部都沒有。黨的軍事工作完全等於放棄，不但沒有新的發展，連榮縣所有七個士兵支部完全倒台。”“南行飛速通信的關係都失掉”，“從南行主席團的同誌一直到每個支部的同誌，都感到沒有辦法……川南黨的生活，自然要死不活，整個黨的組織是破碎可憐。”
文強彙報，他到榮縣後，“三個通信處都沒有接到頭，究竟還有否十個幹部同誌仍在繼續領導幹，這還是一個問題。不過我到榮縣的時候，沿途都聽到老百姓在說榮威四鄉仍在不斷的幹，三五成群、晝伏夜出在殺豪紳地主並沒收財產，在分配的時候，除他們自己分配以外，必須為共產黨留一份。自然像這樣的情形很明顯的看得出來是由一種政治行動變為一種流氓土匪行動了，同時可以證明榮威農村鬥爭的情緒並沒有減低，隻要有黨去清理去領導，仍然是很容易成為大規模的政治行動。”
在瀘縣，文強的巡視也很困難。“瀘縣與南行等於失了關係”，“瀘縣的工作完全等於停頓”。“我去與各個負責同誌談話，都是支支吾吾的。縣委書記做一個總的工作報告做不出來，召集支部會議召集不起來。調文件來看，僅一個黨的同誌作的一個縣委經濟報告通知，其他什麼文件都沒有。我在瀘開了三天訓練班，其名三天，其實每天早晨等人起碼要等到十點鍾過後才得到人來，……”
文強到瀘縣參加了一次教員支部會議，參加會議的縣委領導要教員們到工廠去做工人運動，停止在學校中的活動。“結果教員先生們沒有辦法，支部會議就完全成了空洞的東西。這可見縣委分配工作之不踏實之一斑。”
從文強這份巡視報告中可以看出，共產黨人盡管都崇尚暴力革命，但川南各地的中共基層組織對當時脫離實際、“左”傾盲動的中央“立三路線”發動的大暴動仍是不滿的，並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某些自發的抵製。
“如榮縣的同誌首先就不相信有勝利的前途，開始發動，就跑到成都去，有的跑到重慶來（雷跑成都，易△△跑回渝）”。宜賓的暴動，縣行委主席團的同誌“首先就不相信有勝利的前途，結果就隻幹了一天，土地政綱一點沒有執行，憑著軍事陰謀搶了百多支步槍而東奔西跑的四散了。”自貢三多寨的同誌“根本懷疑爭取自貢首先勝利、向自貢進攻的策略。”
報告中說到的“易△△跑回渝”。包含了一個荒唐的故事。
易文斐晚年留影
這個“易△△”，即當時中共四川省軍委幹部易文斐。
文強不知道，易文斐原是第七混成旅士兵中的共產黨員，做過文強的部下。文強記不得他，他卻記得“文指導員”。
易文斐參加過1929年第七混成旅曠繼勳部兵變（任起義部隊二師五團黨代表、團黨委書記兼代團長）和1930年合川暴動（任縣委秘書長、共青團縣委書記），相繼失敗後，省行委又派他與李碧澄（曾任第七混成旅曠繼勳部軍支書記、中共合川縣委書記）去參加川南暴動。
臨行前，省行委幹部賀競華（後被劉湘逮捕，在巴縣大監犧牲）把尚未滿19歲的易文斐叫到一邊，對他單獨交代：李碧澄因要對合川暴動失敗負責，被省委以“右傾錯誤”給予處分，派其到自貢當鹽工“戴罪圖功”，要易文斐對其進行監督。
在抵自貢前一天的路上，苦思多日的李碧澄終於對年輕的易文斐忿忿然談起對省委這種懲罰性處分的不服（年齡、身體都吃不消，又極易暴露），並對繼續這樣“左”傾蠻幹能否勝利表示灰心。易文斐說不服這位年長他一二十歲的老大哥。
第二天一早，李碧澄就不辭而別，自行回成都去了。
易文斐獨自到自貢後，當地負責人因不滿省委的暴動決定，不按省委安排讓易文斐作川南軍委秘書長，而叫他去榮縣領導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