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重陽節俗
上文簡要講述了重陽節的起源與節俗的發展和演變。廣東重陽節俗基本承傳中原，同時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遍性節俗與地區性特有節俗。
廣東位於南嶺之南，上古時並不歸於中原政權管轄，其土著稱越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將任囂率秦軍平定嶺南，建立政權，設置南海、桂林、象等三郡，當時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今廣州）。中原文化隨之進入南粵大地。不久，任囂病死，另一位秦將趙佗繼任郡尉。約在劉邦在中原創立漢朝之時，趙佗割據嶺南，建南越國，定都番禺，其王城在今廣州中山四路以北、舊倉巷以西一帶，近年發掘出南越國宮苑遺址。
西漢元鼎六年（前111）冬，漢武帝滅南越國，在南越國故地分設了南海、蒼梧、鬱林等九郡，嶺南地區從此直接歸中央政府統一管轄。
上文說過，重陽節的起源在中原，廣東的重陽節俗是北方漢人帶過來的。
曆史上，曾有過幾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中原文化隨之進入嶺南，與南越文化相互融合，並逐漸成為嶺南大地的主導文化。
第一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在秦代。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隨後“謫徙民五十萬戍嶺南”，“屯墾戍邊，與越人雜處”。數年後，朝廷“又以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予南越”。這數十萬男男女女連同先前南下平定嶺南的數十萬秦軍將士，其數量可能占到當時嶺南人口總數的一半，為以後嶺南的發展和向文明社會的邁進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不過那時中原還沒有重陽節，南遷的北人自然不可能給嶺南帶來重陽節俗。
第二次在東漢末期。
東漢光和七年（184），“黃巾起義”爆發，隨後軍閥混戰，中原大亂。百姓死者無算，四出逃亡，而嶺南地區大致安定，於是不少中原士人與百姓南逃以避戰禍。這個時期，重陽節俗在中原地區隻是處於萌芽狀態，在民間並不普遍，更不是什麼大節，因而也不會給嶺南大地帶來重陽節俗。
第三次在兩晉南北朝時期。
西晉是一個混亂的王朝。軍閥間連年混戰，人民死亡枕籍，各地又發生了自然災害，老百姓四出逃亡。《晉書?食貨誌》載：“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這時嶺南相對北方來說安定得多，吸引了大批中原士族與平民為躲避戰禍南遷而來。他們構成了今日廣東客家人的主體，是廣東出現“客家人”的曆史源由。此次北人遷徙餘波一直廷續到南朝，時間長達近300年。元?大德《南海誌?戶口》載：“廣州為嶺南一都會……大抵建安東晉永嘉之際至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廣者眾，由是風俗革變，人民繁庶。”明?黃佐《廣東通誌》稱：“自漢末建安至於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遺韻、衣冠氣習，熏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中州。”（永嘉年，公元307－313）
1954年10月，在廣州西村孖崗的一座西晉古墓中發掘出一塊西晉年代磚刻，上書：“永嘉世，九州荒（凶），如廣州，平且康（豐）。”便是記載當年史實的一件重要物證。
兩晉南北朝時期，重陽節逐漸流行於長江南北，各種節俗已基本形成。中原的重陽節，在這時期隨著南遷的北人進入嶺南大地。但進入嶺南的北方災民長期處於相當艱苦的生存狀態，顛沛流離，篳路藍縷，在惡劣環境中開荒創業，大概沒有什麼心情過重陽節。哪怕有個別家庭或家族遵循在故鄉之例過重陽節，也不會成為整個地區的習俗。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重陽節雖已流行於長江南北，但其地域主要在中原及其南麵的湖北一帶，而當年因有南嶺阻隔，嶺南與中原之間交通非常艱難，處於相當閉塞的狀態，當時北人進入嶺南，主要經浙江福建一帶，那個地區當時還未十分流行重陽節俗。因而在流傳下來的文獻史籍中，包括相關的正史《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編年史《資治通鑒》及筆記體文獻如晉?劉欣期《交州記》、晉?顧微筆記《廣州記》、晉?沈懷遠《南越誌》、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南朝宋?王韶之《始興記》等等，都找不到當時廣東地區有過重陽節的記載。
隋統一全國，結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麵，三十餘年而亡，為唐取代。唐開元四年(716)冬，名相張九齡征發民工，開拓大庾嶺（南雄大梅關，今廣東與江西交界處），在嶺上修築新路，將原來“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的“人苦峻極”的大梅關辟成“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輸轉為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之路（張九齡《開大庾嶺記》），自此後嶺南地區與中原交通較前大為便利，民間交往和人口遷移大大增加，廣東地區重陽節俗的逐漸形成，大概就在唐代，不過並不普遍，也不受重視。
正史《舊唐書》、《新唐書》，編年史《資治通鑒》、唐?李吉甫寫於憲宗元和年間（806—820）的地理名著《元和郡縣圖誌?嶺南道》等文獻都沒有提到廣東地域的重陽節。段公路為唐懿宗（860—874）時人，居廣州時撰寫了部《北戶錄》（又名《北戶雜錄》，“北戶”指南方邊遠地區），“載嶺南風土，頗為賅備”，“敘述典雅，掌故可稽”（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語），也沒有提到重陽節。劉恂（公元889—904年任職廣州司馬。司馬是刺史的佐官）在唐代末期所撰《嶺表錄異》，才首次提及廣州人在重陽節登越秀山的習俗，文曰：“越井崗崗頭有古台基址，連帥李毗於遺址上構亭，鄭公愚又加崇飾，今在悟性寺後，郡人呼為越王台。相傳尉陀曾張樂於此。故老雲，舊皆夾道栽菊，黃花迤邐．為九日登高之所。”唐代文人寫重陽節，往往直稱為“九日”（後世詩文亦多如此，稱“九日”即指重陽日），“為九日登高之所”即是說這是廣州州人在重陽日登高攬勝之地。可見當年登高已是重陽節俗。《嶺表錄異》又載：“嶺表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沒有提重陽。唐代時，重陽在中原是非常受重視的傳統節日，在嶺表卻非所重之節。過節主要在州城，唐代廣州北城牆在今越華路南側高坡上，人們登的是州城外北麵的越秀山。當年越秀山屬城郊地，草木繁茂，平時遊人不多。下麵幾首唐人詠粵秀山的詩作，可以讓我們遙想當年風景。
越井岡頭鬆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草木多年無子孫，牛羊踐踏成官道。
崔子向《題越王台》
獨立陽台望廣州，更添羈客異鄉愁。晚潮未至早潮落，井邑暫依沙上頭。
劉言史《越井台望》
江上粵王台，登高望幾回。南溟天外合，北戶日邊開。地濕煙嚐起，山青雨半來。
冬花采盧橘，夏果摘楊梅。跡類虞翻枉，人非賈誼才。歸心不可度，白發重相催。
宋之問《登粵王台》
月沉高岫宿雲開，萬裏歸心獨上來。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盛越王台。
瀧分桂嶺魚難過，障近衡峰雁卻回。鄉信漸稀人漸老，隻應頻看北枝梅。
許渾《登越王台》
海雨洗塵埃，月從空碧來。水光籠草樹，練影掛樓台。
皓曜迷鯨目，晶瑩失蚌胎。宵分憑檻望，應合見蓬萊。
李群玉《中秋越台看月》
南越千年事，興懷一旦來。歌鍾非舊俗，煙月有層台。北望人何在，東流水不回。
吹窗風雜瘴，沾檻雨經梅。壯氣曾難揖，空名信可哀。不堪登覽處，花落與花開。
黃滔《廣州試越台懷古》
憶歸休上越王台，歸思臨高不易裁。為客正當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
城頭鼓角催寒盡，海裏殘潮蕩月回。心似百花開未得，年年花發被春催。
曹鬆《登越台歌舞岡》
公元907年唐亡，中國曆史進入五代十國的混亂時期。公元917年，劉龔割據嶺南，建南漢國，定都廣州（當時改稱興王府）。承前朝習俗，重陽節時，劉王亦登越秀山應節。
劉漢王朝在曆史上以奢侈著稱。當時古越王台（約在今越秀山孫中山紀念碑所在山崗）僅殘留台基，劉岩下令從山下鋪砌一條通往山頂的磴道（石台階），兩旁種植金菊、芙蓉，稱為“呼鑾道”。君臣在此飲宴遊樂。
清道光《白雲粵秀二山合誌》載：“越王台，南漢（劉）龔疊石為道，名曰‘呼鑾道’，旁栽金菊、芙蓉，與群臣遊宴，故又曰‘遊台’。”
清《番禺縣誌》載：“越秀山……在城內正北，聳拔二十餘丈，上有越王台故址……劉時夾道栽花、建樓觀於其上，為九日登高遊。”
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廣州府部》：“越秀山，按縣誌，會城主山，在城內稍北。上有越王台……劉龔時夾道栽花作台觀，為九日登高之所。”
“為九日登高遊”，“為九日登高之所”都是說劉王君臣在重陽節時登此遊樂。清?陳坤《嶺南雜事詩鈔》詠：“當年嶺表霸圖開，辜負中原逐鹿才。博得姓名兒女識，踏青爭上越王台。”以劉王的霸道，州人在重陽節是不會被允許登越王台的，老百姓隻能登越秀山的其他山崗。
南漢國時跟唐末時一樣，重陽節在嶺南還不是一個具普遍性的節日，過節的地區主要是嶺南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廣州城。州城一帶中原人及其後裔相對集中，人口稠密，容易承襲中州俗例，形成一定的過節氣氛。
公元917年，南漢國為宋所滅。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入北宋國都開封，北宋亡。次年（1127），宋高宗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稱帝，後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在這段中原大戰亂期間，北方人民，包括江南一帶百姓，紛紛南逃以避戰禍，形成第四次北人南遷大潮。不少人進入了廣東地區。人口的增加和先進生產力的傳入，加速了廣東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珠江三角洲的開發。
兩宋時北人南遷，跟唐前期以前所走路徑不同，主要是經由唐開元四年(716)冬張九齡開拓的大庾嶺路入廣東南雄珠璣巷，然後沿湞水、北江南下，所謂“下湞水者十七八焉”（餘靖《湞水館記》。“十七八”即十之七八）。他們沿著北江等水運交通線到達廣州及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區，並入籍當地。
南宋中期，南方逐步穩定。這時嶺南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已經接近或趕上了中原地區，並確立了以廣州文化為核心的廣府文化在嶺南文化中的主體地位；嶺南地區的越族已基本漢化，在人口構成中，漢族人口已占90％以上。這都與兩宋時大量北人南遷密切相關。
中原民眾的大量湧入，嶺南地區的基本漢化，促進了兩宋時期重陽節俗在廣東地區的傳播，過重陽節的地域較唐五代時大為擴大。
廣州城北麵的越秀山是廣州府城一帶人們的重陽登高地，城中的六榕塔、光塔也是州人的登高攬勝處。
惠州府附郭歸善縣之登高亭，龍川縣北白雲岩、海豐縣龍山均是邑人重陽登高處。
明《永樂大典》引《惠州府誌》載：“白雲岩，在廣東惠州府龍川縣北十裏整山之陽。紹興十七年九月九日，郡守韓京率僚屬龍川縣尉楚佺等登高，於此留題石壁雲：‘良辰尋勝到禪關，盡日澄懷水石間。白酒黃花聊自若，盛遊何必羨龍山’。”（南宋紹興十七年即公元1147年）。
清雍正《古今圖書集成?惠州府部》載：“海豐縣。龍山，去東保嶂二裏，偃蹇蜿蜒，阨於龍津水口。頂有石刻雲：宋嘉定己卯九月九日，盧少英、黃澄清率同官五人泛菊酒於此，背有‘龍山’二字。”（南宋嘉定己卯年即公元1219年）又載：“歸善縣（附郭），登高亭，在縣北登高鎮，宋建。邑人重九登高於此。今廢。”
高州人重陽節登寶山。清雍正《古今圖書集成?高州府部?山川考》引《廣東通誌》載：“寶山，在郡城北二裏，舊電白縣後。秀麗特立。宋紹興間，郡守趙賓創登高亭，植鬆於上，為一郡登臨之勝。亭廢。下有電白縣學舊址。山之形勢，如圓珠，故名。”（“紹興”為南宋高宗年號，公元1131—1162年）
肇慶府陽江縣東山為縣治近郊風景區，今山上尚存摩崖石刻，其中之一乃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南恩州事張登於辛巳（1161）重陽日在石壁上鐫刻的《熙春亭詩》。可知此地當年為邑人重陽登高處。
肇慶府封川縣治北有登高山，“歲九日，官屬於此登高。宋嘉熙年間（1237-1240），知州黃克寬構亭其上。……望雲台，在登高山。宋州守曹覲築以寄思親之意。”（清雍正《古今圖書集成?肇慶府部》引《封川縣誌》）可知此地亦為宋人重陽登高處。
既然位於廣東中部的廣州、東部的惠州、西部、西南部的高州、肇慶，在宋代時都有重陽節俗，那麼，兩宋時期廣東其他州府尤其是州府治所在的城鎮，亦應有重陽節俗。可惜由於文獻典籍的大量失佚，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廣東地方誌書已全部失佚（僅元代大德《南海誌》幸存殘本），以至今天已難找到兩宋時廣東地區過重陽節的更多資料。元代時廣東地區有關重陽節的資料則幾乎闕如（正史《元史》、《新元史》，地理總誌《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大元大一統誌》均沒有記述，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等筆記類文獻沒有記述，幸存的元大德《南海誌》亦沒有記述。元朝短祚，不足百年。且為外族統治，漢族傳統節日不受重視，廣東為南疆邊陲之地，其民間節俗更不受重視，亦為另一重要原因）。但可以肯定，元代時廣東地區的重陽節俗並沒有中斷，隻是過節氣氛可能不及宋代。
公元1368年，元亡，朱元璋建立明朝，隨後統一了廣東。翌年（1369），設立廣東行省，結束了今天廣東地區在明代以前隸屬不同政區的分割狀況，基本形成了廣東省的輪廓，此後清代和民國都沒有什麼改變。
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區劃，基本上分省、府、縣三級。清代在省與府之間設“道”，但那隻是監督機構，不構成政區（見《中國近現代政區沿革表》）。此外有州和廳。隸屬於道的州和廳稱直隸州、直隸廳，與府平行。隸屬於府的州和廳稱散州、散廳，與縣平行。縣下設裏社製和保甲製。
明代廣東轄十府（廣州府、惠州府、潮州府、南雄府、韶州府、肇慶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瓊州府）、一直隸州（羅定州）。統稱廣東十府一州。府、州下轄縣，共77縣。清沿明製，部分府州縣名與地域有變易，但不大。不詳述。1965年，廉州劃歸廣西壯族自治區；1988年，瓊州建為海南省。不述。
明代，廣東省屬各州府基本上都已有重陽節俗。清代時，重陽節在廣東成為具普遍性的傳統大節，傳播地域遠大於以往任何朝代，過節氣氛亦遠盛於以往任何朝代。重陽節俗在各州府大致相同，某些地區則有其獨特節俗。
綜合性權威史籍（正史、編年史、會典、會要等）對地方民俗往往略而不述或語焉不詳，記述地方民俗主要的是地方典籍，如當地人寫的筆記、掌故、詩詞等，尤其是專門記述當地事跡的地方誌，是較為詳細而真實的記錄。
下麵以廣東地方總誌與廣東所屬各地方誌為主要依據，參照其他文獻，記述明清兩代及民國時期廣東各地的重陽節俗。
（一）廣州府
廣州是廣東全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清初，承明製，廣州府轄一州十五縣。一州為連州，十五縣為南海、番禺、順德、東莞、從化、龍門、新寧（今台山）、增城、香山（今中山）、新會、清遠、三水、新安（今深圳）、陽山、連山。康熙二十五年（1686），析番禺、南海北部山區設立花縣，亦歸廣州府轄。雍正七年（1729），連州升為直隸州，領連山、陽山兩縣。廣州府隻轄十四縣，轄區縮小。民國元年（1912），廣州府廢置。
1、廣州府城?南海縣?番禺縣
明清時期廣州府城一帶的重陽節俗，清光緒五年（1879）《廣州府誌?風俗》記載得甚是簡明：
“重陽有墓祭者，亦曰登高。細民放風鳶。風鳶之戲，自古有之。或雲因天地之氣候，以舒小兒之氣而除內熱。但嶺北俱於二三月而廣州則於九月，風候固殊焉。”（細民：平民）
“重陽有祭墓者，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鷂，設齋禳，彗名火星，醮闤闠，次第行之，千門萬戶皆掛素馨燈，為鸞龍之形，或作流蘇寶帶，葳蕤間以朱槿。（據《黃通誌》、《廣東新語》、《郝通誌》、《粵東筆記》、《阮通誌》、《南海誌》修。）”
先說明一下此段文字所列引書：
《黃通誌》：明?黃佐主修的《廣東通誌》，纂修於明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557—1561）。
《廣東新語》：明末清初屈大均著《廣東新語》，初版於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筆記形式記載廣東天文地理、經濟物產、人物風俗等。
《郝通誌》：郝玉麟主修的《廣東通誌》。纂修於清雍正八年（1730），翌年完成。
《粵東筆記》，又名《南越筆記》，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任廣東學政的李調元撰。是書記載廣東天文地理、風土人情等。
《阮通誌》：阮元主修於清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年（1818—1822）的《廣東通誌》，是書體例淵雅，征引宏富，記載詳核，被譽為清代通誌之典範之作。
《南海誌》，指《南海縣誌》，在清光緒之前，有六部之多，分別編纂於明萬曆、崇禎、清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年。
光緒《廣州府誌》列出以上引書，說明所述內容均見載於這些典籍。
南海、番禺兩縣在清代時是廣州府附郭（屬縣）。沿元、明兩朝之製，清代廣州城亦分為兩半，大約以今北京路南至解放南路，再南至花地河為分界線（這條分界線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不詳述），西屬南海縣，東屬番禺縣。
南海、番禺兩縣的重陽節俗與廣州城一帶的重陽節俗基本相同。
清康熙三十年（1691）《南海縣誌?風俗》載：“重陽泛菊觴，插茱萸，或為墓祭如清明。細民登高放風鳶。”
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縣誌》載：“九月九日，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鷂。”又載：“清明、重九行墓祭禮。”
清光緒三年（1877），吟香閣主人編《羊城竹枝詞》出版，書中收錄有詠當年州人重陽節俗詩，如倪雲臒《羊城竹枝詞》：“秋風吹向玉山遊．萸酒花糕壓擔頭。流鷂分明聲不斷．登高人上五層樓。”梁鏡芳《羊城竹枝詞》：“五層樓上挹商飆，萸酒花糕興侑饒。最愛群兒越台上，登高齊放響弓鷂。”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重陽節，香港《東方報》刊出粵謳《九月九》，既道出重陽節俗，更是鼓動民族自強。歌詞是：“九月九，係重陽，登高人仔一雙雙。綠女紅男隨處咁蕩，你睇扯旗山下幾多女嬌娘。係咯，呢陣男女平權民氣漸長，好似黃花晚節，你話幾咁馨香。止怕落帽龍山，年年咁混賬。可惜隻知尋樂，不記得國破家亡。罷咯！等我趁此良辰，便把民族高唱，萬望大家齊醒，快把革命提倡。個陣掃盡胡兒除盡魍魎。唉！須要細想，避災係咁樣，古雲匹夫有責，莫個自棄權強！”
綜觀以上記載，可知明清時期廣州城一帶、南海縣、番禺縣的重陽節俗主要有：登高、墓祭、放風鳶、祭神。還有一些節俗見載於其他文獻，下麵分別記述。
⑴登高
登高是重陽節標誌性習俗，是最具群眾性的民俗活動。廣州承中原俗例，重陽節亦是登高。登高主要是登山，此外還有登樓、登塔，甚至登炮台廢址等。隻要是登上高處，就屬應節。
越秀山、花塔、光塔是廣州人在重陽節時的主要登高處。
越秀山?鎮海樓?觀音閣?學海堂
越秀山在廣州城北。為府城主山。清道光《白雲粵秀二山合誌》稱為“南武之鎮山”。岡巒起伏，林木蒼翠，自古以來是廣州的遊覽勝地。
二千年前的南越國時代，南越王趙佗就在山上建築越王台，三月三日上巳節到此登高作樂。唐、南漢、宋數代，均是州人重陽登高之地。“粵台秋月”為元代羊城八景之一。
明初擴建廣州城，將宋三城合一，擴展北城跨越秀山。明洪武十三年（1380），在越秀山小蟠龍崗上建成望海樓（後稱鎮海樓，俗稱五層樓）以壯觀瞻。以後幾毀幾建，至今尚存。在廣州成為現代城市之前，它一直是最高的建築物，所謂“樓冠全城”，為廣州城標誌物之一。
鎮海梅建成後就成為人們登臨攬勝，遙賞珠海白雲景色的好去處。清初《廣東新語?事語?廣州時序》載：“九日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鷂。”清嘉慶《羊城古鈔》與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縣誌》均把這段話照錄一遍。可知清代廣州府城人在重陽有登鎮海樓的習俗。清光緒《嶺南雜事詩鈔》詠：“一年容易又深秋，結袂聯蹤汗漫遊。笑問登高何處去，觀音山上五層樓。”並加注：“粵秀山左，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建鎮海樓，凡五層，俗因呼為五層樓。矗市雲漢．山川形勝一瞬可悉。重九日，城中士女登高，相率至此。”
當年廣州城全是低矮平房，沒有今天的高樓大廈，也沒有工業汙染，能見度甚高，登鎮海樓遠眺，不但全城在望，更見飛鳥低回，彩霞璀燦，城南珠水蕩漾，浩瀚接天，可謂盡覽珠海、白雲景色。就是到了十九世紀後期，站在五層樓上，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珠江南岸的琶洲塔、赤崗塔，就是番禺蓮花山上的蓮花塔也可以看見（美國人威廉?Ｃ?亨特所著《舊中國雜記?九層寶塔》，此書1885年初版）。後人撰聯：“急水與天爭入海，亂雲隨日共沉山。”“矗立雲漢，山川形勝，一瞬可悉。”（清乾隆《南海縣誌》）煞是壯觀。此景被譽為“嶺南第一勝覽”，亦為清代羊城八景之一“鎮海層樓”與現代新羊城八景之一“越秀層樓”所在。
鎮海樓數百年來屢毀屢建。1928年重修時，樓內木結構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磚石牆壁仍存明代舊物，1950年建為廣州博物館至今。現在樓頂層正麵高懸“鎮海樓”橫匾，兩旁掛清光緒年間兩廣總督彭玉麟所撰楹聯：“萬千劫危樓尚存，問誰摘鬥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此聯一說乃彭玉麟幕僚所作。聯中“故侯”指建樓者朱亮祖）今天讀來仍令人感到蕩氣回腸。
明永樂元年（1403），都指揮花英在南漢遊台廢址一帶（今孫中山紀念碑所在山崗一帶）修建了觀音閣，越秀山自此又名觀音山。清初《廣東新語》稱觀音閣為玉山樓，祀廣東曆代九賢，文稱：“玉山為五嶺山川之望。九賢為十郡人文之望。玉山有此樓。樓有此九賢。可以不朽。”觀音閣亦為州人在重陽時登高攬勝之地。
明代羊城八景中的“越秀鬆濤”、“象山樵歌”二景均在越秀山。
清前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文士王士禎奉旨南來祭告南海神，留廣州五十一日，到處遊覽古跡，後來寫了部《廣州遊覽小誌》，書中記述了當年越秀山景色與廣州人重陽登越秀山的習俗。文曰：“越秀山在廣州府城北……山踞粵城最高處，憑高下瞰，遠江如帶，目盡炎海。粵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遊於此。城堞間多榕樹、木棉。時暮春，木棉方花，紅照天外，亦一奇也。”
清道光《白雲粵秀二山合誌》載：“越秀山在會城北，為省會主山……郡人多於此覽勝焉。”
清代越秀山上有應元寺、龍王廟、關帝廟、三元宮等寺觀，州人重陽登高，順便拜神。
清代後期，越秀山上建有著名學府學海堂、文瀾閣（建於道光五年）、菊坡精舍等，亦是州人重陽登臨之地，可遠眺珠江。
學海堂故址在今廣州市第二中學地。清?林伯桐《學海堂誌》載：“學海堂，在廣州城北粵秀山中，山脈自白雲山蜿蜒入城，至此聳拔三十餘丈，為省會之鎮。……堂中遠眺，海門可見。……嘉時令節，都人來遊。”
學海堂前楹有鄧廷楨集字聯：“繹史誦經，思在古昔；登高望遠，顯於今時。”
舊時元旦、上巳、中秋、重陽等佳節，學海堂常舉行“雅集”，撰文唱和，盛極一時。
六榕寺花塔
六榕寺在今廣州市區六榕路。此寺前身是寶莊嚴寺，建於南朝劉宋時（420－479）。梁大同三年（537），寺中建一座方形的六層木塔舍利塔，是廣州最早的佛塔，即今花塔前身。
北宋初，寺塔俱毀於兵火。北宋端拱二年（989）重建寺，改名淨慧寺。天祐元年(1086)重建塔，建為閣樓式塔。北宋紹聖四年（1097）峻工落成。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花塔的模樣。
宋時廣州城中沒有高層建築，這座高塔顯得特別引人注目（當時西城已築，淨慧寺位於西城中），越秀山海拔才70米，而這塔高57.6米，為廣東古塔之冠，可見其莊嚴挺拔的雄姿。自建成後，它便是遊人登高遠眺的好去處，所謂“塔窮炎海目，山擁越王城”（清前期王士禎詩句）。當時淨慧寺離珠江不足千米，因而這千佛塔當年還是珠江航道的重要標誌。“巍峨輪奐，雄矗天半，海舶收港引為表望。”（南宋方信孺《南海百詠》）
元符三年(1100)，大文豪蘇東坡與當地官員一同登塔觀光。看到塔畔環植有六株老榕樹，婆娑如蓋，古翠濃蔭，心中喜愛，題寫了“六榕”二字。此乃六榕寺名的由來。而塔亦隨之改稱六榕塔。從宋至清經過約10次修葺，仍存宋代風貌。因這整座古塔猶如九朵雕花疊成，塔身朱欄碧瓦，丹楹粉壁，色彩斑斕，華麗壯觀，外觀宛若衝霄花柱，故後來又名“花塔”，且漸成通稱。
明清兩代重陽節，廣州人有登花塔的習俗。
清初《廣東新語?事語?廣州時序》、清嘉慶《羊城古鈔》與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縣誌》均載：“九日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鷂。”這“雙塔”一指光塔，另一便是指花塔。當年羊城房屋低矮，花塔如拔地而起，雄矗天半，簡直可作當年的城標。登塔環眺，可見四周一大片樹叢花草，鬱鬱蔥蔥；掩影著亭台樓閣，錯落其間，“鶯亂啼時葉滿庭”（舊時六榕寺左邊東坡亭楹聯句）。清初王士禎寫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廣州遊覽小誌》記述：“憑高眺遠，則白雲、粵秀諸峰，皆在襟帶也。”清後期文學家、番禺人汪兆銓撰《記六榕寺塔》文，描述當年花塔景色：“曉日初上，光采炫然；火珠熒熒，若木爭色。丹霞絢晚，人間暝煙；仰視上方，殘陽燭明，光半鴉背，用以研朝媚夕，幻成奇觀。”可見當年登塔俯瞰羊城，實在是非常引人入勝的。
光塔
光塔在廣州市區光塔路懷聖寺內。原名懷聖塔，懷念伊斯蘭教創始人“至聖”穆罕默德之意。懷聖寺為唐代時寄居廣州的伊斯蘭教徒所建，乃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最早興建的清真寺，清《南海百詠續編》載：“回教之祖，名貴聖穆罕默德，寺號懷聖，懷念貴聖也。”這便是寺名由來。與揚州仙鶴寺、泉州麒麟寺、杭州鳳凰寺合稱中國伊斯蘭教四大古寺。
懷聖塔與懷聖寺同時興建，其用途主要有二：一是供阿訇（伊斯蘭宗教職業者的通稱）或主司儀者登塔呼喚教徒們每天做五次禮拜，所謂“在使祈禱呼報者，便於招集信徒。”（戈太爾：《回回塔源流考》）二是作為導航的燈塔。所謂“晝則懸旗，夜則舉火，以便市舶之往來。”也就是說，這光塔不單是一座宗教建築，而且還曾是很有實際意義的航海的標誌。
懷聖塔塔體圓柱形，青磚砌築，蜆殼灰抹麵，塔高36．3米，底徑8．85米，向上逐漸縮小，富有伊斯蘭教建築特色。。或因塔身光圓，或因阿拉伯呼喚語“邦史”與“光”音近，或因夜間塔頂燃燈為船舶導航（唐宋時塔距珠江不遠），故俗稱光塔。
光塔塔頂原有銅製金雞風標，但屢為颶風所墜。直到1934年重修時，塔頂才改為現在的火焰形，用磚牙疊澀出線，腳上砌成尖開頂，跟佛教塔式迥然不同。據考證，光塔的這種形狀其實是當年西亞城堡的變形，它所體現出來的濃鬱的伊斯蘭教建築特色，今天在國內已是不多見了。而且，這還是個“斜塔”。據1959年8月實測，塔身向西傾斜53度(1.15米)。其原因有二說，一說是因地基不穩；一說是建塔時就有意西斜，寓西向朝聖之意。光塔現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光塔直指蒼昊，人們遠遠就可以看到它，尤其在過去沒有高樓大廈的時代。
現在人們一般不能隨便進入懷聖寺登光塔。明清時期，卻是對市民開放的（見上引清初《廣東新語》、清嘉慶《羊城古鈔》、清同治十年《番禺縣誌》）。清代重陽節，廣州人有登光塔的習俗。登塔環眺，景色甚佳。
以下諸高處亦為清代、民國時州人在重陽節時的登高地，不過不普遍，名聲更遠不及越秀山。
鳳凰崗
鳳凰崗是廣州河南島西部崗地，清代時，這是個高崗，在清代地圖上被繪成是一片高聳的崗丘，以今鳳凰街為中心地區，方圓數公頃。清嘉慶（1796—1820）後期在鳳凰崗上築炮台，第二次鴉片戰爭初期被英軍炸毀。後修複，在清光緒後期尚在。後毀不存。
清末某年重陽日，番禺文士潘飛聲與朋友登上鳳凰岡，眺望白鵝潭珠水浩瀚，看眼前廢炮台荒草叢生，感慨賦詞一首《鳳凰台上憶吹簫?重九日同椒坪、一山兩丈登鳳凰岡望海》。詞曰：“根竹支筇，葫蘆載酒，登高剛試新晴。問荒台遺跡，野草青青。零落苔封斷炮，都付與朝夕潮聲。潮頭上，洋船煙暝，手欲屠鯨。重溟，當年擊楫，歎編棄歸來，閑卻青萍。隻青山捫虱，脾肉堪驚。且對西風落帽，空惆悵，舊日鷗盟。還相憶，鯇江菊開又誤歸程。”(《說劍堂集?花語詞》)
民國四年（1915），四邑華僑在河南買地創辦新民地產公司，將鳳凰崗炸平，開發成街區，地貌大變。今已難想象舊時情景。
漱珠岡
漱珠岡在廣州河南島。清代時，崗下綠水環繞，四周一片田疇。山環水曲，鬆石清奇。清嘉慶末年（1820），道士、天文學家李明徹在崗上建純陽觀以祀呂純陽（呂洞賓）。清道光四年(1824)，又在觀後建“朝鬥台”以觀察天文星鬥（今廣州僅存的古觀象台）。
漱珠岡平地窿起，是當地一高處，為文人登高攬勝之地。曹為霖《秋日遊漱珠岡謁楊議郎祠》詩：“登高能賦幾文軒，來往花田村外村。春水蕷蘩明沼址，秋風禾黍薦雞豚。”(《木筆花館詩鈔》)
白鶴洞
白鶴洞原指白鶴洞山頂一帶。以前此地樹林茂密，崗下河湧縱橫，魚蝦豐盛，環境適宜白鶴繁衍生息，林中到處可見鶴巢。相傳某天，千餘隻丹頂鶴飛臨山崗，景象頗為壯觀，如此三日，鶴群才離去。人們認為白鶴停留過的地方，象征著如意吉祥，白鶴洞因此而得名。另一個傳說是，400多年的一天，此地飛來成群白鶴，繁衍生息。那裏有一條河湧，高高的水鬆生長在河湧兩旁，枝葉密密麻麻，遮蓋在河湧之上，白鶴群飛來飛去，就像進出洞一般，因而此地便被稱為“白鶴洞”。
清末宣統年間，白鶴洞山崗上建有“招鶴亭”、“湛碧亭”、“月波橋”等景點，供遊人登高觀景，遠眺珠江帆影，漁歌唱晚，落霞滿天、田園美景。重陽時，人們也來此登高應節。今天樓房成片，無複舊觀。
永清堡炮台廢址
廣州河南島洲頭咀江岸，在清代前期建有永清堡炮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鹹豐八年（1858）初，為英軍炮火轟毀。後湮沒無存。
清同治十年（1871）重陽日，番禺詩人楊永衍與朋友登永清堡炮台廢址。寫了《辛未重九同湘蘅、蓉坡過鼇洲永清堡登高》詩，詠當時風景。詩曰：
重陽無雨午雲開，有客登高上廢台。驛使不逢津吏去，也無好句續詩來。
盤錯榕根絡石墩，槿籬茅舍足雞豚。茱萸醉把欣相示，健在年年鬥酒樽。
民國《番禺河南小誌》引《添茅小屋詩草》
清光緒中期，原永清炮台址已被建為民居，“再南即洪德大街，今已辟為馬路。”（民國《番禺河南小誌》）
大田山、雞冠山、飛鵝嶺
民國時期，廣州黃埔一帶鄉民在重陽節多到附近的大田山、雞冠山、飛鵝嶺等山登高。九月初八晚十一時前就有人登山，各山頭上熱鬧非凡。人們邊登山邊放鞭炮，或到山頭野炊、燒烤。
但黃埔地區姬堂、茅崗兩村的周姓氏族，向來禁忌在重陽節掃墓或登高。原因是過去某年在重陽節周氏族人乘船到虎門祭祖，遇狂風驟雨，數條船沉沒，死難者數十人。周氏從此不再於重陽節拜祖，而且禁忌重陽登高，認為會招致禍端。建國後，此類禁忌漸淡化。
帽峰山
帽峰山位於廣州東北部，離廣州市中心25公裏。山坡陡峭，溝穀幽深，予人莽莽蒼蒼之感，其最高峰海拔534.9米，比白雲山摩星嶺高出152.9米，是廣州市老八區的最高峰。
山上有帽峰廟，始建於南漢大寶三年（960），遠近聞名。廟不大而香火鼎盛。廟前有“龍井神泉”，水質清甜甘洌，傳說古代群眾常用此泉治病。
廣州白雲區太和、良田、竹料等地民眾素有登帽峰山的習俗。民國時，此地有《節氣歌》，歌詞從正月唱到十二月，其中唱九月的四句是：“九月寒露霜降時，人人及早做寒衣。九月九日天晴好，重九登高好時機。”可知當時重陽登高之俗是相當普遍的。歌詞最後兩句很有意思，唱的是：“百行生意都難做，不如歸家學耕田。”
西樵山大科峰
明清時期，南海縣人重陽登高，最有名的登高地是西樵山主峰大科峰。
西樵山是南粵名山。有所謂“南粵名山數二樵”。東樵指博羅羅浮山，西樵便是指南海西樵山。有七十二座山峰，最高峰為大科峰。峰高338.3米。峰頂有古台見日台，明代時曾重修。明清兩代重陽日，人們來此登高攬勝。
清雍正《古今圖書集成?廣州府部》載：“大科峰。極高峻。按《縣誌》，大科峰稱西樵第一峰，頂徑百尺，上有見日台。雞鳴見日。九日遊人多觴於此。”（九日，指九月九日重陽。觴：飲酒。）
清嘉慶《羊城古鈔》載：“見日台，在西樵山大科峰巔。舊有古台。明嘉靖中，湛文簡廓而新之。後榷使曾重建。九日，遊人觴詠於此。”書中還有木刻“西樵山圖”，圖上畫了層層疊疊的山峰，每峰標上名字；正中一座最大的山峰上標書：“大科峰，即望日台，西樵七十二峰之首。”
清光緒《嶺南雜事詩鈔》詠：“層嵐隱約碧芙蓉，飛瀑成湖洞壑重。七十二山環翠列．最高還是大科峰。”下加注文：“西樵山在南海西境，距省城一百二十裏，環峙七十二峰，最高處則大科峰也。遊者嚐夜半登此以觀日出。中懸百丈飛瀑，可名者翠岩、朱坑、白雲諸洞，而白雲則何白雲先生讀書處也。山幽水洌，瀑布從雙壁下，穿石橋而出。石下有洞，聚而成湖，尤為諸瀑之冠。陳元孝（陳恭尹）詩雲：‘橋分三折入．天坼一門開。’蓋紀其勝雲。”“西樵雲瀑”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
西樵山上村民世代都會釀桂花酒，相傳飲桂花酒是西樵山人重陽傳統習俗之一，有“辟惡茱萸囊，延年桂花酒”之說。
重陽節期間，商販從四麵八方聚集到西樵山腳官山圩設攤賣貨，數裏長的攤檔人潮如湧，形成當地獨特的“狗仔圩”。
白雲山
最後，我們要著重說說古代及民國時期重陽節登白雲山。
白雲山是廣州北部山丘，由30多座山（丘）峰組成，為南昆山餘脈。現在的麵積約28平方千米。，在沒有辟建公路的古代，白雲山地域比現在大得多。
白雲山因暮春雨後山間白雲繚繞而得名。主峰摩星嶺，位於中部，海拔372．8米，清代以前稱最高頂、第一天或天南第一峰。清康熙年間始稱摩星嶺。
宋代羊城八景之一“蒲澗濂泉”、元代羊城八景中之“白雲晚望”與“景泰歸僧”均在白雲山上。曆朝曾有過不少寺觀、書院。到清末時，尚存白雲寺、雙溪寺、能仁寺、彌勒寺、濂泉寺、蒲澗寺、上下景泰寺、雲岩寺、五龍穀廟等古寺及白雲仙館、明珠樓、百花塚諸名勝。
白雲山是廣州名山，但在明清時期的重陽節，廣州人主要是登越秀山，而不是登白雲山。不是絕對沒有人來登，而是沒有形成節俗。在今存明清地方誌與相關著述中，並無州人在重陽節成群結隊來登白雲山的記載。
民國以前的白雲山，屬荒郊野嶺。有意來登白雲山遊樂的，主要是兩類人，一是官吏（地方官吏或外來巡視地方的官吏），帶著馬弁、隨從，前來遊山玩水，登高望遠，遣興舒懷，又或尋幽探古。二是文人墨客，多是相約三五知己登山雅聚，吟詩作對，亦順便尋幽探古。他們並非特意在重陽日來登山應節，他們在白雲山遊樂後所寫的詩文，沒有幾篇是專門記述重陽節的。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士禎南來廣州，後撰《廣州遊覽小誌》，記述了廣州光孝寺等多處古跡，也記述了遊越秀山與白雲山，記述越秀山：“粵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遊於此。”王是山東人，以前沒來過廣州，這肯定是陪同他一起來遊山的當地官員或是當地的文士告訴他的；而在記白雲山文中，則隻字沒提到九月九日重陽節。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興中會廣州分會準備在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九）利用廣州人重陽聚族掃墓的風俗，各路隊伍扮成掃墓人齊集廣州城舉義。後事泄失敗。這次“重九起義”，說明當時廣州人重陽登高，主要是在廣州府城，因為隻有這樣才好利用來集結隊伍。
再看三年後黑旗軍統帥劉永福（1837—1917）重陽登白雲山。
在今白雲山能仁寺內，“佛境”牌坊左側岩壁上，有一塊不規整的長方形摩崖石刻。石麵右方刻一草書“虎”字，字體高約兩米，為“立虎”之勢。上款書“光緒二十四年重陽日”，下款署“劉永福書”。“虎”字左側有劉永福部屬吳氏所作跋記：“戊戌之春，餘在淵亭軍部，帶黑旗軍舊部返五羊城，營於白雲山下，訓練士卒，未嚐少休。時逢九日，淵亭軍門率摩下將佐登山作茱萸會，……少長成集，登高遠眺，聞天風之浪湧，望江水之茫煙，雲山都來眼底，撫時感世，不無勝慨。日暮歸營，軍門興致不淺。感恩揮毫，書成‘虎’字，餘見之愛不忍釋，刻於岩壁，以誌一時之勝……”
這篇跋文，說明晚清時的白雲山仍很荒僻，山下可作軍營並訓練士卒；文中隻字沒提州人有登白雲山的重陽節俗，劉永福帶著摩下將佐登山，山上並無什麼遊客。這都至少可知當時重陽登白雲山仍未形成習俗。
明清時期廣州老百姓沒有在重陽節來登白雲山的習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交通往返不易。古代的白雲山，距廣州府城十五裏，是遠離州城的荒郊野嶺，不是今天開發成熟的公園。古代沒有辟建公路，州人前來甚不方便，況且州人前來登山，耗時費力，又必須在城門關閉前趕回城中，這樣遊玩攬勝頗為倉促。
二是明清時登白雲山相當累人，且有一定的危險性。
首先是山上並無專門修建的登山道路，山路崎嶇難走。現在要登上摩星嶺，可以悠悠然東張西望如閑庭信步，不必擔心稍有閃失便滾落山崖，古代要登上摩星嶺並非易事。且看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士禎《廣州遊覽小誌》的記述。他在當地官員陪同下來遊白雲山，隻是登到了還未到半山腰的菖蒲澗，再“東上尋濂泉寺”，便“眾疲累不能登”，明知道上麵還有景泰寺、安期祠，也“不及往”，下山了。要知道，王士禎當年是奉旨南來，廣州地方官員肯定不會陪著他徒步十五裏從府城走到白雲山，必是乘轎或坐馬車來，也累成這樣，老百姓徒步來登山的，疲累可知。
其次是當年的白雲山，平時人跡罕至，有野獸出沒。清康熙三十年（1700）刊刻的《觚剩》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明代）正統（1436—1449）初，有中官阮巨隊奉命來廣征虎豹。時陳諤歸番禺。一日，從阮飲，求虎皮以歸。”可知當年廣州一帶有虎豹出沒。單身或三幾人登白雲山，有遭不測之虞。別說明清時期，就是到了20世紀40年代，廣州早已成為人煙稠密的大城市，仍曾發生虎患。1941年6月27日，“廣州小北外田心鄉後街21號之一，於晚8時許發現猛虎一頭，銜去5歲女童一名。次日，登峰路舊紅棉酒家後崗及黃花崗附近亦連續發現被虎咬斃童屍兩具。”（《廣州市誌》卷一）
三是當年的廣州人，並沒有在重陽節登山登得越高越好的觀念，登高既為應節，最主要的是遊樂觀景，望遠舒懷，既然越秀山就在府城的北部，又有五層樓、觀音閣可供攬勝，景色比當年白雲山更佳，也就無須舍近求遠。至於居住在城外的百姓，都是鄉民，古時廣州府城外的東北部，崗丘連綿，要登高，也不必跑到白雲山去。當時人口密度比現在少得多了。還有一點，就是古代人們在重陽節登高，往往跟掃墓同時進行，而且多有放紙鳶之俗，祖上墳墓不在白雲山的，自然不會跑到白雲山去，處於自然狀態的山高林密的白雲山，也不適宜放紙鳶。
時到晚清，廣州城北郊人煙較前稠密，白雲山上的墓葬亦較以前為多，在重陽節來登白雲山並順便掃墓的人，亦較以前為多。（注：當年廣州並無火葬設施，人死後大都埋在白雲山、越秀山、大北、小北、沙河及河南曉港、今同福中路南側烏龍崗等郊外崗丘之地，其中以大北、小北的墳墓最多，今已不見痕跡）。但廣州人在重陽節真正形成登白雲山的習俗，是民國時的事。
民國建立，推翻帝製，世道大變。廣州拆城牆築馬路，真正開始了現代都市的建設，城區範圍逐漸向外擴展，道路修築，原城北郊人煙漸密。今天的小北路辟建於1927年，原小北花圈以北段（原小北花圈所在乃明清時廣州城門小北門故址）和登峰路，便是當年辟建的通往白雲山的泥路，民國時便稱登峰路。交通的便利與城區的北擴，再加當時重陽節是民間大節，學校放假，有些商店亦放假，故在重陽節前往白雲山登高的人亦漸多，也有些風流雅士，相約登白雲山聚飲遣興，歌詠寫懷的，這便漸成重陽節俗。
據孫中山帥府衛士羅海雲的回憶，1923年重陽節清晨，孫中山準備和宋慶齡一道去白雲山登高，碰巧有位外國記者來找宋慶齡座談，宋慶齡就沒去了，而孫中山還是去登了白雲山（《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輯《紀念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九十誕辰》）。可知當年已形成在重陽節登白雲山的習俗。
1929—1936年，陳濟棠主政廣東，大搞市政建設，興辦現代實業，發展商貿，成績卓著，其間物價穩定，市民生活改善，廣州成為南中國的“首善之區”和繁華大都市（人口達112萬）。1980年，陳濟棠之子陳樹柏從美國回國參觀，鄧小平在接見他時說：“令尊治粵八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這時期，也是越來越多廣州人在重陽節到白雲山登高祈福的時期。各式小販亦在重陽節時做生意，沿山道兩旁擺滿攤檔，賣茶水、餅食、花卉、紙花、風車、搖鼓、香燭等等，從山腳一直擺到現在的山頂公園，相當熱鬧。
當年從市區去白雲山主要有兩條路：
一條是出原大東門（今越秀路與中山路相交處），北走先烈路，途經紅花崗（今烈士陵園一帶山崗）、史堅如墓（現在黃花崗公園內，當年在先烈南路青菜崗東明寺）、黃花崗、沙河頂茶亭、朱執信墓（當年在先烈中路駐馬崗，1936年遷於執信中學校園內。現二處均為廣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走過金嬌墓（金嬌是名妓。墓在戰亂圮毀），到息鞭亭和雲泉山館（雲泉山館建於清嘉慶十七年（1812），後改名呂祖廟。即今麓湖路白雲仙館），繼續北走登山。
另一條路是出原小北門北走登峰路、橫枝崗、姑嫂墳，至白雲山麓長腰嶺彌勒寺，然後登山。州人走這條路登山較近。
抗戰時期，白雲山古跡大部分被毀，僅存天南第一峰牌坊、明珠樓及白雲仙館。國難深重，民生維艱，廣州老百姓也沒有興致在重陽節來登白雲山。抗戰勝利後，重陽節俗漸恢複，但景況已大不如前。
⑵掃墓祭祀
今天廣州人掃墓主要在清明節，重陽節掃墓的不多。明清兩代重陽節，廣州城一帶、南海、番禺兩縣卻盛行掃墓之俗。
重陽掃墓之俗如清明。慎終追遠，寄托哀思，是其核心內容。有的到祖墳掃墓，有的在家裏或家族祠堂祭祖。（慎終追遠：終:指父母喪。遠:指祖先。意為慎重地辦理父母喪事，虔誠地祭祀遠代祖先。）
清康熙三十年（1691）《南海縣誌?風俗》載：“重陽泛菊觴，插茱萸，或為墓祭如清明。”
清乾隆十八年（1753）《佛山忠義鄉誌》載：“九月初十日，紳士集文昌書院修祀事。先日，則集崇正社學修祀事。重陽有展墓者，曰‘登高’。”（展墓：省視墳墓。亦即掃墓。）
墳地基本上都在高處，州人在重陽掃墓之時，亦順便登高。清光緒五年（1879）《廣州府誌?風俗》載“重陽有墓祭者，亦曰登高……（據《黃通誌》、《郝通誌》參修）”可見明清兩代重陽節均盛行掃墓之俗。
若是整個族裔來拜太祖墳的（俗稱“拜太公山”），祭祀完畢後，還要給每個男性子孫分一份豬肉，並齊集祠堂吃一頓“行山飯”。所有開支，均由公嚐解決。
舊時習俗，掃墓是男丁的事。農村俗例，不讓女人上祖墳。
番禺縣對墓祭尤其看重。
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縣誌》載：“俗最重祭。縉紳之家多建祠堂，以壯麗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數十所，小姓單宗，族人不滿百戶者．亦有祠數所。……清明、重九行墓祭禮。（據《廣東新語》，《任誌》參修）”（《任誌》：指任果主編的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番禺縣誌》）
民國時重陽節，番禺縣富裕的氏族皆於是日掃墓祭祖，也有隻祭祖而不掃墓的，統名為“秋祭”。一般人家都蒸糕敬神祀祖。個別學校有組織師生到郊外旅行野餐的。男青年在重陽日放紙鳶，認為可以“衝高”運氣。當時登高的人不多。
建國後，番禺氏族重陽“秋祭”絕跡。家庭中蒸糕敬神、祭祖的習俗亦大為減少。
海外華僑組織亦有在重陽祭先的。
三藩市番禺昌後堂，又稱番禺會所、番禺會館。創立於清鹹豐八年（1858），是居住美國三藩市（舊金山）的番禺籍華人的慈善機構。與南海、順德兩縣在六山墳場共同擁有墓地，為縣人身故後在海外埋骨之所。每屆清明、重陽，縣人經常成群結隊前去祭拜。
黃埔一帶的人把重陽節稱為思親節。最有名的祭禮是祭祀淩氏始祖。
淩氏始祖墓在黃埔長洲鎮深井村。據傳，墓始建於明末清初，當年這裏綠樹成蔭，百鳥和鳴，被譽為深井八景之一“聖堂鳥鳴”。每年清明、重陽，淩氏後人聚集於此祭祀祖先。
黃埔區民間在重陽時還有一些習俗，如要辦一些遷墳、“執骨”、修墳、移柩等事，可以在這一天進行，不需另擇日子。
清明掃墓為春祭，重陽掃墓為秋祭。這是普遍現象。但也有在霜降、冬至祭祀的（見清雍正?範端昂《粵中見聞》、清初《廣東新語》、清嘉慶《羊城古鈔》、清同治十年《番禺縣誌》諸古籍）。舊時學海堂每歲公祭兩廣總督、著名學者阮元，春祭在正月二十日；秋祭在八月二十日。
廣州人重陽掃墓之俗在民國時已減少，建國後更趨衰微。
⑶放紙鳶
重陽時登高、掃墓，同時放紙鳶。大人小孩都放。（見上引清初《廣東新語》、清嘉慶《羊城古鈔》、清康熙三十年《南海縣誌》、清光緒五年《廣州府誌》諸文獻）舊時重陽節是大節，學校放假。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潘達微、高劍父諸名士在廣州編輯《時事畫報》，第23期有一幅《放鷂》圖畫，述當年重陽節粵秀山上放鷂的情形，畫中文曰：“九月九日，為重陽佳節，登高遠眺，人插茱萸，誠韻事也。粵垣每逢是日，則粵秀山頭，登高者聯翩而至，其兒童則放紙鷂以取樂。惟於紙鷂上大書‘流災流難’四字，放至高處，則將線割，使之流落別處，謂如是則脫除災難，則未免迷信矣。九月九，個個都去登高，你睇個班嫩仔，走得氣嘈嘈。放起個隻紙鷂在高處舞，扶漢聲聲（響弓聲），喚起個的懦夫，總係企在個處風頭，須要努力正好。雖有聲威，可惜你未滿羽毛，怕隻怕失足雲霄，個陣就遺恨萬古。咪估個條包索，可以把天箍，既替得個佬流災流難，邊處唔流到。唉！難把身世顧，隻望得天憐憫，俾你有點功勞。”可見當年重陽登越秀山並放紙鳶風俗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