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另一個地方，我認識了一位業務上很精通、能幹的女知識分子。五十歲了，人雖半老，風韻猶存，可以想象年輕時會有不少人追求她的。她和我談到她當前最大的包袱是兒子的工作問題。她兒子在街道上當泥瓦工，快三十了，找不到對象。她丈夫是個和她一樣沒有門路的知識分子。我問她：“當年你為什麼沒有找一個領導幹部？”她不無感慨地說：“咳，不就是相信了你們作家寫的愛情嗎？”這個人的境遇實在更平常了，我的周圍到處有這樣的朋友。
但是不知怎麼的，我把這兩位年齡相仿的女同誌擺到一起來思考她們的命運時，我眼前好像模模糊糊地出現了另外一個人，一個我從不認識的人。她好像向我娓娓傾訴自己的生平。我越聽越感到她的麵貌清晰起來，仿佛成了我年輕時就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這就是後來作品中的傅玉潔。
所以，說這兩篇小說是編的，一點也不冤枉。
其實，小說離不開編，離不開虛構。不編，不虛構就不成其為小說。
我自己明白，我是個最不善於編故事的人。我的每一篇小說都寫得非常吃力，可能與此有關。我也和許多青年作者一樣，常希望碰到一個模特兒，給我講一段他（或她）的事兒，又生動有趣，又極有意義，我隻要記錄下來略加整理就成了小說。可惜，這樣的事情不能說絕對沒有，反正是很少很少的。我從未碰到過。也希望在座諸位不要守株待兔。
相反，往往發生這樣的情況：一件真人真事，聽的時候你很激動，照樣子寫出來，卻索然無味了。或者一件真人真事，非常離奇曲折，寫出來後，人家看了認為不真實。你把此人姓甚名誰，家住何處，說得一清二楚，他也不相信是真事。
我想，這就是小說為什麼要編、要虛構的道理。但編，虛構，得有個譜。這個譜就是生活。離開了生活，虛構就成了虛假，編就是瞎編，這個譜是很嚴格的。因為你的譜讀者也有，他要以他的生活同你的作品對照的。
比如，我這兩篇小說都涉及了市委書記這樣的領導幹部。我在《記憶》、《舞台》裏，也寫到宣傳部長身份的人物。老實說，如果沒有在十年浩劫中，同許多這樣的“走資派”一起滾過幾年稻草的話，我是絕不敢動筆的。也正因為如此，我筆下的維明和齊副師長，都是值得尊敬的好領導、好同誌。我不願意在他們鼻子上搽一塊白粉。我十分珍惜同他們患難中建立的友誼。更重要的，如果我略微不慎醜化了他們一點，作品就會失真，或者變味了。讀者就會說：“瞧，又在諷刺領導幹部了，趕時髦，瞎編的！”虛構就成了虛假。同樣的理由，我不能把傅玉潔打扮成聖潔的天使，或者愛神的信徒，讓她清高到底，或對愛情永遠執著地追求。生活中，我們所同情的人，甚至深深地鍾愛的人，不也有這樣那樣的弱點和缺陷嗎？我們某個朋友的悲劇，不也或多或少與他（她）自身的性格和失誤關聯著嗎？而經過挫折或打擊，他們又總會有變化：堅強的會變得軟弱，軟弱的也會變得堅強嗎？生活中不會有永遠一塵不染、一成不變的人。“未亡人”周良蕙呢，我也不認為她有多麼了不起。我尤其不敢對她努力爭取的未來打什麼保票。我甚至擔心，她即使衝破種種壓力與郵遞員結了婚，說不定哪一天會給她的亡夫寫第二封、第三封信來訴苦。他們畢竟不能像我們有些電影中——請電影劇本作者原諒——所描寫的：碰上不如意的事，想調到哪兒就能調走的呀！
總之，小說離不開虛構，虛構離不開生活。虛構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作品真實——比生活的真實更真實。
（原載《鍾山》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