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 張 弦
邵燕祥
在將近半個月使人窒息的春陰以後,今天春分,風和日麗。但翻開張弦的小說、電影劇本和他身後才發表的一部未定稿的中篇,我輕快的心情忽然變得沉重,而且沉入悲哀了。
是的,兩年前,張弦是在江南那淒風苦雨之夜離開了他所留戀的親人和人世的。他本來忍受著癌症晚期帶來的巨大痛苦,盼望一再延期到3月21日的聚會不再延期,他要前去和那些多年共過事、彼此交過心、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過的影劇界朋友再見上一麵,說幾句臨終的話,關於對自己做到了和沒有做到的,關於朋友們的感激之情。然而,死亡剝奪了他這個最後的機會。
聽說張弦在去世前三天,還跟醫生說他的心情,要像年輕時那樣“拚一拚”。聽了這話我問自己,我對他真的理解嗎?我從來沒有把他和“拚一拚”聯係起來過,在我的印象裏,他一直是瀟灑自如的。1956年在剛剛創刊的《中國電影》上讀到《錦繡年華》這個劇本,就知道必然出於錦繡年華的作者之手,那陌生而清新的名字張弦,果然是翩翩年少。接著看到《甲方代表(上海姑娘)》,期待這位科班出身的工程技術人員,能寫出更多在大工業背景上音容笑貌紛然雜陳的青春故事,我相信這在他是得心應手、駕輕就熟的,用不著“拚”就能寫出來。
誰知一別就是20年。1977年我去皖南地質隊路經馬鞍山,竟意外地聽說,這個才華橫溢的電影劇作家,曾經被分配到電影院“領座兒”。我並沒因此熱淚盈眶,而是苦笑而已。因為我聽說文藝評論家、老編輯唐因在哈爾濱“落實政策”時,是讓他上一個營業浴池去報到的。在掌握著對普通人“生殺予奪”之權、從而也掌握著強詞奪理的話語權者麵前,這都是不容置辯的“革命需要”。剝奪知識分子從事熟悉和熱愛的專業的權利,想辦法從肉體和精神兩個方麵折磨他們,力圖摧毀他們的自尊,他們的信念:這大概同屬於“革命需要”之列。我不知道張弦在這個“革命需要”的“崗位”(如果也叫崗位)上幹了多久。後來張弦複出的第一篇小說《記憶》,寫一個女電影放映員因顛倒了一段膠片而被顛倒了半生,也許就跟他那一段生活不無關係。他說苦難帶給他的“困惑、苦惱和沉思”,在他重新執筆時,都成了他的“財富和力量”。可能他就像《記憶》中的女主角那樣,原諒了那加害於他的一切吧。
從1979年到1981年,短短三年裏,張弦接連寫出了《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未亡人》、《掙不斷的紅絲線》、《銀杏樹》等名篇。看得出他“從新的起點出發,努力思考和探索下去”。而我覺得這好像是水到渠成,用不著他怎麼“拚”的。
現在回頭來看,在這些篇章裏激蕩著他的悲憫之心,怕也凝結著他對中國血淚曆史的思考。他直到晚年愛說一句話,“性格即是命運”,這句話已鐫到他的墓碑上。他在小說和劇本裏寫了一些人,尤其是青年和中年的女子,她們的性格,她們的命運。多半是善良的人,她們愛,她們受害,受騙,她們失望,絕望,她們痛苦,無告,她們沉淪,或者默默死去。
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善良的性格導致悲劇的命運,這似乎是必然的,無須論證的。對於普遍發生的事情,我們往往麻木了,習焉不察了。隻因讀了張弦的女性係列,才又想起了我們幾十年間所遇見、所聽說的若幹平民女子的遭遇,難免廢然而歎。張弦刻畫了女人們的痛苦,體貼入微,似乎隻是為了表達一種無可奈何的同情和理解,然而這些悲劇人生體現的宿命,不能不引起讀者良知的顫栗,使我們感到了所謂思想大於形象的那些有待咀嚼的內涵。
有一次,在偶然交談中,不記得是提到楊玉環,還是曆史上別的什麼女性,張弦說起中國曆來讀書人與女性在命運上的相似之處。誠然,被豢養的地位,依附於人,不能自主,無獨立人格可言,從思想到行動都是不自由的:難道不正是這樣嗎?也許張弦在寫女人們的性格和命運時,並沒想把從古至今中國讀書人都捎帶著寫進去,但不排除讀者做這樣的聯想。而張弦有意無意間,總是把對讀書人可悲命運的同情寄托在筆墨之中了嗎?
五四文學的特點之一,是突出了諸多社會問題中的戀愛婚姻家庭問題,往往從女性的命運折射出被壓迫階層的命運,發出控訴和呼喊。一直延續到三四十年代,包括革命文學在內。這印證了經典作家所說,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會解放程度的標誌。而後來的革命,把人們對自由的追求,集中引導到爭取政治參與自由——歸根結底是奪取政權的軌道上去;在這種情勢下,女性的權益似乎隻是從屬於集體的個體的局部利益,因此毋庸諱言應該放到第二位。於是,在文學作品中,有關女性在戀愛婚姻家庭問題上的個人自由這一主題,像一切有關個人生活空間的主題一樣,衝淡了以致消失了。然而,離開了個人自由和個性自由,更不用說抹煞了每一個人作為自由的主體之後,自由豈不僅僅剩下一個空殼?事實上,張弦小說中的那些可憐的女子,並沒有得到以一代人的個人自由換取的真正意義上參與公共生活的自由,自然也沒有得到對個人生活自由和其他個人權利不受侵犯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