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軍閥暴虐激成民變8月下旬，正值中共四川省委搬到重慶來的時候，在鄰近陝西省的川東北大巴山腹心地帶萬源、城口、宣漢等縣邊境，自這年開春後爆發的農民武裝抗捐鬥爭，已經形成烈火燎原之勢。
當時統治這一地區的，是盤踞綏定（達縣）的川東北軍閥劉存厚。
此人原係北洋軍閥政府任命的川陝邊防督辦，是川軍將領中最頑固守舊的一個。其他各路川軍都已易幟改稱國民革命軍，打出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後，他還打著北洋政府的五色國旗。直到後來看形勢實在不可逆轉了，他才派人向國民政府表示效忠。
劉願庵在1928年5月4日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所寫的關於四川政治經濟形勢和黨務工作報告中，在《四川軍閥之分析及其衝突與矛盾》一章裏，對劉存厚作了這樣的評價：
劉存厚——士官生，是四川軍閥中資格最老也是最無用最無恥的，現在完全利用四川各個軍閥對峙的局麵苟延殘喘，說不上有什麼作用。
此時，劉存厚還隻有一個川康編遣委員會副委員長的名義，尚無國民革命軍的軍長頭銜，一般人隻好仍稱他北洋政府的官銜“劉督辦”。
8月7日，劉存厚派出的“清鄉司令”廖雨辰，帶著原駐渠縣的第三團，連同劃歸他指揮的第九團和騎兵團人馬，開始了對萬源農民起義軍的第一次圍剿。
廖雨辰在上一年底曾殘酷鎮壓萬源縣花萼山農民起義，屠殺400餘人，因而被當地百姓呼作“廖屠戶”。
“廖屠戶”率大隊人馬開到最先爆發起義的萬源縣第三區，該區又被稱作白羊廟、白羊場，或簡稱白羊。廖雨辰將“剿匪”指揮部設於第三區區公所白羊廟內，在那裏坐鎮指揮，先派出一連人，由區長帶路，殺氣騰騰開往農民軍的重要據點井溪壩。
當官兵行至離白羊15裏處的五爪埡下麵一個叫做倒馬坎的山坳，士兵們一個個汗流浹背，氣喘籲籲時，忽聽一聲炮響，四麵山林間突然豎起許多五色斑斕的旗幟，上麵大書著“官逼民反”、“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等不同字樣，與此同時，農民軍呐喊著，滾木亂石、鳥槍土炮，一齊襲來。
軍閥兵被打得鬼哭狼嚎，大敗而逃。區長嚇得連轎子也丟了，帶隊的連長逃跑中衣服被山石樹枝扯得襤褸不堪，大哭而歸……
這年9月24日《新蜀報》對萬源農民軍與軍閥部隊激戰的情景作了繪聲繪色的報道：
巴寧社二十日萬源通訊……萬源自廖團（綏劉團長）因逼李家俊串起，任意殺戮，激成民變，曾誌前訊。最近民軍勢力日大，且與城口人民聯成一片，一致反抗暴軍。因民軍聚集農民、團丁、神兵等七八千人，專門與駐軍作對。近一月內，與駐軍激戰四次。軍隊連受大創，意大利快槍被繳一百餘支。因城萬山巒起伏，地勢複雜，軍隊臨陣，進退艱難。而民軍多為本地人民，蠶叢鳥道，莫不熟悉，故每次激戰皆獲勝利。且民軍勢力散布兩縣全境，一經接觸，疑兵四起。駐軍廖團，實難應付。擊之無法，剿又無蹤，但又隨時隨地發生警電。堂堂一陸軍上校，率千餘精銳力壯，如狼似虎，專門殺人的健兒，各荷一支世界禁用的毒彈槍（意造，彈頭有毒，中傷者不能治），為數千揭杆而起的紅腳杆農民，玩弄掌上，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朝東暮西，疲於奔命，不禁怒發三千丈，焚燒民房四百餘家。當焚時，廖團親自指揮，誌在乘此時捉一二小百姓殺以泄憤。哪知被燒各家的老幼人口，早已逃之夭夭，落了一個大空。但此舉以後，人民之團結益堅，與駐軍相距益遠。所有兩縣一切款項，軍方不能收取分文。即使由官所派定某縣若幹，某場若幹，而收款人亦不敢輕易前往。……
這些從萬源縣發展起來的農民起義隊伍，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四川境內第一支紅軍隊伍。
文強不可能想到，他的命運將與這支紅軍隊伍聯結到一起。
他將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這支紅軍隊伍中的最高領導人。
他還將在那血火廝拚的日子裏再度奇跡般地死裏逃生……
省委書記雪夜餞行
農曆小雪前後一個寒冷的冬日，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找到了設在重慶天主堂街南來燕咖啡店的中共四川省委秘密交通站，接上頭後，他被安排到城西十八梯的協合寄宿舍住下——這裏是中共四川省委的秘密接待站。
幾天後，剛領導中共四川省委開完了第二次全體會議的省委書記劉願庵，在一家茶館裏同這個青年見了麵。
這個青年是從萬源農民起義軍中派來與省委聯係的軍事幹部胡洪疆，化名劉碧天。農民軍總指揮李家俊派他來向省委彙報起義經過，並請示派員代表省委前去加強領導。
胡洪疆的到來，使中共四川省委領導們非常高興。他們早就想具體了解城、萬地區農民起義的情況了。在這年10月9日四川省委寫給中共中央“從6月15日新省委成立到8月20日移回重慶”的兩月工作總結報告中，就曾談到該處“由同誌領導”的農民起義“聲勢頗大。但因為地方太偏遠，沒有報告來，黨沒有指導，所以行動很不堅決，口號也很模糊……”
在談話中，劉願庵得知胡洪疆在大革命時期曾在萬縣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學習過，便聯想到了曾在該校擔任教官和大隊長的文強。他問胡洪疆：
“當年你們軍校的文強文大隊長，你還記得嗎？”
“文大隊長？記得，記得！他就是我們一大隊的！”胡洪疆那張寬大的“國”字型臉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劉願庵沉吟著，他那英氣勃勃的臉上閃過一道光芒。
文強已經在重慶待命多時。派到李家俊起義軍去，文強正是最佳人選。
經與省軍委書記李鳴珂商量，劉願庵正式作出決定，派文強去萬源，擔任中共城（口）、萬（源）、宣（漢）、達（縣）四縣行動委員會書記，並代表中共四川省委領導那支農民起義軍。
同時，他們還決定派從蘇聯蘇沃洛夫軍事學校學習歸來的四川梁山籍共產黨人王國梁去加強起義軍的軍事領導力量。
於是，在另一次約定的時間，在重慶下半城背靠長江的一家茶館裏，胡洪疆驚喜地見到了自己當年的教官文強。劉願庵用眼色向他示意不要叫出文強的名字，而向他介紹說：
“這位是文萊之文先生，他跟你一起去跑這趟生意。”
文強離開重慶的前夜，寒風呼嘯，雨雪紛飛。劉願庵和妻子——時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員、秘書處負責人的周敦琬一起，來到了文強住宿的米花街14號，一間狹小破舊的民房裏。
劉願庵快活地說：
“你明日將出遠門，我倆特來送行。敦琬的大姐給她帶來了過年的臘味和許多糖果，凡你喜歡吃的，都分贈你一份，帶到旅途上去嚐嚐。另外，敦琬準備了幾樣下酒菜，一瓶瀘州橘精酒，特地為你餞行。”
在劉願庵說話間，周敦琬已含笑從提籃裏取出一包包東西，擺了滿滿一桌子。
三人圍桌而坐，劉願庵給每人斟了一杯橘精酒。他舉起酒杯，說了一聲“祝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文強本是滴酒不沾，這時也不得不陪著呷了一口。
劉願庵放下酒杯，感慨道：
“曠部的失敗，是令人痛心的。你曾在這個旅工作，這教訓可能你是最能領會的。此次你去擔任四縣行委書記，任務是光榮的，環境是艱苦的，前途，應該是樂觀的。李家俊是我們四川的彭湃，他為了勞苦大眾的幸福，毀家革命，難能可貴。他家父母弟妹七八口人，為了支持他革命，拋棄家產，全都寄居到王維舟的家鄉，由黨來照顧。請你轉告家俊同誌，要他放心，黨一定會照顧好他的家庭……”
劉願庵又談了些開展遊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想法，並再三告誡文強，此一去，山水阻隔，通訊困難，省委鞭長莫及，以後許多事情要靠自己拿主意，遇事要冷靜，不要隻憑年輕人的一時衝動，切莫作不必要的犧牲，即使遇到失敗，也不要硬拚，要為革命保存下有生力量，徐圖發展……
文強再也不會想到，這次寒夜長談，竟是他與劉願庵的永訣！他在艱苦轉戰中僥幸活下來了，而劉願庵卻在殘酷的地下鬥爭中喋血於重慶城裏……
在他們談話中，周敦琬不時插上一兩句，像個善解人意的大姐，對文強這個比她小3歲的弟弟表示出細微的關心。
文強也不會想到，他的命運，將來會與這位傑出女性的命運聯結到一起……
山林中會見“四川彭湃”
寒冬臘月，文強扮作鄉村教員模樣，頭戴一頂灰黑色呢帽，藍布長衫裏裹一件短襖，腳穿棕編雪鞋，由化名劉碧天的胡洪疆帶路，頂風冒雪，趕往萬源、城口遊擊區。
同行的，有一個中等個子、眉清目秀的青年，就是從蘇聯學習歸來的梁山籍共產黨員王國梁。
還有一個中年農民，是隨胡洪疆從萬源來的農民軍戰士，就扮作力夫，給他們挑行李。
他們到達開縣時，正下著茫茫大雪。盡管天氣嚴寒，但是這幾個胸懷革命理想的年輕人，卻是滿腔熱血沸騰。
離開重慶前，劉願庵給文強取了一個化名：秦致遠，也作為四縣行委的代名。
但文強考慮到農民都有同姓聯宗的講究，為取得廣大農民群眾的好感，便自己決定另取一個與起義軍首領李家俊同姓的化名。又為了切合自己言談舉止上的“鄉村教師”身份，他想到了少年時代在家鄉文氏育英小學的一位啟蒙老師李哲安，便給自己取名為李哲生。
從此，就像四川地下共產黨人都熟知文萊之這個名字一樣，城、萬遊擊區的農民軍戰士們都熟知了李哲生這個名字。
直到半個世紀之後的80年代，當地黨史工作者向一些老農做調查時，他們還能說出李哲生的一些事情來——甚至還有人向文物征集部門捐出了據說是當年李哲生使用過的梭鏢。
正是大雪封山時節，他們來到了遊擊區山林中。
文強頓時感到精神為之一振。
隻見寒風中到處飄揚著大大小小的旗幟，有的是新製作的紅旗，有的像是從戲台上拿下來的繡著牙邊的彩旗，上麵分別寫著“替天行道”、“殺富濟貧”等各種字號。
一時間，他竟恍若來到了《水滸傳》中的水泊梁山。
在這天夜裏，文強被帶到萬源與開縣交界處的一個小山村裏，在一個由幾間茅屋圍成的院子裏，同李家俊見了麵。
雖是第一次見麵，但兩人在四川中共黨內都早已互相“久聞大名”，相見之下，十分親熱。
李家俊這年26歲，比文強大4歲。
李家俊
李家俊家中本是萬源縣固軍壩厚坪一戶有500來擔地租和10多擔茶葉產業的地主。
李家俊是長子。為了能讓他繼承並發展家業，父母供他出外讀書。先後在綏定府屬聯合中學、上海同濟醫學院學習。在學習中，他接受了“五四”以來新思潮的影響，從信奉無政府主義到信奉馬克思主義，走上了誓為勞苦大眾謀求幸福的理想之路。
1927年國、共分裂後，李家俊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他遵照中共“八七會議”精神，在家鄉開展起反抗國民黨軍閥統治的農民武裝鬥爭。
1928年冬，他辭去萬源縣城高小教員職務，自費印了大量農曆己巳年（1929年）曆書，以賣曆書的“春倌兒”身份，走鄉串戶，向農民宣傳革命道理，鼓動大家團結起來同反動軍閥鬥爭。
在此期間，他串聯了當地幾位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人，如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工兵大隊通信隊，此時任萬源井溪壩團練大隊長的吳會治；畢業於中央軍校（即黃埔軍校）第六期的達縣人張鵬舉（戴重），畢業於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在軍閥部隊混過事的胡洪疆，還有與胡洪疆意氣相投，曾在軍閥部隊中任過手槍營營長的徐永仕等。又聯係上在開江活動的共產黨人王維舟和達縣的唐伯壯等人，共謀大舉。
李家俊家鄉固軍壩所在的萬源縣第三區，四周山林起伏，西邊是石塘、白沙，距縣城百餘華裏；東邊是井溪壩、蜂桶岩，與宣漢、城口邊境交叉相連，距宣漢、城口不過五六十華裏；南邊是固軍壩、鐵礦場，距宣漢不過三四十華裏。境內多為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最高處城、宣、萬邊境的牛角槽、滿月槽，達海拔2400米左右。
這些大山，東連鄂西大神農架，北走巴山入陝南的興歸山、米倉山。山深林密，河穀縱橫，地勢險要，進可攻，退可守，回旋餘地很大。
這裏的民眾飽受軍閥壓迫剝削，真正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李家俊義旗一舉，頓時群起響應。當地鄉團武裝又多與起義軍有聯係，起義軍領導人吳會治等本身就是鄉團首領。因此起義爆發後，很快便形成燎原之勢。
為了深入發動群眾，李家俊首先革自己家庭的命。
他說服父母交出全部家產，搬到母親娘家去住。他勸告傷心的父親說：
“你不是教兒正直為人，努力上進嗎？兒正是看不慣那些軍閥、官僚、劣紳為非作歹，才舉義旗起事的。他們把百姓整得太慘了。不打倒他們，百姓怎麼活得出來喲！”
他的父母親被說服了，在一天深夜裏，帶著一家10餘口人，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家。
走出家門時，望著自己住了幾代人的房屋，父母親和老祖母痛心地大哭起來。李家俊安慰說：
“不要難過，等兒革命成功了，讓你們住高樓大廈，看一看新世界！”
等全家人一離開，李家俊馬上下令破倉分糧，把自己的幾處莊戶、10多萬斤穀子及全部家產交給新成立的農會使用，作為起義軍的開支。
當時報紙就有報道稱：農民軍“首領李家俊氏，現歸之者甚眾，將萬源產業散盡作為用費。”
文強見到的李家俊，除了頭發很長，滿臉黑胡須以外，並無一點“山大王”的樣子，而是一副十足的窮書生相：瘦高個子，麵容清臒，柳眉細長，目光炯炯，神情執著。穿一件藍布短襖，腰間紮一根稻草繩，腳上是一雙麻板草鞋，糊滿了泥土。
李家俊對這個比自己還年輕的省委代表十分尊重，向文強介紹了農民軍的各方麵情況，又帶他到各處看了看，介紹他同“軍師”（參謀長）徐永仕等農民軍幹部認識。
到達根據地後第三天，文強即召集會議，向李家俊和幾位領導幹部傳達了省委的指示，建立起城、萬、宣、達四縣行動委員會，書記文強，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李家俊，徐永仕、胡洪疆、戴重、王國梁等為委員。行委直屬中共四川省委領導。不對外宣布。
實際上，自從文強離開重慶後，因山水阻隔，交通困難，就再也沒有與四川省委發生過聯係。以後的所謂“省委領導”，就成了他獨自代表省委來領導了。
一路紅軍走向全盛時期
萬源縣龍潭河白家坪縣農會舊址
當年李哲生（文強）用過的梭鏢矛頭
四縣行委建立起來後，文強加強了共產黨在根據地的組織和宣傳工作。
此前，李家俊出於廣泛發動群眾的策略考慮，沒有宣傳“建立蘇維埃”、“擁護蘇聯”之類農民群眾難於理解的中共方針政策，而主要以“抗捐”為號召。因此，盡管他將起義軍稱為“城萬紅軍”，自稱紅軍總司令，但是當地群眾甚至當時報紙報道中仍多稱之為“抗捐軍”或“民軍”。
李家俊還任隨一些農民群眾按照他們從古典小說《水滸傳》及有關農民起義的傳說、戲曲中所得到的知識，提出一些他們容易接受的口號，打出各色旗號。因此，農民軍的旗幟上，從“替天行道”到“死裏逃生”、“掃平將軍”都有，十分蕪雜。農民軍隊伍也沒有正規編製，而是以各自領頭人為名，諸如“王魁元大隊”、“李得勝小隊”等。
文強遵從臨行前劉願庵給他的指示，將這支起義軍依照全省暴動計劃的序列編為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簡稱一路紅軍），統一了旗號和建製。
他親自設計，將隊旗統一製作成紅旗，沒有紅布就用鄉間的土紅染料染白布代替，中間綴上白布剪成的鐮刀斧頭圖案，鑲黃色牙邊，靠旗杆的內邊白布旗褲上寫“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總指揮部”或“支隊”、“小隊”等字樣，並各有不同比例。
他還以戴重為得力助手，製定出部隊編製方案，起草了多種製度、條例，最後公布：一路紅軍總指揮李家俊，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哲生，下轄三個支隊，分別由吳會治、胡洪疆、戴重任司令員，王國梁任政治保衛處處長，徐永仕仍為參謀長，按農民習慣，照舊稱“軍師”。
另外，還逐步建立起了各鄉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兒童團等群眾組織。
文強不僅親自寫標語、刻油印，還找了幾個稍有文化的人組成學生隊，到處寫出了“工農兵聯合起來打倒國民黨！”“打倒軍閥劉存厚！”“打倒團保委員！”“屠殺一切貪官汙吏！”“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遵守紅軍紀律！”這類宣傳共產黨主張的標語口號。
在文強到來之前，起義軍已在龍潭河鄉場上的一家大院子裏建立起了縣農民協會，實際上就是縣革命政權，當時其他許多地方統稱蘇維埃政權，隻是因李家俊從當地實際出發，不願用“蘇維埃”這個農民群眾不懂的外國名字，才決定用農會來代替了蘇維埃。
——這一點，是李家俊起義軍比當時其他許多紅色根據地都特別而高明之處。當然，這也同他們遠離中共組織上級領導，可以自行其是有關。
農會選出李家俊等13人為常務委員，李家俊為主席，文強到來後被增補進農會，擔任了類似於秘書長的角色。農會下設經濟、糧食、婦女、軍事、保衛各部，軍事部長自然是“軍師”徐永仕，保衛部長是王國梁。
農會的婦女部長，是李家俊的姑母蒲李氏，一個能幹、潑辣卻連自己的名字也沒有的農村婦女。她的丈夫是一個窮莊稼漢，住在巫家溝。她比李家俊大幾歲，在當時農會中很有名氣，特別是在各村組織了一批年輕姑娘為紅軍作交通聯絡工作。
李家俊給他這位姑母取了個化名叫李蒲。文強得知後，便戲稱她為“李卜克內西”——那是一位在10年前就為社會主義理想獻出了生命的德國馬克思主義領袖的名字。此時中共黨內為提高黨員覺悟，對李卜克內西和與他同時殉難的另一位女革命家盧森堡作了許多宣傳，並要求各地黨組織開展“李、盧紀念周”一類活動。
但對於萬源山鄉的農民來說，是怎麼也記不住那個古怪的外國名字的。
文強還在根據地辦起了青年幹部訓練班。由農會和紅軍選拔出青年約50名參加受訓，主要講“我們為什麼要革命”和“革命對我們有什麼好處”這兩個題目。
他還派出幾批人員到達縣、宣漢等地去招聘小學教員，打算在根據地開辦小學，提高農民群眾的文化知識。可惜因戰爭的影響，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不久，駐宣漢七裏峽的劉存厚軍二師七團二營四連，經王維舟策動，由三排長龍海雲率全連士兵，打死連長毛成芝和其他幾個軍官，發動兵變，攜帶意國（意大利）槍80餘支，繞道百餘華裏，經城、宣、萬三縣邊境大山，來到革命根據地，加入了一路紅軍。
李家俊代表一路紅軍總指揮部，文強代表中國共產黨，向他們棄暗投明的行動表示了熱烈歡迎。這一連被編入吳會治的一支隊，擴充為一個營。
這正是一路紅軍發展壯大的時期。
從當時的兩則報紙報道即可看出一路紅軍的聲勢。
1930年1月23日《商務日報》載民國通訊社8日綏定（達縣）通訊：
自李家俊揭出民軍旗幟起，聲勢浩大，複又經城口萬源等受壓迫之民眾投奔，勢力更加膨大。刻聞李已裝備完善，分為四路，李本人為民軍總司令。每路槍約千餘支。已紛紛向萬源前進。前線距萬城僅十餘裏。城內駐軍，兵力薄弱，岌岌可危……
1930年4月3日重慶《新蜀報》載重慶秋陽社3月21日綏定特約快訊：
李家俊率領農民數千人，進逼城口消息，已詳18日通訊。茲處記者探悉，李家俊是次率領之農民，均受過相當軍事訓練，並有共黨中堅分子從中鼓動領導，其戰鬥力本強。加以神兵數百人在前線衝鋒，其勢尤不可當。竟於昨廿日由神兵先行爬梯進城，農軍繼之，將城口劉耀卿團全部繳械，並將縣知事槍斃，各局卡被燒光。李家俊入城後，發布告示，宣傳沒收土地、焚毀契約等共產政策，自稱紅軍總指揮。對於各鄉土豪劣紳，則交由各縣農民協會從權處理。其罪重者則處以死刑，已被處死的豪紳已達十餘人。因此，各地農協人數，日益眾多，勢力日益擴充，鄉村政權，已為彼等所掌握。
紅軍中“神兵”的興衰
文強來到一路紅軍時，正值軍閥劉存厚調兵遣將向紅軍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紅軍常在冰天雪地裏作戰。
來到根據地不久，文強就發現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每次作戰都是以民間迷信的“神兵”為先鋒隊。平時紅軍中的許多人也參加“神兵”訓練。
文強曾十分好奇地去觀看過幾次“神兵”的訓練。他看後認為，一般的刀法訓練，對提高農民的戰鬥力確有好處。但是，訓練完畢時的“排刀”，卻使他大為反感。
“排刀”一般是在一間充作“佛堂”的茅屋裏進行。靠內壁中央，擺一張案桌，上邊供奉著紅紙墨筆書寫的神位，中間是“通天三教主皇太尊師之神位”，左右兩邊是“平南侯之神位”、“溫君侯之神位”。滿屋裏燭光閃耀，香煙繚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