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弦 自 傳
張 弦
我於1934年陰曆五月十一日在上海出生。祖籍杭州。我從小就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一說，所以日後填履曆表時，總是自豪地寫上“浙江杭州人”。
我父親青年時代是個熱衷於“實業救國”的知識分子。後來破了產，在上海一家銀行當高級職員。母親是浙江湖州南潯人，自幼喪父，在開絲行的伯父家長大，上過洋學堂。由她伯父作主嫁給了比她大三十歲、有三個子女的父親續弦，但她對此似乎頗為滿足，從無怨言。她對父親一直稱呼“少爺”，不叫名字，這是我小時候總覺得很奇怪的事。
我出世時，家道小康。三歲，抗日戰爭爆發，從此就在兵荒馬亂中度過我的童年。七歲時全家遷到南京。九歲，父親病故。兩個哥哥早已離家去了大後方，母親學會了打字，當了打字員，又給姐姐謀了個雇員的職業，以兩人微薄的工資養活外婆和我，生活頗清苦。記得有一年夏天，家裏來了客人，母親買了個西瓜請他。我大概第一次吃西瓜，吃相不雅，吞落一粒瓜子下肚就驚慌地叫起來，弄得母親很難堪。客人走後，她狠狠打了我一頓。
我家附近有塊空地，一個評書藝人在那裏擺攤。我每天放了學總要在那裏聽上兩段。什麼“秦瓊賣馬”，“林衝夜奔”，“三氣周瑜”等等，很使我入迷，從而引起我讀書的興趣。我讀的第一本書是《說嶽全傳》，後來弄到了一套《七俠五義》，讀完以後竟異想天開地試圖自己寫書了。恰好有個誌同道合的同學，每天同路上學下學，你一言我一語地編故事，由我回家執筆。他姓陳，所以設計了個主角叫“出洞虎陳忠”，另一個主角當然是姓張了，叫“托天手張義”。可惜這部“書”隻寫了三回，陳忠、張義結拜為兄弟之後，就怎麼也想不出下文來了，隻得作罷。
1945年我小學畢業，正值抗戰勝利，國民黨政府接收了南京，我進了第二臨時中學（後改為市立五中）。那時學校附近有許多出租小說的書店，租價很低，我成了那裏最熱心的顧客之一。不管什麼書抓到便讀，劍俠、神怪、言情乃至色情的，都囫圇吞棗，兩三天一本，根本不知道選擇。隨著年齡大起來，書也讀多了，漸漸感到那些書都是老一套，沒多大意思了，這才開始接觸真正的文學作品。讀了茅盾、巴金、老舍的著作之後，眼界大開，十分振奮。原來我們的社會是這樣的！原來我們周圍的人是這樣生活著、追求著、奮鬥著的！我仿佛懂事了不少。
高中一年級時，有位高三的同學看了我的牆報稿，來找我談話，建議我給報紙投稿，還拿出他發表在報上的文章給我看。我頗受鼓舞，就試著寫了篇雜文，題目叫《擠》，內容是諷刺國民黨統治下的南京，處處都在擠，有的為謀生，有的圖發跡。這篇幼稚的短文居然在一張小報上發表了。我不免暗自得意，卻不敢告訴家裏，因為母親、姐姐一向反對舞文弄墨，認為那是會惹是生非的。
這一年冬天，我隨二哥到了江西上饒。由親戚幫助，進了收費低廉的玉山扶輪（鐵路員工子弟）中學住讀。這個學校雖設在玉山這樣的小縣裏，但同學均來自浙贛線上的各城市，思想十分活躍，革命空氣很濃。有個進步同學的文藝社團“青青社”，當時唱的歌就是從解放區傳來的。我入學不久就參加了他們的活動，唱歌、跳舞、排戲、聯歡、鬧學潮……對於長期生活在政治重壓的南京城和單調寂寞的家庭裏的我來說，那一個學期的日子確實是豐富、愉快的。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我們迎接了解放。解放軍一進玉山縣城，整個學校沸騰了，第二天很多年齡大些的同學就參了軍，“青青社”的骨幹都成了文工團員。當時我剛滿15歲，個子又瘦又小，隻有羨慕的份兒。
當時我二哥已去了漢口，姐姐、姐夫尚未安排工作，母親到上海寄居在親戚家，學校放假後。我到了母親那裏。上海剛解放，一切處於新舊交替狀態。我一時無法繼續上學，到處找工作，終於考上一家私營化工原料商行當學徒。這家商行是掮客性質的，自己沒有資本，在原料廠與紡織、印染廠之間做轉手買賣。“寫字間”設在哈同大樓的一間小屋裏。一個經理，三個學徒，兩部電話。我的工作是跑銀行送支票，押送貨物，兼做雜事。工資隻夠零用，但管三餐飯。我在那裏幹了七個月，因上海工商業管理漸入正規，商行停業了。這時南京的姐姐姐夫都有了工作，母親也回了南京，我也就回南京重新入學，跳了一級，上市五中高三。
我們的班主任蒙聖瑞老師教語文。他曾在解放區當過記者，學識廣博，思想水平高，教學生動活潑，善於啟發同學思考。在他的指導下，我們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辦起了“五中文藝”牆報來。我任副總編輯。分管編輯工作。第一期牆報在南京市大中學校牆報比賽中獲得了第一名。市文聯的刊物《文藝》上還選登了我在牆報上發表的一篇評論和一首快板。這給我莫大的鼓勵，想當作家的念頭不禁油然而生了。不過在高考時，我躊躇了一番，還是報考工科大學。因為我從蘇聯的很多工程師寫的作品中感到，做個工程技術人員，直接投身於經濟建設，如果能有深切的感受，寫出作品來，同樣可以成為作家；寫不成作品，就老老實實做個工程師，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