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廣州蛇餐館製蛇餐（或稱蛇饌），為嶺南所獨有。款式多至百餘種。上席時便是用菊花、檸檬葉等為佐料。著名菜色菊花燴蛇羹、菊花三蛇羹等，有“奇珍異品”之稱。傳統名菜“菊花龍虎鳳大會”為粵菜“三絕”之一，曾獲國家商業部金鼎獎。
舊時粵東漁民吃魚，要用菊花。清?陳坤《嶺南雜事詩鈔?注》：“粵東瀕海多魚，居人每屆天寒喜食魚，生佐之物，以萊菔為君．芫荽次之，而菊花為使，更和之以薑、椒、鹽、醋而甘味備焉。其為物也，五色相宣，五味相和，洵為適口，故嗜之者恒多。”
客家人把糯米放入蒸籠蒸成飯，加入酒餅和紅菊發泡來釀酒。釀出的便是主要供產婦坐月子飲用的“客家黃酒”。一直流傳至今。
廣州人平時喜歡插花，多以菊花為主，有時配上兩枝劍蘭。過年時插花，菊花幾乎必不可少。
廣州舊時有童謠，直唱到今天：“氹氹轉，菊花園，炒米餅，糯米團……”歌詞在不同地區稍有不同，但“菊花園”這三個字是不變的，不會唱成“桃花園”，也不會唱成“杏花園”。可見菊花之常見。
1928年，廣州評選市花。候選花是紅棉、菊花。1932年12月選定紅棉為廣州市花。1982年4月再選市花，侯選花有菊花、紅棉花、白蘭花等58種，紅棉再次當選。菊花得票數居第二。1993年菊花被定為花都市市花。2008花都迎春花市，整個主牌樓便是用喜慶的真菊花編成花卉大門。
1963年，廣州市府向群眾推薦十種好花：桃、梅、茶、桂、荷、蘭、菊、木棉、大紅花、玫瑰。菊是其中之一。
1987年，廣州舉辦第六屆全國運動會，舉辦大型花展，展出各種花卉數以十萬計，其中以盆菊為多。
…………
在廣東曆史上，與菊花緊密相連，最具名氣，永值世人緬懷的，是廣州黃花崗。
清末宣統三年（1911）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黃興率同盟會選鋒隊舉義。從廣州越華路小東營出發，一舉攻入兩廣總督府，可惜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未能逃出廣州城的革命黨人死難，陳屍在谘議局（在今廣州起義烈士陵園內）前空地。革命黨人潘達微在名紳、督辦江孔殷的暗中支持下，以《平民報》記者身份冒險收集了72具烈士遺骸，埋於原廣仁善堂墓地三望崗（俗稱紅花崗），並以《谘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為題，在《平民報》上將安葬情況作了報道。潘達微平生愛黃菊高潔清雅，有傲霜節操，且“略嫌紅花二字軟弱，不如黃花之雄渾”，又兼取“黃花晚節”之古詩意，發表消息時遂以“黃花崗”名其墓地。“黃花崗”自此名聞天下，百世流芳。這次起義亦稱為“黃花崗起義”，它敲響了清廷的喪鍾。“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孫中山《黃花崗烈士事略》）
1912年5月15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南京各界舉行廣州黃花崗之役犧牲烈士追悼大會，黃興親撰挽聯：“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黃花即菊花）“碧血黃花”象征烈士鮮血化為碧玉，革命精神猶如不畏寒霜的秋菊迎風綻放。
民國元年（1912），廣東省軍政府撥款10萬元在黃花崗建烈士陵園，1921年紀功坊、墓亭相繼落成。後又查實尚存十四名烈士死於黃花崗之役，共86人，英名全部刻於《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石碑的背麵。1935年基本建成現有的墓園規模。
墓園正門為仿凱旋門式建築，門額以花崗岩鐫刻孫中山先生題寫的“浩氣長存”四個金色大字。
園內蒼鬆挺拔，翠柏長青，遍植黃菊、黃蟬、黃槐、黃素馨、黃花夾竹桃、黃大麗花、黃花穗冠等，以菊花和黃色花卉為主，呈現一片金黃色，體現“碧血黃花”精神。
潘達微對黃花崗上之烈士英魂始終縈懷。1925年重陽繪《秋菊圖》，並題詩寄意：“一夜秋風起，黃花照眼明。莫愁霜露冷，好夢是淒清。”1927年黃花崗起義紀念日，他又畫了一幅《黃菊紅棉圖》，並題句寄寓他追念和希望之情：“吾粵兩般千古事，黃花開後又紅花。”
1929年，潘達微病逝於香港，翌年靈柩運回廣州，葬於黃花崗。1951年改葬立碑。潘達微英名與黃花崗永存。
1961年，黃花崗被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86年和2002年，黃花崗分別以“黃花浩氣”和“黃花皓月”入選新羊城八景。
3、茱萸?茱萸酒
茱萸作為重陽節物，大約始於魏晉時代。
晉?葛洪《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言宮中樂事》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這是有關重陽節俗佩茱萸的最早記載，用意是延壽。
同為晉人的周處撰《風土記》記九月九日習俗：“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折茱萸房以插頭”與“佩茱萸”並行，用於“延壽”亦用於“除惡氣而禦初寒”。
南朝梁《續齊諧記》載費長房故事：“作絳囊，盛茱萸以係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從“佩茱萸”、“折茱萸房以插頭”發展到“作絳囊，盛茱萸以係臂”（絳囊：紅色的袋子），用意則是“避禍”。文末說：“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這是說，當時（南朝時）的重陽節俗是婦女佩茱萸囊，後來才發展到男女老少皆可佩茱萸囊，或插茱萸，或飲茱萸酒。用意都是延壽、避禍、辟邪，除惡氣、禦初寒、祓除不祥之類。這個節俗一直為後世承續，直至民國。不過避禍與禦初寒的觀念到唐代時已漸淡薄，以至消亡。
古人為何認為茱萸有如斯作用呢？這可能跟一個茱萸得名的傳說有關。
相傳春秋時期，吳國每年向強鄰楚國進貢。某年，吳國獻“吳萸”給楚王。楚王不悅，將吳國使者趕出宮去。楚王身邊有位朱大夫，將吳國使者接回家中勸慰。吳國使者說，吳萸乃我國上等藥材，善治胃寒腹痛、吐瀉不止等症，因素聞楚王有胃寒腹痛痼疾，故來獻上……朱大夫送走使者，留下了吳萸。
次年，楚王舊病複發，群醫束手。朱大夫將吳萸煎好，獻給楚王服下，片刻痛止。楚王問這是何藥。朱大夫便道出去年吳國使者獻藥之事。楚王頗懊悔，令人攜禮品向吳王致歉，同時下令廣植吳萸。幾年後，楚國瘟疫流行，腹痛患者遍布各地，幸好有吳萸救治。楚國百姓為感謝朱大夫恩德，便在“吳萸”前麵加上一個“朱”字，稱吳朱萸。後世醫家又在朱字上加個草頭，正式名為吳茱萸，並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瘟疫，人們往往視為邪氣、惡氣以至鬼神作祟所致，而避邪與治病是相通的。吳茱萸救了百姓性命，驅病療疾自不待言，顯然還有辟邪，除惡氣、祓除不祥的作用。後人給它一個雅號“辟邪翁”。
重陽期間是秋冬交替，疾病容易流行的時節。佩戴茱萸以辟除邪惡之氣，古人認為正合時宜。這無疑帶點巫術意味，也與茱萸的藥用有關。
茱萸是一種常綠帶香的灌木或小喬木，又名越椒、艾子、曲藥子、伏辣子、肉萸、棗皮、藥棗、山萸肉、樗葉花椒等。有吳茱萸（產於吳地即今江浙一帶，入藥為佳）、山茱萸（產於浙江、陝西等地）、食茱萸之分。果期均在秋季。
茱萸是傳統中藥材，氣味辛辣芳香，性溫熱，功能溫中理氣，祛風止痛、暖胃燥濕，逐寒驅毒。可治嘔逆吞酸、厥陰頭痛、髒寒吐瀉、脘腹脹痛、濕疹等症。“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疾。”（孫楚《茱萸賦》）果肉、莖、葉均入藥。葉可治霍亂，根可殺蟲。現在中藥店有幹品出售。為“六味地黃丸”、“杞菊地黃丸”等常用中成藥的重要成分之一。中醫湯劑有“吳茱萸湯”。
茱萸又是傳統的調味料。先秦《禮記?內則》已有“三牲用藙”的記載。“藙”就是食茱萸，“三牲用藙”是說烹調牛羊豬三牲的時候用茱萸。在辣椒傳入中國前，人們用茱萸果實榨油作辛辣味的調味料使用。《本草綱目》稱食茱萸“味辛而苦，土人八月采，搗濾取汁，入石灰攪成，名曰艾油，亦曰辣米油。味辛辣，入食物中用”。自清代隨著辣椒的傳入，茱萸才逐漸退出辛辣香料市場。
正是由於茱萸這種辛辣芳香（據傳鬼怪聞味而逃）、溫熱驅寒的藥性功效，古人將之視為可避禍辟邪除惡氣之物，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四引《雜五行書》：“舍東種白楊、茱萸三根，增年益壽，除患害也。”又載：“懸茱萸子於屋內，鬼畏不入也。”宋人陳欽甫詠重九日詩：“菊枕堪明目，茱囊可避邪。”
重陽節時茱萸用法主要有三：
一是佩茱萸囊於臂肘或掛在胸前。將茱萸果實（或連同枝葉）放入紅布囊中，便是茱萸囊。唐?郭元振《子夜四時歌?秋歌二》有“辟惡茱萸囊，延年菊花酒”句。明?劉泰《次韻九日登吳山》有“佩萸還喜絳囊輕”句。茱萸囊平時也可佩戴，隻是重陽節時最普遍。
二是把茱萸枝或茱萸花插戴於頭上，所謂插茱萸於發冠。
三是將茱萸子實泡酒飲用，既驅邪亦起保健作用。
這些做法其實是古代民間的一種防疫手段，與古代端午節時懸艾葉、飲雄黃酒的習俗同義。它使茱萸成了重陽節中的標誌節令物品之一，以至重陽節亦被稱為茱萸節、茱萸會。
重陽節俗插茱萸飲茱萸酒，在唐代曾很普遍。既有辟邪除惡氣的古意，也表示對親朋好友的懷念。唐?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至今傳誦。不過唐代之後，佩茱萸以避邪消災的觀念已漸趨衰微，重陽節俗中“延壽客”（菊花）的地位漸超過了“避邪翁”（茱萸）。
此俗傳入廣東，但並不普遍。
上文說過，廣東重陽節俗約形成於唐代中後期。主要節俗是登高。至明代時，其他節俗大致具備，包括插戴茱萸、係茱萸囊、飲茱萸酒。主要為應節，且不普遍。清道光《楚庭耆舊遺詩》（後集十八）已載有駿坡“重陽已廢茱萸酒”之句。而據上引百餘種廣東各地方誌記載，有飲茱萸酒節俗的州治、府治隻有三個（廣州府、韶州府、潮州府）；縣份共有十九個（南海縣、番禺縣、順德縣、新寧縣、新寧縣赤溪、新會縣、花縣、曲江縣、樂昌縣、仁化縣、乳源縣、翁源縣、澄海縣、平遠縣、南澳。高州府信宜縣、石城縣。肇慶府恩平縣、開平縣、開建縣），數量不到全省轄縣（除去現在不歸屬廣東省的廉州府與瓊州府）的三分之一，不及飲菊花酒的習俗普遍。其中部分縣還主要是文人騷客所為，“登高燕飲，簪菊泛萸”，以示風雅與應節。而這些有飲萸酒節俗的縣份，大多亦有飲菊酒節俗，即萸菊酒同飲，這說明一個節令裏的節俗往往有連帶性。
至於在重陽日佩插茱萸、係茱萸囊的習俗，據上引百餘種廣東各地方誌記載，僅廣州府、南海縣；潮州府、饒平縣、南澳與羅定州西寧縣有。民國時已基本消亡。飲萸酒之俗也隻剩下民國二十年《石城縣誌》與民國二十四年《平遠縣誌》有記載。
茱萸在廣東重陽節中應用不普遍，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這類辟邪除惡氣之觀念，到明清時代，已相當淡薄，也不大為人信服。廣東人會長期拜佛拜觀音，或某地區的人會長期祭拜某個神祗，那是一個存於心中的偶像，拜者心有依歸。茱萸不是偶像，要人們隻為了應節而在某個特定的日子去擺弄一種植物，過了那個特定日子後又把它拋棄，這不大符合多數廣東人的稟性。
二是廣東很多地區並不產茱萸。清雍正《古今圖書集成》所載廣東各府州縣的“物產考”，是根據明代至清前期廣東各地方誌來載錄的，有載茱萸這種植物的，隻有韶州府、高州府、惠州府、雷州府四府。元大德《南海誌》載有茱萸，《元一統誌》亦載：“茱萸，南海、增城並出。”（明《永樂大典?廣州府》引），但在清雍正《古今圖書集成?廣州府物產考》中，沒記載有茱萸，這至少說明茱萸產地在明至清初時已縮小到不為編方誌者所注意。再看今人編廣州老八區誌（《越秀區誌》、《荔灣區誌》……）及《番禺縣誌》、《從化縣誌》、《花縣誌》，竟然沒有一部載錄有茱萸。隻在《增城縣誌?主要樹種表》載：“芸香吳茱萸、楝葉吳茱萸。”所以現在人們對茱萸知之甚少（中藥店有幹品出售，但那是醫生的事）。時至今日，別說廣東了，連氣候比較適合山茱萸生長的上海一帶也已難覓茱萸蹤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