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白色恐怖中冒險二次入川在父親的掩護下，文強與劉德甫二人深居簡出，度日如年。
文強連連給上海的中共中央交通機關寫信聯係，打聽“生意”情況有無好轉，何時可以重新“入股”。但一封封信寄出後卻如石沉大海，音訊杳無。
他們既不敢貿然去上海尋找中共組織，又不甘心長久困守鄉間，像失群孤雁一般虛耗青春。
潛伏至次年開春，文強再也忍耐不住了，左思右想後，他和劉德甫商定：到四川去尋找中共組織。在家鄉過完春節，文強便與劉德甫一起動身遠行了。
雖然父母對他所獻身的事業並不理解，但卻十分開明，支持他自己做出的選擇，為他籌措了路費，母親還把一隻金手鐲悄悄塞給了他，要他留作急需時備用。
臨別前夜，母親又在觀音菩薩牌位前焚香禱告了好久……
初春時節，料峭春寒中，文強與劉德甫兩人繞道漢口，登上了溯江西上的航船。
此時，文強不知道，朱德正率領南昌暴動失敗後的一支殘部，在湘南一帶領導農民暴動；文強更不知道，周逸群與賀龍等人已潛回鄂西北去發動農民……
第二次經三峽入四川，文強的心情已是大不相同了。前一次正值革命高潮中，在朱德率領下，同船數十人，豪情滿懷，急欲投入戰鬥；而這一次，革命已轉入低潮，又隻有他與劉德甫兩個失去組織關係的年輕人，苦悶彷徨，不知前途有什麼在等待……
船到萬縣，他倆不敢停留，生怕被人認出。到了重慶，找到一個原在萬縣認識的女學生、共青團員玉華，打聽到許多逃出萬縣的共產黨、共青團員都到了成都，他們又馬不停蹄北上成都。
到成都後，文強二人通過一個當年在萬縣認識的學生介紹，住到了支機石公園附近泡桐樹街一家學生寄宿舍，許多從省外回來的青年學生都住在這裏。
文強這時為避免暴露身份，改名文萊之。
此後，“文萊之”成為他在四川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時期的化名。在一些曆史文獻中也寫作“萊之”、“賴之”、“乃之”、“乃智”。
一天，他聽說有個萬縣籍共產黨人劉仁俊在成都，一問此人的相貌特征，他便認定是他認識的牟偶仁，急忙托人去取得聯係。
終於有一天，一個高個子、四方臉的青年來到寄宿舍，見到文強便欣喜地叫道：
“文老師！”
此人便是牟偶仁，當時的中共川西特委委員兼成華縣委書記“劉仁俊”——後來此人差點成為文強的刀下之鬼，而文強也差點因他而成為“革命烈士”。
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20世紀90年代，曾出現了一位名噪一時、頗有爭議、大起大落的民營企業家，中國南德經濟集團總裁牟其中。牟其中之父牟品三，曾做過四川鹽業銀行行長，後來回到家鄉萬縣，當了許多年的萬縣商會會長。這位牟品三老先生，便是牟偶仁的堂兄。
牟偶仁原在萬縣四川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讀書，接受了惲代英、蕭楚女等革命宣傳家的影響，對社會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因為“不務正業”，不安心學業而醉心於“革命”，被牟品三先生視為家族的敗類，拒絕與之往來。因而牟偶仁生活十分窘困，全靠其年輕守寡的母親幫人洗衣掙錢來供他生活與讀書。
因領頭鬧學潮，牟偶仁又被學校“默退”（不公開宣布的開除）。他通過進步人士的關係，轉到重慶川東師範學校繼續學習。但不到一年，即因家中無錢寄來，他又隻好休學，回到萬縣教初級小學為生。其間，他自辦了《朝暾》小報，抨擊社會不平等的現實。
大革命高潮中，牟偶仁到《萬州日報》擔任了編輯，投身於革命宣傳工作。
在“九五”慘案時，牟偶仁擔任了慘案後援會的幹事，工作十分努力。後來又經常進出寶隆洋行，成為二十軍政治部的常客。朱德發現這是個人才，特囑文強等人對牟偶仁加以培養。
文強對其考察後，和滕代順、楊逸棠等介紹牟偶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和國共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牟偶仁本名牟偶人，文強覺得不雅，建議他改成了牟偶仁。
這樣，牟偶仁便成了萬縣地方上的第一個中共黨員和第一任中共黨小組長。
不久，牟偶仁受命發起籌建國民黨縣黨部。籌建布告貼出來，牟偶仁排在籌建負責人第一名。當時萬縣的舊派人士看了，嘲笑說：“國民黨沒得人了，隻好搬出個‘木偶人’來。”
大革命失敗前夕，牟偶仁去到重慶，在“三三一”慘案中被打傷，傷愈後奉派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後，由中共中央派回四川，到成都參加了共青團川西特委和中共川西特委的工作。不久擔任了中共成華縣委書記……
見到了牟偶仁，文強也就找到了中共地下組織。
牟偶仁帶他去見了他認識的另一個熟人——當時的中共川西特委兵委委員廖宗澤。
在文強的傳奇一生中，廖宗澤在幾次關鍵時刻都意外出現，是一個對文強的人生道路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
廖宗澤自1927年春與文強在萬縣寶隆洋行見麵相識以後，回到開江駐地。接著就發生了重慶“三三一”慘案。麵對形勢的突然惡化，廖宗澤被黃慕顏派去瀘縣向劉伯承請示部隊的行動計劃。
因瀘縣已被劉湘重兵包圍，廖宗澤無法進城，隻得退回。但等他回去時，楊森也已經公開反共，黃慕顏部已被迫撤走。廖宗澤與部隊和黨組織失去了聯係，隻好回到成都家中。
半年後，廖宗澤在成都重新接上了中共組織關係，被中共川西特委派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原四川江防軍）中的地下支部（當時稱軍支）工作，對外以江防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第三科科長一職為掩護。
廖宗澤此時見到文強，分外高興。他趕緊帶文強去見了中共川西特委書記方澤。
方澤本名劉披雲，又名劉雲簡，方澤是黨內化名。他是四川著名共產黨領袖楊闇公的侄女婿，曾在武漢擔任全國學生運動總會委員長，同時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裏擔任連指導員。大革命失敗後，他由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派回四川，帶去中央“八七”會議有關文件，在重慶參加重建中共組織和領導全省大暴動的工作，先後擔任了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宣傳部長和組織兼青年部長等職，後調成都任川西特委書記。
他見到文強，大喜過望。經廖宗澤證明，他毫不猶豫就給文強恢複了中共組織關係。
劉披雲要文強寫一個有關“八一”南昌暴動的經過及教訓的報告，以供川西特委作為工作參考。
當時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工作是發動武裝暴動，而要暴動就得有部隊，因而在軍閥部隊秘密開展士兵運動，促成兵變，就成了一個特別重要的中心工作。中共川西特委正愁缺乏這方麵的幹部，文強的到來，對他們真有如雪中送炭。
劉披雲馬上安排文強到一支軍閥部隊中去開展兵運工作。
文強本想帶上一道回川的劉德甫同去，但劉德甫自感體質文弱，經過一番顛沛流離，已經不願再去當兵吃苦受累，決定回家鄉去作小學教員，遂與文強分手了。
一支特殊的軍閥部隊
在一個晴朗的春日，文強被交通員帶到成都北門外鳳凰山上，一處清末修建的新軍營房裏，找到駐紮在這裏的軍閥部隊，向該部中共地下組織報到，又一次穿上了軍裝。
文強被派去開展兵運工作的這支部隊，是當時四川軍閥部隊中頗為特殊的一支。
四川省自進入民國時期之後，即陷入大小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麵，在混戰中逐漸形成了幾股較大的軍閥勢力，各有防區，占地為王，自設關卡，自鑄貨幣，征稅派款，爭鬥不已。真所謂“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
到了北伐革命高潮中，這些軍閥眼見“革命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於是都紛紛投向國民政府，宣布易幟，成為“國民革命軍”。其中——
駐下川東萬縣的楊森部為第二十軍，駐川東重鎮重慶的劉湘部為第二十一軍，駐川南瀘州的賴心輝部為二十二軍，駐西康的劉成勳部為二十三軍，駐川南宜賓的劉文輝部為二十四軍，駐省府成都的鄧錫侯部為二十八軍，駐川西北的田頌堯部為二十九軍……
文強去的這支部隊，即是鄧錫侯的第二十八軍（原四川省江防軍）第七混成旅。
第七混成旅不同於其他軍閥部隊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共”味太濃。
該部隊的軍事領導人，是一個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軍官。
此人名叫曠繼勳，別號集成，貴州思南人，行伍出身。因作戰機智勇敢，從士兵逐級提升為團長。其領導的第二團，是第七混成旅的主力團。
曠繼勳
曠繼勳雖然沒有進過什麼軍事學校或講武堂，但卻有一套自己摸索出來的帶兵方法。
比如，他的部隊早上起來不是整隊下操，而是拉出去跑，翻山坡，跑田坎，來回跑一二十裏路。吃過早飯就練爬山、爬樹、爬牆、跳高、跳遠……
又比如，練跳遠，曠繼勳第一個跳，然後拿出50塊銀元擺在終點，哪個士兵跳過了他跳的距離，就可得到那50塊銀元作為獎賞……
他這種土辦法練出的兵，很能打仗。
曠繼勳所在的旅，原屬軍閥賴心輝部，後脫離賴部，歸屬楊森部，以後又因楊森發動的“統一四川”之戰遭到失敗，曠部所在旅又被鄧錫侯部收編……
不管到哪裏，因為曠部能打硬仗，總是受到軍閥們的歡迎。
但是後來，情況變了。
編入第七混成旅後，旅長劉丹武屬於國民黨左派，十分賞識曠繼勳，也很支持他追求革命的行動。
曠繼勳雖然隻讀過兩三年私塾，但卻刻苦自學，思想“左”傾，熱心閱讀《向導》等鼓吹革命的書刊，決心不做軍閥，要做革命軍人。他聽說廣東黃埔軍校有一個革命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便也在自己部隊中也組織了一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四川分會”，還派出親信去廣州，千方百計找到中共組織，取得聯係，要求幫助。
於是，中共組織派了曾赴法勤工儉學並與朱德一起到蘇聯學習歸來的川籍共產黨人秦青川，到第七混成旅主持政治部工作，
秦青川等人於1926年底介紹曠繼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此後，曠部便建立起了中共地下組織。
大革命失敗後，形勢劇變。但曠繼勳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倒，仍然一如既往地執行中共地下組織的指示，他的部隊成了一些被通緝的共產黨人的避難所，他在成都的公館則成了中共川西特委和四川省委開會、接頭的場所。
兵運工作不僅麵臨白色恐怖
文強被派到曠部後，在曠繼勳所在團以營附一職為掩護（士兵們習慣稱呼他“文指導員”），擔任地下支部（時稱軍支）書記，按照中共川西特委指示，努力在軍隊中發展共產黨組織，宣傳共產黨革命思想。
通過艱苦的工作，中共在曠部的地下軍支逐漸從第二團發展到其他團。
最為特別的是，該團將近半數的軍官都加入了共產黨。
不久，中共在第七混成旅中的地下組織由軍支擴大為黨委（時稱旅委）。
當省委從部隊以外派來的三任旅委書記都因與曠繼勳意見不和而相繼離去後，21歲的文強受命擔任了旅委書記，對外以旅部手槍大隊（即警衛大隊）少校團附一職為掩護。
現在的人們很難想象當時在國民黨軍閥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的艱難。
這可是在政府軍士兵中進行反政府的秘密宣傳鼓動工作。
文強雖說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但是跟行伍出身的軍人相比，實際上他還隻能算是知識青年，而且還是個口音難懂的外鄉人。要在大多是農民出身、目不識丁的士兵中進行共產主義ABC的宣傳，讓他們懂得共產黨鬧革命的道理並自覺參加進來，談何容易！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現在的人們一般不易想到的問題，就是當時的中共組織還很不成熟，中共領導層內時左時右的路線、決策，也給在基層作實際工作的幹部增添了不少人為的困難。
比如，曠部的軍官有40%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本來應是好事，可是在受到“左”傾思想影響的四川省委看來，卻成了壞事，因為按照共產黨信奉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長官階級”是與“士兵階級”相對立的階級，中共組織中軍官占到這麼大的比例，顯然是“階級成分不純”的表現，是抹煞階級鬥爭的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
因而，省委一再對此進行申斥，並要求曠部黨組織必須動員和組織士兵群眾開展對長官的革命鬥爭。
於是，在這種所謂的“階級鬥爭”路線的影響下，就出現了共產黨員士兵鼓動群眾向共產黨員軍官鬧事的現象。
有個別共產黨員軍官想不通，憤而辭職離去，也就此脫離了革命隊伍——其中就包括最早由曠繼勳派去廣州尋找中共組織，並在那裏（先於曠繼勳）加入了中共的曠部第一個共產黨員鍾克容，和與曠繼勳一起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的第七混成旅第三團團長王漢章——當然他們的脫離中共還有其他原因，但這種所謂的“階級鬥爭”正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不難想象，如果當初中共領導人也鼓動葉挺、賀龍部隊的士兵起來開展這種“階級鬥爭”，向長官鬧事，會造成什麼後果……
文強就是在這樣的艱難條件下進行兵運工作的。
經過文強與戰友們的不懈努力，第七混成旅中的中共地下組織逐步發展，變成了當時四川軍閥部隊中革命工作最有成效的地下組織之一，與中共在駐防合川的第二十八軍第三師陳書農部、駐防涪陵的第二十軍郭汝棟部、駐防江津的第二十四軍第二師第二混成旅張誌和部、駐防廣漢的第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陳離部等部隊中的中共地下組織一起，成為中共在四川兵運工作中的模範。
“綁票案”震動省城
由於曠部的特殊情況，一些共產黨人在該旅猶如在“自己的部隊”中活動，忽略了秘密工作的原則。加上曠繼勳本人性格外向，自恃有槍有權，也不大重視政治麵目的隱蔽，便使得該旅顯得太“紅”，遭到了軍閥上司的疑忌。
1928年秋，鄧錫侯部所轄的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第十一師師長羅澤洲、第三師師長陳書農等，聯合第二十軍軍長楊森、第二十二軍軍長賴心輝，組成四川同盟軍，發動了倒劉湘的軍閥混戰“下川東之戰”。
這時，羅澤洲向鄧錫侯請援，鄧錫侯便命令第七混成旅開赴下川東助戰：一方麵可讓慣打硬仗的第七混成旅在這場軍閥混戰中發揮作用；另一方麵又可借機將這支政治上不可靠的部隊從省會成都調走，以防不測。
正當此時，曠繼勳又因派出軍官參加了一次“綁票”行動，捅出一個漏子。
據當時的中共川西特委書記劉披雲在半個世紀後回憶，當時因為地下組織經費奇缺，曾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搞過一次“綁票”行動。
那時，年輕幼稚的地下革命者們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論依據”，叫做“剝奪剝削者”——被共產黨人們尊為革命導師的列寧，曾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有過“剝奪剝奪者”的提法，原意本是指革命者要奪取政權，把被統治階級剝奪去的生產資料剝奪回來。大概這個提法翻譯得有些拗口，中國的一些共產黨人為讓工農群眾好懂，便把它改成了“剝奪剝削者”。
劉披雲在半個世紀後回憶：
花了很多力量，特別是得到曠繼勳同誌的大力支持，搞得快成功了。派曠部新兵大隊黎存中（隊長）和張勳（排長）二同誌去取款（白條子），就被捕了。他們雖然遭受了不少嚴刑拷打，但沒有供出一人，最後便被槍殺了。我們做了蠢事，犧牲了兩位好同誌。每念及此，深感不安！
據文強回憶，這次綁票行動所綁架之人，是軍閥劉文輝部的“財神”，一位管理錢財的軍需官。
在當時中共四川臨時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將這個綁票案稱為“王案”，估計是被綁的軍官姓王。
這個綁票案的發生，不僅是白白犧牲了兩位忠誠的共產黨人，而且還引出一個意料之外的後果：剛剛建立的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差點又遭到破壞。
原來，1928年10月1日，因叛徒出賣，設在重慶的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共青團四川省委等秘密機關一齊遭到破壞，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等幹部被捕。當時正在川南巡視的省委委員穆青得知消息後，趕到成都，與川西特委書記劉披雲等重新建立起了新的臨時省委，以領導全川工作。
穆青曾與周恩來、陳毅、鄧小平、聶榮臻等一起赴法國勤工儉學，研究馬克思主義，是當時旅歐中國共產黨人中的佼佼者。以後他被中共旅歐總支部派赴蘇聯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學習期間擔任了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組織委員。回國後，他先後擔任了中共廣東區委組織部長、廣東省委組織部長、廣州暴動行動委員會委員、湖北省委組織部長等。
這一次，穆青領導的臨時省委剛剛建立，就遇到了“王案”的發生。
在省府成都發生如此重大的綁票案，居然綁到軍隊“財神爺”身上來了，這當然驚動了軍閥當局的頭頭腦腦。
於是，軍、警全部出動，全城戒嚴，大肆搜捕。
此時，穆青、劉披雲等人剛把臨時省委機關建立起來，住地還沒有來得及布置，沒有必備的生活用品，連四川人家庭常見的泡菜壇子也沒有一個，“家”中既無老人，又無家庭主婦，除了一個工作人員是年輕姑娘，另外幾個都是青年男子。
這自然引起了前來挨戶搜查的軍警的懷疑，認為他們不像住家戶，正像是臨時租了房子作了案就要跑的綁匪，便將他們當作嫌疑犯一齊抓走。
幸好，在穆青等人被押送官府的路上，一個地下黨人看到了，連忙跑去找一個在軍閥部隊任職的親戚幫忙疏通，加上穆青等人在審訊中又把口供編造得十分嚴密，沒有露出一點破綻，這才得以在關押一天後釋放脫險。
曠繼勳當初自然不可能料到事情會鬧成這樣，這時正好鄧錫侯發了調令，他便借水行舟，逃避對“王案”的追查，把部隊星夜拉出了成都。
曾在曠部短期擔任過中共軍支書記（後因與曠繼勳意見不合而調離）的中共四川省委委員項鼎，半個世紀後在自傳中作了這樣一段回憶：
……一個下午，劉披雲同誌和李書渠來見我，說二十八軍江防軍（軍長黃隱，號遺民）第七混成旅（旅長劉丹武，江津縣人）已拖出成都，正向簡陽、遂寧方向前進，代旅長是第二團團長曠繼勳（號集成，黨員），給了我一封介紹信，要我立即動身去追趕隊伍，並說組織上指定我任旅特派員。我立即背起包袱就出發。到了晚10時左右，終於在龍泉驛與石橋鎮之間追到了部隊。那是一個大鎮，隊伍在那裏宿營。找到曠繼勳代旅長後，即商以後的行程。當時還怕軍長鄧錫侯派軍追擊，也怕駐簡陽部隊截擊。次日4、5時就出發，以急行軍通過簡陽繞過遂寧直達潼南雙江鎮……
圍繞“兵變”的領導層內部衝突
曠繼勳是當時中共軍事幹部中一類十分典型的人物。
他窮苦出身，父親靠走村串鄉賣草藥維持全家生活。曠繼勳十四五歲就離鄉背井從貴州跑到四川，在自發的民間反清武裝保路同誌軍中當兵，後來又在土匪氣味極重的軍閥部隊中當兵，在軍閥混戰的戰火中出生入死、摸爬滾打長大，長年累月“人在江湖”，“血盆裏抓飯吃”。
獨特的生活道路，使他形成了一種“草莽英雄”式的粗獷直率，同時也就顯得簡單粗暴的個性。
盡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中共地下革命工作，但是正如俗話所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的獨特個性難免不影響到他所從事的工作中來。
如果說參加“綁票”是執行中共川西特委的指示，那麼，參加軍閥戰爭，則在一定程度上是曠繼勳違背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的自行其是了。
曠繼勳將第七混成旅拉出成都後不久，旅長劉丹伍就稱病還鄉，將全旅軍事指揮大權交給了曠繼勳，讓他當了“兼代旅長”。
既是全旅的軍事指揮官，就得指揮部隊按上司的命令參加軍閥混戰。
而中共四川省委明確指示：對軍閥混戰必須采取“失敗主義”，不但不能積極參戰，還要在士兵中大力宣傳反戰思想——就像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前對待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沙俄軍隊那樣。
但是，曠繼勳卻不顧旅委書記文強的堅決反對，堅持要積極參戰，而且自認為必打勝仗，這樣，既可以挑起軍閥間更大的衝突，又可以打出曠部的名聲，借以擴充實力。
於是，曠部開赴廣安參戰，初戰告捷，幫助潰敗的羅澤洲一舉打退了劉湘的追兵。
據當時在曠部從事革命工作的中共黨員鄧止戈回憶：
我們也很快撤回原地。羅澤洲非常高興，親自把曠繼勳拉到他家裏吃酒吃飯，並請教曠繼勳的練兵方法。曠繼勳給他說：我的部隊是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黨在軍隊中做政治工作，官兵都知道為革命犧牲，因此，打仗就勇敢。
分明已經因為革命麵目太暴露而被調離省會成都送上前線當炮灰了，曠繼勳卻還不知隱蔽，公然大談“我的部隊是共產黨領導的”。可見其獨特個性之一斑。
然而，曠部再戰就失利了。
曠繼勳派出一個團向重慶方向偷襲駐桃子埡的劉湘部隊，滿以為又可以打一個勝仗，繳獲一批武器，誰知卻被早有防備的劉湘部打得大敗而回……
中共四川省委當然又對曠部旅委進行嚴厲批評。文強隻得帶人受過，向省委檢討。
由於過早地暴露了自己，曠部在四川軍閥部隊中的地位顯得十分尷尬。
一方麵，誰都擔心這支“共”味太濃的隊伍惹出禍事；另一方麵，軍閥們又都想要依靠這支能打硬仗的隊伍為自己賣命。
於是，在調離成都後，曠部先後接受了陳書農、羅澤洲、李家鈺等軍閥部隊的接濟，轉移了好幾個防區。
那時四川軍閥都靠在自己防區內收稅、籌款來解決部隊薪餉，曠部沒有了自己的防區，隻靠別人接濟當然難以解決問題。後來因拒絕回成都接受“整編”，江防軍司令黃隱幹脆下令完全停發了他們的糧餉。
曠部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起來。
據鄧止戈回憶，在最困難的時候，曠部的生活到了這樣的地步：
開始由曠繼勳自己墊支，這隻能應付一時。後來部隊一日三餐常以紅苕當頓，生活很苦。幹部戰士都是腰無半文，頭發胡子都長了很長，部隊本來應該剃光頭才適應打仗，沒有辦法隻好用剪刀剪短了事。穿草鞋的人算高級，穿雙線耳子草鞋的就算特殊化了，有不少的士兵打光腳板，大部分的同誌穿的衣服隻有半截袖子，褲子隻有上半截，因為要把扯下的布補到別的重要地方去，所以衣褲補丁疊補丁。隻有槍支彈藥是完好無損的。
另據當時在曠部從事革命工作後來並參加了曠部兵變的中共幹部楊文孚事後給中共四川省委的報告中反映：
經濟方麵既困難到這步田地，任你紀律嚴明，人民愛惜本部，已不能不向一般小米商拖欠，以致米商拒賣，遂出擋截之一途，各連自行作主，每日皆有與米販吵鬧情事，和平者債主必數起常常坐守，有一連曾以米數升度一日。
於是，曠部軍心不穩，官兵中出現了要求馬上舉行兵變的呼聲。
圍繞是否馬上舉行兵變這一問題，文強與曠繼勳之間發生了尖銳的衝突。
除去個性方麵的原因外，文強與曠繼勳之間的這一衝突，還有其特定的曆史原因。
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傳》一書中，對當時的曆史背景有這樣一段介紹：
當時，各地黨組織在大革命失敗後遭到了嚴重的摧殘。“左”傾盲動主義那種不顧一切的蠻幹，又使黨組織遭受一係列新的重大損失。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全國黨員由近六萬人減少到一萬多人。湖北省委在一九二八年的三月、五月和十一月連續遭到三次摧毀性的大破壞，中心區域的工作幾乎完全坍台。廣東的破壞也極為慘重，廣州黨組織幾乎全遭破壞，東江、北江、瓊崖等地區又連遭挫敗，省委被迫移往香港。湖南省委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和七月的兩次大破壞後，在省內難以存身，在九月間將省委機關遠遷上海。山東、陝西、四川、雲南等省在這年夏天事實上同中共中央斷絕了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