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暑假，我考上了華北工學院冶金專修科，到了北京。校址在東皇城根亮果廠。第二年院係調整，我們並入了清華大學。這兩年的大學生活，是我最難忘的日子，對我一生各方麵的成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52年7月，我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這兩年也是我讀書讀得最多、最廣的時期。我通讀了《魯迅全集》和大量茅盾、巴金、曹禺的著作，以及中外古典名著。我最傾心的是托爾斯泰、巴爾紮克、屠格涅夫和傑克·倫敦，蘇聯反映衛國戰爭和戰後建設的作品也使我熱血沸騰。
1953年夏，我們畢業了。畢業前，大家都豪情滿懷地表達了“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誌願。我與十幾位同班同學幸運地分配到了舉國矚目的鞍鋼。那正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作為三大重點工程的建設者，我們是何等地自豪啊！任務緊張，責任重大，把全副精力用來學習、工作尚且不夠，哪有時間看小說、練寫作呢？當作家的念頭隻有拋在一邊了。
但是，沸騰的生活不斷地衝擊著我，使我激動不已，無法安寧。我覺得如果不把自己的感受寫出來，簡直是一種失責，一種對新生活的建設者們的負債。1955年秋天，我每天下班後回到辦公室，挪開圖板上的圖紙，開始偷偷地寫作，寫出了第一個電影劇本《大學畢業生》。寫完初稿，卻不知往哪兒寄。這時我想起了鍾惦棐這個名字，我曾讀過他不少見解深刻的電影評論，就冒昧地把稿子寄給了他。不久，收到一封信，牛皮紙信封上印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的紅字，嚇了我一跳。原來正是鍾惦棐寫來的。他說，讀了我的劇本，感到“清新、流暢”，“經過修改是可以成立的”。還說，如果方便時來北京麵談更好。這真令我喜不自禁了。而恰巧這時我已調往北京黑色冶金設計總院工作，正在交接中。1956年的春天，我到了北京後立即去拜望了他。
鍾惦棐同誌思想深邃，學識淵博，待人熱情、真誠，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後我就經常登門受教。他談我的劇本，談電影文學的特性，更多的是談思想，談生活，談曆史、談社會。聽他談話，是一種享受。每次離開他的家門，我都覺得自己聰明了許多，充實了許多。我為找到了一位良師而深感慶幸。
在他的幫助下，我對這個劇本修改了兩次，剛創刊的《中國電影》就決定在第二期（11月號）上發表了。鍾惦棐同誌建議改名為《錦繡年華》，親筆題簽，還寫了一篇題為《寫青年人的和青年人寫的》的評論。劇本付排前，他問我用什麼筆名。我原名張新華，我希望保留張姓，另取個單名。他說：“你從南京來，南京有個玄武湖。就用玄字，再加個弓旁。這樣含義也深些。怎麼樣？”從此，張弦就成了我的筆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此筆名，鬥了我三天。“張弦就是張開弓弦，張開了弦要幹什麼？當然是射箭！箭射向誰？當然是射向黨，射向社會主義！”
去修改《錦繡年華》期間，我寫了小說《上海姑娘》。《人民文學》改名為《甲方代表》在11月號發表。這篇小說引起了北京電影製片廠汪洋廠長、成蔭導演的興趣，邀我盡快改編成劇本。1957年初，劇本通過並投入拍攝。不過它有點生不逢辰，拍攝期間反右鬥爭開始了，以後雖經導演的修改，加上了一位黨委書記，但仍然認定“有嚴重錯誤”，1959年初，一麵公映、一麵批判。其時我已在工廠“監督勞動”，偷偷地買了張票在電影院看了一場，散場時心中說不清是什麼滋味。
《甲方代表》發表後不久，《文藝報》邀我參加一次短篇小說座談會。侯金鏡同誌主持。在這次會上，我有幸認識了林斤瀾、王蒙、鄧友梅、劉紹棠、王願堅諸君。他們大都與我年齡相仿，但早已成績斐然了。躋身席間，我既興奮又慚愧。
接著我又發表了兩個短篇。漸漸感到自己的作品膚淺、單薄，很不滿足了；很想寫出觸及社會生活較深的東西。我把自己在生活裏的感受和思考請教惦棐同誌，他給了我很多啟發，鼓勵我寫出來。1957年春，我寫了中篇小說《青春鏽》。寫完時正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名為共青團，我充滿激情地在稿尾署上了“初稿於1957.5.14．——共青團誕生前夕”。萬萬沒料到我正在給自己栽下一條禍根。
不久，反右鬥爭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九月間，《人民日報》突然披露了“電影界大右派”鍾惦棐的“罪行”。我大驚失色，不知所措。接著，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找我談話，要我揭發，並確定我在批判大會上公開發言。我這個從未經曆過政治風浪的23歲的青年，頓時陷入了極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在我的麵前，一邊是黨，一邊是鍾惦棐；黨當然是正確的，可是鍾惦棐又錯在哪裏呢？我怎麼能揭發他，又揭發他什麼呢？那幾天，我第一次懂得了什麼叫痛苦的煎熬。終於，我按照“領導小組”的意見寫了批判稿，在批判鍾惦棐的大會上念了。這件事，我一直深深感到歉疚。二十一年後我與惦棐同誌重逢，他熱情、坦蕩如故，談笑風生，絕口不提這段往事。也許他完全忘了，我也至今沒有對他說過一句道歉的話。說什麼呢？即便說上千萬句，又能消除我心中長久而深重的負疚之情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