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狂歡
一連十多個夜晚做著同一個夢：一條洶湧澎湃、激浪飛濺的大河，在我麵前奔騰，人們紛紛撲向它，搏擊，沉浮，或消失，於是一股不可遏止的激情把我推向河心……
我醒了，可能已是夜半，隱約中傳來秧歌的鑼鼓聲。
一
我和喬敏升往中州大學報到那天，母親看著我執拗地打背包的樣子，最後歎了口氣，心灰意冷而又凶巴巴地說：“吃你的苦去吧，到時候你小孩哭都找不到地方！”
有先見之明的母親隻說對了一半。革命確實不僅僅是秧歌的鑼鼓，苦似乎是革命與生俱來的宿命，但我沒有找地方去哭。
我的革命之路是從舊京的一個城角開始的。
中州大學所在的城東北角，是舊京的一塊風水寶地。北宋時，這裏為上方寺，清雍正年間，貢院由明代周王府址移於此。到了民國，這裏先後為省議會、省黨部和國立河朔大學所在地。河朔大學在這裏大興土木，建大禮堂、教學樓、圖書館大樓及多座二層小樓的東齋，構成了一個具有現代風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築群。抗戰年間，國立大學內遷，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占據教學樓三年之久。內戰波及到這塊思靜而難有寧日的地方，複校不到三年的國立大學再遷，於是，革命的中州大學當仁不讓地在那座飛簷鬥拱的校門旁邊，掛上了一塊新的校牌。
中州大學當然是按革命的辦法辦事，不分係不分班而分隊，每隊的學習課目基本相同。雖不下操，卻有些軍事化的味道。我同喬敏升進校後分入二十三隊。隊下分小組，我倆不再同一個小組。幸好我同已改名陳秋風的陳穀子一個小組，原來他也與我們同時考入中州大學。各隊沒有專門的課室，一個小組一間房，房內有拚在一起的幾張桌子和靠牆鋪開的一個大地鋪。看著這些房間我們有些遲疑，更令我們驚訝的是出現在我們麵前的同學。我找到我那個小組，十幾個圍著拚桌而坐的同學熱情地站起來，歡迎我的加入。我愣了一下，懷疑自己走錯了地方。這十幾個可能就是我的同學的人，差異之大，令我驚訝。他們年齡懸殊，年紀大的看樣子有五十多歲，年紀小的則略過大於我；穿著更是五花八門：學生製服，破舊軍衣，長袍禮帽，氈帽棉襖，濟濟一堂，應有盡有。三個女生的打扮，長短各異，也十分有趣。我急忙找到喬敏升，他同我一樣滿臉惶惑。我們冷丁來到這個陌生而喧鬧的人群中，忽然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迷惘與孤單，相視無言，幾乎落下淚來。吃完晚飯，我倆找到設在二樓的隊部，要求隊領導將我倆調整到一個小組。原來佟輔導員就是口試的主考人，一認出我就幽默地問道：
“晚飯吃得如何？精神勝物質沒有？”
“啃了一個‘鋼盔’。”我答，一挺胸抖了抖精神。
晚飯時，我同小組十多個人圍著一瓦盆熬蘿卜絲蹲在地上，手抓高粱麵黑窩窩頭，揮動筷子，吃了進校後第一頓晚飯。早來幾天的同學說，這高粱麵黑窩窩有一個頗具革命色彩的名字——“鋼盔”，而我尚未謀麵的玉米麵黃窩窩則有一個比較嬌貴的名字——“黃金塔”。
佟輔導員聽到我爽朗的聲音，高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好，還有點革命堅定性！”
“何止一點！”我用自信的口氣說，心中卻不禁回味起“鋼盔”撞擊牙齒的苦澀滋味。
對黑窩窩、黃窩窩我是下決心要去啃的了，但對同陌生人擠在一起睡地鋪，卻暗生畏懼。佟輔導員沒有同意我與喬敏升調組的要求，當晚我隻能無可奈何地擠在剛剛相識的“各界人士”中躺下。怎麼也睡不著，屋外北風呼嘯，身邊鼾聲起伏，不知誰抹黑上廁所，踢了地上的洗臉盆，咣的一聲巨響，引起了地鋪上一連串的翻身與夢話。小組長是個四十幾歲的職員模樣的人，特意將我的鋪位安排在他的鋪位旁邊。這本是好意，但他口中噴出的劣質煙草味混合著滿屋飄遊的愈濃愈烈的汗味、腳臭味，陣陣襲來，令我感到暈眩與窒息。我用被子蒙住頭，把強烈的孤獨感與不爭氣的淚水緊緊擁在被子裏邊。
“有你小孩吃的苦！”暗夜中，我聽到了母親數落的聲音，想起了那個溫馨的小院。
佟輔導員說，中州大學是個革命大熔爐。此話不謬，未過多久，人們就人呢是到了這個熔爐的博大精深。它熔各色人等預於一爐，除渣蕩汙，淬火鍛造，確有一番功力。單拿我們小組的十幾個人來說，能彙聚在如此這般一個烈火熊熊的爐膛裏了，就是不簡單的事。我們小組的成員，大部分是原來的在校學生。也有幾個已在社會上做事的人。小組長原是個小學校長，一身長衫禮帽的裝束與說話的神態卻像個做小買賣的生意人。據他說他是個老共產黨員，隻不過未看清楚革命形勢脫了黨。大家很難相信這位麵色烏青，像是吸食過鴉片的小學校長，曾經轟轟烈烈地在大別山發動過農民運動。他常以老革命自居，大家難免調侃他幾句，很讓他傷心。那個五十多歲，一對深度近視眼睛半遮住滿麵風霜貌不驚人的老者，不料原是一個報紙主筆。一個身穿黑布製服，身軀魁梧自稱職員的縣政府副科長，寫得一手好毛筆字，大凡隊裏寫字的事他都踴躍參加，但他每打開隨身帶來的一副文房四寶，都要略帶自嘲的說白道：“過去，我也是靠這套家夥吃飯的。”言下之意，如今老祖宗留下的這套寶貝，仍是他吃飯的家夥。知道被扣了幾次雇傭觀點的大帽子，才改變了說法。有個過去的外事警察，高歌，駝背，是個樂天派，整日吊兒郎當，嘻嘻哈哈，興之所至，忍不住還要透露一些當年警察檢查妓女之類的黃色見聞。有個架副金邊眼睛、穿件駝色長袍的才子派人物，原是個小學音樂老是。他公然宣稱自己是逃婚來的。這麼一說，似乎他身上就多了幾分反封建的浪漫色彩。他已有妻子兒女，其實真正逃婚的是同組的一個與他一起報考中州大學的瘦弱女孩。最有傳奇色彩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斯文漢子，他是地地道道的在冊大學生，已在國立大學修業九年，在這九年中，這位在校學生同事當過教員、保長及副官。小組裏還有兩個不守規矩的回教徒和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如此等等，均將同數千人一起投入熔爐裏冶煉一番，可知其爐之巨，其功之偉矣！
三個女同學除了那個跟隨人家逃婚，當過小學教師的年齡稍大之外，其他兩個女中學生年齡都在十六七歲。一個叫崔莉的，圓臉蛋，大眼，皮膚微黑卻非常滋潤光潔。她是個小美人，善於扭秧歌，很活躍，來後不久就被好事者暗中授了個“隊花”的稱號。一個叫屈瑩瑩的，鵝蛋臉上一雙彎月般的眼睛總含著笑意，性格開朗，但那正蓬蓬勃勃發育的身子，則透著幾分剛氣。由於這兩個漂亮姑娘，我們小組常無端找來一些莫名其妙的訪問者。所幸是有一個守護神在她們身旁。自覺擔當如此重任者是我在舊京高中的高年級同學陳秋風。這位曾在壁報上高喊過：“世人皆醉我獨醒”，怒抨時政，差點被憲兵隊抓進去的勇士，除了擅文學，也學了些名士派憐香惜玉的風流餘韻。入中州大學之後，他仍以“作家”自命，集體活動之餘常伏案寫詩，甚而聲言要寫一部類似名作家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那樣的小說——暫名曰《王小莊的變遷》，因此也頗引起一些同學的注意。他對兩位女同學可謂盡心盡責，即使閉目構思大作也不忘記對崔莉與屈硬硬的保護。特別是對屈瑩瑩那份關愛之情，常有不得體之處。崔莉說他酸，常罵一句“神經病”，弄得多情的麵色發青的詩人有些尷尬。屈瑩瑩是個明白事理的姑娘，聽到崔莉這聲罵，一漾笑窩輕推崔莉一把，無意間就把一股暖流不明不白地推到了陳秋風身上。由於經曆及年齡相近，我也同崔莉、屈瑩瑩比較親近。還有一個喜歡同她們兩個交談的同組同學叫趙匡。趙匡從鄉下來，體格強壯，為人老實，常被陳秋風與崔莉調笑，卻從不惱怒。趙匡家有幾十畝地，是個小地主，他挖剝削階級思想根源竟能一直挖到趙匡胤頭上，聽著讓人著急。陳秋風忍不住搶白他說：“你那個名字起的不好，還想有那個命？”
老實的趙匡擰起濃眉望著陳秋風，“俺的名字咋著就不好啦？”
陳秋風說：“還問咋著就不好呢！你的名兒有皇帝老兒的肚子卻沒有他皇帝老兒的腳，就是來到大宋東京也隻能啃窩窩，你說是不是？還要往死了一千多年的皇帝身上掛呢，算了吧！”
一天小美人崔莉拿趙匡開心，約他一起上鐵塔，嚇得他手中正在寫字的港幣噗的一聲掉落地上，跌壞了筆尖，令他心疼了好幾天。後來我們幾個人真的一起上了次鐵塔，爬到被日本大炮轟開的一個大豁口處，趙匡一直擋在崔莉身子外麵，那份小心，那份忠勇，絕不是善於討好淑女的“資產階級紳士”可比的。
漸漸我同周圍的人沒有了陌生感。在習慣了吃窩窩睡地鋪的同時，在習慣了自我檢查與互相批評的同時，我也習慣了這種具有強烈凝聚力的集體生活。小組中，各種社會經曆帶來的社會界限被打破了，融合了，“四海之內皆兄弟”，“同誌”的稱呼，有了一種實在的意義。
從進校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這個地方同我們的大學夢有很大的差別。佟輔導員直言不諱地說，大家來此就是學習革命理論與進行思想改造。我們想像的大學課堂會有的，但那是以後的事，眼下每人隻能有個小馬紮，無論是聽《社會發展史》還是聽《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總之不管聽什麼課，是離不開這個小馬紮的，小馬紮就是活動課堂。到了思想檢查階段，一組人圍著拚桌交待曆史，深挖思想根源，輪流過關，進行激烈的自我批評與互相幫助，那滋味就不像坐在小馬紮上聽大課那麼熱血沸騰的了。思想鬥爭逐漸白熱化，精神緊張，物質跟上，事務長和上士露了一手，忙著給大家改善生活打牙祭，於是久違了的肉包子與紅燒肉捧了出來，香氣逼人，有的人硬是吃不下去。情況有了變化，那位帶著女朋友投奔革命的逃婚者走了。“老革命”的小組長再一次告別革命。那位主筆，那位副科長，那位外事警察及那位上了九年大學未曾畢業的大學生，捶胸頓足，痛哭流涕，咬緊牙關將自己罵得狗血噴頭，總算經受住了“考驗”，過了這革命漫漫路程上的第一關。
一般來說，每日三件事：聽課、開會、扭秧歌，不亦樂乎。論扭秧歌，喬敏升是一把好手。他雖年齡不大，身板卻高達英武，扭起來瀟灑豪邁，無人可比。秧歌隊最前麵有兩個領跳的，一男一女，男的扮工人模樣，手拿錘頭，由喬敏升扮；女的扮農民模樣，手拿鐮刀，由崔莉扮。工農聯盟不可分，扭到哪裏，錘頭鐮刀就一起舞動在哪裏。
鑼鼓敲得響，養個扭得歡啊，
哪裏的人翻了身，
哪裏的秧歌就扭呀扭起來。
你看喬敏升與崔莉歡快的樣子，唱呀跳呀，昂首挺胸，臉上放射著自豪的光彩。有時還忘情地拉一下手，工農聯盟嘛，可毛病正出在這個地方。不意喬敏升這小子竟愛上了與他聯盟的小農女崔莉，不用說那小臉蛋黑黑、一雙大眼呼靈靈的小農女也看上她那隻有十五歲的工人老大哥了。一天，上街宣傳的秧歌隊回來晚了，散隊後，在灰灰的暮色裏，有人看到喬敏升把崔莉擁到了院中僅有的一課槐樹後邊。天機泄露，一幫原來幻想在革命中尋求愛情而未能如願的同學，不平了，忿然了，革命責任心大發揚，就自覺地把喬敏升與崔莉這對革命小情人認真地“幫助”了一番。一雷驚春，全隊立即興奮起來，人們擦亮眼睛，循著蛛絲馬跡，順藤摸瓜，竟熱熱鬧鬧地提溜出了一大串“愛情”的生瓜裂棗，一時間，將思想檢查階段留下來的沉悶空氣，掃除淨盡。
寒冷的月光照在剛剛開凍的土地上，地麵像鋪了層白布，純淨得讓人不敢抬步。我同挨了批判的喬敏升籠在迷蒙的月光下，談著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之類的大話題。
他說：“我的檢查通過了。”
我問：“怎麼批判的？”
他想了想說：“個人主義。”
我問：“有沒有集體主義的愛情呢？”
他沉默著走了一段路，忽然側臉問我：“想過沒有想過鳳表姐？”
我不語。
第二天，秧歌隊又拉上大街，喬敏升與崔莉仍擔任工農聯盟的對子，但他們的動作已有些生硬了。不久，父親又回到了舊京。我回家看父親，隊裏要我順便在小油坊街上代借一套大鑼鼓。為了歡送幾個結業隊的同學，隊裏的秧歌隊準備一直跳到火車站，陣勢要大些。需要一個同學幫忙拿鑼鼓家夥，趙匡爭著要去。他在家鄉聽到許多關於歐文父親的傳聞，甚至聽他爺爺講過，我父親刀槍不入，每打完一仗，脫掉褂子一抖，子彈頭就嘩嘩跌落一地。據我所知，僅在抗日戰爭中，父親就負過兩次重傷。我告訴趙匡，那傳說是假的，但趙匡不管分說，仍然隨我向小油坊街走去。一進街口，就有人大聲向我打招呼：
“三少爺，回來啦！”
我一驚向兩旁瞧瞧，原來是手托車把的車夫郭娃在叫我。他仰著一張笑臉又說：“聽說軍長回來啦？”
父親回家的事，街上的人是知道的。我還未答郭娃的話，另外兩個坐在車踏板上的車夫也站了起來。幾聲“三少爺”，把我弄得十分慌亂。我扭頭望望身邊的趙匡，隻見他不知所以地正望我傻笑。我們在西頭小廟順利地借到鑼鼓，坐下歇口氣。廟祝仍然是車老板王福喜，冷總參議的司機老趙沒有跟著冷家去江南，也暫住廟裏。他倆問起我父親，也問起我堂哥，我說一直沒有堂哥的消息，他們默默點點頭，流露出一種不祥的感覺。回到家，父親聽我介紹，很有介紹地問趙匡談到家鄉，接著又重提幾個月前要帶我去北平讀書的事，我仍然沒有答應。中午吃飯，可能因我堅持不去北平上學，父親的情緒受了影響，很少說話，氣氛一時沉悶了許多。趙匡回校後自然要對大家談他的見聞，本無一點惡意，卻被陳秋風和其他同學聽出了蹊蹺，把我戲稱起“三少爺”了。我受不了這番挑逗，氣憤地爭辯著，但寡不敵眾，到後來竟嗚嗚地抹起了鼻子。佟輔導員走過來，把幾個圍著我逗笑的同學狠狠批評了一頓。他說：“三少爺怎麼了？三少爺也可以成為革命戰士嘛！以後誰也不準再叫小凡三少爺，不準再開這種玩笑。依我說小凡很值得大家學習呢。”
一提學習，忽然我想起父親那雙流露著感傷的老兵的眼睛。
編號靠前的幾個隊，一隊接一隊地結業了。紀一天結業了，小哥結業了，我們多次唱著“打過長江去”，前往火車站歡送了一批又一批同學。我們再也靜不下心來討論“否定之否定”這類理論問題，隻想跑步趕上，好像一切榮譽、功勳以及考驗等等，再晚一點及輪不到了。時間在緩慢地推移，到了五月，終於輪到我們隊當老大哥隊，接著開始分配了。
二
適逢兩廣縱隊從山東南下路經舊京，要從兩個隊中挑四十個人去。這四十個同學個個都要身強力壯，否則不能行軍打仗。每個人都想上前線，但大部分人沒有到兩廣縱隊去的幸運。那四十個人剛走，其他分配名單陸續宣布了。另有四十個同學被分往一個大區機關，其中有我、喬敏升、趙匡、陳秋風、屈瑩瑩與崔莉。喬敏升與趙匡本已進了兩廣縱隊名單，但這個大區機關對年齡限製十分嚴格，隻要年齡小的，隻好將他倆調換過來。
想上前線而不能的我們，有些失望。
我們要去的機關在東木匠鋪街，距學校不遠。可能是因為我路熟，佟輔導員就將四十個人的檔案材料交給我，囑咐我帶領大家前去報到。機關沒有牌子，找到門牌號碼，走進去，遇到院中兩個穿灰布製服的人，問了問，這個四合院正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這是大區機關屬下的一個訓練班，有七八個幹部，其中兩個女的；一個姓馮的科長是領導。學員七八十人，除我們四十人外，還有鄭州職工學校來的二十多個失業工人和十幾個中學生。說是要我們來這裏學習業務，但一開始還是學習《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之類的理論著作。馮科長不知怎麼地就察覺出中州大學來的小知識分子看不起職業學校來的工人了，當然也包括看不起他那樣的土包子了，立即結合實際改為學習報紙上剛發表的文章——《誰領導誰》，以便我們憬悟我們所處的地位；他的輔導課講得好，講得透徹入骨，鞭辟入裏，確能振聾發聵。
一天早上，發胖了的官威十足的馮科長微閉腫脹的眼泡，站在西廂房前一條潮濕的青石條上，麵向集合在院子裏的學員，慢條斯理地開講了：
“小知識分子最沒有知識。不要自以為了不起，不要看不起工人、農民，不要看不起工農幹部。哈哈，這是毛主席說的。”他不敢掠毛主席之美。停一停，挑高淡而寬的眉毛看看一邊的職工學校學員，又看看身旁的灰衣幹部，仰起臉，故意不瞧令他厭惡的小知識分子們繼續說道：“毛主席講過，你們小知識分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是最沒出息最沒本領的人，你們必須向工農學習，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是一。其二，你們必須割掉剝削階級的尾巴，必須與你們的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我雖還沒有抽出時間看你們的檔案，但根據我的經驗，在北方念過中學的，可以說沒有不是出身於剝削家庭的。沒有幾十畝幾百畝地，能供得起一個中學生嗎？所以你們要記住，你們身上有階級烙印，不但有，而且那印子還很深嘛。這幾天，我有這個感覺。其三，你們剛來到，就拿我們這個訓練班與那個大雜燴的中州大學相比，看不起我們這個小小訓練班，對我們的幹部說三道四，這是不幸的！在我們機關，地委級幹部隻能當科長。可以告訴你們，我大老馮就是一個地委級幹部嘛。其四，聽說有人認為中州大學講民主，好像我們這邊不講民主似的。明白告訴你們，我們講的是民主集中製，有集中才能有民主。從今以後，你們要正確理解民主的意義，否則要犯錯誤，要犯大錯誤。過去多少人人頭落地，就是被這民主鬧的！教訓嗬，同誌們！”
馮科長越說越興奮，越說聲調越高。
我以為這篇講話隻是馮科長給我們這批愛說民主的小知識分子的一頓殺威棒，過去了事，但幾天後我們發覺馮科長用這種奚落的語調訓話，是一種嗜好與樂趣。他口才驚人，嬉笑怒罵，運用自如。每天早上站在那塊青石條上，都能對著排隊立於院中的我們滔滔不絕地說上一個兩個鍾頭。他的話說得好，像一盆盆冷水潑向我們狂熱的頭腦，確實有清涼作用，但我們許多人不領這個情。
一天，不知什麼事情又觸動了馮科長的神經，他滿臉怒氣地出現在青石條上。剛爬上房坡的陽光，像水波一樣流下來，穿過屋前的一棵老棗樹，把那張陰沉的臉弄得斑斑點點的有些變形。他靜默一會兒，咳嗽一聲，猛地開了腔：
“你們這些小知識分子自以為革命性強得不得了啦，我都為你們臉紅！說什麼你們是來革命的，不是來混飯的，哼，你們來革的什麼命？”
昨天，陳秋風到廚房拿飯，同趙幹事發生了頂撞。他拿了兩個高粱麵餅子，趙幹事說他拿多了。陳秋風在我們四十個人中年級算是大的，近二十歲的人了，自尊心特別強，聽到趙幹事訓斥的口氣，感到受了羞辱，就把高粱餅子扔回筐裏，說了句：“我也不是來討飯的！”趙幹事可能將這句話彙報給了馮科長，故引起馮科長諸多感慨。
馮科長提提精神，又說：“你們哪個敢說不是來投機革命的？我們在太行山喝西北風時，為什麼你們不去喝喝。如今解放軍打過黃河來了，你們革命了，這不是投機又是什麼？有人嫌高粱餅子不好吃，扔了，告訴你們，高粱餅子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甭身在福中不知福！小知識分子隻不過有一點點文化，不要覺得了不起，目中無人，看不起我們這些土包子。告訴你們，土包子比洋包子香，沒有膻味。毛主席給你們畫過一個像，說什麼來著，說什麼來著……”他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忘了，不好意思地向兩邊瞧瞧。身邊一個女幹部急忙提醒，“牆上蘆葦”，這令他豁然洞開，搶回話頭接著說：“是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哈哈，英明啊，大家看畫得像不像？”
職工學校來的一個學員突然在隊列中大聲應和：“像，像得很，依我說還要畫上鐵嘴鋼牙豆腐腳！”
馮科長極其興奮：“好，好，說得好，這就是工人階級的水平”，他招著手，“來來，上來，上來給大家講講這鐵嘴鋼牙豆腐腳怎麼個畫法！”
那個年歲至少有四十大幾的工人學員走上前，與馮科長並駕齊驅地站上青石條，手舞足蹈地齜牙抻腿地比劃了一番。可惜門牙出有個黑洞，表演效果欠佳。他一時忘乎所以，幾乎將馮科長擠下那俯視前方的石條。馮科長有些不悅，急於收場，截住那位學員的話頭問：
“你是鐵路工人還是電燈工人？快給大家說說，你原來是做什麼的。”
“你問我嗎？做工？我不做工。我討飯。”那人滿不在乎，一臉茫然地微笑著。
馮科長的臉暗暗紅了一下，問：“那你怎麼成了失業工人，進了職工學校呢？”
“我失業了嘛。”那位老學員斜視馮科長一眼，不以為然地答。
“你失啥子業嗎？”馮科長似乎被弄糊塗了，又問。
“解放軍進城後不許討飯啦，我不就失業了嘛！還問我失啥子業呢，不失業俺會來你這裏？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嘛！”老學員頂撞了馮科長幾句，語氣中頗有幾分教訓的意味，鬧的馮科長下不了台。忽然有人在隊伍中喊了一聲“張大嘴”，老學員一怔，看到學生會主席汪金亮惡狠狠地打了個手勢，才急忙鑽進人群。站在院子裏的幹部及學員，包括工人學員及馮科長張口閉口所說的小知識分子學員，再也忍不住，轟然大笑起來。笑聲把老棗樹的碎葉搔的簌簌發抖。
奇怪的是馮科長笑得特別響亮。院裏從未有過的熱鬧，街上的人還以為在開聯歡會哩。
三
訓練班的氣氛同中州大學大不相同。許多年輕人投奔革命時頭腦裏生發出的那種“革命+愛情+自由”的幻想，像一個放飛的氣球，越飛越高，接近樹梢時突然撞破了，把一個浪漫的新的生活模式撞成碎片。碎片在空中飄遊著，五光十色，卻無所依附，一種陰鬱的情緒將天真的祈願緊緊包裹起來。
一天晚飯後，陳秋風、喬敏升、趙匡、屈瑩瑩、崔莉和我走出木匠鋪街西口繞著潘楊湖散步。濃綠的湖水泛著腥味，雨後的湖岸爬滿剛孵化不久的脊背上有幾條黃色條紋的小青蛙，千萬隻綠灰色的幼蛙密密匝匝地蹲伏著，像是給湖岸鑲了一圈彩色的錦帶。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青蛙，有說是因為忽晴忽雨，天氣悶熱的緣故，有說是因為一年前的那場戰爭，屍體肥了湖水的關係，隨便猜想，誰也講不出個究竟。話題轉向革命後的體會，大家不約而同地對中州大學那段生活流露出留戀。陳秋風提起前幾天馮科長大罵小知識分子投機革命的講話，一直沉默的喬敏升低聲地說了一句：
“為什麼要恨我們呢？”
大家心裏都“咯噔”了一下，但沒有誰想接話。第二天在小組會上討論“小知識分子的投機性”時，陳秋風與趙幹事發生了爭論。他以為還在中州大學似的，竟衝口說了一句最不應該說的話。
會上趙幹事剛將馮科長關於小知識分子為什麼不到太行山參加革命的論斷又發揮了一通之後，陳秋風冷笑著說道：“好像把我們當作了蔣介石，是從峨眉山下來搶勝利果實的。”一句話炸了鍋，立即引發了全班一場大批判，把陳秋風——當然包括他代表的小知識分子批得灰頭灰腦。趙幹事是這場批判的直接組織者，差點把我、喬敏升、趙匡與陳秋風拉在一起，弄出個什麼“集團”。為了搶救受蒙蔽者，還十分耐心地對屈瑩瑩和崔莉做了許多分化與說服工作。他依靠的主力軍是失業工人，但不少職工學校來的學員不以為然，隻有張大嘴與汪金亮幾個人行程不了聲勢，隻好草草收兵。
這場大批判剛偃旗息鼓，緊接著發生了兩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趙幹事已近而立之年，不管是否已達“三六九營，二五八團”的條件，想在女學員中尋找一位“窈窕淑女”是可以理解的。他看中了他幫助過的屈瑩瑩。漂亮的屈瑩瑩大方熱情，不知為什麼偏偏對趙幹事冷漠得很，避之唯恐不及。一天晚上，趙幹事約小屈上街吃牛肉麵。吃碗牛肉麵本不可等閑視之，那是要用去差不多半個月津貼的，卻被小屈回絕了，真實敬酒不吃吃罰酒啊！長相斯文，平日把灰製服穿得板板正正，一心當“好逑者”的趙幹事，一衝動竟失去了“君子”之風，拔出了皮帶上那把露出一角紅綢的小手槍。
他喝問：“你去吃還是不去吃？”
小屈仍然回答：“不去！”
暴怒的趙幹事一把揪住小屈的短發，又問：“給你牛肉麵你不吃，你想吃啥？想吃一顆黑棗？”黑黑的槍筒頂了頂小屈隆起的胸脯。
“你敢！”小屈一甩頭，兩個燃燒的大眼將趙幹事灼了一下。幸好小屈剪的是“二小子頭”，頭發很短，又是一甩竟掙脫了。
此事引起了大家的憤慨，要求訓練班領導查處。特別是守護神陳秋風，放下手中正在寫的《進軍江南》長詩，不斷大發議論，還給訓練班領導寫了兩封抗議信，要求處分趙幹事。未過兩天，小屈與陳秋風被找去談話，追究起他們的“戀愛關係”來了。
另一件事更離奇。前天半夜，突然喬敏升大叫一聲滾下床板，揭起床席頂上頭，又蹦又叫。夏夜悶熱，睡在一間大房內的幾十個同學夢中一驚，恍恍惚惚地跳起身，頂起席，嗷嗷嚷著蹦著衝到院子裏去。殘月西沉，夜色如水，一群赤身露體的人像天使又像魔鬼，扇動著葦席架起的翅膀，不知欲飛何處。民間把這種現象叫做“夜驚”，是一種熟睡中突然受驚的無意識行為，本不難解釋；據喬敏升回憶，夢中他看到“特務”從窗口砸下一塊大石因而猛然驚起。在這個整天談論同暗藏的敵人作鬥爭的訓練班內，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做這樣的噩夢本不為怪，但趙幹事則認為事情並非那麼簡單，建議徹查。馮科長一點頭，查破壞開始了，直查得大家垂頭喪氣。
陳秋風和幾個中州大學來的同學把我叫到屋外，正是午睡時候，院裏十分寂靜。我被拉到老棗樹的蔭涼下。原來他們找我商量回中州大學反映情況的事，甚至有人要求重新分配。我不知說什麼好。不幸來時佟輔導員要我拿著檔案袋，被他們說成是帶隊的，這反映情況的任務，似乎我是不可推脫的。我不願意別人說我怕負責任，又因我在同學中年紀最小，給中州大學的領導留下的印象較深，容易同領導交談，就不假思索地慨然應許了。沒料想這一趟回中州大學，卻惹了禍。
四
兩天後，青石條上響起一聲炸雷。
晨霧尚未散盡，灰蒙的潮氣中，馮科長突然一聲斷喝，炸出了一片水粉：