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齊諧記》所載“登山避禍”的觀念，與《風土記》所說的“辟除惡氣”、“祓除不祥”一脈相承，乃源於自西漢末年以來形成的陽九為災厄之數的讖緯觀。其含義是：陽為剛，重陽是“二剛相逢”而相克，且“九”為至陽之數、極數，根據《易經》物極必反的理論，就要走向反麵。重陽時節，自然界呈現萬物凋零、陰盛陽衰之象，故被視為“厄日”，稱“陽九之厄”。西漢末年新朝代漢，災荒連年，新朝皇帝王莽便將之歸於陽九之厄（見《漢書?食貨誌上》），證明這種觀念當時曾很盛行。南北朝時重陽日登山、佩茱萸，含義是避邪防災，以消陽九之厄。
這是重陽節涵義的最大演變：東漢末三國初，九月九日是“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是個吉日。到了南北朝，卻又被視為“陽九之厄”的“厄日”。要登山、佩茱萸以避之消之，而飲菊花酒的涵義仍主要是卻病求壽。
重陽登高這個節俗，為後世一直延續，成為重陽節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動。但其中消“陽九之厄”的觀念，並沒有盛行多久。
比《續齊諧記》作者吳均（469-520）稍晚、同為南朝梁代人的宗懍(約501—565)撰寫了一部影響深遠的民俗學著作《荊楚歲時記》，記述荊楚地區（湖北長江中遊一帶）自元旦至除夕的二十四節令和時俗，書中記述當時的重陽節俗是：“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飲宴。”（土農工商各行各業的人都到郊外鋪草為席，坐在上麵設宴飲酒）並沒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辟邪避災。
同時期的北朝北周（667—580）人杜台卿撰寫的民俗學著作《玉燭寶典》（全書已佚。其軼文見於後世類書），所記重陽習俗是：“九日，食蓬餌，飲菊花酒者，其時黍秫並收，因以黏米嘉味觸類嚐新，遂成積習。”（清《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歲功典?重陽部》引）也沒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辟邪避災。
隋朝（581—618）人杜公瞻給“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飲宴”加注：“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近代皆安設於台榭。”（台榭：高台上的亭子）。記述了當時登高、佩茱萸、飲菊花酒的節俗，涵義亦非辟邪避災，而是“雲令人長壽”，回複到重陽節最初的涵義。
隋後的唐代，重陽是四大節日之一，又是“三令節”之一，極受朝野重視，在唐代中後期還被定為全國性法定假日，不是去避災，而是“宜任文武百僚擇地追賞為樂”（《唐會要》卷二十九）。過節的氣氛基本上是一派喜慶，登高主要是一種休閑娛樂方式，一種旅遊觀賞活動，消“陽九之厄”的涵義已消失殆盡。《全唐詩》、《全唐文》及其續編等相關文獻都明顯地反映出這種時代風貌。後世亦基本如此。事實上，重陽日發生的災難並不比平日多，後世文獻亦極少再說“陽九之厄”，偶有提及（見宋?吳自牧《夢粱錄》），也不過是這種讖緯觀念的殘存，再加上封建文人崇尚“法上古之意”的表現，並非民眾普遍性的觀念。今人談重陽節，一再征引《續齊諧記》登高佩茱萸以避禍的故事，好像曆代都是如此，這並不符合史實。
重陽節發展至南北朝時，在長江南北已相當流行，諸種帶普遍性的主要節俗，如登高，佩茱萸，飲菊花酒（後來加上飲茱萸酒）、賞菊，食蓬餌（重陽糕），享宴等已基本形成並逐漸定型，後世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民國，皆沿習承續，無大改變。不詳述。
宋代（960-1279）時，重陽節出現了祭神活動，這是前朝甚少記載的。朝廷拜先帝、祀三皇（中國傳說中的古代三個帝王。通常指燧人、伏羲、神農或者天皇、地皇、人皇）。普通百姓則上墳祭奠祖先，同時向神祈福。
重陽節自宋代起逐漸成為朝野祭神掃墓的重要日子，這種習俗一直延續下來，在明清時甚為興盛。所祭各路神靈亦十分龐雜。比較普遍的是祭祀土地神，農曆九月是農作物豐收的月份，農民要答謝神恩。此外還有祭上天，祭祖，祭元帝，祭城隍神，祭鬥姆，以至祭狐仙，祭黃鼠狼等等，五花八門，各地情況不一。不詳述。
重陽節還有一些隻存在於個別地區的習俗或已消亡的習俗，如把牲畜散放田野、九月農業收成後“嚐新”、騎射、敬師送禮，貼重陽糕於兒女額頭以祝“高”等等，與廣東重陽節俗基本沒關係，不述。
因其日期，重陽節別稱重九、重九節、九月初九、九月九、九月九日、九日。因其習俗，重陽節又稱登高節、登高會、茱萸節、茱萸會、菊花節、女兒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