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看，張弦的女性係列，在新時期文學作品群中的意義，就絕不是當時所說的“撥亂反正”，而意味著重新喚起對個人自由的向往，真是“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了。
從1982年起，大約是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並獲得什麼獎項，張弦一夜之間成了新聞人物，這絕不能說不是好事；他差不多由此向影劇創作傾斜，小說家之名漸為劇作家之名所掩，實至名歸，這個定位也符合他早年即以電影劇本名世時最初的選擇，當然也至少不是壞事。我作為他的朋友和最早的讀者，卻在八十年代後期執拗地盼望他繼續以主要力量用於寫小說。現在看來，是不懂得他把劇本改編這一“再創作”同樣看成一個切切實實的藝術創造過程，並且也確實付出了相應的勞動；囿於某種先入之見，我是把劇本的改編更多看成一種專業技巧性的技術處理，好像他隻需要付出時間，而無須全身心地投入。我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強烈地呼籲他：再給我們讀者寫出更多好小說來！今天看來，這樣的要求幾近相強，可能在他精神上形成一定的壓力。因為，他後來告訴我，試過了，但是久不寫小說，不順手了。平心而論，寫劇本，既是他的初衷和宿願，是他的興趣所在，又是他的長項，他在整個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中，劇本寫作的數量和質量都對得起中國千百萬的影視觀眾，他已作出他可能作出的，而且是別人無可替代的貢獻。
張弦談到我的寫作時，笑說“你的尖刻的雜文”，是說“尖刻”，而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尖銳”。或許包含有我對人對事過於苛求的意思吧。知我罪我，對於我上述不情之請，他當會一笑置之，加以原諒。以性格論，張弦不是劍拔弩張的人，而是善於理解和諒解別人的人。
在他逝世前不久，從南京的病房裏打來一個電話，以微弱的聲音，向我要書，我知道他是看到了先在報上刊發的一篇書序。但那書還沒出來，隻能另外寄了別的書去。近日翻讀舊信，他在1981年收到我一本贈書時，曾經說：“我們這一代走過三十年多麼困苦的路，而且還要更加困苦地走下去。可慰者，你總算留下點東西了，讓後代評說吧！”那時複蘇不久，再次入世不深，大家還保留著五十年代的思路，其實我的那點“東西”，是斷然不會傳世的；再進一步說，詩也罷，文也罷，影劇也罷，能在當時進入受眾的視野，得一點好評，所謂“各領風騷三五年”就很不錯了，要想進入異代人的生活，並在異代人中博得知音和欣賞，是很不實際的奢望。我從寫雜文起，自知為一時一事寫的都是“時文”，隻求與當下的讀者有所溝通，而不抱“以雜文傳”的想法；將來的讀者如有餘暇，自會去讀那時的“時文”，再吃多年前炒的冷飯，累不累呀？隻有極少數大家，他們的作品因本身的意義（思想上和藝術上），超越了時空的局限，才會免於塵封故紙堆中或隨歲月而化去。這同“人事有代謝”是一樣的機理。張弦通達，大約也不存在什麼“不朽”之想，因此他在創作中從沒有嘩眾取寵之心，隻是真誠而平實地講一些普通人的故事。這些故事的主人，他所深深同情的那些善良女性終將都不在矣；但是若幹年後，總會有某一個雨天，某一扇窗前，一個多少閱曆了人生的女讀者，也許是偶然地讀到了張弦的一本書，讀到善良人的不幸，隨著簷聲滴瀝，她的心也浸沉到悲憫之中，一滴淚或許奪眶而出，這在張弦，也就足以引為知己了。
張弦已去，兩年來，秦誌鈺在一如既往地拚命於編導工作的同時，還為整理出版其遺作盡心盡力；為了張弦，也為了讀者。這是令人感佩的。
張弦屬於他所愛和愛他的人，屬於他所愛和愛他的讀者。
1999年3月21日
（此文為《張弦文集·小說卷》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