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講重陽節，大都將這段文字作文獻引用，這見於現在很多相關資料與辭典。其實，這是一個神話傳說，並非史實。吳均（469-520）是史學家，著有《後漢書注》、《齊春秋》等史籍，而他撰寫的這部《續齊諧記》，卻是一部情節離奇的民間傳說故事集。所謂“《齊諧》誌怪，蓋莊生寓言。”（元?陸友跋）在此書之前，已有南朝宋?東陽無疑的《齊諧記》七卷問世，都是誌怪之說，不過這書後來失佚了，其片段散見於後世的《太平廣記》、《太平禦覽》等類書中。吳均撰神怪故事，稱《續齊諧記》，可見他自己就沒有把它視作史實。
故事中的人物費長房，記述東漢史事的正史《後漢書》有他的傳（見《方術列傳》），說他是汝南人，跟一個賣藥老翁進深山學道術，能治百病，製眾鬼，在路遙千裏的不同地方飛來飛去。神跡不少，卻隻字沒提要桓景九月九日上山避禍的事。其結局尤其搞笑：“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後漢書》並沒有明確記載費長房是哪個時代人，西晉張華(232—300)撰《博物誌》卷五《方士》提到此人，說“魏武帝（曹操）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四方之術士。”在所記“魏王所集方士名”裏就有“汝南費長房”，不過隻是記了個名字而已，並沒有說他有什麼事跡。這麼說來，費長房是與曹丕同時代的漢末魏初人，作為曹操的兒子，曹丕應該知道此人，但曹丕說九月九日風俗時，根本就沒提這位術士，也沒有提到上山避禍，反而說是“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慶祝這個節日以求長壽，而不是跑到山上躲避災害的來臨。
至於那個桓景，顯然是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在有關東漢、三國史事的文獻資料中都沒有記載，包括公認收羅前代資料寵雜廣博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隋唐類書中也沒有提到過。倒是在東晉成帝時有個叫桓景的太守。《宋書?符瑞誌中》載：“晉成帝鹹康二年七月，白鹿見豫章望蔡，太守桓景獲以獻。”鹹康二年即公元336年，距東漢滅亡已百餘年，若把這位捕獲白鹿後獻上朝廷的太守桓景跟費長房扯到一起，那無異於關公戰秦瓊。
指稱節日源於某個古老的傳說，這在中國傳統節日的起源說中屢見不鮮，也最易為民間所接受。費長房故事在重陽節發展史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是一個明證。
這個由史學家撰寫的古老傳說後來還演變成不同的民間傳說，，茲引其中一個：
相傳在東漢時期，汝河有個瘟魔，隻要它一出現，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喪命，這一帶的百姓受盡了瘟魔的蹂躪。
一場瘟疫奪走了青年恒景的父母，他自己也因病差點兒喪了命。病愈之後，他辭別了心愛的妻子和父老鄉親，決心出去訪仙學藝，為民除掉瘟魔。恒景四處訪師尋道，訪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終於打聽到在東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個法力無邊的仙長，恒景不畏艱險和路途的遙遠，在仙鶴指引下，終於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個有著神奇法力的仙長，仙長為他的精神所感動，終於收留了恒景，並且教給他降妖劍術，還贈他一把降妖寶劍。恒景廢寢忘食苦練，終於練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藝。
這一天仙長把恒景叫到跟前說：“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來作惡，你本領已經學成，應該回去為民除害了”。仙長送給恒景一包茱萸葉，一盅菊花酒，並且密授避邪用法，讓恒景騎著仙鶴趕回家去。
恒景回到家鄉，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長的叮囑把鄉親們領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發給每人一片茱萸葉，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準備。中午時分，隨著幾聲怪叫，瘟魔衝出汝河，但是瘟魔剛撲到山下，突然聞到陣陣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氣，便戛然止步，臉色突變，這時恒景手持降妖寶劍追下山來，幾個回合就把溫魔刺死劍下，從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風俗年複一年地流傳下來。
這個民間傳說至少有三四個版本，內容大同小異。對比《續齊諧記》，其“人民性”強多了。前者的桓景是自己一家人跑上山避禍，後者的桓景則是為民除害。前者的術士是費長房，後者卻是個泛指的仙人。前者隻是說飲酒，沒說明什麼酒；後者明確記述是菊花酒。若要以不同的民間傳說來論證某個傳統節日的起源，那就會各說各的故事。
若以《續齊諧記》來證明重陽節的起源，說重陽節是由費長房引發的，那明顯不符合史實，因為在費長房之前，這個九月九日的習俗顯然已處於萌芽期；但這個故事自有它的現實價值，它反映了當時人們對重陽節來源的探討（這個傳說很可能是先流行於民間，吳均把它記載下來並予加工，就如同清代蒲鬆齡把聽來的民間故事寫成《聊齋誌異》一樣），更反映了南朝時期的重陽節已經流行，而且民間在節日時“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的習俗已相當普遍，這跟曹丕記述的“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的重陽涵義明顯不同，這反映了重陽節習俗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