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音靈驗故事固然比玄奧的經文易懂，但對大多數屬文盲或半文盲的廣大民眾來說，仍是犯難。他們對觀音的認知和崇信，往往不是通過閱讀，而是通過以下三種既不需要多少文化素養也不必自己費腦筋的途徑：
一是看觀音的塑像、繪畫，這是直觀的形象，但又是靜止的形象，不夠生動，沒有打動人心的具體內容。
二是觀賞相關的戲曲、戲劇。表現觀世音菩薩的戲曲、戲劇作品頗多，諸如《觀世音修行香山記》、《觀音救父記》、《觀音菩薩魚籃記》等。這種直觀的藝術表現形式，把各類用文字記述的有關觀音的故事，以至各式各樣塑像、繪畫的內容，都加以具體化和形象化，並往往會添加情節使之更為生動感人，因而對民心的影響至為巨大。尤其在觀音誕時，鄉人聚集慶祝，往往請戲班來演戲，演的都是有關觀音的神跡故事，以廣東為例，觀音誕時必演《香花山大賀壽》，並請人來唱木魚歌。木魚是明清至民國初期民間最流行的有關觀音行跡的唱本，數量竟多達500種、四五千卷。著名的如《觀音出世》、《觀音現世》、《觀音化銀》、《觀音十勸》等。這種宣傳對觀音信仰在民間的傳播影響極大。
三是聽說書、寶卷。寶卷是由變文直接發展而來的一種佛教通俗文學，一種中國民間宣講宗教教義的說唱腳本，由散文和韻文組成，采用說唱結合的表現形式，內容分為講唱經文和演唱佛經故事兩大類，其基本傾向是宣傳因果報應和修道度世，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兼具娛樂與教化的雙重功用。如北宋天竺普明禪師編集的《香山寶卷》、宋元以後在民間廣為傳播的《魚觀音寶卷》、明代的《觀音妙善寶卷》等。說書包括講史、平話、評書、彈詞等，雖不像寶卷那樣主要是宣講宗教教義、因果報應，但亦有大量觀音顯靈應驗之類的內容。說書與寶卷雖然沒有戲劇那種直觀的具體形象，但在民眾中的傳播卻有其獨具的優勢：不受場地、服飾、道具等的限製，窮鄉僻壤，街頭巷尾，隨處可以開講，是民眾更低廉的消費方式；內容則可根據具體情況隨意增減，可長可短，使之更適合聽眾。況且，二者都注重吸引聽眾，決不會像經文那樣艱澀難懂，而是語言明快，通俗淺易，生動形象，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為下層民眾所喜聞樂見，因而受眾亦更廣更多，在觀音信仰的形成和發展中，與戲曲戲劇一道促成了民間觀音信仰的普及化。
無庸諱言，在封建時代受到重重壓迫的廣大民眾大多愚昧而且迷信，他們是被動的受眾，他們的觀念、識見很多就來自官府的宣教，來自社會上的各類宣傳，來自你跟我說我跟你說。他們接受了這些信息，同時又把這些信息傳播出去，這就是口耳相傳。廣大民眾既是神靈觀念的接受者，又是傳播者。一百個人拜觀音，九十九個沒有應驗，由於對神靈的充滿敬畏，沒有應驗的大家不會傳，隻要有一個應驗了（比如求子得子之類），那就會被廣泛宣揚。甲跟乙、丙說，乙跟丁、戊、己說，丙跟庚、辛、壬說，如此一傳十，十傳百，一件觀音顯靈應驗的事件可以如一塊石頭扔進湖心，引起層層漣漪，不斷向外擴散，而且還會一代一代往下傳，而在傳的過程中又難免不被加油添醋，從而使一個三句話就能說清楚的靈驗事件變成一部傳奇。觀音信仰就在這整個過程中愈加得到築固和發展。
總而言之，文字記述是社會各階層觀音信仰的主要源頭，塑像、繪畫與各種藝術表現形式是把觀音信仰廣泛傳播的主要手段和途徑，同時又進行了新的創作，起到了推陳出新、擴散影響的作用；口耳相傳是民間觀音信仰散播流傳的主要方式，往往在無意中進行著另一種創作，又反過來影響了文字記述和各種藝術表現的內容。這四者相互影響，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使觀音信仰在社會各階層中的傳播發揚光大，花樣翻新，成為中國民眾最盛行的信仰之一，而這也正是觀音菩薩被中國化的過程。
③統治者的推波助瀾
曆代統治者崇信觀音，曆代官府對中國民間的觀音信仰起著引導和推波助瀾的作用。曆代供奉觀音的寺廟殿堂、觀音的造像繪畫以及相關的文字著述，很大部分是官府的行為，還有一部分是官僚、士坤、佛徒的行為，“當官乃為民作主”，這個“作主”，不單是行為，還有意識和觀念，所謂推行“教化”。處於社會最下層的、人數最多的廣大民眾隻能被動地接受統治階層的意識和觀念，觀音信仰不過是其中的一種。
近半個多世紀來流行的一個觀點是，宗教信仰是曆代統治階級用迷信來愚弄民眾。這觀點未免太抬舉了曆代統治者的思想認識水平，也未免貶低了他們對神佛崇信的真誠。曆代統治者建造供奉觀音的寺廟殿堂、為觀音造像、繪畫，讚頌觀音如何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記述觀音的種種神跡，這是他們自己真的相信，可不是想要愚弄他們在骨子裏瞧不起的“蟻民”。說白了，這些封建時代統治階層的人物可不是唯物主義者，他們可不敢對觀音菩薩有任何不敬。哪怕其中真有識者，骨子裏有懷疑，表麵上也不敢不敬。
舉個例子，廣州長壽路過去有間長壽寺，其前身是長壽庵，建於明後期萬曆三十四年（1606）。它的創建源於這樣一個傳說。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巡按禦史沈正隆初到羊城，患了病。這巡按禦史是個什麼官呢？官階不高，僅七品，卻是“代天子巡狩”，到地方上考察民情，監督吏治，大事奏裁，小事可立斷的事權甚重的半欽差大臣，地方官員不敢與抗的。現在此公得了病，立時就驚動了地方。鄉紳官吏急忙到神廟祠宮為他燒香拜佛禱告，又請了僧人來為他誦《觀音救苦經》（別以為他們鬧著玩，他們是真的相信觀音能救苦救難的）。如此忙亂了數日，沈正隆自稱夢見有一位白衣婦人遮遮掩掩的來到他的麵前。沈問她來曆，她說來自城西。隨後，沈的病便慢慢好了。沒人能肯定這巡按大人是不是講鬼話，總之他隨後便下令在廣州城西地“恢拓鼎建慈度閣以奉大士”（大士即觀世音），在四周又建了妙證堂、臨漪亭，左右兩翼則修建了禪房，懸匾“長壽”。全庵地廣八畝（合5333.6平方米。見清雍正郝玉麟《廣東通誌》），庵中立了禦史碑記。後來同知（副長官）魏伯麟、知縣劉廷元更以廣州白雲寺（舊址在白雲山上，當時已廢）所有的田地四十三畝一分送了給長壽庵來“守香燈”，庵“遂成名刹”。
這是禦史、同知、知縣一同合謀來愚弄大眾麼？顯然不是。這些官僚們是真心崇信觀音，建庵堂塑聖像，是他們要感謝神恩，要造功德，要積陰德。封建時代，上至皇帝、皇親國戚、各級官吏，下至販夫走卒、娼妓乞丐，都一樣會向觀音叩頭求救的。史載宋太宗與契丹開戰，兵敗而求觀音：“諸將見火光中有金甲神，長數丈，立雲端，持赤幟指麾，虜望之，膽落奔潰。”這當然是幻覺，但說明皇帝也會求觀音。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曾特遣內侍攜重禮專程去觀音道場普陀山朝拜。明太祖朱元璋、清聖祖康熙還曾多次召見普陀山高僧，賜金、賜字、賜佛經、賜紫衣，禮遇有加。《清史稿?禮誌三?吉禮三?京師群祀條》載：“杭州祀靈感廣大觀音大士，加封慈濟。”天津獨樂寺內有觀音閣，今存乾隆皇帝和鹹豐皇帝所賜匾額“具足國成”和“普門香界”。不管是給神靈加封號還是賞賜什麼，都是皇帝向神靈表示恭敬。
扯遠了，說眼前的，沒看過新聞媒體曾報導有多少多少政府官員求神拜佛上香求簽的麼？舉個叫人看了怒發衝冠的最近的例子。2008年11月4日《法製周報》報導：河南桐柏縣是一個年人均純收入不過兩三千元的國家級貧困縣，2005年僅每年需要救助的大學生就有2000多名。而“聚寶盆”、“牌坊”、“龍眼”、“怪獸”等風水建築，出現在該縣修建的豪華辦公樓內外。縣委大樓南邊的廣場，原是一條耗資3000多萬元的60米寬的新路，一位風水大師說：這條道路正對著辦公室，稱為“穿心箭”，是主凶。領導一聽，命人砸爛了通車不到一個星期的“府前大道”。（天！耗資了3000多萬元的貧苦大眾的民脂民膏啊！）
不過就風水佬的一番胡言亂語，在科學如此昌明的今天，且受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多年的官吏尚會作出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荒謬倫絕的舉動，何況封建時代！
⑵觀音職能的泛化
佛教初傳入中國時，觀音的職能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至於救的是何種“苦難”，《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引佛陀的列舉，包括火燒，水淹……直至苦惱死厄（詳見上文）。佛陀稱，在遭遇以上種種災難時，隻要念誦觀世音菩薩名號，就能得到觀世音菩薩神力的救助，立時消除災難。甘肅敦煌莫高窟隋420窟、303窟便繪畫了相關的內容。若把其中的墮落羅刹鬼國，惹上夜叉、羅刹，遇到毒龍、諸鬼、被惡人追逐墮落金剛山之類撇除（實在太難遇上了），剩下的苦難實在不算多。隨著後世有關觀世音的經典（不管是從印度佛經譯過來的還是中國僧人自己編纂的）與各類著述越來越多，隨著佛、道、儒三教與各種民間信仰的相互影響、交彙、浸透與融合，中國觀音糅合了越來越多的其它宗教的色彩，能夠解救的苦難也越來越多，被賦予的職能也越加擴展和細化，諸如水上救難、卻病延年、施手術、起死回生、解困厄、避火、避巨風、避猛獸、在戰亂中脫險、解牢獄之災、避免各種傷害、避惡鬼侵害、送子、送財、育子、保護婦嬰、滅蝗蟲、祈雨祈晴，等等。如林則徐題蘇州觀音寺聯：“大慈悲能布福田，曰陽而陽，曰雨而雨，祝率土豐穰，長使眾生蒙樂利；諸善信願登覺岸，說法非法，說相非相，學普門功德，隻憑片念起修行。”《觀音讚》更是這樣唱：“觀音大士，悉號圓通，十二大願誓弘深，苦海度迷津，救告尋聲，無刹不現身。”曆代觀音“神跡”實在太多，限於篇幅，茲舉十餘例如下。
《觀音慈林集》：“清潘國章，粵人，一日還鄉，至三水，遇風覆舟，潘一心念大士名，直踏海底，信步而行斯須達岸，所濟路費，仍在掌中……”
《報應錄》：“唐征蠻吳某、亨食白龜，患瘡潰爛，眉鬢，手足指，皆墮落，乞食安南市，有僧謂曰：‘汝可念觀音大悲真言，必獲喜報。’口授之。卒一心念誦，瘡痍漸複，手足指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