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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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把商
人推向革命
廣州商鋪。
廣州辛亥年
新軍起義和小東營起義，是辛亥革命前廣州發生的兩件最重大的事件，對幾個月後廣東能夠和平地從專製過渡到共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次起義的革命黨，大部分是世家子弟，文化程度較高，行動文明，盡量避免對商民造成騷擾，與以往的會黨暴亂迥然不同，在一般商民中，贏得了很高的印象分。
相反，官府在事後搜捕革命黨人，緹騎四出，如狼似虎，官兵趁機敲詐勒索居民，令商人無法正常營業，財產無從保障，商民一肚子怨氣。當時廣州九大善堂和自治會發傳單說：“昨接樂從暨附近順德縣屬相連南海各鄉紳到稱，鹹以亂黨確已逃散，唯居民疑慮，懼有株連。謠傳兵勇搜查，不留寸草，以故拖男帶女，紛紛逃避，愁慘流離。現農桑正忙，相率荒業，殊滋隱患。”字裏行間，怨氣衝天。
朝廷還調廣西提督龍濟光率防勇八營，“星夜赴援”。眾所周知，
龍濟光是惡名昭著的彝族土司，他的軍隊與土匪差不多，這引起了
商民極大的恐慌和反感。如今大局已定，張鳴岐又不急於讓龍濟光
來了，他聲稱廣州情況已平靜，四營足夠，廣西需要龍濟光，可不必
親來。但龍濟光怎肯放過這千載良機？張鳴岐話音未落，兩千多廣西
兵，已經勒馬廣州城外了。廣州商民要花多少錢才養得活這兩千多
人？兩相比較之下，同情革命黨之心，便自然而然地，在對官府的憤
怒中萌生了。
梁啟超作為立憲派的導師之一，小東營起義的硝煙還沒散盡，他在海外便寫了一篇《粵亂感言》的文章，非常準確地表達了立憲派的這種心態，他說：革命本屬不祥之事，無論何國，隻要經曆一次大革命後，其元氣往往十年或數十年都不能恢複。因此，誰也不願意發生革命，但他接著說：“今者，五千年之國命與四萬萬之民命，皆懸於
1 現政府之手，而現政府則更有何望者？多存留一日，則元氣多斵喪一
誰把商人推向革命
分。”與其讓國命與民命在政府手裏逐漸凋敝以死，雖然鬧革命的結果可能是服毒以死，但毒藥說不定還有一定的治療作用，毅然投之，或許還有於萬死中求一生的希望，總好過坐以待死期之至也。
美國駐廣州的副領事對小東營起義寫了一份很詳細的備忘錄，在觀察中國局勢的前因後果時，提出了頗有見地的分析。他認為，引起中國動亂的原因很多，在種族上、經濟上、政治上各方麵的原因都有。其中最顯著的兩個是：人民飽受官員的壓迫與中央政府的懦弱無能。
這位美國外交官說，中國的動亂有 90%是由苛捐重稅引起的。中國的稅收製度，隻有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可以相比。朝廷規定各省每年必須繳納的稅額，隻要如數交納就行，用什麼征收辦法，從不聞問。而總督也不是直接收稅的官吏，他的命令層層下達至府、縣、區，以至鄉村，層層官吏都要從中取利，壓榨人民。根據專家權威的估計，中國隻要忠實地征收 2%的土地稅率，便足夠全國政府的費用，包括付清外債，以及解決目前財政上的一切問題。現在中國人民的負擔，比這 2%的土地稅率要高得多，而政府還要增加各種新的苛捐雜稅，還要借外債以度日。中國人民已漸有覺悟，對這情況已漸不能忍受。
其次，是中央政府之懦弱無能。中國人是一個自傲與敏感的民族，在他們的眼中，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帶給中華民族重大的侮辱，全歸罪於清朝政府的懦弱無能。
除此以外，還有第三個原因，那就是兩年前開始成立的省谘議局，給人民自治的初步措施，使人民漸有政治感。二十年前，在中國找不到一個中國人來討論政治問題。今日中國人所談的都是政治問題。報紙也漸變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重要因素。一般人民嚐試過自治，自然會盼望更美滿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