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表現了我的單純、幼稚和“不設防”的，是在反右高潮過去之後的“向黨交心”運動中，我向組織交出了《青春鏽》的手稿，真誠地請求組織上幫助我提高認識。所換來的結果是，以寫“反黨小說”的罪名被定為右派分子。
二十二年後，這部小說改名為《苦惱的青春》發表了。我在它的前麵，寫了一段話，敘述了當時的心情。
“正如同樣處境的許多人一樣……我一遍又一遍地檢討；對自己徹底懷疑，堅決地否定；接過別人的鞭子痛打自己的要害；撬開靈魂的縫隙灌進汙水，再抽出汙水在顯微鏡下化驗；勇猛地把自己推向敵人，再在敵人的地位舉手就擒……而這樣做，恰恰完全出自理智的、虔誠的、甘心情願的、心靈深處的懺悔！”
從此，開始了我的“罪人”的生活。先在工廠勞動。1959年春隨幹部勞動鍛煉隊伍到湖南嶽陽榮家灣公社監督勞動。這是我第一次下農村，但很快就由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書生變成了會車水、插秧，能挑一百四五十斤擔子走遠路的壯勞力。一年後回北京，到安定門外設計院附設農場，當上了趕馬車的把式。學會了甩長鞭、直著嗓子指揮牲口。在馬棚裏度過“瓜菜代”的時期。1961年10月，摘掉了我的帽子。時值馬鞍山設計分院成立，便主動請調。11月，來到安徽馬鞍山市。
不久，廣州會議的精神傳達下來了，文壇又有了春意。我也就不甘寂寞起來，便與南京的一位老同學合作，寫了戲曲劇本《莫愁女》、小說《尋表的故事》，《莫愁女》於1963年春節由南京市越劇團公演，頗獲好評。馬鞍山市文化局正需要編劇，就把我調到了那裏。我當了專業編劇後，方知寫戲之難。1964年寫了一個戲，領導決定署“集體創作”名，參加省現代戲調演。就在這次調演中，傳達了“兩個批示”。我明白：運動又來了！等著挨整吧！“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無可爭議地成了全市重點對象，這在我可以說是早有所料的。
接著是奪權、打派仗、武鬥，對我們這些“死老虎”卻放鬆了一些。1967年11月，我結了婚。妻子在南京一家工廠工作。此後我們風雨同舟，度過漫長、艱難的歲月。第二年進幹校搞“鬥批改”（對於我，應說成“接受鬥批改”）。我的案子在1970年2月作結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生活費25元。這時我們已有了一個兒子，女兒也在兩個月後出了世。家累深重，生活窮困。每月放一次假，回家第一件事是翻箱倒櫃找出可以變賣的衣物來。
1972年初幹校解散。在這之前，有的下放，有的押送回原籍，都處理了。我無處可送，便送到了市郊慈湖公社林裏大隊交社員監督。鄉親們待我很好，並不派我幹什麼重活，節日搞一次五類分子訓話，也對我另眼相看。我還受到黨支部的“重用”：給大隊的文藝宣傳隊編寫演唱節目。我當然全力以赴，要什麼寫什麼。一度竟成了快板、相聲、對口詞等等的“全能高產作家”。在隊裏，我包寫借據、便條、家信、入黨入團誌願書以及打官司的狀子。1974年，被叫回原單位“落實政策”，“落”到電影院勞動。把“閘子”、對號、打掃衛生，得以接觸了大量最普通的勞動者，從醫院到派出所，從早點鋪到公共汽車公司，到處有熟人，被尊稱為“張師傅”。在電影院一直耽到1978年4月。
粉碎了“四人幫”，日出天開了。我的心振奮起來，又重新拿起了筆。1977年秋，寫了電影劇本《心在跳動》（即《苦難的心》）。第二年的6月，接到長春電影製片廠來信，邀我去修改劇本。於是，我又回到了創作的道路上。
1983年4月，我調回了南京，在作協江蘇分會專業創作。
在剛出版的小說集《掙不斷的紅絲線》的後記中，我寫道：
“我深知自己是一個笨拙的作者，慘淡經營著每一篇作品。我不敢奢望它們能有力量‘幹預’什麼，或者‘教育’什麼人。我充滿自信的隻有我的真誠，對人民、對大地一如既往的真誠。我努力追求的隻是真實地再現生活，比生活本身更真實地再現生活。”
我走過一段艱辛的路。命中注定，我仍將艱辛地走下去。
1984．1 於南京
（原載《作家》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